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2019年第11期|陈仓:上海反光(节选)
来源:《长江文艺》2019年第11期 | 陈仓 2019年11月03日22:56
内文摘录|
在太阳彻底落下去的时候,父亲也慢慢地倒在我的肩膀上,慢慢地倒在我的怀里。我搂着他,枕着自己的大腿,抓住他的手轻轻地呼唤着“爸”。他说,你叫我干什么?我说,我叫你醒醒呀。他说,你叫我什么?我说,我叫你爸呀。他断断续续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说,这是上海呀。父亲像吐丝一样说,上——海——真——好——
父亲吐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眼睛突然睁开了,像两只电压过大的灯泡子,越来越圆了,越来越亮了,恍惚了一会儿,就突然熄灭了。
但是那淡淡的微笑像那炽烈的温度牢牢地挂在他的嘴边。
父亲合上眼睛,喉咙里咕嘟一声,像有一只鸽子飞走了。
我曾经听到过一次鸽子飞走的声音,那是从母亲的身体里发出的。当鸽子的咕嘟声响过之后,父亲拿来一张火纸,盖在母亲的脸上,所有人都失去了控制,放声地大哭起来。那时候,我很小很小,就坐在母亲的床边上,而且还没有见过鸽子——村里永远都不会有鸽子,即使如此那咕嘟声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在城市里认识了鸽子,每次听到鸽子落在窗前或者广场上发出咕嘟声的时候,我的心都会为之一抖。
我真想告诉父亲,自己不是记者,那辆黑油油的奥迪不是单位派来的,那个靠近落地窗户的位子不是自己的,那个叫焦大业的人不是报社总编,小青不是自己的女朋友,这里更不是自己的家,他所看到的一切也许是我们精心布置的假象而已。但是,无论怎么呼唤,他已经听不见了。
1
父亲从春天开始,就把那个消息隐瞒了起来,直到元旦之后,他终于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想来上海转转。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就这几天。我听到消息,感觉非常意外,在上海晃荡十几年,年年都劝他来看看,但是他总有一堆的理由,一会儿要收庄稼呀,一会儿要杀猪呀。我说,你怎么突然想开了,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父亲说,眼看着都到年末了,村子里连一片雪花也不下,真是太无聊了。
我认可了父亲的理由,因为不下雪的冬天真不好过。
2
三天之后,父亲一出虹桥火车站,就被我带到了地下停车场。有辆油光发亮的黑色小轿车已经等在那儿,因为没有熄火,像匹小马驹一样,发出突突的喘息声。留着长头发的小叶,小跑着接过行李,麻利地放到了后备箱,然后绕到车子旁,殷勤地拉开后门,并且说了一声:“伯伯,您请。”
父亲坐上车,摸了摸屁股底下的真皮座垫,悄悄地问这车是什么牌子。我说,五环是奥运会,四环是奥迪,你这辈子还没有坐过这么高级的车子吧?父亲说,原来坐过两次吉普,这奥迪不是你的吧?我说,当然不是,不过是我们单位的。父亲说,那他呢?是单位给你配的司机?我说,当然不是,他是我们同事小叶,行政办公室的,算我的顶头上司。
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笑呵呵地看着后视镜说,伯伯,报社听说你来视察工作,所以非常重视,专门派我为你服务,这几天你要去哪里,随时招呼我就是了。
接到父亲要来上海的消息,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终于可以让父亲见识一下,什么叫人多,什么叫高楼,什么叫城市,似乎上海就是自己的,每一座大厦都是自己得到的奖杯,每一束霓虹都是自己头顶的光环,要把它统统端出来,给父亲好好炫耀一番,证明他的儿子能在上海立足,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担心的是,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我在报社工作,以为我是牛气哄哄的记者,父亲更加自豪,似乎他儿子就是天空飘过的一朵白云,他经常指着门前的山顶说,我儿子呀,整天坐在半空,是写写画画的见官大一级的记者。更为关键的是,我已经过了三十,竟然还是光棍一个,父亲十分操心我的终身大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问,你谈爱恋了没有啊?你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回家啊?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
最近大半年,父亲催得最紧的一句话,是你赶紧结婚吧,不然我都死不瞑目。久而久之,为了应付父亲,我就给他形成了一个印象,我谈了一个女朋友,比自己小两岁,是报社的会计,长得非常漂亮,具体一点说,像叽叽喳喳的小燕子赵薇,而且我已经在郊区那边购买了婚房,只等着交房之后就正式领证结婚了。
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感觉自己和骗子没有什么差别。
