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活着》是余华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受到批评家和读者充分肯定的经典之作。如果从原创性、典范性和巨大的阐释空间等方面来考察《活着》作为一部当代文学经典的意义的话，它也基本名副其实。而根据对这部作品阅读人群的统计，从《活着》发表的1992年算起，至今它也算是拥有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余华本人视《活着》为他的“幸运之书”，在他看来，已经出版的书当中，没有一本的影响力可以与《活着》相比，悲观地看，将来他所写的书，超越《活着》也很难。而很多普通读者也正是因为《活着》才认识了余华，以及他其他的作品。对《活着》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的个中因由，余华反复强调除了“运气好”，没有什么可以解释。

而事实上，《活着》在1992年发表之初，并没有如此的好运气。余华1991年至1995年在《收获》杂志接连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呼喊与细雨》和《许三观卖血记》一进入读者视野，就立刻激活了批评家们的敏锐神经，《当代作家评论》两次推出对这两部长篇小说的专辑讨论，陈晓明、韩毓海、潘凯雄等都是最快回应余华长篇新作的批评家。他们意识到了作家创作的自觉转变，但对同样是转型之作的《活着》却似乎有着一种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的嫌疑。没有出现专门的评论文章，最多在讨论其他作品时被简要提及，这让对《活着》的反馈相比另外两部作品显得极为冷清。而1994年陈思和等人关于世纪末小说的对话，似乎道出了个中玄机，或者说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到当时批评界对《活着》的基本态度。“我觉得《活着》在写法上很机械，又重复，这还是形式的问题，形式可以给你造成一种张力，一种想象。而《活着》仅仅是一个拖沓疲惫的故事。”“但《活着》要改编成电影，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先锋作品开始被广泛叫好，而且在被叫好之后越写越差。”（陈思和、李振声、郜元宝、张新颖：《余华：中国小说的先锋性究竟能走多远？——关于世纪末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对话之一》，《作家》1994年第4期）不难看出，当时的上海批评家们对《活着》的判断以及“越写越差”的评价，显然是站在先锋文学批评的立场上去理解余华及这一群人的创作的，其实从余华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批评家们就辨识出了一种冷酷、血腥、瓦解性以及深刻哲思的“余华创作现象”，并在20世纪西方小说观的认识装置下将余华的创作归入“先锋”“后新潮”等一系列流派之中。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建构起的“先锋”，就是要不被世俗认可，否则就失去了先锋性。他们认为余华曾经具备这样的可能性，这也是之所以讨论余华的出发点。因此如果说《呼喊与细雨》中还多少能看到精神的游动与丰富性，当余华用福贵最质朴简单、谁都看得懂的语言来写一部由先锋向世俗转型的《活着》时，是和知识分子当时所想要建构的“批评的经典”不相吻合的，而改编成电影，则意味着一种大众化，自然也是不被接受的。

然而这部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现实主义，且不被1990年代初期的先锋批评家所认可的作品，却最先拥有了它的海外读者群。1992年《活着》发表之初，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德语，1993年被翻译成英语，《活着》成为了余华走向海外的第一步。而那次被批评家们认为的极为“糟糕”的电影改编事件及1994年电影《活着》在嘎纳电影节上的获奖或许恰恰帮助余华打开了国内外广阔的阅读市场。1994年以后，余华小说在海外全面开花结果，《活着》不仅带动了其他作品的外译，也成为海外读者群中接受程度最高、评价最好的一部。1998年《活着》获得了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随后中国南海出版社继长江文艺之后再一次推动了《活着》的出版，也大概从此以后，国内批评界对《活着》的充分阐释与价值挖掘也日益彰显出来。6年之后，《活着》经历了“批评的时差”再度回归到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虽然受到其间作品的传播、获奖等持续性推动的影响，但其实也和此时文学创作与批评语境的变化不无关联。由1980年代中国城市改革催生，在上海文化、西方思潮影响下所形成的那些神秘、暴力、手法怪异的先锋实验有其自身的历史诉求，虽然这种先锋趣味一度成为毋庸置疑的文学标准，但随着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转轨所带来的迅速世俗化，先锋作家普遍都意识到了他们之前那种创作所要遭遇的虚化的危险和难以为继，而文学批评也需要去应对更为复杂和多元的文学格局。余华的由繁到简，曾经让大多数批评家无法接受，而当这种繁简之间的叙事辩证法以及文本张力被重新发现之后，是不是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的成熟，以及批评家要去确立一种新的文学理念或评价标准了呢？其实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当一部作品被他们从漫长芜杂的文学史中拣选出来，除却文本本身的艺术魅力之外，大概都是要让它来参与和支持他们对当下文学的重新建构。新世纪以后，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其中《活着》被评价为“深刻体味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最富有悲悯的人道关怀精神”的长篇小说。甚至还出现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福贵》。《活着》不仅是毋庸置疑的畅销书而且还成为了长销书，2016年仅中国大陆，在此书出版20几年后仍然能销售约120万册。《活着》虽然有它丰富的内涵甚至让一些命题越出伦理的范畴而接近哲学或神学的拷问，但是它却运用了一种几乎任何层次的读者群都可以轻松进入的写作方式。其实虽然198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期刊编辑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推动了先锋思潮并使其变成了一种当代文学史共识，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即便一批“60后”作家始终顽强地以20世纪西方小说观念去创作自己的作品，大多数普通读者的阅读与文学认知却仍然或者说一直都停留在对19世纪文学的理解上。由此，在国内以及海外，《活着》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发表的《呼喊与细雨》《许三观卖血记》，无论从文学阐释上还是读者的持续与反复阅读上，都几乎完成了它的经典化历程。

2018年“世界读书日”前夕，人气偶像易烊千玺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起了以#18岁读的书#为主题的元气晨读倡议。

他晒出的正是余华的《活着》。

随后，余华也以一封短信予以回应。

从对这一过程的简要梳理中不难发现，除却“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之外，文学批评、海外传播、市场、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姻、评奖、排行榜等因素的合力共同推动着这部作品的经典化。赵毅衡早在《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这篇文章中，就注意到了1990年代以来经典化的操作由传统依靠作品比较的纵聚合轴（批评家通过历史的比较重估作品）向依靠连接遴选的横聚合轴（群选方式）摆荡，这也影响了批评家的判断方式。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的经典化过程是经典化操作发生变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但它显然不是单轴操作的结果，而是昭示了一种1990年代之后文学经典评判标准的复杂性。同时它也的确有余华所说的“运气好”的一面，无论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还是福贵作为一个农民第一人称的故事讲法，都刚好暗合了时代、读者甚至世界的文学诉求，这或许就是一部作品的“命运”。而相应的问题也便来了，当这种横纵两种聚合轴的相互浸润与纠缠将一部作品变成文学史上的经典时，我们的再次阅读和重释多大程度上能从这种被影响了的判断方式中剥离开来？与此同时，当经典化的标准予以确立，也就意味着必然要以遮蔽另一些作品为代价，因为文学史通常是以文学经典为根据的历史。对于那些没有《活着》这样“好运气”的其他作品或只注定被“小众”接受的同代人，我们该如何发现他们的意义？而当厘清了谁的经典，怎样的经典标准这些问题之后，经典化的过程也启示着我们以怎样的途径和方法去理解和指认那些与当下语境不相契合的作品，或者说如何安放它们的文学史位置。这些都是从经典化出发，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