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奔跑的男孩

傍晚的阳光透过窗子洒在走廊上，留下温暖的橙色。这是个暑气渐消的傍晚，身体的倦意在闲适的节奏中悄然爬了上来。病区里少了上午时乱哄哄的嘈杂。疾病收起了脚步，在孩子们的身体里暂时安静了。中午的酷热刚走，就有陪床家长的鼾声从走廊里飘过。炎热的夏季，午睡往往是从傍晚开始的。慵懒才是最好的状态，我很享受这种惬意。可突然有个声音打破了我的好状态，把我的思绪再次拽回到日常的工作中。快跑，这个声音短促有力，带着命令的口吻。紧随这个声音出现的是一个六岁男孩在我的眼前闪了过去。他的速度很快，他冷不丁的出现使得我的视线根本无法捕捉他的身影。一个六岁男孩有这样的奔跑速度是让人吃惊的，而且还能灵巧地躲避他碰到的所有障碍，直到走廊的尽头才停下来。回来，又是那个命令的口吻。男孩按照原路跑了回去。这次我努力看清了他。他在我的视野里出现的时候是弓着身子的，头伸向前方，两条胳膊弯成两个钩子并不断地摆动着，嘴里还发出啊啊的叫喊声。小辉就是这个黄昏里奔跑的男孩，驱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午后开始居高不下的血糖。

小辉奔跑时躲避障碍的灵巧犹如在丛林里攀援着的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在丛林里任性地飞翔时是靠着长臂不断获取树枝做到的。树枝低低地压下来，当我们担心树枝断裂的时候，长臂猿的身体迅疾地弹了出去，在飞翔的过程中嘴里发出兴奋的猿鸣。小辉在走廊里奔跑的样子就像是丛林里飞翔的长臂猿，有的时候张牙舞爪，嘴里还发出怪叫。每当我担心他会和别人撞到一起的时候，他总能完成一次漂亮的躲闪。为了小辉和别人的安全，我会严厉地制止他。可是我说话的声音好像赶不上他奔跑的速度，他不跑到走廊的尽头是不会停下来的。

和现在相比，很难想象他来医院时的场景。一个夜里的十点钟，他的父亲抱着他走进了医生办公室。他只剩下喘气的力气了。他的呼吸很费力，大口大口地喘着。空气黏稠的，每吸进一口和呼出一口都是那么困难。小辉的身体浸泡在拥有胶水般黏度的空气中，对旁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他身体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对抗黏稠的空气了。那些进出小辉肺脏的气体拉着黏腻的丝线，不但将小辉一层层缠住，也把值班医生的神经紧紧缠住。直觉告诉我的同事他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病人。当他把小辉从昏迷中抢救过来以后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他为了掌控抢救过程而挣脱那些缠住他思绪的黏丝时，如同用一双筷子使劲儿地从一盘拔丝地瓜里夹出一块那样费力。

小辉是个糖孩子。当晚值班的杜医生把小辉的父亲叫到跟前跟他说孩子得的是糖尿病的时候，小辉父亲的脸上平静得像一汪湖水，没有惊起听闻重病后的半点波澜。事后他对当晚的杜医生说，哥，你看得太准了，我儿子已经打了一年的胰岛素了。更让我们惊讶的是，这已经是小辉的第三次昏迷，原因是没有规律的应用胰岛素和没有严格控制饮食而导致血糖长期居高不下。前两次昏迷，他的父亲带着他去了市里的另外一家医院，这一次，他抱着只有一口气的儿子踏进了我们医院的大门。我并未问他为什么这次来我们医院而不是去之前的那家医院，但作为一名医生，我们都希望在给病人治疗疾病的同时，病人能够有个良好的依从性。总是犯同样的错误而导致反复住院，他该如何面对同一个医生。