第一,我确实在报社上班,不过是一名发行员而已。我们是一家小型的机关报,在十几年前市场化转制的时候,被北京一家公司收购了,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开始报纸比较火爆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带着报纸在火车站、书城、广场和地铁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叫卖。这几年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报纸非常不景气,报摊被纷纷拆除了,没有什么人买报纸了,于是由零售转成了订阅,而且九成订户都是机关单位。我主要负责把报纸从印刷厂送到一些客户手中,同时再负责一些订户的投诉,比如报纸送迟了啊,或者某一期报纸没有收到啊。最近几年,报社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急速下滑,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不仅负债累累,拖欠印刷费不说,连员工工资也已经很难支撑了。所以报社正在进行融媒体改革,报纸向新媒体转型,版面被大幅缩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裁员,影响最大的就是发行。报纸都没有了,发行员自然而然就要下岗了,我便是面临下岗的对象之一。
第二,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如果说有女朋友的话,那么她还在丈母娘的肚子里,或者存在于梦中。在工作还比较顺利的时候,我确实想好好地谈谈恋爱,不仅是婚姻方面的需要,也是生理方面的需要。我在心里确实有一个喜欢的女孩,这女孩也确实在报社发行部当过几年会计,不过后来跳槽去了一家公司。她确实长得像小燕子赵薇,甚至比赵薇还要漂亮,起码身材比赵薇苗条,脸没有赵薇那么大,不会像赵薇那样喜欢瞪眼睛。但是这种感情一直处在我的幻想之中,并没有付诸行动。因为我非常自卑,自己一个小小的发行员,一个连自己生活都勉强维持的外来工,那是不配谈恋爱的,尤其不配和漂亮的女孩谈恋爱,更不配和这样的女孩结婚。
第三,在上海,结婚必备条件,不是女朋友,而是房子,我的这种处境,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呢?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哪怕是最最偏僻的金山和崇明,均价已经两三万了,凭着我每个月六七千块钱的工资,怎么交得起几十万的首付,怎么还得起每月七八千的银行贷款呢?最为关键的,根据相关的限购政策,我这样的外来单身狗,根本没有买房的资格。
车子缓缓地驶出了地下车库,开上了延安高架,此时是下午四点多,还不是高峰时段,高架已经拥堵成了一条红色的蚯蚓。我问小叶,你是不是走错了?小叶说,没有啊,我怎么会走错呢。我说,回宿舍是要走外环线的吧?
我住在桃浦地区,这是普陀与嘉定的交界处,由于设有垃圾处理厂以及大量的物流公司,来往人员非常复杂,所以房租相对比较低,为了降低租房成本,我与小叶合租了一套一室一厅。小叶说,我们不回宿舍,报社领导交待过了,说伯伯是贵宾,来一次上海不容易,所以被安排在城市酒店里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还是调头吧,我爸住酒店会不习惯的。父亲也说,就是的,家里不住住酒店,花冤枉钱干什么?小叶说,伯伯,你们就别管了,反正单位报销的。
顺着延安高架一路朝东,来到城市酒店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霓虹灯已经亮了,整个城市像被熔化成铁水一样,瞬间就沸腾了。
城市酒店位于延安路与陕西路交叉口,属于四星级豪华酒店,朝北走几百米就是南京路,朝南走几百米就是淮海路,马路对面就是马勒别墅,像一座童话城堡。在进入旋转门的时候,父亲被转了好几圈,我则更加慌乱,重重地撞在一块透明的玻璃门上。走进酒店,看着金碧辉煌的大堂,我们两个人都傻眼了,别说父亲这样很少出门的农民,就算我这样的“新上海人”,也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在外打工这么多年,从没有在高档酒店住上一晚,哪怕进入大厅转一圈的勇气也不多。
我紧跟着小叶来到前台,当我看到墙上挂着的价目表,更是被吓了一跳,最便宜的房间,也要八百多块。八百多块啊!父亲至少要住六七天,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何况报社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支付这样的费用。
我把小叶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是不是疯了?住酒店可不在我们的计划里啊。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呵呵一笑,说你爸这次来,我们商量好了,由我全权负责接待,你什么都不用管。我说,你说得轻巧,钱也不用我管吗?被你这么一折腾,我估计就要破产了。
小叶说,他可是你爸,你自己都说过了,这辈子恐怕是最后一次,人生有多少最后一次?反正你就放心吧,超出预算的部分我自然会有办法的。我说,你有什么办法?你是大款吗?
