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0月19日晚上，也即欧洲时间中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准备处理来自国内外的电子邮件，突然一封邮件跃入我的眼帘：那是来自我的瑞典朋友罗多弼教授的。信中写道：“今天，我写信给你，告诉你一个悲伤的消息：马悦然前天已经溘然仙逝。他当时正在看电视，坐在椅子上平安地离开了人世。”接着，罗多弼又强调了马悦然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和历史功绩：他为把中国文学介绍到瑞典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实岂止是将中国文学介绍到瑞典？应该说，他对把中国文学介绍到整个西方世界都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然而，这一突如其来但又在预料之中的噩耗不禁使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毕竟他已经95岁高龄，而且离开人世时并没有受到多少痛苦，就如同一个信佛的人最后圆满地“圆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我立即回复罗多弼：“马悦然先生生前不遗余力地在西方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并在全世界大力推广中国当代文学，他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功绩将永远得到人们的铭记……”

就在一个月前，我应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邀请，赴斯德哥尔摩出席了纪念五四运动百年学术研讨会。事先我告诉罗多弼，希望提前一天抵达以便拜访老友马悦然，因为三年前，也是应罗多弼邀请，我赴瑞典出席关于世界主义的学术研讨会，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乌普苏拉大学以及哥德堡大学发表演讲，虽然那次访问圆满成功，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未能见到马悦然院士，因为那时他患重感冒，甚至连说话都困难。所以我期待着这次和他相见，同时希望他为中国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诞生作出最后的努力。但是就在我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得到的消息是，马悦然病重，所有活动均不能参加，甚至也不会见任何人了。因此我此行拜访他的愿望又落空了！我怎能不感到沮丧？同时又怎能不为他的健康担心呢？而这次他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禁陷入无尽的哀思和对故人的回忆……

和马悦然的两次难忘的见面

其实，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你也许只见过一次，但他却给你留下一辈子都难以忘却的记忆，而有些人你天天见面，而一旦分别也许很快就把他忘记了。这应该是一个悖论，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我和马悦然也只见过两次：一次匆匆打了个招呼握了一下手就很快分别了，另一次则和另一位朋友一起用餐，并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今天，在悼念故人时，这两次相见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令人回味无穷，难以忘却……

我和马悦然于1987年偶然相识。这要感谢另一位老朋友谢尔·埃斯普马克。我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英语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曾经留学瑞典的杨周翰教授。4月的一天，我从杨先生那里得知，瑞典文学院院士、曾多年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埃斯普马克将应中国作协邀请，和马悦然一起来中国访问。由瑞典朋友介绍，埃斯普马克写信给杨周翰，表示希望来北大交流。杨先生知道我在此之前主编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问我是否知道这位埃斯普马克院士，我回答说当然知道了，他对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是至关重要的。我当即建议邀请他来北大演讲，题目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与20世纪文学》。杨先生就把陪同他并作现场翻译的任务交给了我。

1987年5月的一天，埃斯普马克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作了演讲，并现场回答了听众的问题。当然，所提问题大多集中在中国作家何时能够问鼎诺奖，对此，善于外交辞令的埃斯普马克的回答是：“这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午宴后，我陪同埃斯普马克去中国作协，在大门口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马悦然。埃斯普马克向我作了介绍，我们彼此互致问候后就匆匆分别了。那就是我和马悦然的第一次见面，时间不到五分钟，但却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埃斯普马克悄悄地对我说，我们正在考虑沈从文，你尽快整理一份关于沈从文的创作以及在中英语文学界的评论材料寄给我。我确实照做了。虽然最终由于沈从文于1988年5月去世而未能获得诺奖，但是那份未发出的材料却对我后来完成博士论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96年9月，我获得挪威的易卜生研究基金，前往奥斯陆大学从事研究三个月，期间，在罗多弼的精心安排下，我于当年10月初，也即宣布诺奖获得者人选的几天前，实现了首次访问瑞典的愿望，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作了题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演讲。坐在第一排的不仅有埃斯普马克和马悦然两位瑞典文学院的资深院士，还有新当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学院院士的罗多弼教授。马悦然一见到我就说：“我们见过面的。”我答道：“对，九年前在中国作协门口。”可见我们彼此留下的印象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忘却。我和两位诺奖评委共进晚宴，席间我们再度讨论了中国当代作家问鼎诺奖的问题，埃斯普马克照例是那句老话：“快了，那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而马悦然则十分谨慎，基本上不透露半点信息，但在和我的谈话中却询问了这几位作家的近况：他一直看好并十分欣赏的残雪、他委托陈安娜翻译其作品的莫言，以及他十分偏爱的李锐。关于前两位作家，我曾写过评论，并在中英文刊物上发表过，而李锐的作品我读得较少，不太了解。从那次访谈中，我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作家，或汉语中文作家，即将于近几年获得诺奖，而且随着莫言作品的瑞典文翻译的启动，他应该在不久的将来被提名诺奖。我想，这一切均与马悦然的努力奔波和大力推介密不可分。

