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现代文明不再一家独大，拥有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奥斯曼文明等古老文明，正在重焕生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古老文明，尤其是完成了现代性转化的古老文明，蕴藏着化解现实困境的宝贵经验，凝结着追求美好未来的恒久价值。大多数古老文明主张以包容性传统助推新型全球化，以文化多样性追求多元现代化，以“文明的对话”去塑造和而不同的未来。古老文明并不都是完美的，但因其内生的开放包容传统，有益于形成各文明间平等对话的共同体。

古老文明共同体的共同特质

第一，大多数古老文明善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崛起仅有几百年的历史，只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小片段。与之相比，各大古老文明历经千年风雨存在至今，蕴含着处理传统与现代的丰富经验。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了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的文明根性。如印度文明有着阿拉伯文明与西方文明会通交融的成功经验。如波斯文明即使在人民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仍然遗存了国家文化传统。古老文明因具有深沉的文明自信，即使跌入历史最低谷，仍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

第二，大多数古老文明善于处理不同族群的关系。如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力。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同样，其他古老文明如希腊文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后而开启希腊化时代，使几大古老文明东西传播，封闭的古希腊城邦地方主义文明由此变为开放的世界性文明。如罗马文明在兴起之初便包容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所以，两河流域的太阳神马尔杜克和埃及女神伊西斯能同时进入罗马万神殿接受人们的膜拜。罗马还让高卢人、不列颠人以及日耳曼人的文明保持了传统特色，并促进它们同拉丁文明的融合。伊斯兰文明也曾有过开放包容的文明传统。《古兰经》中说过：“智慧即便来自多神教徒也应采纳。”伊斯兰教的开放包容，体现在早期穆斯林翻译并保存希腊文明经典，为日后欧洲的文艺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西方的东大门、东方的西大门”，博采东西方文明优长而熔炼出自己的独特文明。相反，那些单纯崇尚军事征服而无包容性文明传统的国家，比如亚述人、匈奴人、赫梯人建立的王国尽管一度强盛之极，却不过一两百年就烟消云散。

第三，大多数古老文明善于处理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以资本为动力，以普世为旗帜，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征服、贬损其他文明共同体。反观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共同体，反倒更加开放、更加虚心地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长处，不断调适自身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中华文明的学习精神体现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1840年以来，我们通过洋务运动学西方技术；通过维新变法学君主立宪；通过新文化运动学习科学民主。不到100年时间，各种主义、各种方案、各种思想流派粉墨登场，几乎重演了西方不同的现代化版本。中国人今天选择的社会主义，也是学习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日本、土耳其、印度、伊朗、埃及等古老文明都是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体制机制、现代教育和工业体系，而完成了现代转型。欧洲也曾向各大古老文明学习。比如魁奈、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从中国儒家思想中获得了大量理性元素并付诸实践。英国借鉴中国的科举制而建立了文官制度。遗憾的是，后来有些大国抛弃了西方早期的开放精神和学习传统，认为自己是文明演进的最高阶段最高形态，是历史的终结，这完全违反了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古老文明的发展历程一再表明，并非所有杂交产物都是优良品种，但所有的优良品种都是杂交而成的。

古老文明共同体的共同使命

第一，超越文明中心论，重塑文明多样性。古老文明自身多具有多样性。例如，中华文明内部保持着丰富的多样性，形成了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的治理体系。在宗教关系上，中华文明强调“多元通和、政主教从”，比西方更早提出政教分离，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在民族关系上，中华文明强调“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既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又有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在国家结构上，中华文明既有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也有因俗而治的“一国多制”传统。即使在欧洲，越是具有深厚传统的文明，越是提倡文明多样性。比如法国始终具有文化自豪感，始终高扬文化主体性，率先提出文明多样性理念。无独有偶，同样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德国在战后始终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多元文化之间的“交往理性”，他的弟子霍耐特则提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承认伦理”。在德国、法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盟国家共同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公约》。

第二，超越单一现代化，探索多元现代化。文明多元化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世界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同一个现代化，有拉美模式、有东亚模式、有阿拉伯模式和中国模式。同样是市场经济，美国有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德国有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中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便在民主政治内部，美国的三权分立与英国的君主立宪不同；欧美的选举政治与亚洲的选举政治也不同。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恰恰是多元文明的特征。

第三，超越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对话。文明冲突的根源不是古老文明的现代复兴，而是单一文明的唯我独尊。相比文明冲突论，各大古老文明都有对话协商的文化传统。比如，中华文明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而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的沟通方式，而非“力量即正义”的实力原则；秉持“民胞物与”的共同利益，而非“非敌即友”的二元观念。所以，中国即使是在综合实力最强的时候，也没有对外扩张、没有殖民掠夺、没有炮舰政策、没有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再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印率先倡导“和平共处五原则”，以合作共赢的新思维代替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因此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对抗，是早已为古老文明所印证的共生共存智慧。

第四，超越文明优越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现代西方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而古老文明历经风雨荣辱，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单一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如果不与各大古老文明交流借鉴，更加无法成为普世文明。与此同时，我们当然相信，不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非西方文明也难以发展壮大。各大古老文明绝非完美，当年之所以被西方超越和冲击，正是因为自身深重的积弊。古老文明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坚持不懈地交流互鉴，与西方现代文明携起手来，形成更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力量。我曾提出，生态文明可成为一个融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中西文明交流平台。这样的平台还能找到很多。 （本文摘自作者在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