小叶是安徽人,和我一样,原来也是发行员,风里来雨里去以卖报纸为生。有一次,小叶卖完报纸坐地铁回发行站的时候,看见小偷正在偷一位女生的手机,他便上前予以阻止,紧紧揪住了小偷的衣服。小偷偷不成又跑不掉,于是恼羞成怒,掏出刀子朝着他的手砍了下去,但是他不仅没有放手,而且抓得更死了,最终在大家的帮助下,把小偷给抓获了。他顿时成了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报社为了表彰他,为他解决了正式编制,从发行部调到了办公室当了一名办事员。
我对小叶自作主张的行为很感动,也很生气。父亲接近八十岁了,最近大半年,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张口闭口就是死。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身体挺好的,就是天天做梦,梦见我去世的母亲来抓他。如今主动要来上海,格外让人觉得奇怪,或者真的老了,人生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和小叶密谋了很久,为让父亲放心,最后制订下来的计划是,租一辆车接送一下父亲,由小叶假冒一下报社的总编辑,出面请父亲好好地吃顿饭,以显示自己在外边混得有模有样,总预算是两三千元,由小叶全额垫付,以后到我这里实报实销。
小叶当时从箱子底翻出一套西服、一双内增高皮鞋,还有一条红色的领带,把自己好好武装了一番,然后对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报社总编?我说,这派头,太像了,别说像总编,简直像总理。小叶说,像㞗!你见过这么矮的总理?而且还是一个小白脸?小叶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很沮丧地说,算了,搞不好就穿帮了,还是花钱去建材市场雇一个肥头大耳的吧。我说,我爸见到的大领导估计就是村长,应该是很好哄的,别花冤枉钱了。
小叶登记了一间豪华标准间,然后把房卡塞入我的手中,说伯伯坐了一天车已经很累了,你陪着上去洗个澡好好休息吧。
房间里有台大屏幕电视机,有一对浅黄色沙发,尤其有两张大床,床上铺着雪白雪白的被褥,两个枕头像浮云一样,柔软得像棉花糖一样,茶几上插着三支花,我用“识花君”一查,原来就叫康乃馨。茶几上还摆着一盘子水果,有香蕉、苹果和葡萄。
我正犹豫着呢,收到了小叶的微信,问酒店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他奶奶的简直就是天堂。小叶说,你是第一次进天堂对吧?不瞒你,我也没有去过天堂,快说说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说,简单一句话,死了也不见得能去的地方!要不,你也别回咱们狗窝了,过来体验一晚上如何?小叶说,算了,我还是下地狱吧。
我告诉小叶,几百块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千四百四十分钟,每分钟折算下来就是五毛钱,我们说这么几句废话,已经把几块钱都撒出去了,他不来拉倒,反正有言在先,我的预算是两三千块,他可别指望我多出一分。小叶说,不用你出,也不用我出,反正有人愿意出,你尽情享受就行了。
我推开窗子,可以俯视楼下的马勒别墅,平时只能仰视的那美妙的尖顶和奇幻的灯光,确实让人暂时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似乎自己就像刚刚修成正果的神仙一样,有些飘飘然了。我说,爸,你看看,这酒店怎么样?
父亲自从进了房子,几乎都不敢迈步,一直静静地站在房子中间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感觉是那么不切实际,不说有多豪华和陌生吧,仅仅是那种色调——雪白雪白的色调,在他七八十年的生活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他进入房间之后,他的脑海里出现过冬天的雪地,也出现过春天的梨花,还出现过瓦罐里的盐巴,但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白得这么耀眼,白得这么不可思议。
父亲说,这应该花很多钱吧?我说,是啊,每天好几百块。父亲张大了嘴,半天才问,你说多少?好几百块一天?我说,这还是凭报社的关系打了折的。父亲说,妈呀,睡一晚上一头大肥猪都没有了。你每个月拿多少钱,经得住这样花吗?赶紧给我拿着东西回家!我说,爸你别急啊,又不用自己支付,都是单位报销的。
我正犹豫着那些水果到底是不是收费的时候,又收到小叶的微信,说房间里专门准备了水果,那都是免费的,千万不要忘记把它们给消灭掉。我把父亲拉到沙发上坐下来,给他剥了一个香蕉,父亲说感觉像神仙过的日子。我说,上海人本来就是神仙。
我摸索了半天,终于调好了热水,给父亲好好洗了一次澡,认认真真地替他搓了搓背。本来有两张床,可以各睡一张,我还是挤到父亲的脚边,要给父亲暖暖脚。父亲一辈子走过太多路,两只脚布满了老茧,硬得像一块粗糙的石头。父亲说这房子有空调,像春天一样,又不冷,暖什么脚啊?
