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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Nakba”纪念活动的重要仪式还包括老一辈难民向新一代移交象征家园的旧屋钥匙。（图片来源： Issam R imaw i/Flash 90）

“Nakba”记忆作为集体身份认同的主要动力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所产生的强大集体情感，对巴以和平进程构成了严重政治制约。建基于“Nakba”记忆之上的难民回归权，尤其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难以回避的议题。特朗普政府无视难民回归权而推出的“世纪方案”，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

2019年5月，独立日纪念，欧歌会，盛大的烟火表演，以“创新国度”蜚声全球的犹太国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为建国以来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

但在隔离墙另一边的难民营，以及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社区，巴勒斯坦人正在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和抗议，以纪念他们的先辈在1948年战争期间被迫舍家离乡，从此开始漫无尽头、艰辛悲惨的难民生活。巴勒斯坦各派领导人、以色列议会中的阿拉伯裔议员参加各地的“Nakba”悼念活动，誓言决不放弃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所谓“世纪方案”。而以色列利库德集团议员达杨（Uzi Dayan）则谴责“Nakba”纪念活动和阿拉伯议员的发言，称“71年过去了，你们啥也没变。你们沉浸在1948年，而我们正向2048年进军”。

自新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关于“Nakba”的记忆，在巴以关系发展进程中凸现出来，深刻影响着巴以冲突与和平进程。

“Nakba”之于巴以的不同意义

“Nakba”指 称1948年 巴 勒斯坦人的民族“大浩劫”，即以色列人所称的“独立战争”（又称“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近70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或被驱逐，沦为难民。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犹两大民族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分治的决议。随后，阿、犹之间的武装冲突爆发。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建国，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于次日派兵进入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开战。以色列人所称的“独立战争”由此爆发。到1949年8月，以色列取得战争胜利，犹太民族得以结束近2000年的流散状态，回归故土重建“民族家园”。但是，巴勒斯坦人却与民族独立和建国失之交臂，沦落为一个被占领和流散的民族。

在武装冲突过程中，部分出于报复，部分出于尽量“清除”未来犹太国家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战略目的，犹太武装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了一系列集体屠杀和武力驱逐。典型如犹太右翼武装（伊尔贡、莱希等）于1948年4月制造的代尔亚辛（Deir Yassin）事件和以色列国防军前身“哈加纳”于1948年7月在吕大城实施大规模屠杀。这些事件在巴勒斯坦人中造成大恐慌，导致许多人逃离家园或被驱逐。这场战争还导致500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毁于战火，或在占领后被摧毁。大规模难民潮涌向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周边阿拉伯国家，庞大的难民社区由此生成，迄今已经膨胀到近500万人。继续留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则沦落为犹太国的“二等公民”。由此，巴勒斯坦一方将以色列的独立建国视为一场民族大浩劫，并将以色列“独立日”的次日（5月15日）作为巴勒斯坦人的“浩劫日”，即“Nakba”日。代尔亚辛大屠杀尤其成为“Nakba”的象征性事件。

长期以来，阿（巴）、以双方对1948年战争和巴勒斯坦人大劫难坚持截然相反的历史叙事，并以此塑造或解构“Nakba”记忆。

阿拉伯方面将锡安主义运动视为西方殖民势力在中东地区的代言人,而“Nakba”则是锡安主义运动对巴勒斯坦人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种族清洗”的结果。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Nakba”是全民族大失败、大劫难和大流亡的开始，是现代巴勒斯坦历史的转折点、分水岭。从此，巴勒斯坦历史断裂成“Nakba前”和“Nakba后”两个阶段。长期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暴行和压迫，以及各地流亡巴勒斯坦人暗无天日的悲惨状况，使得“Nakba”成为巴勒斯坦人仍在流血的伤口，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一再重演、挥之不去的体验。由此，“Nakba”记忆成为分散各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共同纽带，在巴勒斯坦身份建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以色列官方则一直坚持1948年战争为历经纳粹大屠杀劫难、无家可归的犹太民族争取解放的“独立战争”，并将巴勒斯坦人的逃亡归于躲避战祸的自愿逃离，或受阿拉伯领导人的要求或命令。鉴于犹太武装在独立战争期间的罪责问题可能对以色列建国的正当性带来巨大冲击，绝大多数当事人奉行断然否定或选择性遗忘的立场，而主流学者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也实施一种“爱国主义”自我审查。

