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长篇小说的经典化无疑是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与其他文体相比，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因此被认为是衡量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成就的标杆性文体。大体而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集中涌现了一批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尽管其经典性在学术界依旧存在争议，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典范依然长存于当代文学史册；再一次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至于新世纪之交，随着八十年代作家普遍进入艺术成熟期， 他们在逼近世纪末和新世纪来临以后集中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发力，由此掀起了又一次当代长篇小说新高潮。与第一次高潮的经典化难度相比，第二次高潮的经典化难度无疑更大，这主要还不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时间距离所致，而是因为人们对于文学经典化的评判标准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这两次高潮的到来，都与国内兴起的民族化文学思潮有关，甚至可以说，两次高潮都是不同时期民族化文学思潮的产物。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兵文学”迅即成为当代文学主潮，而“工农兵文学”走的正是“民族化”和“大众化”路径。当代文学的“民族化”要反拨的是现代文学的“西洋化”，而提倡当代文学的“大众化”则在强调“民族化”的前提下进一步反对“精英化”或“贵族化”。这意味着新中国文学的民族化思潮偏向于继承中国本土的大众化或通俗化传统，即俗文学传统，而相应地排斥了中国古代的雅文学传统。这在“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明清通俗长篇小说的传统资源被他们大量征用，由此“革命英雄传奇”作为新的长篇小说文体形态得以确立或定型。可见当代长篇小说第一批经典文本的形成，与当时的民族化文学思潮有着深刻的文体关联。换句话说，当我们评价当代红色长篇小说能否构成“红色经典”时，其实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评判标准，即民族化的程度，或曰在何种程度上写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长篇小说。继续引申下去则是，只有实现了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红色长篇小说，才能置身于“红色经典”之林，才能彰显我们的民族文学特色。

至于当代长篇小说第二批经典作品的诞生，情形要复杂得多。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曾经在八十年代呼风唤雨或崭露头角的那批作家开始进入艺术沉潜期，都在酝酿着各自的文学转型或艺术变革。那批作家在八十年代大多顶着“寻根小说家”“先锋小说家”或“新写实小说家”的耀眼光环，其实用当今流行的代际划分来看，他们大多被还原为“50后”和“60后”小说家。这两大创作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举足轻重，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主要就是由他们所创造的。他们中的翘楚，既开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化”思潮之先河，复归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民族化”之正轨；既有八十年代文学的“西洋化”经验，又有九十年代文学的“本土化”自觉，故能就此成立一番文学大业，而长篇小说正是他们集中展现自身才华的文体实验场。有一点需要说明，九十年代诚然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拉开序幕，但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中国本土民族化浪潮就地而起，由此引发了“50后”“60后”两大创作群体在九十年代以后的集体本土化转向。包括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张炜、刘震云、苏童、格非、迟子建、刘醒龙等在内的一大批小说家开始向中国文学传统致敬，莫言宣称的“大踏步后退”和韩少功倡导的“进步的回退”，其实是这两代作家共同的艺术新取向。与此同时，那些拒绝民族化和本土化转型的昔日先锋小说精英，如残雪、马原等人，则被新一轮的民族文学浪潮所无情地弃置。

虽然当代长篇小说两批经典作品的生成都与国内民族化文学思潮有关，都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有关，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与“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偏重于借鉴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传统资源，尤其是古代英雄传奇小说资源不同，九十年代以来诞生的长篇小说新经典更多地挖掘中国古代文人文学传统资源，文人传统即中国古代精英传统。当然，相对于精英的诗文而言，小说在中国古代整体上属通俗文体。但毕竟在中国古代小说内部依旧有雅俗之分，如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之间就有雅俗之别；还有白话小说内部也存在文人化白话小说与通俗化白话小说之分，如《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文人长篇小说与《说岳全传》《隋唐演义》那样的市井长篇小说就判然有别。不难发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当代中国精英小说家纷纷把眼光投向中国古代文人小说传统，甚至是文言小说传统。向《红楼梦》致敬、向《金瓶梅》效法的长篇小说不断涌现，当然是否达到曹雪芹和笑笑生的文学境界则是另一码事。除了《红楼梦》和《金瓶梅》之外，中国古代文人小说或文言小说经典不断被当今小说家所激活，如《山海经》《世说新语》《儒林外史》《聊斋志异》《浮生六记》等一时间成了当代小说界的高频词。中国小说家不再满足于被誉为“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卡夫卡”，转而着力于讲述中国故事，创造中国文本，成就民族文学新经典。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诞生的共和国长篇小说新经典大都是善于激活本民族文学传统的作品，如《白鹿原》《废都》《马桥词典》《长恨歌》《丰乳肥臀》《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生死疲劳》《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圣天门口》《江南三部曲》等等，都是如此。

