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艺谋曾经做过一份个人价值诊断测试，测试结果非常贴合他，一是能量值超高；二是自我期许极高，持续压榨自我。

这就不难理解张艺谋为何在现今69岁的年龄依然有着密集的创作时间表，因为他能耐得住工作的寂寞，耐不住休养生息、无事可做的寂寞。

张艺谋笑称自己永远有强烈的紧迫感，总觉得时不我待，佳作未成。对他而言，越忙反倒越充实，所以在2019年，他拍完了《一秒钟》和《坚如磐石》两部电影，年底还将开拍第三部电影《悬崖之上》，而这一年，他还承担了国庆庆典晚会的总导演等其他工作。

10月10日晚，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张艺谋获颁“卧虎藏龙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誉奖”，电影学院的老师谢飞和师弟贾樟柯一同为他颁奖，张艺谋表示，“电影人一代接着一代，我们三个在一起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也许以后的中国电影导演分代不会那么清晰，但是一代一代的年轻导演就是这样从电影出发去完成他们的梦想的。”

之后，电影节还举办了张艺谋大师班“为了电影的每一秒”，由于现场观众太多，举办场地临时从小城之春的放映厅换成了可容纳1500人的露天剧场，即便这样，现场依旧座无虚席，站着看的人也是摩肩接踵。

或许被这种热烈而纯粹的电影氛围所感染，张艺谋在大师班上袒露心声：“电影是每一秒构成的，人生也是每一秒每一秒那样过的，一秒就是一瞬间，一部电影也是一瞬间。我们漫长的生命也是一瞬间，地球几十亿年的生命也是一瞬间。时间就是这样，一秒钟或者无限，都是生命绽放的形式。对导演来说，认真对待每一秒钟，拍好电影的每一秒，其实也是你生命的每一秒，让它绽放，让它充实”。

拍电影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

《红高粱》故意要用四十几把唢呐吹出刺耳的感觉

张艺谋看似严谨沉稳，但是，在创作却又极为大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体现四分五裂的局面”。

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可谓石破天惊，现今回忆起来，张艺谋说自己能拍出这部电影首先要感谢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是百废待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代。有大量的文学作品、美术、诗歌，所以电影呈现了某种比我们自己年龄更丰富的一种思考，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其次，就是性格，张艺谋认为处女作跟导演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自己的性格迄今为止还是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就是总希望有创新，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出独特性来，有时候创新就会体现在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气当中，那时候，处女作嘛，就觉得要创新，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

张艺谋回忆说开始作曲家赵季平给《红高粱》做音乐时吹的是一把唢呐，但是张艺谋觉得不过瘾，他让赵季平把几十把唢呐搞到一起去，“季平说那就吵得不行了，我说就要吵。所以最后是四十几把唢呐齐吹，《红高粱》那个很刺耳的呐喊，当时我们在录音棚里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就是要吓你一跳的感觉。”

因为喜欢乔家大院

把《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南方搬到了北方

《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原本苏童小说中是南方的故事，但张艺谋说因为他在山西拍过《老井》，后来又被乔家大院震撼，“觉得这个院太好了，我要不拍，肯定别人就拍了，当时就觉得赶紧拍吧，把故事改到这来。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死活就改过来了。”

乔家大院上头有一层全部是通的，有一天张艺谋坐在二层往下看，突然看到那种方方正正的透视线，特别严谨，“没有规矩、哪来方圆”，八个字就从张艺谋脑中浮现出来：“我就想，那我们就拍规矩吧。规矩就要有情节，情节是什么，点灯封灯，每天晚上仪式化的转换等等，全部改成这样氛围和仪式感的，象征、隐喻的一种视觉造型风格。”

