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当下研讨长篇小说经典化的相关问题，一方面是对历史上伟大小说和经典作品及其生成过程的致敬，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到总体性的文学想象已经难以再次经验，文学史与时间性并立而来的经典建构效用，要获得普遍深刻的共鸣则需要等待某种到访。希利斯·米勒曾在世纪之交发出关于“文学终结”的断言，所谓“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此即通向21世纪文学的基本焦虑，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小说或者经典文学是否还能持续出现？当下，我们必须承认一部长篇小说的问世鲜有电影、电视剧那般的轰动效应，文学本身不处在其燃情时代，经典的理念、框架、路径、现状及其朝向，本身是一个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问题。

着眼于近段时间的长篇小说创作，历史与传奇叙事是讲述故事的鲜明追求。徐怀中《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汪可逾、曹水儿、齐竞等人物原型源自作家当年的亲历，而汪可逾壮烈牺牲后肉身不腐、保持前进姿态站立于一棵银杏树洞等情节，写得奇巧而出乎想象，显示出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的同时也因人性的高华和强烈的哲思闪耀着现实主义的深沉质地。同样的，阿来《云中记》也以独特的题材定位引发关键的历史性思考：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如何把握近距离的重大事件和当下生活的本质及其历史意义。倘若最高意义的现实等同于无限接近的历史本身，那些被视为历史的特殊时刻，在近距离的文学书写和政治框架内应当如何通向身处其中且无法逃离的每一个个体，而这些个体所深受的影响及其总量，要抵达何种程度上的普遍性——所谓“深入人心”，才能证明这一近处的事件将真正成为裹挟一切的历史和时间性。

麦家的传奇叙事功力在其转型之作《人生海海》中以十足的戏剧化事件为人性添彩，围绕“文身”编织的巧妙情节与人物形象合谋，甚至先于小说的出版发行时间已然在IP和影视的联合驱动下形成市场和“饭圈”的一片赞誉。而与以往的“天才”叙事相比，《人生海海》则呈现出百密一疏之憾，例如，文身可被清洗祛除的常识在故事的不同关节指向了文本内部的逻辑断裂，而公共领域和全媒体的强势宣发仍使其赢得叫好又叫座的大众口碑。这一现象之所以值得讨论，乃因其昭示了当下长篇小说经典化的基本矛盾：一方面，需要警惕消费文化机制对文学经典话语权和纯文学尊严的嬗变，这也是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的困境；另一方面，文学经典的建构实际与复杂的社会建构重叠，在社会引力和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经典，文学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已经在理论研究和传播接受两方面产生割裂——这种割裂指向“经典”标准的实际分层，所谓“终结”，并不是绝对的说法，而是与文学史高标相符的当代文学与大众的审美喜好产生倾向性的严重分离。

翻检自身理论与批评的内面，如果说对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当代文学作品的阐释、解读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其对文学灯塔的“点亮”作用，我们有理由秉持一种文学的“相信”，有耐心地等待当代经典的生成——这些作品很可能将站在时间的较远处才能获得广泛深远的再接受和再认识。当下，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大众审美进入文学生产机制有其必然性，而当集体记忆以全新的方式展开，被短暂抛却的意义向度在换取某种“轻”“巧”安慰的同时，又迅速深陷有关终极意义“失重”的困顿之中。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辉煌成果已使城市生活成为当代中国人触摸世界的基本样态，乡土中国既有的秩序、伦理、习俗和价值观念，在强大的现代化进程中悄然离析，对乡土文明变迁的见证也催生出新的文学表述。除却长篇小说长久以来对乡土题材的笃信，乡土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谱和转型时期的精神烙印在叙事的整体意义上也存在于城市空间，并经由这一空间性的“巨兽”暗指缺乏理想的现实主义实则毫无意义。徐则臣《北上》和李洱《应物兄》以开阔的结构意境和扎实的资料知识为历史做证，在概括整个当代中国文明史的同时，显示出宏大的文学和叙事理想，两部作品均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兼容并蓄，并不约而同地将历史性思考引渡当下，探源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史，以各自的虚构场域整合中国社会在历史各个转型时期的阵痛和挑战。付秀莹《他乡》延续文学地理空间中的“芳村”故事，叙事在其时空的前世今生中展开，小说文本在主体之外纳入的七个短篇，出色地为长篇结构赋新。我们似乎可以由此回望，长篇小说是何时、因何成为现当代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又是如何在乡土与城市的对峙中集体构筑现代生活的全景式图景的，而“世界”及其朝向，又应当在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呈现何种维度和重量？