但是，以色列主流的历史叙事并不坚实。关于犹太武装在“Nakba”中的历史罪责，经由当时人的回忆和见证、历史学家基于档案的研究而公诸于世。刻意维持的历史禁忌，也难以克服以色列独立建国所带来的道德困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为代表的以色列“新历史学家”曾打破禁忌，揭露以色列主流关于1948年“独立战争”的历史神话。莫里斯虽然坚称以色列“别无选择”，而且阿以双方在巴勒斯坦难民的产生问题上存在“共同责任”。但他的研究仍然揭示了独立战争中犹太武装对巴勒斯坦人屠杀、驱逐等暴行。秉持“后锡安主义”激进立场的艾兰·佩普，则在《现代巴勒斯坦史》一书中将驱逐巴勒斯坦人描述为以色列方面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并揭示了哈加纳受命“清除”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事实。他还将1948年3月至1949年1月包括哈加纳在内的犹太武装的屠杀和清除行动定性为“种族清洗”。

对于那些试图直面历史的以 色 列/犹 太 人 而 言，“Nakba”正是锡安主义的暗黑隐私，让他们难以找到内心的安宁。阿里·沙维特在论及哈加纳制造吕大城大屠杀时称，“我们将面临审判”，而“正义并不在我们这边”。他一方面对犹太武装的行动表示理解，认为其不可避免和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在他的意象中，总有一群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顶着沉重的热浪，永不停步地踯躅行进。

在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阿摩司·奥兹也以一种象征性、个体化的方式表达了以色列社会心理中埋藏的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深深愧疚感：小说主人公8岁时到阿拉伯富商的庄园做客，遇到名叫阿爱莎的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犹太民族代言人自居，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友好共处的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却严重误伤了阿爱莎年幼的弟弟。数十年过去，阿爱莎一家早已不知去处。但他们的命运仍然让主人公牵肠挂肚。他一方面为犹太人在战争中把他们（阿拉伯人）打得落花流水而快乐，另一方面却为脑海中一再重现的阿爱莎默默将昏迷的弟弟抱在怀中的场景而悲哀恐惧、心如刀绞。阿爱莎可能在极端恶劣的难民营渐渐枯萎老去，而幸运的犹太人居住在她家美丽的庄园，这种现实落差，也让主人公难以释怀。

“遗忘的迷雾”：以色列如何压制和消解Nakba记忆？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不列颠人的亚瑟王借助母龙释放迷雾，令人忘却征服带来的暴力和仇恨，从而维护其征服和统治。鉴于记忆对个体或集体身份意识、情感和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主导性的政治势力往往高度重视争夺和掌控记忆塑造中的主导权。谙熟记忆政治实践的以色列政治精英，也长期致力于控制巴勒斯坦人的记忆生产和传播。“Nakba”记忆所包含的对以色列建国合法性的否定，对以色列占领的反抗以及对难民回归权的坚持，都让以色列感到“如鲠在喉”。对巴勒斯坦人“除名毁忆”，压制和消解“Nakba”记忆，正是建国以来以色列的长期政策。

在以色列建国前，犹太民族经历了十多个世纪的大流散，而阿拉伯人等其他族裔群体的人们已经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活了上千年。如何加强犹太新移民与新犹太国和新征服土地之间的精神纽带，并切断流亡巴勒斯坦人对故土的关联？这成为以色列新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更名、考古、造林、殖民等多项政策相辅相成，共同彰显和巩固以色列对疆土的掌控，并抹除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和记忆。

