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9年10月17至18日，我有幸赴武夷山出席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四次青年学者研讨会”。此次会议，除陈思和副会长另有公干外，其他会长都亲临指导，显示出学术前辈对于青年学人的关心，更流露出他们强烈的学术承传的忧心：青年学人会往哪里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该如何发展下去？多位学术前辈在发言时，都不无陶醉地追忆起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和1988年在北京市委党校举行的第一、二次青年学者研讨会（当时叫“创新座谈会”）。情不自禁的追忆更加坐实了他们的忧心——追忆正是对于那个黄金时代的确认和对于萧索当下的自伤。那么，这种“闲坐说玄宗”式的感伤缘何而来，现代文学研究真的已经江河日下、应者寥寥了？我带着这样的狐疑聆听了一天半的会议，最终悲哀地发现，前辈的忧心决非杞人之忧，这是一个分裂的学界，每个人都抓着自己的意义碎片或浮沫侃侃而谈，没有交集，没有火花。缺少最基本的学术共识的学界，怎么可能有发展、有未来？于是，八零年代不得不成为我们对于“大道之行也”的永恒追忆，怎么说都不觉得够。

我们如果把学界看成一个共同体的话，这个共同体能够成立并健全发展的前提是学术共识（意义共契）的确立。共识就是对于一系列根基性问题的反思，比如，我们为什么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和贡献？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该从什么地方“接着说”？需要强调的是，共识不是放在那里的、现成的因而就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共同体的每一分子的反思、辩驳和身体力行，因而也是生动的、实践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次学术行为都应是对于共识的有意识或下意识的践行或质疑，而共识就在践行或质疑的过程中葆有了自身的活力和有效性。没有了共识，任何学术共同体和共同体内的学术活动都是无法想象的，遑论学界的健全发展？

八零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一度成为引领“思想解放”运动的“显学”，就是因为大家都怀揣着鲜明的共识——打破由毛《新民主主义论》奠定的现代文学史观，还一个现代文学究竟如何“现代”的历史真相。正是在此共识支撑下，大家相互砥砺、辩难，取得斐然成果。仅以鲁迅研究为例。八零年代鲁迅研究以突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旧框框为己任，取得长足进步，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王晓明《难以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后两部著作出版于九零年代初期），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构成了环环相续、步步推进的锁链。这些成果的部分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但它们都是后之来者“接着说”的起点。九零年代以后，共识断裂的鲁迅研究渐渐成为一条学术生产的流水线，每年源源不断、不知疲倦地制造出大量标准化产品，极少“标志性”成果，往往是对前述成果的“照着说”，哪能让人“接着说”。

没有共识，没有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合法性的穿透性反思，学者们只能在原本就不够宽阔的领域里划出一小块自留地精耕细作，而自留地之间往往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这是一个小国寡民的世界，哪里是什么共同体？于是，搞现代的可以不懂当代，做施蛰存的不管穆时英，研究小说的看不上诗歌，现代文学研究真的已经分裂、破碎和鼠目寸光到了无聊的程度。难怪丁帆副会长“旧话重提”，呼唤一种整体性研究的视野。自留地上的精耕细作还受到制度的保障和鼓励，这也就是温儒敏会长所说的学术研究“项目化”倾向。划出一个小圈圈，申请到资助，做上几年，再划一块，再申请，再做几年，温儒敏问：人生能有几个几年？精耕细作的结果，我称之为知识和事实的增生。什么是知识和事实的增生？就是说现代文学研究不再关注中国人精神肌理的建构，不再试图批判性、否定性地把握我们所置身的世界，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审美能力，只能无节制地生产知识、钩沉事实，比如鲁迅某天做了什么，周作人“自寿诗”的来龙去脉，等等。知识和事实无疑是重要的，是我们进行判断的前提，但是，当我们只能生产知识和事实，当知识和事实以异乎寻常的广度和速度累积，那么，现代文学研究一定病了，这种病就是知识和事实的增生。骨质增生轻则引发酸胀疼痛，重则导致瘫痪和痴呆。患了知识和事实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你疼吗？一向放言无忌的凌宇副会长说，他的一位师弟才情四溢，后来却渐渐走向了乾嘉学派，言下之意不无惋惜。那位学者的学术路径是否是乾嘉学派的，对于乾嘉学派的诸多指责是否公允，我们姑且不论，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到，凌宇感到疼，一种知识和事实极度增生以后的难忍的疼，我猜测，他甚至有了隐忧：现代文学研究万一瘫痪或痴呆了，怎么办？

