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直播现场

10月22日下午，中国作家网与《十月》杂志共同举办了“当代文学70年：文学与青年”主题论坛，全程四小时实时直播。本次活动是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作家说·70光华 文学见证”主题直播第三期，也是十月杂志社“青年论坛”第十一期。受邀出席的贺绍俊、陈福民、杨庆祥、张莉、傅逸尘等16位作家、评论家围绕“文学与青年”展开了激烈交锋，五场探讨分别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回顾了自近代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青年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对当代文学的“青年书写”进行分析总结和深刻反思的同时，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寄予深切企盼。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和中国作家网总编辑刘秀娟共同担任活动主持。

红日初升：青年是文学的主力军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915年，36岁的陈独秀写下《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由此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文学革命造就文学青年”，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从新文学历史谈起，鲁迅、刘半农、周作人，这些时年三十岁上下的青年都是文学革命的主力军。1921年，29岁的郭沫若出版了第一本现代诗集《女神》，同年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白话文小说集《沉沦》出版，作者是25 岁的郁达夫。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更是涌现出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他们用青春的脚步去追赶新时代的浪潮。新时期以后，至今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则是先锋文学潮中的文学青年。

青年作为文学的主力军不仅表现在创作主体上，《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琼注意到，从20世纪开始，“青年”就成为作家致力书写的一种主题，阿Q、梁生宝、林震、孙少平等青年形象不仅作为作品的描绘对象，还衍生出社会学意义上的复杂性，构成文学书写的主要力量。

同样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刘大先梳理了“青年”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提出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青年人在语法革新的社会语境下以饱满的感受力和敏捷的创新力扭转了父辈和子辈之间文化不平衡的局面，进而出现青年一代的文化反哺现象。

“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之间的交锋非常激烈。”作为一名资深编辑，《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回忆起自己与青年作者打交道的青春岁月，编辑和作者之间长久的互动和切磋源源不断地为文学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中央党校副教授丛治辰补充到，青年还是广大的读者群，也是图书出版发行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青年架起了一座稳固而密实的高桥，将作家、作品、读者、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颇有意思的是丛治辰所分析的青年本身特有的文学属性，“青年天然是向着文学的”，无论是追求爱情的校园诗歌还是初触社会的理想至上，文学都成为情绪的抒发载体和思想的一叶扁舟，青年和文学在抒情维度上具有同构性，青年具有天然的文学优势。

责任缺席，“灵韵”失落：叩问时代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这一百年来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对此作出详细梳理。其中，90年代的青年形象尤其令人警醒。“五四”文学、30年代革命文学、40年代抗日救亡文学、十七年文学，一直到80年代各种文学思潮交相迭起，始终存在时代“共名”书写。90年代社会转型，文学也进入到一个“无名”时代的书写期，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就像《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不再具有名字，不再表现出四五十年代青年内在的主体性和搏击现实的勇气，取而代之的是佛系青年、颓败青年、享乐青年。李洱也感到困惑，“今天的青年形象不包括涓生和子君的困苦，只是一种无奈的、萎缩的、失败的形象”，多元化时代固然拓展了文学的生长空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文学艺术的“灵韵”（Aura），影响主体力量的完满发挥。

青年面对时代的无力感并非没有被作家捕捉到，《光明日报》文化周末副主编饶翔认为，青年作家蔡东作品中的青年形象准确抓住了当下时代的症候，“蔡东使人物在实现一种消极的自由，但是这个消极自由是有意义的”，从人群浪潮的束缚中逃逸出来不失为一种获得主体性思考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失败”应该被谨慎使用。

为什么当下青年形象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认为，从时代角度来说，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的重要时刻；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文坛上尚未出现能与20世纪的卡夫卡、普鲁斯特、鲁迅等比肩的大师。时代召唤新人，文学呼吁革新。

“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我们的时代什么样的文学经典？”《解放军报》编辑傅逸尘的发问令人深思。他对当下文学作品中为青年刻意营造的绝望的、漂泊的、无我的、零乱的无根环境提出质疑，严肃批判贩卖青年失败人生际遇和廉价消费生活苦难的跟风式写作。当中国形象在世界上站立起来并愈发挺拔的时候，文学中的青年形象不应该是匍匐在地的。青年作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青年如何融入时代？傅逸尘的思考同样叩问着青年的责任何在、文学的使命何为。