“摄影师赵非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跟赵非说，你摄影机搁这别动，咱们就这么方方正正，永远用透视线，故意用一种极端的风格去拍。当时，侯孝贤是我们的监制，来看我拍电影，他说你的院里怎么没人呢，在哪吃饭，在哪打水呢，卫生谁打扫啊，生活的东西没看到，就一个太太带一个丫鬟，一个大院里空空荡荡，就几个人走来走去。侯孝贤很含蓄地告诉我，他不会这么拍，但那时候我也听不进去。我完全用一种绘画的方式去拍一个隐喻和象征的故事，一种氛围。那时候其实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寻找一种造型风格，让这种造型风格成为故事的一种承载，一个仪式感。今天看起来它有点像《红高粱》的一个反面。如果《红高粱》是自由、狂野、不拘一格的那种天性的话，《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规矩、压抑和一成不变的人的一种挣扎感。”

张艺谋坦承现在他不一定再拍这么极端的作品，“我刚才虽然说我们每一部电影都要寻找突破，寻找创新，但人有阅历了，总是顾虑比较多，或者你自己会觉得这东西过于极端，也许就会避免它。那时候就是抓到一个东西就很极致地去做，所以很可贵，在不顾一切地追求。”

张艺谋还笑说自己是中国最早的“偷拍大师”，比狗仔队要早得多。拍摄《秋菊打官司》时就是各种藏，“我们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装上去转11分钟，把两组摄影藏起来，在宝鸡农村，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还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偷拍的时候，两个摄影师穿着纸尿裤，带着水，钻在两个箱子拍一整天。我只能在外头拿着对讲机，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拍成了吗？回来看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氛围，不敢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我今天看，我觉得《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当然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的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的。”

张艺谋称现在再像当年拍《秋菊打官司》那样偷拍是不可能的，“大家的法律意识都加强了，”他透露当年因偷拍还被一位出镜的大姐告了，“因为当时是上班时间，而她出去吃棉花糖了，她说这对她心理造成很大伤害。”

拍《英雄》是无心插柳

不因票房喜，却因被批而沮丧

《英雄》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里程碑作品，虽然褒贬不一，但是这部电影宣告中国电影进入了商业片时代，张艺谋表示，其实他拍《英雄》时完全没有“商业”意识，就是无意识地无心插柳的作品。

张艺谋称自己一直喜欢武侠小说，“男的嘛，都幻想当英雄，武艺高强，仗剑走天涯，就很想拍这样一个故事，当时觉得港台都拍了那么多武侠片了，我们就自己编，就拿了一个荆轲刺秦王的传统典故编故事。编得差不多了，剧本成型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横空出世了。我们都很沮丧，说咱还拍吗，咱再拍是跟风了，多没面子。我就想放弃了。我们《英雄》的制片人是江志强，非常有眼光，他就跟我说，‘导演，拍啊’。因为他发行《卧虎藏龙》，他说现在市场很好，就劝我继续拍。”

在江老板的建议下，《英雄》请来了梁朝伟、张曼玉、李连杰、甄子丹、章子怡这样的顶级阵容，张艺谋说自己又一次走极致，“我第一次拍动作，像诗词一样地去拍很多风花雪月，一滴水，一片树叶，一支箭等等，拍了一些有美感的东西。秦尚黑，但拍戏的100匹马不是黑的，我们就花钱给马焗油。《英雄》所有的马都是焗出来的。刚焗出来，黝黑黝黑的，漂亮。试装的时候，大家都说秦兵的马队，像乌云一样地过来了。但是很遗憾，到真正开拍的时候都褪色了，焗早了。但当时就觉得很过瘾，能有这么一个大制作，能有这么多大演员，按照自己的风格去拍，包括动作也是，尽量去设计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

张艺谋坦承他拍《英雄》时其实是按照文艺片拍摄的，是像《罗生门》那样的结构，试图探讨一个又悬又大的主题，没想到的是，影片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那时候我们对票房没概念，卖那么好，我觉得这跟我有啥关系，我不觉得票房高就是一个很得意的事情，我很在意大家的评论，结果人家说我这个电影思想有问题，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我有点沮丧。”

可能是中国最忙的导演

28岁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后，张艺谋才爱上了电影：“电影是有魔法的。”他说因为年轻的经历，总想着不要虚度光阴，所以也成就了现在的状态——每年都想着拍新片。