我还是坚持抱着父亲的脚入睡了。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变成一只老鹰,长出了两只翅膀,突然飞了起来,他飞过了村子,飞过了门前的大山,飞过了江河湖海,飞到了上海。我像他叼着的一只小鸡,紧紧地抱着他的脚,也跟着飞起来了。我们飞过了楼顶,飞上了白云……他突然化为一颗流星不见了,而我一下子从天上坠落下来了。
我被吓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天已经亮了。父亲已经起床,坐在床边奇怪地盯着我看。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直直地看过我,似乎我是他刚刚才滴血相认的儿子一般,是那么陌生,又那么爱怜,还有几分歉疚。
我把自己的梦告诉了父亲。父亲说,看来阎王爷抓我来了。我说,你又梦见我妈了吗?父亲说,奇怪了,昨天晚上没有。我说,所以啊,你身体这么好,起码再活二十年。父亲说,人老了,脆得很,别说二十年了,能再活二十天就满足了,刚来就坐了那么高级的车,又住上了这么好的酒店,看你在上海混得不错,我也就放心了。
父亲从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个塑料袋,恐怕已经非常久远,所以已经发黄,而且油光发亮。父亲一层层地打开,数了数,又包了起来,然后放在我的手心。我知道里边装着的存折是父亲一辈子的积蓄,总放在父亲最贴身的地方,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财富,而是父亲生命的存在方式,它的分量超过了活着本身。所以我把塑料袋塞回了父亲的怀里。
父亲说,应该是时候交给你了。
他说着,就开始咳嗽了起来。
3
上海天气晴朗,天蓝得让人陶醉,感觉不在冬天,倒像春天已经来了,加上许多腊梅花开了,空气中像撒了调料似的,弥漫着一股香味。
早上九点半,吃完自助餐,当我带着父亲走出酒店,那辆油光发亮的小轿车早就停靠在门前。小叶甩了一下他的长头发,小跑着为我们打开了车门。我悄悄地问,怎么还不把车子还回去?我可没有多余的钱付给你!小叶说,单位派来的,要什么钱?我说,你就继续瞎编吧。小叶说,反正你别管,我们出发吧。我说,去哪里?小叶提高了声音说,去东方明珠!来上海不去东方明珠,那不是等于白来吗?
父亲嘟哝着说,算了吧,我是来看儿子的,又不是看景色的。小叶说,伯伯啊,那你更要去东方明珠了,你知道吧,东方明珠就是你儿子盖起来的。我说,你小心把牛皮吹破了,我到上海的时候,人家东方明珠已经盖好了。小叶说,但是,你经常去采访,刚刚还采访过擦玻璃的蜘蛛人对不?父亲说,小叶说得也对,你是记者嘛。
车子还没有开呢,小叶已经像导游一样开始讲解起来。他告诉父亲,酒店门前这条路叫陕西路,上海还有丹凤路,就是你们丹凤县的丹凤;也有商洛路,就是你们商洛市的商洛。我说,有这些路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小叶说,当然有,我专门查过地图,我们报社旁边,还有一条叫长安路。父亲突然问,有没有塔尔坪路?我说,应该没有,乡呀村呀,在上海是没有名字的,起码是县级以上的地方,才有资格成为上海人的马路。
小叶指了指对面的马勒别墅,说我去买几瓶矿泉水,你们先进去看看吧。父亲说,你们在里边上班吗?我说,不是的,刚解放的时候报社在里边办过公,不过现在是一家饭店。父亲说,不是你们单位有什么好看的。我说,里边像童话世界一样,你一辈子还没有听过童话呢,在童话里,鱼会变成女人,南瓜会变成汽车,兔子是会说话的,树是会走路的。父亲说,都是哄人的,别看了。
车子缓缓地开上了延安高架,小叶继续兴奋地介绍着说,左边是人民广场,那座四方形的火柴盒是市政府,市长就在里边上班,外表破旧了一点,但是里边到处都铺着软绵绵的红地毯,每一个水龙头随时一拧都有热水,洗完手往烘干机下边一伸,风就自动把手吹干了;大门口站着岗哨,腰上别着手枪,是二十四小时的,你进去出来呀,他都会立正,啪的一声,敬个礼给你。
我说,你进去过吗?小叶说,你忘记了,都是你告诉我的,你不是进去开过会吗?我说,你又在吹牛了。小叶说,我什么时候吹牛了?上海世博会开幕前,那天早上十点,我没有记错吧?