知识和事实的增生又和另一桩病象——知识分子专家化——互为因果。知识分子，一个多么乌托邦化的美妙概念，萨义德曾无比深情地描述过它：“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exile and marginal），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1]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应安守在自己的自留地上，做一个专家，而应跳出专业的牢笼，打量专业附着其上的整个时代的隐秘，而此一打量眼光必定带上了专业的优势，具有常人无可比拟的犀利，所以，知识分子既“在”又“不在”专业之内。要保持既“在”又“不在”的尴尬姿态，要时时承受“流亡”般的孤苦，知识分子心中必定内置着一种“神圣的幻景（sacred vision）”。没有“幻景”的支撑，知识分子一定会扁平化、庸俗化为专家。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没有学术共识，更没有“幻景”，当然就不会有知识分子，只剩下一大群煞有介事的专家。专家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必须不断地生产有关现代文学的知识或事实，借用阿多诺批评海德格尔的话，就是制造“本真的行话”。当学术研究成了“本真的行话”的操练，而且操练的娴熟度和产量成了评价研究者成色的标尺，就不可能有知识分子出现，出现了，也会被当作异端清除掉。分裂的学界，正是孳生专家的温床。由专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组构起来的学界，一定是一块“被管理”的循规蹈矩的领地。

当现代文学研究者非知识分子化，成了专家，就会导致程凯副研究员所说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禁欲主义”。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无论是“向”还是“为”，都标明了知识分子的及物性，或者说对于现世进行把捉和省思的欲望。如果说八零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还具有“向”或“为”公众说话的能力和愿望的话，当下的专家则大抵丧失了及物性——行话的反复操练中哪有什么直面进而解剖现世的能力？因为“不能”，所以聪明的专家们会说，我们“不要”，把功利性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剜掉吧，还现代文学研究的清净。“禁欲主义”原来是因为自己原本就“阳痿”，这真是让人心灰意冷的真实。有人可能会指责我耸人听闻，其实我们可以屈指算算，庞大的现代文学研究队伍里，还剩多少有能力对当下芜杂变幻、处处是奇迹在在是陷阱的现实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专家很荒诞地提出，把现代文学古典化，从而彻底抽离它的现实指向。他们没有想过，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独立于古典文学成为一个学科，就是因为它强烈的现实性。更严重的是，“禁欲主义”的、静态的现代文学研究还隐藏着重大的“狡计”。张一兵在精读阿多诺时说：“一种哲学如果从来没有打算直面现实，哪怕它再深刻再玄妙，都是某种现实意识形态的同谋。”[2]连哲学的玄思和抽象都离不开现实关照，更不用说原本就记载着乡土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诸多创痛的现代文学了。当现代文学研究宣称“禁欲”时，我可以肯定地说，专家们有意无意地成了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逻辑的同谋——抹除掉任何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的东西，一切同一于资本主义战无不胜的同一性。我更倾向于认为，同谋出于专家们的刻意，因为“通过使思想习惯于实证性可以得到社会权威的赞许”[3]。就这样，自拘于资本主义同一性的我们，哪里来反思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能力？

丧失了现实指向性，陷溺进知识和事实的泥淖，纯而又纯、四分五裂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在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想，要是没有学科制度让现代文学研究每年生产出一大批标准化的教授、博士，这个学科的发展动力何在？会不会衰竭甚至死亡？空洞化、泡沫化、标准化的乱象丛生，大抵是因为学术共识的缺失，所以，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学术路径，凝聚我们的学术共识——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究竟有什么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文学研究？让这样的“务虚”，成为我们重新出发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