更具城市精神气质的长篇小说则在“80、90后”青年作家的创作中涌现。石一枫、笛安、马小淘、焦冲、周李立、李唐等青年作家以各具风格化的书写真诚传递出对城市现实不尽相同的切己观照，展现物质生活丰富性和当下性的冲动与时代进程中的青年奋斗和命运沉浮交替结盟，源自历史变迁产生的生活本质上的不可靠感和身份认同层面的反叛与焦虑，被青年作家诉诸以现代技巧、自身经验和面向未来敞开的深刻思考。石一枫《借命而生》以二十载追逃故事致敬《悲惨世界》，警察与逃犯的经典关系范型对应底层人物面向资本市场的逃而不得，渐次溃败的命运结局同时回望《子夜》里延绵而来的实业和资本经济脉络。捷足先登于时代的成功欲同样成为笛安《景恒街》的命题，自然纯熟的情感表达和时间的远近切换牵连出时代和城市背景下的创业故事，职场新生态里的复杂关联和全媒体领域里对粉丝文化的野蛮投机，软件“粉叠”的开发和融资最终描述了资本对人性的彻底背叛，而青年写作和城市文学也浑然于文本的艺术风格。就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故事及其形象而言，“青年进城”这一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叙事类型，因城市气质和城市性格逐渐成为重要的现实题材而对小说的叙事和审美产生替换。文学史概念的变革和长篇“经典”的生成，从来都发生在社会和历史的转折之际，青年作家书写时代所显现的视域、思考和表达本身同时构成当下青年形象变革中的一股坚实力量，他们敏锐感知到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创作“来处”，并在对尚不明晰之“去处”的探索中觉察有关“重返”之魅的漫长隐喻，当空间的碎片被他们有意识地粘合于时间性的期许，为文学本质赋予的灵动精神之有力回拨，便关涉起城市故事的未来想象，而青年创作潮流蕴含的文学史经典质素，已然触及了时代写作的切实难度和真正问题。

当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一再发生变革，文学生命力将被引向新的美学。例如，“写什么”和“怎么写”同等重要，而诸如真实与虚构、叙事和描写、新知或新意、语境与形式等观念和技法问题在当下获得了通向“标准化”的便捷：科技发达的当下，人工智能又发先声，AI写作已涉及新闻、简评、提纲乃至文学领域的诗歌和科幻小说创作。这种“标准化”的观照方法似乎能够通向任何“经典”本身及其产生的“当时”世界，其不可不谓是先锋，亦不可不谓是传统。当传统文学想象力严重匮乏甚至落后于现实的变幻莫测，以科技对“经典”的模拟想象和创造性复刻去重申文学的开放态度和审美的不确定，既是建构“经典化”标准的一个新窗口，也指向社会进步与人文关怀如何统一、人文价值与人的主体性如何维护和重建等精神内核……因而必须强调更为重要的文学未来期许——

当下，极丰富的信息碎片有赖于文学表述作为一种坐标概念提供整体性的理解，长篇小说因其体量优势成为其中重要的体裁。作家是否采用科技、新闻等其他要素进行联合创造并非关键所在，这一方面要求作家在认识层面肯定包含科技、媒体要素在内的社会发展现实为文学提供的方法论契机，另一方面也需探讨丰富的介入要素如何真正凭借文学的文学性（而非娱乐性、类型元素等）去激活大众。众所周知，“经典”著作总是“常读常新”，这本身代表着检验经典的方法和经典化标准的互文。显然，“现实”“内心”“记忆”“民间”等任何与情感精神关联的区块在阅读体验上都优于经由前文所述“便捷”抵达的“标准化”。因此，真正值得期许的“经典”作品在发生学意义上仍然依赖作家把理解力、情感性与行为之间密切相关的深层质素作为文学的方法，以基本的情感共鸣缔结小说感和故事性，而不是在宏大的资料数据中侥幸于读者的某种知识性空缺——警惕对最为基本的情感结构的解构，葆养可读性和文学尊严的并行不悖。

事实上，长篇小说的可读性在很大层面需要典型人物形象的支撑，此即，没有经典人物形象的经典长篇作品是不存在的。这是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又一关键命题，见群像而不见人物，欠缺好人故事和时代新人形象。此外，如果说作家的创作态度和经典意识多少决定着作品经典性的内在可能与原初素质，那么当代文学运行机制所承担的出版发行推介、思想文化感召和艺术魅力阐释等功能，则是对文学经典秩序的传承和维护，具有阵地作用的纯文学期刊在消费文化背景下实现话语的增值实际是对深邃生命体验、深厚文化底蕴、终极关怀和人文精神的崇高坚守，小溪漫流却滔滔不绝，为读者培铸“经典”的千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