小叶确实没有记错,那天早晨我卖完报纸,刚刚回到位于苏州河边的发行部,突然接到了发行部主任的电话,让我立即准备一百份报纸送到市政府去。那里正在召开一个会议,是关于世博自愿者服务的,而我们报社当天出版了一百版的专刊,不仅刊登了世博场馆分布图,而且还刊登了各场馆的观看亮点。因为服务信息特别详细,得到了市领导的点名表扬,要求参会人员人手一份带回去学习。我问具体送到哪里?主任说,市政府啊。我说,那里有哨兵把守,我怎么进得去啊?主任说,你送到大门口,自然会有人接你的。
我开始卖报纸的时候,负责黄浦区这一片,不管在南京东路福州路,收工之后,总喜欢绕道人民大道,从市政府门前溜达一圈。一是我喜欢那条铺着毛糙的青石板路面,走在上边不会打滑,又十分有力,尤其下过毛毛雨,路面像用芝麻油刷过一样;二是我把脚步尽量放得从容一些,表现得可以自由出入的样子,似乎随随便便就能从哨兵的鼻子下通过,拐进那威严而高耸的大门,进入到上海市的心脏部位,来主宰这座城市。但是多少年来,我只能远远地走开,连靠近一点、看清楚哨兵的勇气都没有。
接到主任的电话之后,我是无比激动的。我欢呼着骑上自行车,带着报纸,吹着口哨,来到市政府大门口,真想向全世界宣告,我是来市政府上班的。当我扛着报纸,正要通过哨兵的时候,哨兵啪地敬了个礼,然后伸出机器人一样硬邦邦的手臂挡住了我。十分幸运的是,前来接收报纸的是个瘦弱无力的女人,她经过一番登记之后,让我带着报纸送入了大楼。也就是说,我沾了报纸的光,我的分量还不如一张报纸。
那座不太显眼的大楼给我留下了无法形容的印象——无处不在的红地毯,那悠长的永远没有尽头的通道,最令人震撼的是厕所。也许有些激动,放下报纸之后,我一时有些尿急,却半天找不到厕所,原因是人家不叫厕所,而叫盥洗室。最后冒死而入,又不敢撒尿,撒完尿去洗手,水龙头一拧,放出来的水竟然是温的,真把自己吓了个半死,以为自己走错了,进入了人家的厨房。
我指着市政府西边的大剧院告诉父亲,那里边天天都在演戏,可惜从来不演他喜欢的《卷席筒》;那八根白色大理石柱子,都是从希腊空运过来的,知道希腊是什么地方吗?它是一个国家,北京奥运会的火把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父亲问,离我们多远?我说,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竟然用飞机运石头,你觉得是不是笑话?我们村里到处都是石头,而且还有大理石,你用它们铺过台阶,也砌过猪圈对不对?
父亲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
车子开进了延安东路隧道,小叶继续介绍说,伯伯,你知道我们头顶是什么吗?是黄浦江!江水是从我们头顶流过去的,船也是从我们头顶开过去的。
父亲精神状态有些不好,不仅一直在咳嗽,而且有些迷迷瞪瞪,淡淡地闭上了眼睛。我问他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父亲说那么好的酒店,是几个月来睡得最香的,估计是晕车的毛病犯了。
到达东方明珠下边的时候,有个女孩对着我们招手。我熟悉这张赵薇式的脸,她就是我用来对付父亲的“女朋友”小青。
我抱怨小叶,她怎么来了?这又是你张罗的好事?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说别不好意思,肯定是你自己通知的。我说,我为什么要通知她?小叶说,那肯定是巧合。小青已经来到车边,瞪着眼睛说,什么巧合不巧合的,伯伯来上海了,我就不能陪陪吗?
父亲问,她是谁?我说,是朋友。父亲说,是女朋友对吗?我说,爸你就别瞎问了。父亲说,我怎么瞎问了,我认识她。我说,人家千金大小姐,你怎么认识她?父亲说,你忘记了,前年你回家,让我看过她的照片,这丫头长得细皮嫩肉的,和我儿子交朋友,真是吃大亏了。小叶也跟着起哄说,也不算吃亏,你儿子上辈子是积过德的。
小青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我去买票吧?需要买几张呢?小叶说,你们当会计的,是不是钱多啊?东方明珠都是我们修的,我们记者来了,上东方明珠还需要买票吗?
