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皇权下的“精神病象”——再论《少年天子》中个体与机制的博弈

我理解的历史小说，必须是文学，有历史感。强调文学，是要求它有艺术感染力，有形象，有审美价值；强调历史感，便是历史小说之所以区别于现实题材小说的基本属性。

——凌 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新历史小说”风靡文坛。作家们用陌生化的手段再现被主流话语框定的历史，文学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历史研究”的况味。当然，这种研究仍然是在用形象和虚构说话，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史料研究。同时，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曲延续了“历史+传奇”的传统写法，唤醒了普通读者对历史的兴趣。随后这一系列作品在精湛的影视改编中火借风势，相关作品“盗版现象”的猖獗足以证明受众与市场对于历史的兴趣。

1987年，凌力的《少年天子》出版，上述则是这一作品诞生时所处的基本文化语境。在讨论这一作品之前，有些历史研究中的“新气象”似乎也值得一提。1982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1988年，美国史学家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文版出版，随后1992年，还出版了《洪业：清朝开国史》的中文版。与上述文学作品充满历史感相应的是，这些史学研究充满了“文学性”。个体命运在制度整体面前的徒劳感在魏斐德、黄仁宇等史学家的笔下无所遁形，充满戏剧性的细节与伏笔成为了表现历史剧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师法文学的史学研究的技巧与追求，反过来又影响了历史小说的创作。

我理解的历史小说，必须是文学，有历史感。强调文学，是要求它有艺术感染力，有形象，有审美价值；强调历史感，便是历史小说之所以区别于现实题材小说的基本属性。

《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在后记中非常强调这一类文学的“历史感”，因此本文也希望能够从文学与历史的“夹缝”中去讨论这部作品。

从表面上看，《少年天子》的立场更倾向于“新历史”或“旧历史”小说，作品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在特殊的时代、政治事件中的情感波动与命运轨迹。小说中最扣人心弦的便是对顺治皇帝福临的情感、心理、精神状态发展的描写。顺治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竟然选择“遁入空门”，这种充满传奇性的孤独命运为文学虚构敞开了巨大空间；另一方面，顺治朝虽是清史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但前有武功卓著的皇太极，后有修齐治平的康、雍、乾，相形之下对顺治朝的历史研究则显得颇为冷清。在文学与历史两个层面，于诸种心理状态中，小说刻画得最淋漓尽致的就是顺治的“孤独感”。

从对时间与存在的普遍感慨到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孤独”是现当代乃至整个文学史面对的重要主题。白话文学的开篇，鲁迅笔下的“狂人”就因觉醒而倍感孤独。其后鲁迅的《祝福》《孔乙己》、老舍的《月牙儿》……再到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对于那些无钱无势的市井小民而言，孤独或曰一种“被遗弃感”是普遍的感受。如果说这些人的可怜命运与物质生活的窘迫有关，那么张爱玲笔下存在于各个年龄段的“痴男怨女”、钱锺书笔下心灵的“围城”，则将孤独再次升格为人类情感中的一种“缺陷”。

孤独总是关联着某种“匮乏”。无数作家的创作似乎也在印证一个关于“孤独不可回避”的论断。于是这一谱系中理应有此一环——同时在财富和文化上富有天下的人会孤独吗？《少年天子》正因回答了这个问题而显得重要。

与凌力同样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作家乔治·马丁，在《冰与火之歌》中对王权有很精彩的形容。这部魔幻作品明显借鉴了中世纪欧洲尤其是不列颠群岛的历史，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少年天子》同属“历史小说”。其中象征王权的是一尊“铁王座”，由数千把刀剑熔铸而成，仿佛一尊十数米高的钢铁怪兽。皇帝必须在“铁王座”上议政，既享受俯视群臣的威仪，也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必须时刻小心无数锋利的尖刺与倒钩。“铁王座”同时象征着权力的魅力与危险，无数狂热、抑郁、偏执的人因这种二元对立而神魂颠倒。从故事到现实、从欧陆到中土，皇权与“精神病象”是相伴而生的词。

他的眸子非常明亮，光芒闪烁不定，在欣喜或发怒时，黑瞳仁的光泽像火焰一样炽热灼人。丰厚红润的嘴唇，轮廓清晰，总是湿滋滋的。唇的四周柔毛茸茸，还不能算是胡须。他走路轻捷有力，腰部很有弹性，这跟他爱好骑射有很大关系。只是，青春的步态被帝王的威仪压制着不能舒展，仿佛一道激流被束在狭窄迂折、布满巨石的河床中。

《少年天子》中的福临也是如此。开篇作者就赋予了福临英俊的相貌、矫健的身姿，文韬武略且柔情似水、既少年老成又热情似火。但随着故事的推进，这个看似完美的“人设”被许多不和谐因素打破了。动辄因情绪问题殴打宫女太监、为自己的爱欲迫使皇弟自杀……少年皇帝在铸就大业的同时也劣迹斑斑。福临人格的分裂在郑成功围困金陵时达到顶峰：

“不，不！”福临慌乱地站起来，双手不住地颤抖，“江南已经丢了！郑成功就要攻陷金陵，安徽山东一反，畿辅危在旦夕！汉人几千万，几千万哪！哪能容得我们，额娘，我们快走！……”