通过检视当代长篇小说的两批经典化作品，我们可以继续强化这一判断，即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命运取决于民族文学传统资源的激活或再生。那种纯西洋化的先锋文学实验价值确实是有的，但它不会成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事实上，无论是革命语境中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还是改革语境中的长篇小说新经典，它们都并不排拒西方（域外）文学资源，区别仅在于前者偏重吸纳俄苏文学资源，而后者偏重挖掘欧美文学资源。但在利用西方（域外）文学资源激活本土文学传统这一点上，二者别无二致。这一方面是实现西方（域外）文学资源的中国化与本土化，另一方面则是推进中国本土文学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二者双向互动、二位一体，如此方能成就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经典之作。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进程充满了绝对自信，恰恰相反，忧虑无时无处不在，对这两批当代长篇小说经典的质疑声可谓不绝于耳。其实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所谓经典尚未能达到激活本土民族文学传统的理想境界。我们的长篇小说作家对民族的本土文学传统资源还缺乏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与领悟，而更多地受到一些时尚文学观念和理论思潮的误导。比如新世纪以来被学界和文坛反复念叨的“抒情传统”，由于普实克、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海外汉学家的持续倡导，国内长篇小说家也明显受到了影响和熏染。但这种理论倡导对文学创作而言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并非每个小说家都有抒情气质，尤其是长篇小说并非一定要制造抒情氛围，一旦长篇小说创作中抒情成为潮流，甚至泛滥成灾，那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而言不啻于一场灾难。众所周知，孙犁有抒情气质，他的中短篇小说以抒情见长，但其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就流于散漫，缺乏足够的叙述结构控制力。孙犁如此，很多现当代抒情小说家都是如此，包括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名家巨擘在内，都未能贡献出堪称经典的长篇小说，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贾平凹的《秦腔》、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这都是我推重的长篇小说新经典，但不能回避这些长篇小说创作中为了抒情而淡化了人物的艺术弱点。

其实，中国文学传统资源是丰富多元的，所谓抒情传统主要是以诗文辞赋而言，尤其是抒情诗传统，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正宗嫡传。但就中国古代小说而言，抒情传统其实并非主流，唐传奇当然是重抒情的，但宋元至明清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就未必了，重抒情的《红楼梦》只能算是异类。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反对抒情传统，只是为了强调抒情传统在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传统中实在并非主潮，但全面而深入地挖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资源还是很有必要，比如中国古代戏曲就比古典小说更善于吸纳诗文的抒情传统，元杂剧《西厢记》、明传奇《桃花扇》就是家喻户晓的例子。这说明同样是叙事文学，在宋元以来的通俗文学中，戏曲比小说更接近唐传奇，更善于发挥唐传奇的抒情功能，而明清戏曲以“传奇”驰名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我们不要忘了唐传奇的文体核心是“史传”而不是抒情。古往今来，中国小说最大的传统其实是“史传”，就是“野史杂传”，正所谓“史统散而小说兴”。从志怪志人小说到传奇，再到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以史传为宗的传奇体小说始终是中国小说的主流。这种中国式的传奇小说文体传统即使到现当代小说创作谱系中依旧得以传承，从鲁迅到莫言，从张爱玲到王安忆，他们的中长篇小说经典莫不打下了深刻的中国传奇烙印。而他们的小说经典除了抒情性之外，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史传性，还是以塑造民间野生人物性格或艺术形象为中心，这种中国传奇传统其实比所谓抒情传统更能彰显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传统的力量。而当今有些长篇小说恰恰在中国传奇传统（以史传传统为中心）上存在明显的艺术弱点。由于无法塑造深入人心的人物性格或典型形象，必然会妨碍作品的经典化进程。我想，这应该是当下中国年轻一代长篇小说家需要努力的方向，或者说，是他们需要跨越的艺术关隘。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