小辉有农村孩子典型的虎头虎脑劲儿。有一天我去查房，他正在病床上摇头晃脑地摆动着自己的身体，把病床踩得吱嘎吱嘎响。跟他逗笑，他就会往你的身上扑过来，嘴里发出啊啊的叫声，在你的衣服上做撕扯状，像足了森林里的小野兽。不高兴的时候他便收起这份活泼，躺在病床上打滚儿。比如不给他玩手机，他在病床上翻滚着，发出几声没有眼泪的哭声，平整的床单被他弄得褶皱百出，像一张皱起眉头的脸。仍不能满足玩手机的愿望时，他就站起来气势汹汹地抢夺他父亲手里的手机。而他的父亲每每在这个时候会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回应他，一脚踢在小辉的屁股上。小辉这回是真的哭了，眼泪和哭声一样汹涌，不眠不休。小辉的哭声搅得病房不得安宁，且一天内会出现数次这样的哭声，这让小辉在整个病区里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小辉的父亲也是名糖尿病患者，每天需要打四次胰岛素，让他觉得降糖的道路遥遥无期。小辉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他还不知道对他来说糖尿病意味着什么，他未来的控糖道路要远比父亲艰辛得多。此时的他因为没有得到父亲的智能手机而哭声震天，其他的事根本不在他的思考范围里。他的父亲责骂着自己的儿子，污言秽语，恶俗下流，引来身旁的人侧目。这是我在病房里看到的一幕，这可能就是这对糖尿病父子的日常片断，也是维系父子关系的重要方式。

小辉的任性不单单表现在对于手机的执著上，更表现在对于食物的渴望上。他总能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在柜子里面翻找出食物，然后躲在角落里把它们认真吃完，这成为他血糖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小辉偷吃东西的事。每天四次的胰岛素是我打这场降糖战役的王牌，怎样调整，怎样组合，一直是我冥思苦想的问题，可怎么都不能让我满意。我是在一个午后发现小辉蹲在角落里偷吃东西的，那个时候小辉的父亲正躺在属于小辉的病床上鼾声四起。他的鼾声杂乱无章，打乱了午后安静的秩序，也搅得我心烦意乱。我毫不犹豫地叫醒了他，问他知不知道小辉偷吃东西的情况。我的问话显然是带着责备的语气的。小辉的父亲诚恳地看着我，哥，我也拿他没办法，看都看不住，要是不让他吃就会闹翻天的。小辉的父亲看着我，用目光迎接我，没有半点因为做错事而躲避的意思，反而像是在等待我给出解决方案。我的责问被他的目光瞬间瓦解了。我甚至宁愿他用抵触的情绪跟我说话，那样我还可以用略显强势的态度来纠正他的错误，使他意识到饮食监管的重要性。可现在，他的目光如一团软绵绵的海绵，我用再多的力气都无济于事了。

小辉父子来自三十公里外的农村。我去过那个地方，骑摩托车需要走四十多分钟，有十多分钟是要花费在崎岖的山路上的。小辉的父亲在城里的一家工地上打工，每两天回一次家。那个晚上，他接到家里的电话时骑上摩托车从工地向家里飞驰，没来得及换下脏兮兮的裤子。他裤腿上沾着已经干结的泥巴，衣服上也满是褶皱。他的脸清瘦，眼睛不大，却能放射出异常明晰的目光。在日后的交流中，我多次与这种目光相遇。他身材单薄，因为略带口吃，他说话的内容也和他的身材一样单薄。尤其是在和别人通电话时，他只简短地说两三个字组成的短语，然后等待电话的那头嗡嗡嗡地说上很长时间。他的头发杂乱无章，因为长期野外作业，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形象，整个人看上去粗枝大叶。这粗枝大叶也表现在他对小辉血糖的监管上，比如小辉偷吃东西，他给出的态度是“默许”两个字。

