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无论是10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诞生的第15位女性获奖作家，还是南韩一本在其国内激起千层浪《82年生的金智英》，或者是影视作品里越来越多的脱离温柔、善良、脆弱等标签的“恶女”形象，这些都意味着“女性”正在成为一个愈加丰富和重要的意象。早在5月14日，就有四位女作家——葛水平、黄灯、梁鸿和尹学芸，她们曾离开乡村去往城市，现在又以城市身份回到乡村，在吕梁文学季，在山西贾家庄，围绕“乡村书写中的女性视角”主题，以女性写作者和女性观察者的身份，向乡村内部投去注视的目光，去发现、探讨和对话。

失语的乡村“女儿”

“你要做我的女儿，我就要把你嫁给他；你不想做我的女儿，那你上吊去，讨饭去，挨饿去……我所有的家产，你永远别想来沾光。”（【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当朱丽叶谢绝父亲的好意，表示不能嫁给帕里斯时，父亲卡普莱雷霆震怒，让这绝望的女子更加绝望，她大概想不到平日里疼爱她的父亲如何一句话就能翻脸。

“你不能不听父亲的话，那个时候父亲是绝对的权威，”梁鸿讲述了她在英国观看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受，“之前所有的溺爱都是有限条件下的关爱，一旦面临真正的选择，父亲是绝对的权威。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这都是一个基本状态。”

对朱丽叶来说，她要完成从“父亲的女儿”到在文学史上被铭记的“女人”，所必须经历的就是对于“父亲”的反叛，反抗“那个历来不可触动的、超越一切肉身之父的封建‘理想之父’：他的礼法、他的人伦、他的道德规范乃至他的话语——构成父权形象的一切象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由此第一次获得对自我主体的精神认知。

因此当我们探讨乡村中的女性形象时，不可绕过的第一个身份，就是女儿，这也是梁鸿的一重感受，“一方面父亲对孩子是相对比较溺爱的，但另一方面一旦女儿犯了错误，或者到了婚嫁的年龄，父亲是有绝对权威的。”

在梁鸿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里，就呈现了这样一种父女关系，也呈现出乡村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存状态。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小说中的确有她父亲生活的影子，“我们村庄当时有几个怕老婆的男子，我父亲是其中一个，他们就相互取笑你怎么怕老婆？大家都不承认，怕老婆在乡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甚至，对于某些地区，某些家庭来说，男性的主导权不仅仅体现在“怕老婆”所带来的丢人感，而有着更残忍的面貌。葛水平的《喊山》中，哑女被拐卖到大山里，卖给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当男人被同村人设下的炸獾圈套意外炸死之后，她拒绝了所有赔偿，男人的死让她获得了失去已久的轻松和声音。“哑巴在喊叫中竭力记忆着她的失语，没有一个人清楚她的伤感是抵达心脏的。她的喊叫撕裂了浓黑的夜空，月亮失措地走着、颠着，跌落到云团里，她的喊叫爬上太行大峡谷的山脊把山下的植被毛骨悚然起来。”（葛水平：《喊山》，《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女性在长久的压抑和控制之中失语，只有在进入一个新的角色时，或者施压者消失，才得以重新获得话语的权利。以至于女性“掌控”命运，往往要借助男性来实现。

乡村女性的多种面貌

葛水平与赵树理同是沁水人，十分熟悉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她观察到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乡村女性，喜欢打扮，然而赵树理把她脸上抹的粉描写为秋冬清晨时在乡村路边可以见到的“驴粪上撒了一层霜”。“其实乡村里面美好的女子形象，入到小说里面，有时候未必是很美好的。” 葛水平说。

黄灯在接到“如何看待乡村女性”的话题之后的第一反应便是指出被这一概念所覆盖的差异性。小时候和奶奶一起生活，黄灯接触到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在她还不懂得老公这个词的含义时就被教导要对老公好，因为“如果你对老公不好，而老公的脾气不好，你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然而当她长大，发现世界并不如此，她在湖南的生活经验告诉她，现在乡村女性的生活并不如许多媒体里面所报道的那样——依然是一种传统固化的、愚昧落后的奴役或压迫。

随着离开乡村的年轻人的出走，那片土地的轮廓渐渐模糊于遥远的过去，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乡村的真实面目，而是一个抽象的面具。农村的家庭关系与观念上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包括年轻一代独立程度的增加、老一代权威的下降、青年妇女在家庭人际关系中的活跃角色等等。”许多我们的刻板印象的诸如农村人“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如城市一般追去爱情。”（【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都被打破。

黄灯不由得想起她在家乡所观察到的外出打工的农村女子，她们的婚姻或生活状态要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她们生长在一个相对封建和封闭的环境，之后却面对一个开放和流动的社会，她们所做出的选择与行为结果往往不能作简单的价值判断。黄灯见到过村里面年纪很小的女孩子，因为爸爸妈妈的安排和一些忠实可靠的男人结婚生子，本可以安稳无忧地过一生，但是到外面去打工后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充满激情，婚姻原本可以有情感交流，于是她们坚决回来离婚；而另一些女子，她们也许表现得像一个传统意义上贤良、温柔的女人，但却在家庭以外还有情人。如果不去作道德判断，这些各种各样鲜活的女子无疑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农村女性的观感。

避免二元对立的性别观

如果说“五四女性以冲出家庭、恋爱自由为始点来争取个性、意志、自我价值的解放，这种解放以娜拉出走后的经济问题为终点”，那么我们现在的妇女解放则“以制度上的经济自主为始点，摆脱了肉体虐待的命运后，以自由恋爱为终点。”（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在今天女性取得经济地位的同时，我们仍然无法摆脱对于“女性”群体气质的刻画，梁鸿敏锐地指出我们常常所忽视的地方：诸如广告里永远与家务相联系的母亲和妻子形象以及一些认为女性应当天然地承担更多家庭内部责任如抚养儿女、管理家庭财务等的观点。

女性还不断面临着来自男性的无意识“警告”。“像我这样还算比较独立的女性，也经常接收到一种来自朋友和丈夫的朋友的强行警告——‘你还想怎么样’？”梁鸿坦诚地说，这种警告以玩笑式的话语作为掩护，但背后是一种延续了千年的顽固传统，警告女性不要脱离夫妻关系的掌控。

这提醒着我们，在今天仍然需要重新面对女性的精神与文化独立问题， 但梁鸿提醒我们要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敌对思维中。因为指责总是比理解要来的简单，倡导女性对主体性的建构、反思文化对女性身份的压抑，有时候会走向“女权至上”的境地，用简单化、抽象化的指控来消除男女的一切差异，追求绝对极致的平等。这种追求回避“性别”，然而无差异地否定两性间存在自然客观的区别本身就具备不道德的特征，最终导致的将会是 “男性视点、立场，男性的主体——主人意识在文化心理层面的继续统治。”（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