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文学编辑……虽然身份不同，专注领域也不尽相同，但不少参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代表纷纷表示“既要珍惜民族身份，又要勇于突破僵化界限”。因此，“个性”“共性”“共情”等阐释这一观点的词汇频频出现在分组现场交流发言中。

浙江作协党组副书记曹启文是汉族，他谈到所在的浙江虽然不是少数民族人口大省，但少数民族作家们牢牢把握坚守民族文学生命线的信念却格外坚定：他们珍惜身份，灌注情感，同时把民族个性和精神融入到时代发展洪流中，勇于突破固有壁垒，以富有时代感、荣誉感、使命感的创作联结起人类共同的情感世界。

回族作家仝志男曾经在文字创作上非常坚持民族个性，会议后他开始反思创作理念的合理性，感悟出其实自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书写——“不纠结和局限于民族身份，作为人类一员而写作，作为一个写作者而写作”，无论生命血缘或文学创作，少数民作家格外珍惜民族身份，但也同瑶族作家钟二毛所说的一样，并不希望这成为思想桎梏和写作包袱，“作品能走多远、能否走进读者心里与作家身份和作品题材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也不形成对等关系。”

对此，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提醒作家们要避免浅表化和标签化的民族写作，可以尝试从具体事物入手——比如很多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少数民族，主食大多是土豆、玉米等外来食物，因为本土食物无法满足人口的增长。但是这种外来食物曾引起了欧洲人口爆发增长，在中国却没有。阿来觉得这些具体文化和历史细节，都为作家们提供了进一步探究的写作路径，而不囿于对民族文化特色的固化认知中。

身为蒙古族的乌兰其木格是北方民族大学教师，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她注意到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批评是薄弱环节，这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的脱离社会现实精神的某种风情化写作有关。现场交流时，她谈到少数民族写作应当加大对民族历史、文化和传统神话等精神遗留的运用，可以适当从知识层面的审美重回少数民族天、地、人、神、鬼杂合的文化传统。来自阿坝州汶川的羌族作家杨国庆正是在创作中思考如何与过去的文化发生联系，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一直关注文学该如何表达这一事件。从长诗《汶川羌》到《汶川年代》，从呈现环境到深入对历史文化的总体思考和探索，探索他所生活的岷山——古代以它为原型虚拟出昆仑山并衍生出了昆仑文化，除此之外还有灿烂的三星堆文明。

同时，不少与会者力求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纳张元直言，没有少数民族评论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评析与推介，少数民族作家很难有动力和热情进行本民族文学创作。

“过去的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来临”。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发言中用一句话概括了少数民族文学当下面临的发展境遇：文化融合。来自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三都县的水族作家潘国会是第一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这也是水族作家的第一次参会。水族虽然偏居贵州一隅，但有着光辉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并形成了丰富的口头文学。但潘国会也坦露，水族历史与故事都靠口口相传，这也是导致水族地区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水族开始接触汉文化并引入汉字作为文字记载方式以来，大大加快了与外界的交流及进步。“现代化的世界已经由不得你决定要不要开放，这世界已经向你走来。”正如四川阿坝州羌族作家谷运龙的切身感受——变化无处不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尹汉胤才会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并非局限在作家身份上，文学作品也并非只有展现少数民族风情，对民族本质性的认识才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根”等思考。

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已在文学创作中尝试触碰新领域——曾经的海外打工经历，给满族青年作家周子湘带来独特的观察视野和思考：当下高速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已经跨越民族传统，不再囿于既定的历史文化风俗，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在云南泸沽湖，周子湘接触到被誉为“东方女儿国”的摩梭人，交流中她发现，世代传承的走婚习俗在青年人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喜欢两人组建的稳定家庭生活。当下少数民族青年随着社会文明进程，逐步形成突破民族传统的价值观，也在日益多元的时代生活下建立着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这启发了周子湘的创作灵感，她打算以此写一篇小说：“我们可以写写这个时代中少数民族的新样态、新活力。以作品说话，要说的就是文学性、民族性、时代性。”

回忆起青葱岁月里参会的情景，63岁回族作家王延辉眼中闪现着喜悦的光，“当时刚刚进入文学殿堂，作为散杂居回族的一员，我对回族文学题材非常感兴趣……”王延辉是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得主，创作经历丰富，称得上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中坚力量。“过去讲少数民族作家是本民族代言人的说法比较多，而现在，我们讲融入比较多”，从亲身经历出发观照民族文学的变化，他坦言，随着写作越来越成熟，自己反而“不敢写了”，中途停下来投入其他题材小说的创作，因为如果继续对本民族文学题材开掘，如今的他早已不可能仅凭一股热情和兴趣写作——“今天文学不再是单一地对一时一地的记录，新时代的民族文学同样如此。要面对的细节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如何站在更高的地方思考今天的民族题材写作，将是一个十分审慎的过程”。

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如果你看到身穿蒙古族服饰、长发戴耳钉的神采奕奕的“大叔”，那一定是儿童文学作家黑鹤。曾经他羞于开口说自己儿童文学作家，现在他很骄傲自己的作品能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并且想把更多更好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翻译传播到世界各地。“去学校给孩子们讲课，我讲的第一课就是祖国。中国少数民族那些美好而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传统，值得展示给每一个热爱多彩文化的人。”

父姓完颜，母姓瓜尔佳，先祖们从长白山走来，血脉里一直奔腾着祖先桀骜不驯的气息…… 满族儿童文学作家王立春在2017年以满族当代少年儿童为题材创作了一部儿童长篇小说《蒲河小镇》，获得了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我的身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少数民族每一个个体的生机必将丰沛这个伟大的多民族大家庭。我作品中的人物在成长，我的民族在成长，我也在成长。”同为儿童文学作家，黑鹤和王立春都希望通过阅读文学，使少数民族儿童从小置身于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中，增加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

“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必须要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孔占伟是一名藏族作家，同时也是青海省海南州的文联党组书记、主席。他介绍到，浙江省这几年对青海省作协的帮扶工作卓有成效，海南州和宁波有着密切的文学交流，每年都会举办作家走访活动，两地作家“结对子”，举办培训班，进行考察和交流。海南州的考察活动已经实现州县市全覆盖，让更多作家能够更好地感受藏区文化，感受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此外，海南州每年都会选拔作家参加宁波文学周，海南州的文学内刊也加入到宁波期刊联盟。“这是一场‘雪山和大海的相约’，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会场上，不少文学工作者表示，少数民族文学对于边境安定和民族团结有着超越文学本身的意义。胡性能以云南为例，云南很多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民族认同对云南的边境安全非常重要。“少数民族作家作为本民族的代言人，其作品表达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有助于边境文化安全。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如果能提升边境省区作协规格，不仅有利于边疆省区文学发展，同样有利于边境稳定安全。”同样来自云南的彝族作家纳张元、普米族作家鲁若迪基也有相同想法。“云南是少数民族团结示范区，文学是沟通心灵的重要桥梁，云南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不仅需要关防部队看护，同样离不开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纳张元呼吁加强对云南作协工作的支持力度，重视“文化戍边”的作用，用文学的力量加强民族团结，稳固漫长的边境线。

（采写：中国作家网记者杜佳 虞婧 刘鹏波 邓洁舲 李菁 周茉 马媛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