地名改变首当其冲。早在建国前就已经启动的更名工作，在建国后得以加速。1949年7月，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地名委员会”，由时任总理本-古里安亲自督察，实施一项“希伯来化”计划，消除全国各地、山脉、河谷、水泉和道路的阿拉伯命名，冠以希伯来文地名。这项行动于1951年完成，有些地名由阿拉伯语译成了希伯来语，有些则直接被希伯来语替代。费舍尔街变成了耶胡达·哈亚米特街。甚至一些穆斯林圣地和圣人之墓，也被改成了犹太人或《圣经》中的圣地名称。借助新地图和地理教育，这些新地名得以在以色列民众心中扎根，拉近了他们与国土之间的精神关联。

《圣经》考古是一项最能为新移民提供犹太民族“历史之根”和“圣地纽带”的依据，帮助他们驱除对新国家的疏离感，也有助于赢得国际社会认可以色列拥有新疆土的合法性。因此，考古在建国后的以色列社会拥有一种崇高的地位；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掌控整个耶路撒冷以后，又进一步成为一种引发全民狂热的行动。建国初期的许多以色列军政要员，如本-古里安、摩西·达杨、伊戈尔·亚丁等都热衷于圣地考古事业。但致力于发掘犹太民族与《圣经》时代巴勒斯坦地区历史关联的考古，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在一个个《圣经》时代重大考古发现被公诸于世，引发世界惊叹赞誉的同时，推土机也在无情地摧毁古代巴勒斯坦人的遗迹和中世纪以来的伊斯兰建筑陈迹。

建国以后，以色列还通过“犹太民族基金会”大举在全境造林绿化，以告慰纳粹大屠杀死难者，彰显锡安主义运动的道德优越性。但此种造林绿化行动也隐藏着消除阿拉伯人历史痕迹的意图。犹太民族基金会是锡安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开展殖民事业的主要组织，长期致力于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取土地和其他资产，转租给犹太定居者所用。建国后，该组织在以色列国防军驱逐阿拉伯居民的基础上，借助推土机改变原有的树林和地貌，大量毁掉阿拉伯人种植的橄榄树，改种来自欧洲的松、柏，绿洗“Nakba”。该组织负责建造的几乎每一片森林，都有着以色列希望抹除的阿拉伯废墟。在连通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旁，有一个名为“加拿大公园”的以色列国家级森林公园。该公园占地8万英亩，就建在三个阿拉伯旧村庄遗址上。在约书亚(A.B.Yehoshua)的小说《面对森林》中，阿拉伯裔护林员在他看护的以色列森林点燃一场大火，使森林化为灰烬，由此，巴勒斯坦村庄被毁灭掩埋的痕迹原形毕露。

劫夺和破坏巴勒斯坦人拥有的相关文献资料，也是以色列压制乃至摧毁“Nakba”记忆的重要举措。两家研究机构的命运很有代表性。黎巴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和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研究会”都曾收集和保存大量有关巴勒斯坦历史的文献资料。1982年9月，以色列军方袭击贝鲁特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以及其他涉及巴勒斯坦历史和文化的机构，并将其中的数万卷珍贵文献资料洗劫一空。1983年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实施轰炸，摧毁了该中心。2001年8月，“阿拉伯研究会”则在以色列文物局命令下被征收，其收藏的大批资料被充公。这些机构被毁对巴勒斯坦历史和文化研究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

以色列国内相关机构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独立战争期间的相关档案。在80年代至新世纪初，这些机构都曾经根据以色列档案法向公众开放到期档案。在研究以色列建国前后历史过程中，莫里斯等“新历史学家”就曾发现并运用了大量来自建国前后犹太武装组织、工党中央委员会等机构保存的档案。但新世纪以来，以色列国防军下属的 “秘密安全局（Malmab）”已经派人到多所档案收藏机构审查，以影响以色列安全为由，将大量已经解密的涉及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档案重新封存。在一次访谈中，曾在“秘密安全局”任职的官员坦言，以色列政府之所以封存这些档案，就在于担心其激起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探寻，影响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封存这些档案的直接动机，就是从可信度方面削弱有损以色列历史形象的学术研究。