与他们父子二人一起生活的还有小辉的奶奶。有一天上午，一个看样子六十多岁、头扎老式花头巾的女人出现在了小辉的病房里。小辉叫着向奶奶冲过去。我以为小辉是见到奶奶后的兴奋，哪成想他直接奔着奶奶肩背的布兜子去了。他把兜子的拉链拉开，把兜子倒扣在病床上划拉起来。有饼干，有鸡蛋，有爆米花，有应时的脆枣。小辉抽出一块饼干就放进嘴里。我的制止声还是慢了半拍，他的嘴巴里已经发出咀嚼饼干的嘎吱嘎吱声了。我对小辉肆意地吃东西而家长不加干涉的做法不满。大夫，你别生气，不给他吃，他就会闹的，谁都别想消停，在家就这样。小辉的奶奶看着我，一脸的坦诚。她的脸上已经爬满皱纹，尤其是眼角。在眼角沟壑纵深的皱纹里，我看到了和小辉父亲一样的目光。我铩羽而归。在医生的抢救下，小辉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可是无节制的饮食会让他面临再次昏迷的危险。他们只知道将昏迷的小辉抱进医院找医生治疗，而根本不认真思考该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因为对食物的极大热忱，小辉吃饭的时候从来不挑食，这比很多孩子要好办一些。可麻烦的地方也在这里，他总能利用对食物敏锐的洞察力而找到吃的东西。他的父亲可以严厉地制止他抢夺手机，但是对小辉偷吃东西的事不过多干预。在他看来，小辉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多吃一点也没什么。我苦口婆心地劝解，可他总以诚恳的态度来迎接我的目光，让我无可奈何。那么，我只有利用手中的胰岛素来尽可能地控制小辉的血糖了。

调整了胰岛素的方案后，小辉血糖的控制情况有了些好转，但仍不能做到让人满意。我决定找小辉的父亲再好好谈一谈，以做最后的努力。他安静地听着，我把饮食控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计算饮食又一次跟他详详细细做了交代。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不像以往那样来回答我了。在我要离开病房的时候，他叫住了我。哥，这孩子真是让你操心了。我没有看他的目光，因为我怕再一次败下阵来。

接下来就是那个暑气渐消的傍晚里发生的事了。小辉在父亲的指导下用双腿的速度来对抗血糖上升的速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但不一定非得以快速奔跑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做到，而且在人员稠密的病区里，小辉的奔跑可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伤害。小辉的父亲在病房的门口不断地发号施令，在他看来奔跑一刻都不应该停止。这是他为了给小辉降糖而做出的努力，他一时还想不起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替代它。为了安全，我坚决地制止了他。可小辉奔跑的样子总是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弓着身子，脑袋前伸，双臂弯成两个钩子，以冲刺的姿势在我的眼前快速闪过。小辉灵巧地躲避着沿途遇到的所有人，兴奋的时候还像丛林里的猴子一样叫喊着。我想在多年以后，当我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到有孩子在病房的走廊里跑过时，一个在黄昏里奔跑的糖孩子会立刻浮现在我的记忆中。

红云朵

已经五年没见了。如果不是因为艾吉玛这个名字熟悉，单靠相貌的话，我早就认不出她了。她的妈妈还是老样子，没有太多的变化。她看到我时就开始责备起自己来，赵大夫你看看，这都怪我没管好她。边说着，手边在艾吉玛的长头发里摩挲着，眼神里落满慈爱。她的手粗大，皮肤上布着老茧，一点都不像三十多岁女人的手。那是双长年在草原上放牧的手，也是双长年挤奶和熬制奶茶的手。她摩挲着艾吉玛的头发时动作轻柔，我想她也一定是这样摩挲着她家里的马的鬃毛的。

一个晚上，已经五年没有走进医院的艾吉玛由家人抱进了医生办公室。她母亲的第一句话是，大夫，又和五年前一样了。她的汉语发音不标准，但每个字却说得很清楚。就像她当时满脸的焦急一样，看不出第二种意思。艾吉玛大口地喘着粗气，每一次喘息胸廓都夸张地起伏着。她喘得急促，她太难受了，嗓子里飘出丝丝缕缕的呻吟声。叫她，只能是微微睁睁眼睛，很快就又昏睡了过去。抱着她的母亲像一匹高大的老马，在引导下迅速地跟着值班医生奔向抢救室。