小叶说得不假,报社记者平时进公园,掏出记者证就行。虽然东方明珠不认记者证,但是报社经常在这里搞活动,和里边的经理非常熟悉,只要记者打个招呼,亲戚朋友就可以进去了。
小叶似乎有备而来,他仅仅打了一个电话,几分钟之后,有位姓蔡的经理就出现在入口处,拿着对讲机说了几句,旁边一道栅栏就徐徐地打开了。小叶顺着弯弯曲曲的通道,把车子直接开上了观景平台。有一名穿着红色礼服的小姐,走过来掬了个躬,便把我们带上了贵宾通道。
上海仍然属于旅游旺季,此时外边的栅栏里,正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据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正常排队的话,起码需要三个小时,而我们几十秒后就登上了几百米的高空。父亲说,到了?我说,是啊。父亲说,真快啊,我眼睛眨了一下。
我们来到二百五十九米处的悬空观光廊。过去,我不敢明目张胆地踏上去,总担心脚下的透明玻璃一旦碎裂,就会坠入万丈深渊。我问,爸你怕不怕?父亲说,不怕,也怕。我说,有我在你怕什么?父亲说,我都忘记了,你已经长翅膀了。父亲从从容容地走上去,坐在了悬空玻璃上。悬空玻璃下边是上海最发达的陆家嘴,形形色色的车子在大转盘上跑着,像个滚动的大铁环。我说,爸你看看下边,那些车子像不像花大姐?那些人像不像洋辣子?小青问,花大姐和洋辣子是谁?不会是你的童养媳吧?小叶起哄说,快点交待吧,不然有人要吃醋了。
父亲说,我儿子从小就勤快,不到十岁就帮忙种庄稼,十几岁就挖药材赚钱,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小富翁。有好多姑娘要订娃娃亲,他却问找媳妇有什么用,我说可以绣花,可以做饭,还可以生孩子,但是被他拒绝了,说这些他自己都会,不需要。
小青说,你自己把孩子生出来了吗?
小叶说,你现在明白要媳妇有什么用了吧?
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花大姐和洋辣子的名字是我爸起的,它们是庄稼上常见的两种虫子而已。
我扶着父亲来到二百六十三米处,面对着外滩,指了指其中的海关大楼问他,大钟表看到了吧?小时候有一张年画贴在我的床头。父亲说,我当时以为是画呢,原来真有这么个钟表,比磨盘还大呀。正说着,伴随着一曲《东方红》的旋律,钟声铛铛地敲响了十一下。小叶说,伯伯你听见了吧,响了十一下,说明中午十一点了。
小青指着南京东路说,那就是十里洋场,原来是跑马的;小叶指着外白渡桥说,原来洋人过桥是免费的,中国人过桥是要收费的。我指着陈毅的雕像说,记得了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说有一个大元帅叫陈毅,于是我把名字改成了陈元帅。父亲说,你在上海还叫陈元帅?我说,当时叫了十几天,早就改回来了,现在叫陈元你忘记了吗?小叶说,人家陈云的儿子叫陈元,我觉得你叫陈元帅更酷一些。小青就拍着手说,对呀对呀,你改名字吧,你如果叫陈元帅的话,我就……
我说,你就怎么样?
小叶说,你就以身相许对吧?
小青噘着嘴,抓住父亲的胳膊摇了摇说,伯伯你看看,他们欺负我,你也不管吗?
父亲就咧着嘴笑。
我还指着黄浦江说,水朝哪里流看不清对吧?实际上它是从外滩朝外白渡桥的方向流的,再流十几公里就是长江。我拉起父亲的手,指着一道伤疤说,当年,我们一起砍柴,你砍破了自己的手,流了好多血,你知道你的血都流到哪里去了吗?都顺着我们家的那条小河流到上海来了。父亲似乎已经不记得了,说我们一起砍过柴?
小青提到了汤臣一品,说是上海最贵的房子,十五六万一平方米。小叶说,你是不是还没有长大啊?那是十几年前的价钱了,现在早就涨到三十万了。父亲说,多少钱?小叶说,超过三十万了,而且有钱还买不到呢。父亲说,你们吓唬我的吧?我熬了一辈子,攒了六万块,才能买两个巴掌大的地方?
父亲为了攒钱,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几年不添衣服,遇到大毛小病尽量扛着,几乎不吃药也不打针,不仅戒掉了烟,而且把我们孝敬他的烟酒,都寄放在小卖部里让人家代卖,每次积累到一个整数,比如五十块,或者一百块,就拿到信用社存起来。父亲的钱是有去无回的,只要一存起来,就永远不会取出来了,有些钱已经存了四十年。
我说,爸你别听他们瞎显摆,你这六万块血汗钱是城市好比的吗?在村子里可以盖一座别墅了。父亲说,是啊,在农村可以买六十头小牛犊子了。小青说,我们的意思是房子再贵有什么用,听说里边都是空的。小叶说,确实是空的,传说有一对小夫妻买了一套,在里边结婚之后,每天晚上过了十二点,就听到有人在门外边吵架,一会儿为出轨,一会儿争房产,一会儿闹离婚,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开门一看,根本没有人,似乎是闹鬼了,闹了一年多时间,那对小夫妻果然就离婚了。
父亲盯着我说,你的房子呢?你的房子在哪里?我说,我买的是期房,还没有建好。父亲说,在哪里?不会在这么贵的地方吧?我说,这里是少数大老板住的,我们都是拿工资的,哪里买得起呀。小叶说,你的房子在青浦那边,估计是不是快要交房了?
