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经典的诞生必须经过读者、评论家与时间的检验，是一个长时期的产物，现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当代文学中的“三红一创，保山青林”，都是在历史中形成，并经过时代的数度变迁，才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的经典甚至是事后才被追认的，比如陶渊明、莎士比亚，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并不受到重视，而在他们去世数百年后，才被确认为经典，宇文所安论杜甫时也谈到，杜甫在同时代人眼中并不特别突出，只是宋朝以后历代诗人都学杜甫，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达到“诗圣”的位置——因为杜甫成了诗歌审美的最高标准，或者说杜甫是他们诗歌教养的最重要来源。哈罗德•布鲁姆谈“西方正典”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想要重申西方文学核心经典的价值，艾略特谈“传统与个人才能”，则强调个人对传统的继承与重新发现。但是在今天，我以为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更重视19、20世纪的经典，而对新世纪的新质理解得尚不够深透，尚没有诞生足以代表新世纪的新经典。

20世纪的前20年，已经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影响人类命运的历史大事件，已经产生了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中国已经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性事件，也已经出现了鲁迅。但是21世纪的前20年，除了“911”、伊拉克战争等之外，并没有发生改变整体世界格局的大事件，基本延续了20世纪末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平静的世纪”，但这又是一个飞速发展剧烈变化的时代，全球化与中国崛起正在缓慢地改变着整个世界，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等新科技的突飞猛进，也在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及其对未来的想象，在这样的时代，文学何为，经典何为？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能产生什么样的新经典，什么样的新经典才能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新世纪文学并不像20世纪文学那么富有创造性，也不像19世纪文学那么深刻与辽阔，除了19世纪与20世纪文学的影响，我们甚至很难清晰地辨识出新世纪文学新的特质，也尚没有产生足以显示文学光荣与伟大的大师级人物，即以最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例，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新世纪大多获奖作家并不能与19、20世纪的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相对于19世纪文学的深沉厚重，20世纪文学的流派纷呈，新世纪最初20年的文学显得颇为平静，缺乏应有的革命性与创造性，我们似乎仍生存在20世纪文学的延长线上，而并没有开辟一种新纪元。

21世纪不同于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20世纪中国深陷在民族苦难与社会危机之中，只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才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而获得独立，只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才从一穷二白逐渐走向富强，20世纪中国是一部民族苦难史，也是一部民族奋斗史，其苦难之深重与奋斗之辉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新世纪的中国却并不相同，伴随着崛起的步伐，21世纪的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2008年奥运会，2019年中美贸易战，是这一进程中的两个时间节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发展必将更加辉煌灿烂。置身于这一伟大进程之中，我们要有创造新经典的雄心与勇气，但是要创造新经典，我们要对中国的独特性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说到中国的独特性，因为我们置身于中国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很难清晰地加以把握，但是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的确是特殊的。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中国是一个绵延五千年的文明体，也在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史既是中国的巨大负担，也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在与现代性遭遇的初期，中国因其历史负累屡遭挫折，不仅传统的“朝贡体系”崩溃于一旦，更是遭遇了八国联军、日寇侵华等几近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但中华民族以深厚的凝聚力与顽强的生命力渡过了诸多危机。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文明的巨大优势开始显露出来，中国的独特性也开始显现出来，这一点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晰，那就是中国不是西方文明的“学生”，如同日本、韩国那样，也不是苏联的“学生”，如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中国始终是中国自己，中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思想，可以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但中国始终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中国始终没有丢失自己。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独特的，中国革命成功，走的是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在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中不仅没有被冲垮，相反在其后的发展中显示出了强劲的活力与生命力，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并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可以说当今中国不仅探索着社会主义的未来，也在探索着人类的未来。

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独特的，这不仅在于我们正处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而且在于我们处于一个飞速发展剧烈变化的时代。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就能感知到，现在的乡村已经不是20年前的乡村，现在的城市也不是20年前的城市了，现在的中国不是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世界也不是20年前的世界了。在如此剧烈变化的时代，个人的生命体验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一种强烈的“历史中间物”意识，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并将会继续发生变化，或许“我们的时代”终究将会过去，我们眼前的世界终将演变成一种让我们感到陌生的模样，但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与生活方式，并不会因为终将消失而失去价值，它们将作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永存史册，也将作为我们的回忆而永存心底。新时代的经典正来源于对我们这个时代独特性的把握与书写，经典作品既植根于时代，又超越时代，可以将我们的时代经验与情感结构永存于人类的文学史上。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也不是卡夫卡、普鲁斯特、萨特、马尔克斯的20世纪，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已不是《红楼梦》《水浒传》时代的中国，也不是鲁迅、柳青、路遥时代的中国，但我们这个时代却比19、20世纪更加复杂，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经验也比传统中国与20世纪中国更加丰富，在我们这个时代，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矛盾更加激烈更加内在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后人类时代”等新命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代，是否能够创造出新经典，以凝聚新的人类经验与人类情感，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要创造新的经典，当然要学习、借鉴19、20世纪的经典作品，但仅仅学习是不够的，没有一部经典是因为像另一部经典而成为经典的，《红楼梦》不同于《金瓶梅》，托尔斯泰也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来源于作家生命体验的独特性、思想的洞察力，以及艺术上的创造性，说到底最终来源于作家对时代与生活的独特观察、思考与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但仅仅有生活也是不够的，仅仅有源泉并不能自动形成艺术，从生活到艺术，需要思想的穿透力与艺术的造型能力，需要作家付出艰辛的思考与创造性劳动。正如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20世纪的拉美文学爆炸一样，我们期待中国文学在新时代能够创造一批新的经典作品，能够创造一个世界文学的中国时代，我们不仅要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而且要讲述新的人类故事，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的独特性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充分展现出来，才能凝聚民族复兴时代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力量，才能让中国人的文明与传统、价值与道路超越“特殊性”，而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形成一种新的“普遍性”，为人类的发展开辟一种新的未来。

【作者系《文艺报》新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