路在何方：回到“思想里有鬼”的时刻

青年的现代之路应该如何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试图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里求得思路。“断裂和融合都是要由青年人完成的，所以青年话语和整个现代国家话语是完全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思想的起源就整个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内涵。”刘大先也赞同个体的经验、信息只有与社会、国家发生共情、发生联系，时代的多元性才能真正发挥出作用。

100年后的今天，当作家重新追溯“五四”精神，试图开辟出新时代的文学之路时，却没能感受到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到的“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的重要历史时刻。杨庆祥指出，现代文学以来青年形象扁平化的二元对立特征，“作家们把这个‘有鬼’的时刻严重忽略了，这导致了作家们所塑造的青年形象的单薄。”什么是“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有鬼，既表征着现代性的焦虑，也表现了思想主体自我诘问、自我驳斥、自我怀疑和自我塑造的能动性。李洱进一步阐释到，青年形象的塑造应该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在落后形象与进步形象的二元论之间，写作应该打开一个对话空间。

奇花初胎：当代文学新气象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21世纪的中国文坛，新的文学浪潮也在涌动。在梳理文学革命历史时，贺绍俊将网络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看作一场文学革命，“80后”是网络文学的主力军，他们的网络文学中创作创造了新的语言范式，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形成了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审美形态。李洱注意到网络文学里的主人公大都是年轻人，这种信息载体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发出了个体的声音，同时贺绍俊也指出网络文学偏重娱乐功能的局限。网络文学如何发展？能走多远？还有待时间验证。

网络文学如火如荼的发展离不开网民的流量支持，这其中就包括《人民文学》编辑刘汀所说的“小镇青年”。他举了MC天佑和杨超越的例子详细区别了小镇青年与一线大都市青年的不同生活日常、心理节奏和文化差异。李洱将“小镇青年”归为文化意义或者心理状态上的群体类属。刘汀认为小镇的变迁、小镇群体的变化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饶有趣味的话题和主题：杨超越一夜走红的背后是什么？《一人饮酒醉》为什么能引发大众模仿热潮？小镇青年是如何进行文化吸收的？吸收过程中关注的焦点又是什么？他认为，如果文学对于小镇青年心理状态加以关注，对其进行形象的再现、塑造，可以为作家打开新的写作空间。

与小镇青年主题写作相比之下，地方性写作近年来蔚为大观。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研究员岳雯发现，当今文坛的地方性写作较以往有了大的突破，最主要体现在作家有了对“地方”的全新思考和理解。“地方”不再像以往一样是隐含的“国家”宏大叙事的对立面，而是弥补、融合到国家叙事中去，二者合二为一，具有了整体性，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另外，作家不再将“地方”封闭起来，而是建立起一种互动和对话关系，使地方性写作充满流动的动态特质，在相互接触中还原出真实的、鲜活的地方形象，也为地方性写作带给更多的可能性。李洱在肯定地方性写作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议，即落实好地方的文化史的研究可能更有助于地方性写作的提高。

在比地方更大的空间里，漂洋过海的华裔文学正在异国他乡扶栏遥望，共同参与构建当代文坛新生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汤俏介绍了70后华文作家在故国书写和在地书写方面与50后、60后作家的不同面貌和风格。“双向他者”的身份使他们拥有多元丰厚的文化体验，也为他们提供相对客观的文学图景，促使这批作家审慎地思考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地域、文学与族裔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刚在发言中由衷感叹荣获本届“茅盾文学奖”的徐怀中先生年逾九十内心仍然保有童真，满怀青春气息和创作活力，而当下很多青年却未老先衰。青年意味着突破、意味着创造、意味着革新，青年应当有一颗青年心，应该有青年作为。创作应当像一个青年那样去思考、去行动，去获得青年性，在这个意义上，同时代作家应与广大青年共勉。刘大先引用了哈罗德·罗森堡《荒漠之死》中的一句名言：“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时代对青年的塑造不是单向的，“五四”文学的核心精神是“人”，是“新人”，青年作家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青年形象的创造也应当超拔于时代，突围出历史的荒野。

（摄影：周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