小叶知道,我去青浦那边看过几次房子,不过,我的房子是虚构的,当初告诉父亲也是为了哄哄他,让他不要操心而已。
正好转到了国际会议中心前边,我赶紧岔开了话题,指着两个蓝色的玻璃球说,这叫国际会议中心,美国的克林顿,俄国的普京,都在这里开过会。小叶说,我也在里边开过会。小叶当发行员的时候,是负责陆家嘴这一片的,我估计他和我一样,仅仅是朝里边送过报纸。
我说,你又说假话了。小叶连甩了两下长头发,有些生气地说,我不仅在里边开过会,还和副市长握过手,人家副市长的手,我估计呀,比小青的手还软,摸起来太舒服了。
小叶抬起左手手腕,亮了亮他的伤疤,说伯伯你看到了吧,这道伤疤可以证明。父亲说,这是被谁砍的吧?小叶说,我抓小偷的时候被小偷砍的。父亲说,真是好孩子,现在还痛吗?小叶说,不痛了,除了大拇指有些麻木,其他地方都好了,挨这一刀挺值的,不然不可能进去开会,而且还见到了副市长。
小叶是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他说的那次应该是表彰大会和先进事迹报告会。
小青欢快地说,我决定了,以后就在那里结婚!小叶说,这想法不错。我说,什么不错啊,她这是想结婚吗?她是要接见外国总统!在那里摆酒席多少钱一桌子,你们知道不?起码需要上万块,谁要是新郎倌啊,把自己杀掉也拿不出那么多。小青说,拿不出这么多,就休想娶到我,谁想娶我的话,首要条件就是答应我,在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婚礼,而且还要高唱国际歌。小叶说,别唱国际歌了,就唱小沈阳那首《我只是个传说》更合适。
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小声地哼了起来——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父亲笑了笑说,人家小青这么好的姑娘,想放在哪里结婚都不过分。父亲又从怀里掏出那个塑料袋,一层层地打开,数了数,又包了起来,然后递给小青说,我这点钱,买不了房子,办三五桌子酒席应该可以,你先替他保管着吧。小青说,伯伯你这是干什么呀?小叶打圆场说,应该是伯伯的积蓄,你不是会计吗?意思是先存在你这里。小青说,伯伯原来是大款呀,存在我这里要不要付利息啊?小叶说,当然要利息了!恭喜你发财了。
我感觉有些尴尬,于是接过存折,替父亲装回了怀里。
经过望远镜的时候,小青投入了一枚硬币,说今天天气不错,伯伯你用望远镜看看吧,也许能看到我家,旁边拉着高压电线,外墙贴着红色瓷砖,楼顶上一闪一闪的,那是避雷针。来到陕西省西安市的箭头前,我指着远方说,顺着这个方向一直朝前走就是咱们村,从村子再往前走两三百公里就是西安。上海回家一千多公里,人走路的话需要一个月,燕子需要飞半个月,风需要吹十天,开车需要一天半,如果是阳光的话不需要一秒。
我们花了四十秒,返回地面,返回零米的高度。
返回的路上,小青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她爸生病去世之前,她带着她爸妈来上东方明珠,在检票口被拦住了,检票员长着一对小眼睛。小眼睛问优惠票是谁的?她说是她爸的,他已经七十多了。小眼睛问身份证呢?门票和身份证必须一起。她把她爸的身份证递了上去,小眼睛看了看身份证又看了看她爸,奇怪地问,怎么像蒙面人似的,外边有那么冷吗?她说,立冬好几天了,而且这么大的风。小眼睛说,感觉有些不对吧?她说,我爸牙齿掉光了,头发全白了,有什么不对的?小眼睛说,我指的不是年龄。她说,那你指什么?小眼睛说,我觉得这张身份证不像他的。她说,为什么不像他的?小眼睛说,眼睛眉毛都不像,你们遮遮掩掩的,身份证不会是假的吧?有个染着白头发的年轻游客说,你们多大年纪可以优惠?小眼睛说,七十岁以上。白头发说,你觉得这位老人有没有七十岁?小眼睛说,我觉得有九十岁。白头发说,既然都九十岁了,为什么不让人家进去?小眼睛说,他有没有九十岁,不是我随便说说的,如果随便说说的话,我看你的头发全白了,也可以买优惠票了,所以到底多大年纪,是要看身份证的。白头发说,人家不是有身份证吗?小眼睛说,光有身份证还不行,还必须和本人一致,不一致的话,怎么证明他就是他,你就是你?白头发说,你们是对老人优惠的,又不是对身份证优惠的。小眼睛说,你别和我绕,为了上去,有用假钱的,有用假证的,还有从铁栅栏上边往里跳的,我们什么没有见过?小青她爸的身份证是十几年前办的,那时候他额角的皱纹不多,眼睛光亮有神,张着嘴巴微微地笑着,还有一排整齐的牙齿。但是站在检票口的他,由于饱受病痛的折磨,嘴巴里没有一颗牙齿,眼睛里总是潮湿的,眼睑耷拉着,随时都会合上似的,尤其皱纹密布的脸,没有丝毫的光泽,而且缩小了一圈,像揉成一团的粗糙的火纸。如果把面前的他与身份证进行对比的话,确实一点都不像同一个人。