郑成功还远在千里之外，福临已成了抱头鼠窜的“亡国之君”。老辣的孝庄太后毫不留情地羞辱了福临，小皇帝的心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嗖”的一下拔出七宝刀鞘里寒光凛凛的小刀，上指苍天，目光疯狂地咬牙切齿道：“亲征！亲征！立刻御驾亲征！不得胜还朝，就战死疆场，额娘，你静候儿的消息！”他掉头就跑，太后一把没拉住，他已箭一样冲出了慈宁宫。

福临接受的一切教育都迫使他希望证明自己是盛世明君，他对功绩有一种并非完全出自道德的“痴迷”；但这种责任对一个青年来说又过重了，多尔衮时代的权力阴影及满汉之间无法调和的撕裂，使少年皇帝对身败名裂有深重的恐惧。因此福临非常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他的孤独就在于他虽号令天下，却和所有人有潜在的“利益冲突”。满汉官僚见风使舵，王公贵族各怀心事，堂堂天子真正足以信赖的人却只有“两个半”：母亲孝庄、爱人董鄂妃以及只有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上产生作用的传教士汤若望。然而亲征事件前，由于后宫内斗、小人进谗，董鄂妃与福临之间发生过龃龉；亲征事件过程中孝庄太后的辱骂则摧毁了福临的自信。皇帝真正陷入了一种绝对的孤独之中，这促成了他“自毁”式的行动。

《少年天子》在塑造福临形象时似乎并不排斥“反讽”与“黑色幽默”。在一众大臣的劝谏之下，福临的亲征计划不了了之；同时郑成功的大军“不攻自破”，福临作为皇帝的一系列应激反应毫无意义，只暴露了自己的幼稚。这不仅与福临的其他“亲汉”行为一道动摇了满、蒙贵族的信任，导致济度等皇亲策反，也使孝庄太后对儿子的支持变得飘忽，她兼具“母亲”和清政府“最终责任人”的身份，小说中福临死后孝庄立刻矫诏，使福临的一切改革成果作废便是最明显的例证。董鄂妃时常表现得比福临更加成熟且具有政治智慧，此时她作为他惟一的爱人与精神上的“母亲”，成为了福临的最后支柱。这便是为什么福临的所有志气与夙愿在董鄂妃病逝之后全部土崩瓦解。

《少年天子》最催人泪下的一段，当属福临策马狂奔只为见到董鄂妃最后一面，时间紧迫，但身为皇帝的福临却在京城的无数道关卡间一步一坎。京城复杂的地形、无数的“门”与“宫”拱卫着作为国家首脑的皇帝，却束缚着作为丈夫的福临。在这种精妙的矛盾与颇具意识流色彩的空间蒙太奇中，福临化身抽象个体，与特殊空间象喻的“机制”激烈对抗。

贵为天子也对爱人之死毫无办法。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董鄂妃并非自然病逝，长期周旋于后宫的压抑、过劳以及儿子的被害是董鄂妃的直接病因。换言之，她的悲剧归根结底在于“全能”的皇帝福临的“无能”。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以及时代状况面前，福临虽是最有权力的“个体”，却仍然无法避免孤独的结局；他的权力由清帝国的机制整体赋予，因此他无法对抗机制性的悲剧命运。《少年天子》在表面上写的是人情人性，但实际上也触及到了制度或者说一个社会的“机制”问题。

小说中塑造的那个真假莫辨的“朱三太子”是容易被忽视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他与福临构成了清楚的镜像关系。福临与朱三太子一个是治世明君，一个是“朽木不可雕也”，但在特殊情境下二者不过是一体两面。面对与异性、床笫有关的矛盾时，二人同样以可耻的暴力解决问题；在面对强敌时，朱三太子与福临同样因恐惧近乎精神失常；朱三太子要求他的“妃子”们“以身殉国”，福临也强迫宫女太监们服毒陪葬董鄂妃……年龄相近的两个人，被纳入到皇权或者说权力的“机制”内，表现出了同样的精神病象。

福临对崇祯皇帝的同病相怜之感耐人寻味。福临渐渐认同崇祯的“励精图治”，然而面对千疮百孔的明帝国，崇祯的行为越是积极，国家崩溃得反而越快。“年少有为”的顺治皇帝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小说的后段，当他真的心灰意冷不问政事后，国家反而一派清平，“大有太平昌盛景象”。小说结尾，福临的几项主要改革全被废除，清朝反而即将迎来“康乾盛世”。作者既是将福临作为正面形象书写，但同时又用近乎“复调”的方式为福临的性格与命运增添了另一重意味，当前文所提及的那种“反讽”或“黑色幽默”的笔法达到了极致，福临的孤独便也得到了极致的刻写。

谈到文学中的孤独，当然不能不提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断制作、销毁小金鱼的奥雷良诺上校品尝着孤独的命运，成为人的内在矛盾的牺牲品；相比之下，少年天子福临的悲剧不仅体现了人心深处无法借助时间、权力去弥合的裂隙与精神病象，更指向了人类这一特殊的群体中“个体与机制”的博弈。虽然《少年天子》在人物形象塑造、不同情节线索的架设与互动上并不完美，然而其主题的深刻性却使作品在不同的时代都有着能被重新解读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