因为沈从文，马悦然甚至哭着离开了诺奖评选会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被问及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他当时的回答十分巧妙，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长时期未能获得诺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缺少优秀的作品，而是缺少优秀的（西文）译本。当然，他的回答虽然避免了对当代作家进行价值判断，但仍激起一些中国作家的不满。一些与会者问道，诺奖评委会究竟是评价作品的文学质量还是翻译质量？马悦然并未立即回答，因为他自己内心中也有不少外人难以想到的苦衷。2004年，当他再一次被问到“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真落后于世界么？”时，马悦然干脆作了这样的回答：“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但鲁迅的作品直到30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已经是70年代了，鲁迅已不在人世。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这样的回答道出了诺奖的评奖原则和机制上的一个问题。

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曾两次被提名为诺奖候选人，而且1988年，诺奖评委会已经准备颁奖给沈从文，但就在当年的5月10日，当他从台湾传来的消息得知，沈从文已经过世，马悦然仍执意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打电话试图确认此消息，随后又给他的好友、文化记者李辉打电话询问这一消息是否确切，最终得到确认：沈从文确实已过世了。他的这一推介计划失败了，因为按照诺奖的评奖原则，已故的作家是无缘获奖的。因此马悦然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规则，曾经几次提议改变这一规则，但在18位院士中，他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而始终未果。当他最后一次使出全身解数试图劝说诺奖评选委员会改变这一规则无效后，他甚至哭着离开了会场。因此一些批评家把中国作家长期未能获得诺奖归咎于马悦然的推荐不力，实在是有失公允。

一生致力于在西方世界推介中国文学

我们都知道，在瑞典文学院的18位院士中，只有马悦然可以直接通过阅读中文原文来判断一个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优劣，而其他评委只能依赖阅读主要的西文译本来判断进入推荐名单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否属于一流。语言掌握多一点的院士还可以再参照法译本、德译本、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的译本。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没有那么多译本怎么办？那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出局了。这确实是诺奖评选的一个局限，而所有的其他国际性奖项的评选或许还不如诺奖评选的这种相对公正性和广泛的国际性。这种依赖翻译的情形在诺奖的其他科学领域内则是不存在的：科学是没有禁区的。而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则体现了作家作品的强烈的民族和文化精神，并且涵有一个民族/国别文学的独特、丰富的语言特征，因而语言的再现水平自然是至关重要的。优秀的翻译能够将本来已经写得很好的作品从语言上拔高和增色，而拙劣的译作则会使本来写得不错的作品黯然失色。因此译文的质量自然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最终评判。

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诺奖评审档案的揭秘以及网络信息的普及，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替马悦然进一步回答这个老问题：由于诺奖的评委不可能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依赖译本的质量，尤其是英译本的质量。这已被莫言获诺奖时，其作品的英文翻译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所证实。

另一点需要在此解释的是，熟悉内情的人也许知道，莫言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马悦然竭力推荐的结果，而更是时任诺奖评委会主席帕·维斯伯格院士青睐和坚持的结果。维斯伯格至少可以通过英语、法语和瑞典语来阅读莫言的作品。他当然也征求过马悦然的意见，而后者是明显表示赞同的。

马悦然一生致力于在西方世界推介中国文学，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期待着另一位懂得中文并热爱中国文学的瑞典学者跻身文学院院士的行列，以便完成马悦然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