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键词：江永女书;文学价值;表现手法

江永女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长期在当地流传，但一直不为外界知晓。1931年7月，曾继梧在《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永明卷”的“花山”条中首次提及江永女书，称“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

江永女书是一种以当地土话发音，仅在妇女中传承和使用的特殊文字。它是一种表音文字体系，约有500—700个原创字符。（《女书概观》）当地妇女根据其形状特征称之为“蚊形字”“长脚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永女书得到学界和媒体广泛关注，被称为“妇女文字”“女字”“女书”。198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播出的专题报道片《奇特的女书》在海外许多国家播出，因此“女书”就成了这种文字的学名。（刘颖《“女书习俗”的内涵及其“口头性”考》）

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女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女书的私密性强，在关系亲密的结拜姊妹或母女间交流传看，这类作品一般是自传，适合吟诵而不适合高声歌唱。第二类女书是半公开的，例如姊妹结交书、贺三朝书（女书中的一种精装本）等书信类作品，这类作品主要用于家族女性成员之间的人情交往、红白喜事等场合。第三类女书则用于公开场合，如女性出嫁坐歌堂、哭嫁歌、读扇等，这一类女书适合高声歌唱，强调作品曲调，容易学习，适合人群合唱。

从文体方面来看，女书几乎全部用诗体写成，其中绝大部分是七言体，偶有五言体和七言杂五言体。就传播媒介而言，女书大多为手抄本。除了纸质文本外，女书也多见于当地妇女的服饰衣帽上。

由于仅限于在当地妇女中传承和使用，江永女书研究目前面临资料缺乏的难题。20世纪80年代，江永本地及武汉、北京的学者对江永女书做了抢救性的系统记录，他们将收集到的女书分门别类，注释国际音标，并作了女书与汉语的对译。1991年，谢志民编撰的三卷本《江永“女书”之谜》出版，此书将江永女书原作文本分为十类：书信、抒情诗、叙事诗、柬帖、哭嫁歌、歌谣、儿歌、谜语、祷神诗、唱本。1992年，赵丽明主编的《中国女书集成》问世。这些著作为研究江永女书奠定了文献基础。

挖掘江永女书的文学价值，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内涵，传承其精神。在江永女书中，有一类作品是当地女书传人写的自传及其他女性请女书传人代写的自传。这类自传流传甚少，多数已失传。赵丽明主编的《中国女书集成》中收集了36篇江永女书自传，其中有一篇这样写道：“丈夫出乡如书院，我在堂前奉双亲。三餐茶水多端正，孝顺父母尽我心。”但年轻媳妇尽心侍奉公婆，却并未换来婆婆的认可，反被冤枉偷吃鸡蛋。无奈之下，她只能通过伤害自身的方式（咬土三口咒我身）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作品细腻地描绘了她悲伤愤恨的情绪：“自想自叹伤心哭，几夜天光愁断肠。又想房中自缢死，……”但因为有年幼的女儿，所以她不能自缢，也不忍离去，只好“等夫回家说分明”。这篇作品用语质朴，但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女主人公受到委屈后复杂矛盾的心情，在叙事和心理描写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

女书作者很多是个性张扬的“君子女”，有着“千样事情有姐当”的主体意识。她们通过女书写作抨击传统礼教，表达对男女平等的渴望，塑造出有个性、有尊严的女性形象。

江永女书在表现方法上也有其独特性，写作者往往从她们熟悉的日常事物中取材，如将少女离开父母远嫁他乡比喻为“铲火离开待别人”——煤炭刚刚烧着，寓意着女子长大可以温暖家人，但马上就被铁铲铲走。她们将从娘家返回夫家时那种对姐妹和家人的依依不舍比喻为“鱼死河边眼不闭”，比喻贴切，又极为生动形象。此外，女书作品中还常出现青藤、沉船、落日、针线、水浪、山中水、六月风等大自然事物和日常农家生活事件。这些书写展现了女性写作者丰富细腻的情怀和广阔的胸襟，具有质朴无华、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风格，反映了劳动妇女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审美情感。这些因素使女书有别于闺怨诗，也不同于婉约派的文人诗词，体现出民间妇女写作的独特美学魅力。

江永女书是在传统中国男耕女织文化中产生的独特艺术形式，记录了当地妇女的心声，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加强对江永女书的保护和研究，可促进中国妇女文学研究，同时也能够为研究世界女性写作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