典型如以色列外交部保存的代尔亚辛事件密函。这些密函因以色列外交部1969年给外交使团的宣传册而起，该宣传册由莫里斯父亲所作。该宣传册称代尔亚辛事件是阿拉伯方面的“发明”，不曾发生。1971年，当年曾任以色列军队高层的一些左翼工党成员致信外交部抗议，确认右翼武装曾在代尔亚辛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大规模屠杀等暴行。在抗议下，外交部不得不封存了这些宣传册。2003—2004年间，莫里斯曾在研究中阅读并引用这些密函，但在2018年重新申请阅读时被拒。

有关建国前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档案保密期也一再延长。2010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曾经以国家安全需要为由，下令将国防军、辛贝特、摩萨德、原子能委员会和生物研究所等部门高度机密的档案保密期延长20年；到2018年，又下令进一步延长了20年。与独立战争有关的档案，因涉及到锡安主义领导人和犹太武装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立场和举措，被视为有损以色列的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也被纳入延长保密期的范围。

针对以色列国内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左翼中兴起的“Nakba”纪念活动，犹太右翼也试图加以压制。2011年3月，以色列议会在右翼势力的推动下通过了“Nakba法”，规定任何公共机构若不尊重“国旗和国家象征”，以色列政府将切断或削减对其财政资助。对于法案的支持者而言，独立日就是国家的重要象征之一；将独立日视为哀悼日，自然就属于对国家象征的亵渎。

除了这些防守性的压制策略，以色列还通过追究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历史罪责，反击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战”。一方面，积极追究中东国家驱除和迫害犹太人的历史罪责。阿以经历多轮冲突，近86万犹太人为此受到中东国家驱逐或在反犹骚乱中逃亡，大量财产丧失。逃亡的苦难历程，以及他们来到以色列的长期不利地位，近年来不时以亲历者的记忆见诸媒体。2019年1月5日以色列政府还就此发表正式声明，要求突尼斯、摩洛哥等8国向以色列补偿2500亿美元。另一方面，指控巴勒斯坦宗教领袖在纳粹大屠杀中的历史罪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宣称，正是巴勒斯坦大穆夫提阿明·阿尔-侯赛尼（Amin al-Husseini）游说希特勒，使后者将对犹太人的政策从驱逐升级为种族灭绝。这一指控未能在历史学界获得认可，却被以色列右翼一再提及。

“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如何建构Nakba记忆？

作为一种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身份需要依托疆土、语言和共同记忆等要素才得以维系。丧失故土之后，共同记忆成为巴勒斯坦“共同体”想象和情感的主要来源。难以实现的独立建国梦想，分崩离析的难民社区，时刻遭受剥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苦难艰辛的难民生活，以及难以排遣的“乡愁”，都驱使巴勒斯坦人建立一种基于“Nakba”记忆的集体身份认同。面对以色列强权占领和 “除名毁忆”，“Nakba”记忆日益成为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实施文化抵抗和维权的武器。

在难民营，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用各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实践“Nakba”记忆，以不忘失去的故土。他们在难民营往往以旧村庄单位聚居，维护旧有的社会关系和传统习俗，甚至选择村庄内部通婚。他们以在旧村庄时熟悉的名称命名难民营、街道、孩童、学校和企业。他们保存着旧的房契、地契、身份证明、信件、旧宅钥匙、旧巴勒斯坦地图等象征故土家园的物品。2000年，以色列《国土报》记者阿里·沙维特采访流亡美国的著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爱德华·W.萨义德时，就发现后者办公室里摆着一副镀金的巴勒斯坦完整地图。伴随着老一代难民的老去，这些物品的代际移交也往往成为一种延续记忆的庄严仪式。难民社区还积极建立旧邻里协会或俱乐部，以提升年轻一代的记忆。