张艺谋笑言自己可能是中国最忙的导演，“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在运作，就觉得自己很虚度。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一些大型活动、舞台剧，都是人家找我做，我都尽量抽时间。也所幸就是身体比较好，没什么大毛病。”

虽然跨界很多，但是张艺谋说自己最爱的当然还是电影，电影的创作过程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可能自己不会干别的，只会拍电影。而拍电影的初衷也很简单：不为名利，只是单纯的喜欢。“我们常常开玩笑自嘲说，像我们这些人啥也干不了，只能拍电影。但是其实你内心也有一种精神和强大的声音在促使你去做。很多来看我们拍电影的人，尤其第一次来看的人，看了两天以后总是感叹，你做这事干啥呀，太难了。但是每一个导演心中总是有一团燃烧的火。其实很多电影拍出来无人问津，一日游，很多年轻导演不断地遭受挫折，但是你看他心中那团火不会熄灭。这就是电影。”

今年，张艺谋有《一秒钟》《坚如磐石》和《悬崖之上》三部新片，张艺谋表示，三部新片连着拍是刚好赶上了，他说自己是那种看中了剧本，迅速去调整三个月、半年就可以开拍的导演，而有的项目拖了比较久，通常也是因为剧本，需要打磨。

今年国庆节，张艺谋担任了国庆晚会的总导演，一张他坐在天安门台阶上的照片，看着很疲倦，问他是否感到劳累，张艺谋说自己并不累，“对我来说是常态，我这人就是劳碌命吧，大型活动、舞台剧，忙各种事情让自己很充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会累，别人看着累，自己不会累。而且这个工作做了大半年，很多人付出了很辛苦的努力，为了庆祝国家的生日，晚上排练大家都是通宵。有时候上万人放声歌唱，在天安门城楼上，重新认知那些歌曲，人生很难有这样经历。”

张艺谋表示，这种大型活动找到他，他都会觉得义不容辞：“我都是在拍电影的空当尽全力投入，锻炼我综合的能力。其实我在做70周年联欢晚会时也在忙《坚如磐石》的后期，现在电影已经送审了。”

好电影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词

张艺谋说只要身体好，时间允许，他是愿意拼命工作的人，“我就是喜欢拍电影，我像年轻人一样，希望我下一部电影更好，希望可以拍好电影，我越来越觉得，好电影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词。电影容易拍，好电影很难拍。”

张艺谋表示，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好，但是碰到好剧本很难的，“戏文系刚毕业的，做枪手的都被签完了，可想而知市场有多么缺编剧。”张艺谋说自己是那种愿意“碰撞”剧本的人，而不是去“想”，“碰撞是一种更自由，有感性的状态。随心所欲去碰撞生活，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和灵感。”张艺谋呼吁年轻的编剧们：“写出好的剧本来给我们这些导演。”

而在张艺谋看来，年轻影人同样可以创作伟大作品，“伟大的电影全世界也不多，从年轻人、无数个默默无闻的小电影上，集聚一定人数、力量，就会成为伟大电影的摇篮。现在中国电影数量和票房是上去了，质量要靠所有人坚持不懈地耕耘。一定有收获，但不可能马上就来。中国电影的质量立即会有大幅度的全面提升？不会那么快的，这是文化。这是需要辛勤创作、清晰思路、历史发展的机遇的。国家现在发展了，互联网时代是信息的大平台，主要是要思考，要创新，要有自己坚持的东西。过去，困难是创作源泉，我们那一代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飞速发展时期，未必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的苦难，但也可以拍出伟大的作品。”

回顾自己的电影生涯，张艺谋称自己寻求突破的动力始终未变，“有时候，故事不行，就用画面，画面没办法了，就用形式。总希望能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别人抨击，被别人诟病。”

对于这些年来自己身上背负的争议，张艺谋虽然也难免沮丧，但他表示，自己还是要走下去，甚至，更坚定自己的表达：“马不停蹄吧，希望有不断的变化和进步，我也很愿意尝试不同风格的作品，跟不同的团队合作。总之，电影的创作过程就是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拍一部成熟的、完美的作品谈何容易，我觉得做不到的话，还莫如追求一个特点，去追求一种自己所想要表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