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七十年来我们对经典的阈定往往是遵循着其“当下的时代性”和作品的“现实意义”的标准入史的，这样的遴选标准是否可靠呢？这是一个问题，既新又旧，却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理论心结。

人们总以为经典是靠着长期的历史积淀就可以鉴别的，我以为这一点只是其中一个元素而已，作家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活在未来的时间里固然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标准，但更重要的则是它必须活在历史之中，活在当下之中，也就是说，历史、当下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是衡量作品是否经典化缺一不可的三个审美元素，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更重要的元素是，在这三个时间概念之中，它又绝不是单纯的时间意义，它涵盖的人文哲学内涵和意义都潜藏在作品其中。用西方文论中的“当代性”的概念来说，“当前共存性”是“使历史、现在甚至未来并存于当下，并存于我们活着的当下。”[引自《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以下引文相同]所以，这个“当下”的指向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同时，也应该是其作品内涵和审美的终极指向存活时间长度的概念所在。也就是说，活在当下的时空当中，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如果仅仅就是被种种时代的某种因素所左右，则并不是衡量其作品永恒生命力的标准，“活着”是永久的，而不是时间长河中某一个时代的“瞬间性”时刻。

由此，我想到的是当下最畅销，却又不被主流意识形态看好的余华的《活着》。无疑，作品的内涵指向是符合时间维度上的三元素的，但是，它能否成为未来不朽的作品永远“活着”呢？正如伊万诺娃所说的那样：“持续当代性才是真正的当代性。”这个原则，恰恰又是原则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衡量标准的，那就是：“人性的、历史的和审美的”三元素。以此来衡量和检视共和国70年来的经典化作家作品，我们是否需要重估呢？能够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充分展示出它永恒的“活着”的作品会是哪些呢？

无疑，有些作品只能活在历史中；有些作品只能活在当下；有些作品可能会活在未来（这是死去作家的荣幸）。还有的作品能够活在另外两个时间维度之中，那也就是了不起的作家作品了：即或活在历史和当下之中；即或活在当下和未来之中；即或活在历史和未来之中。以此来衡量共和国70年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也许就显得十分残酷了，能够全面符合表层（时间维度上的）和深层（作品内涵维度上的）双重标准下的作家作品，就十分难以遴选了。如果是不用那么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也许像《活着》的作者余华在其90年代的《活着》修订本中已经有了一些意识的自觉，他是想把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时间在作品中串联起来，以求达到将一种“历史的必然”融入对当下“时代性”的解构之中，终极目标就是想让自己的作品永远“活着”，活在历史和未来的世界之中。这样的作家当然也还有，像王小波那样特立独行的作家，他没有活在他生前的“当下”，属于不是那种符合“我们的时代性”的另类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却属于他肉体死亡后的“未来”，仅此一项，他的作品仍然“活着”，活在他生后的N个时间段的河流之中。我无法预测他的作品存活的时间，但是我知道它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就像鲁迅作品那样延绵不朽，只有这个时代彻底改变之后，他的作品的生命力才逐渐减退。

当然，在那些肉身已经逝去的作家之中，《白鹿原》与它的作者一样“活着”，他们“活着”的理由在哪里呢？用“当代性”的标准来检验，就是作品所具有强大的“真理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当代性具有其他任何性质无可比拟的优先性。不是历史优先于当代，不是未来高出于当代，恰恰相反，当代使历史成为真理，当代使未来成为现实。因此，当代性总是优先考虑为现实性、真理性。只有当代性才具有能动的知识描述，一切知识的描述都需要通过当代性得到重新描述，得到重新评估。”无疑，只要我们能够获得这种“重新描述”和“重新评估”的权力，并具备知识的储备，我们才能在“真理性”的条件下重新遴选那些可以活在历史、现实和未来时间长河中的所有符合文学史“人性的、历史的、审美的”“真理性”标准作家作品。

因此，我们看一个作家是否能够“活着”的标准，只需看他的创作主体中有无那种“我存在”的意识，不管他是“有意后注意”还是“无意后注意”，只要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意识统摄作品，那就是将作品置于“生命的存在性”之中了：“当代性含有生命由出生并延续到终点这一时间段内‘活着’的意义，换言之，即与消亡的相对应。当代性意味着‘活着’，而与‘我活’及‘我存在’这个概念相反的则是‘过去’和‘未来’。这样，当代性意味着‘我存在’。”在此，我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这里，“当代”与“过去”“未来”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在人文哲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性”的命题，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它是我们的作家最稀缺的精神高度。它也是哲学内涵的“当代性”与我们一再倡导的所谓“时代性”和作品的“现实意义”概念截然不同的人文内涵与外延。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当代性”是那种“朝前看的当代性”，亦即是摆脱当下一切思想约束的作家主体性的“当代性”，是一种我定义的那种“超越现实世界的当代性”，惟此，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当代性”中去寻觅那种经典化的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的序列之中。同理，作家主体只有真正获得具有“真理性”的“当代性”的时候，他才能进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之中，才能真正活在创作自由的王国之中而活在时间与思想的永恒之中。

2019年10月22日7：30—10时匆匆草于南大和园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