小青说,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补了一张全价票。
小叶也接着讲了一个故事,报社另一名记者叫小吴。小吴专门跑旅游条线的,所以东方明珠就像他家一样。有一天半夜,东方明珠已经停止售票了,小吴有一位诗人朋友急匆匆地打电话,说想上东方明珠,让一定想想办法。小吴以为诗人激情来了,要寻找灵感,所以很快找到了蔡经理,专门开了一次电梯。诗人爬上东方明珠,向一台望远镜里接连投了十几个硬币,像机关枪一样移动着,经过十几分钟来回扫射,把目光停在一座大厦身上。诗人高兴地告诉小吴,他的女朋友就在前边那座大厦工作,窗子里边的灯还亮着,说明她并没有骗他,她真的还在加班。还有一次,小吴自己心血来潮,在东方明珠上边睡了一个晚上,想体验一下在那么高的地方睡觉是什么感觉。他独自一个人躺在悬空玻璃上,果然做出了不同于平常的梦——平常无论做什么梦,背景全部都在老家的院子里,或者在那块庄稼地里。但是,那天晚上,他终于梦见了上海,梦见自己曾经丢失的黑色皮包,皮包里边的身份证、记者证、银行卡、信用卡,以及手机和电话号码,全部都找到了,去世好多年的爷爷奶奶都回来了,而且发了一笔大财,足够他买房子和车子了……他失去的身份恢复了,失去的人都联系上了,包括东方明珠的蔡经理……那种高高在上的状态,像一只飞舞的风筝,没有压迫,没有茫然,没有虚无,感觉人生是那么饱满而富有意义。最后,当小吴笑醒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夜色从悬空玻璃下边散去,那种离地万丈的光芒更加值得人们仰视。小吴个子很矮,每次有朋友来的时候,东方明珠是必到的地方,他想告诉朋友们一个道理,他个子虽然矮,但是有东方明珠垫底,他照样是个巨人——小吴说,你长得像姚明一样有什么用处呢?你上不了东方明珠其实都是渺小的。
小青说,还是你们当记者的牛啊!
小叶看了看我,不怀好意地说,当记者的女朋友就更牛了。
父亲问,门票是多少钱一张?小叶说,成人二百二十块,你已经过了七十岁,可以享受六折优惠。父亲咕咕叨叨地算了一笔账,跟着大家说,当记者确实不错,我们今天省了八百块,差不多是他一年的油盐。
已经午饭时间,在经过云南路美食一条街的时候,遇到一家陕西小吃楼,我们进去各自吃了一碗臊子面,而父亲是滴水未进的。按照他的意思,早上在酒店吃多了,三碗面条还没有消化。我说,不是三碗,也不是面条,你早上喝了一碗粥和半个鸡蛋。父亲嘟哝着说,那不是一样的吗?
小青说下午还要去外边办事,在消失的时候,担心地回过头说,伯伯,你们小心一点,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给你接风。(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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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70后诗人、小说家。主要作品有《诗上海》《艾》等诗集,八本“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长篇四书《后土寺》《预言家》《地下三尺》《醒神》。自2013年以来,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转载近三十次,进入各类年度选本三十多次,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等机构评定的年度排行榜,获得第二届都市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以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