五年前的一个夜晚，同样相貌的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出现在了医生办公室里。多年后的女人并没有比五年前看上去苍老。是高原上的烈日和草原上的劲风掩盖住了一个女人五年间的衰老。她的颧骨很高，红彤彤的，是高原红的那种。在蒙古高原上，她的样子就是最典型的标准脸。她怀里的孩子很小，只有三岁，颧骨也是高的，也透着红色。女孩名叫艾吉玛。艾吉玛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大口地喘着粗气。她小小的胸腔显然是不够用的，肚子都跟着剧烈地起伏了。血糖25毫摩尔，值班医生的脑子嗡了一下，又是一个糖孩子。

后来艾吉玛清醒了，血糖降了下来，但是从此以后她需要打胰岛素生活了。她在病房里的地上跑着，发出咯咯咯的笑声。说起蒙古语的时候舌头翻转得非常灵活，像我曾经见过的草原上的百灵鸟的鸣叫声。叫住她，她便一动不动地看着你。眼睛大大的，露出期待的眼神，准备迎接你要跟她讲的话。她颧骨上的两朵红云在她笑起来的时候像两个红翅膀，生动可爱。她的母亲也跟着笑。蒙古高原上的红云飞满了整个病房。可一想到她此生都需要打胰岛素生活，她的母亲就安静了下来，那两片红云也立刻安静了。

艾吉玛面对医生时的表现是无畏的。草原孩子生性活泼，换到病房里依然如此。我告诉她要老老实实的，她权当没听到。抓住她，她就咯咯咯地笑。艾吉玛不懂汉语，我说的她听不懂，需要她母亲用蒙语说给她听。她说的也只能靠她的母亲翻译给我。我告诉她不要乱跑，她的母亲在一旁翻译成蒙语说给她，并加进去夸张的肢体动作，比如扬起巴掌做打人状。我没发现艾吉玛有一丝惧怕的意思。她母亲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说她就是个草原小马驹。

给艾吉玛测血糖是个艰巨的任务。通常的情况下除需要一名护士外，她的母亲和父亲也必须上阵。测血糖的时候她的身体会像泥鳅一样在大人的怀里挣脱。她并不大声号啕，像是故意对抗，每次挣脱后还发出欢快的笑声。她的挑战给我们增长了经验，后来再测血糖时护士得先把试纸放在血糖仪上，酒精棉签要提前蘸好酒精，把血糖针提前攥在手里。然后在她父母把她的身体控制住的那一刻迅速地测下血糖。她无力反抗的时候会假装号哭两声，并没有眼泪。

三岁的艾吉玛是欢乐的。当她的笑容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相遇时，这一天欢快的笑声便开始了。她把整个病房变成欢乐的海洋，是个十足的草原小精灵。测血糖的时候她虽然做挣脱的努力，但采血的时候她却无所畏惧，主动把胳膊伸到护士的眼前，作咬牙状，这一幕把护士感动到心理压力陡增，告诉自己必须一针成功。可也有例外，那就是吃饭。糖尿病患者的饮食需要严格地控制，需要精确计算各大营养素的百分比。把计算好的食物给她的母亲，像交给她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把食物喂到艾吉玛的胃里。她的母亲把勺子里的饭递到她面前，她却把头一扭，失去了对饭菜所有的热情。她的父母很着急。央求她吃饭比登天还难。吃饭前她的体内已经被人为地注射进了胰岛素，如果不进食是会出危险的。无奈只能征求她的意愿重新规划这一餐的食谱。可有一次把她点的饭菜放到眼前时，她却突然换了主意，声称又想吃别的了。那一次她的母亲再也不像是驮她进门的老马，扬起的巴掌真的拍了下去。而那一次，艾吉玛也不再是假装地号啕了。

艾吉玛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每次看到妈妈把饭食摆在她眼前时就不安起来，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测血糖。血糖针藏在绿色的塑料管里，因为不透明所以看不到针尖，这更增加了艾吉玛的恐惧感。在指腹上擦一下酒精，然后把绿色塑料管的开口对准指腹，按一下血糖针的屁股，咔嗒一声，一滴红色的鲜血冒了出来。那一瞬间有一丝痛感掠过心尖。所以艾吉玛一看到饭来了的时候就开始逃跑，结局当然是被捉回来。后来不逃跑了就躲在墙角里，她知道逃跑是没用的。再后来，她不再躲了，像抽血的时候那样把手指伸出来，咬紧牙关，等待那咔嗒的一声。