难民知识分子也以书写和展现民族创伤和流亡生活体验为主要的文艺和历史创作题材。“Nakba”记忆在巴勒斯坦人的艺术活动中尤其被置于中心位置。萨义德的著述大多数以巴勒斯坦问题为题材，以深邃犀利的言辞批判着西方殖民主义带给中东的灾难和西方知识界的“东方主义”偏见，积极倡导以文化和记忆来抵抗占领和遗忘。著名巴勒斯坦民族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的诗作，如脍炙人口的《最后的天空之后》等，大多寄思记忆中的故土家园，抒发巴勒斯坦人的丧家离乡之痛。这些知识分子的创作，倾吐着巴勒斯坦人的哀思和愤懑，支持着他们抵抗压迫和占领的信念和激情。

巴勒斯坦国家档案体系的缺乏，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文献档案的控制、劫夺、破坏，使得聚焦精英视角的自上而下的巴勒斯坦历史缺乏坚实的档案文献基础，驱使20世纪末巴勒斯坦人以口述史为主要方式重建难民历史，并解决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不平衡局面。体现非精英视角的自下而上的巴勒斯坦历史兴起，成为“Nakba”记忆建构中的重要史学形式。相关研究机构收集、整理、传播的难民访谈记录，见诸媒体的个人回忆，都借助现代化媒体将许多难民个体和家庭的鲜活经历，以一种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

鉴于集体记忆在民族身份建构和政治动员中的重要性，1998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每年的5月15日设为官方的“Nakba”纪念日。在年度“Nakba”纪念活动中，巴勒斯坦领导人发表演说，民众开展大规模游行，孩子们举着写有被毁村镇名称的标语牌或巨大的钥匙参加游行，以及举办主题艺术展等。1998年“Nakba”纪念活动的重要仪式还包括老一辈难民向新一代移交象征家园的旧屋钥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还通过教育系统来强化“Nakba”记忆，如在教科书和教师指导用书中以大量篇幅提供充实的内容。此外，民

族权力机构还积极推动关于战前巴勒斯坦社区的学术研究，资料收集、整理和传播，以及旧社区居民的团聚活动。

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也积极参与塑造“Nakba”记忆，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尤其活跃。1991年成立的“阿克萨圣地保护协会”长期致力于寻找和维护老清真寺和旧墓地，游说以色列政府重新开放旧清真寺的祈祷。1995年成立的“以色列国内难民维权协会”则积极组织相关论坛、出版简报、组织青少年夏令营和 “回 乡 寻根游”等方式，以驳斥以色列方面的历史叙事，维护巴勒斯坦人对故土的记忆和情感纽带。1998年开始，该协会还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组织一年一度的“回归大游行”。

巴勒斯坦人塑造“Nakba”记忆的努力，在以色列社会内部也获得部分回应。忠于历史、 “直面历史”的呼声，在部分以色列犹太人中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2012年，特拉维夫大学的学生曾在校园举行 “Nakba”纪念活动。非政府组织Zochrot也获得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自2002年开始，该组织积极推动以色列社会提升关于“Nakba”的了解、认知和记忆，从而为难民回归权探索新方案。2014年，该组织开发出一款名为iNakaba的APP，其中包含了旧地图和地名、历史和逃离难民的证词等内容。

记忆不灭，抗争不止。巴以之间的围绕现实问题的纷争，与尖锐复杂的“历史战”交错混杂，相互助推。以色列将大屠杀记忆作为塑造国民身份认同和政治动员的强大武器。巴勒斯坦同样将自身的创伤记忆，即 “Nakba”记忆，作为集体身份认同的主要动力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这一记忆产生的强大集体情感，对和平进程构成了严重政治制约。建基于“Nakba”记忆之上的难民回归权，尤其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难以回避的议题。特朗普政府无视难民回归权而推出的 “世纪方案”，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