她们来自一个草场丰美的草原。每个盛夏时节的傍晚都有微风从草尖上掠过，拨起片片草浪。阳光擦着天边的白云落在草原上，落在羊群的身上，也落进了她们的眼睛里。蒙古高原的草原是美丽的，可是对时令节气有着灵敏的嗅觉。立秋一到，风就会把草原上的草尖吹黄。而那个时候我们依然没能从夏日的炎热里走出来。艾吉玛第一次入院的时候正是草原上的草开始泛黄的时节。这个时候草原上的牧民们开始打草，以囤积过冬的草料供牲畜食用。艾吉玛的家里有上百亩的草场，这是和她的母亲聊天时得知的。有天我值夜班的时候她的母亲微笑着问我孩子什么时候能够出院。按照以往的经验，一个糖尿病昏迷的孩子如果顺顺利利地出院最少也得半个月的时间，因为调整胰岛素是个非常繁复的过程。她脸上的笑容停住了，颧骨上的那两片红云在夜晚的灯光下依然那么明显，只是和她的笑容一样僵住了。半个月对于她来说太长，她要尽快回到自己的草场上。对于从牧区而来的她来说，一家人的生计来源是家里养的牛羊，而牛羊过冬的草料她还没开始准备。我安慰她说如果孩子配合得好，家长学会测血糖和注射胰岛素，那么还有可能提前出院。话音一落，我看到她脸颊上的那两朵红云再次鲜活起来。

那次谈话后的第二天，艾吉玛的血糖控制情况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我要探寻究竟，惊喜地发现了另一个艾吉玛。计算好的食物已经放在床头柜上，飘出丝丝缕缕的热气和诱人的香味儿。艾吉玛拿着酒精棉球在指腹上擦了两下，然后拿起血糖针在指腹上按了一下。我听到了咔嗒一声，一滴鲜红的血滴在她小小的手指上点亮了。血糖5.1毫摩尔，她的母亲在纸上记下数值。接着艾吉玛大口大口地吃起饭来。我简直不敢相信看到的情景，这颠覆了我对她以往的理解。我问她母亲是如何做到的。她说问艾吉玛想不想家里的小羊羔。孩子点点头。那你就得配合测血糖，还有不能挑食。艾吉玛又点点头。在草原上，她除了跟在妈妈身边，更多的是跟羊圈里的羊羔们在一起玩耍。她想着家里刚刚出生不久的像棉花一样洁白的小羊羔时咯咯咯地笑了。

我时常拿着艾吉玛的例子讲给其他糖尿病孩子的家长听。高原上的红云有温暖的亮色，她的例子给其他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治疗的信心。艾吉玛再次住院是我没想到的。这次住院是因为她成为了寄宿学校学生后，对血糖监管方面出现了问题。她的同学们可以放肆地享受着零食的美味。每个课间，她的同学们会拆开各种好看的零食包装袋，然后欢乐地吃起来。艾吉玛只有八岁，看着别人贪婪地享受着美食，她内心里萌发出对零食的渴望。她终究是个孩子，这渴望最终在同学们的召唤下又往前迈了一步。她品尝零食的行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血糖居高不下，最终她再次昏迷了。她的母亲抱着她重又走进了五年没有迈进的医院。

艾吉玛醒过来的时候站在母亲身边，静静地看着我，乖巧了很多，不再像五年前那样满病房里乱跑。她依然自己测血糖，而且早就开始自己打胰岛素了。她的颧骨比以前更高，那两朵高原红比以前更加艳丽，相貌开始向着母亲的样子发展。这次惨痛的经历之后她懂事多了，表示不再对零食有任何好感。出院的那天她们母女二人来和我道别。在朝阳的光线里，那几朵高原上的红云再次在她们的脸上洋溢起来。下午的时候那几朵红云就会飞回到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我希望永远不要再飞回来。

【作者简介】

赵佳昌，1985年生，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散文》《草原》《伊犁河》《牡丹》《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报刊。多篇散文入选权威选本。有作品被选为广东省2010届高三模拟联考试题现代文阅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