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文摘录|

柯一璀年过四十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有“根”的。意识到这一点，首先不是在认识上，而是在味觉上，是“胃”先接受了“故乡”。他以前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喜欢吃信河街的鱼生。那是一种由小带鱼、萝卜丝和酒糟腌制而成的小吃，有一股刺鼻的腥臭。母亲掩鼻，柯一璀逃避，却是父亲的天下第一美味。过了四十，毫无征兆，毫无理由，柯一璀突然接受了鱼生，接受了那种腥臭。

一

柯一璀十二年没回信河街了。不是他不回，不存在“回”的问题。他的记忆里没有信河街。对于信河街，他只有想象，而他的想象大多来自父亲。父亲“没了”，他的想象无所依托，只剩一丝若有若无的气味。气味这东西古怪得很，无法捉摸，却根深蒂固。

父亲在世时，也很少回信河街。但父亲有他的方式，春节到清明节这段时间，他脸上有一种特殊的“忧伤”，表情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神秘得很，陶醉得很，也怪异得很。

通飞机后，父亲经常念叨着要回去，却迟迟没行动。这不是他的性格。他平时做事都是“手起刀落”，从不犹豫。

柯一璀是在考上博士那年寒假，被父亲带回到信河街的。

那时，信河街已经是一个名气很大的城市了。充满了暴发意味，也充满了神秘气息。信河街成名是因为经济上的成功，几乎每家每户做生意，前门是店铺，后门是工厂。每个家庭都是万元户。据说信河街人走路是脚不沾地，就差长出一对翅膀。据说信河街人什么生意都敢做，连天上飞机航线都敢承包。这帮人无法无天了。还有一个传说：信河街人基因特殊，头发是空心的。

柯一璀对自己“刮目相看”了，他身体里流淌着信河街的血液。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拔下头发，请生物系的老师“化验”。结果令他失望，他的头发是实心的。他确信自己变质了，不能像信河街人那样做生意赚大钱了，只能在大学里当教书匠。

柯一璀终于看见父亲和叔叔柯子阁站在一起了。他们巨大的差别让柯一璀吃惊。父亲身高一米九，叔叔最多一米六。父亲是军人，身上有一种特殊气质。这气质说起来挺玄，其实就是一个字：正。立正的正，端正的正。没错，父亲十八岁离开信河街去当兵，一当便是一辈子，退休后依然住在部队大院里，身上穿的是摘了徽章的军装。他的脸是一面国旗，身体也是一面国旗，连讲话也让人联想到迎风招展的国旗。叔叔是倒三角脸，他的脸是歪着的，他的身体也是歪着的。他身上有一股邪气，一股幽暗之气。可是，他身上又透出一种正气，一种不屈不挠的正气。

叔叔的态度让柯一璀意外。按照常理，见到京城回来的哥哥，做弟弟的应该很热情，至少是客客气气的。这是起码的礼数嘛。他没有。他见到柯一璀的父亲时，特意将身体挺一挺，将头昂起来，脸上的表情是傲慢的、不可一世的。眼神是审视的，甚至是蔑视的。这太不正常了。

更不正常的是，父亲见到他后，态度变得谦恭起来，好像他这个哥哥反倒成了弟弟，而且，是欠了哥哥一大笔债的弟弟。

第一眼看见这个素未谋面的叔叔，柯一璀就觉得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眼神是倔强的，又是柔和的。他总是一副随时和人打架的神情，一副决不服输的表情，可他的姿态分明在告诉别人，他根本不想跟人打架，他不屑，要打只跟自己打。柯一璀还发现，他看人时，总是抿着嘴唇，不轻易点头，也不轻易摇头。

回到信河街那晚，父亲请叔叔一家人吃饭。

柯一璀的印象中，他们住的华侨饭店，是当时信河街最高档的酒店。晚宴也设在华侨饭店。柯一璀记得，那天晚上叔叔一家人都到齐了。柯一璀第一次见到了婶婶，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一个堂弟叫柯一肖，有一个堂妹叫柯可绿。柯一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跟着他父亲学手艺。他的样子比他父亲还骄傲，见了柯一璀的父亲，只用眼睛瞟了一下，脸上挂着一丝笑容，那笑容是嘲笑，是不置可否，更是置身事外。他不仅对柯一璀的父亲如此，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包括他父亲。柯可绿主动坐到柯一璀身边，介绍自己的“情况”：她正在读高二，成绩差得“没脸见人”，如果柯一璀愿意收学徒的话，她可以跟到北京读博士。

叔叔那晚喝的是父亲从北京带回的牛栏山二锅头。他喝了一口后，对父亲点点头说：“这酒不错。”柯一璀发现，叔叔的酒量也“不错”，一瓶牛栏山，大部分是叔叔喝的。叔叔的话明显多起来了，他原来一直讲信河街方言，柯一璀听得半懂不懂。这时换成普通话了，柯一璀还是半懂不懂。柯一肖早就离席了，说自己有事要办。用柯可绿的话讲，“去跟国家领导人会谈了”。柯可绿没走。她对“博士”很感兴趣，问博士是什么级别，一个月拿多少工资，可以住多大的房子，有没有司机和秘书，是不是经常见到国家领导人，等等。柯一璀如实回答，她开始不相信，后来确信柯一璀讲的是实情，“哦”了一声，脸上的表情相当失望。

第二瓶牛栏山又喝了一半，叔叔不讲普通话了，他开始唱京剧，一开口就是：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唱完了“包龙图”，叔叔再接再厉，唱了《四郎探母》，再接着是《穆桂英挂帅》，然后是《贵妃醉酒》，之后是《空城计》。好像他肚子里的京剧名段不停翻滚，喷涌着往外冒，捂都捂不住。柯一璀担心他会一直这么唱下去，那就成负担了。还好，唱完《空城计》后，叔叔换“频道”了，开始发表“演讲”，对着酒桌上的人，对着酒桌上的酒菜碗碟，对着酒杯，对着筷子。也有可能，他只是对自己发表演讲。可惜的是，这一次，柯一璀一句也没听懂，他问柯可绿，柯可绿摇摇头，她也听不懂，连她妈也听不懂。柯可绿说，他们早就习惯了，父亲一喝就多，一多就要发表演讲，非要拉着她妈当听众。第二天酒醒，如果问他昨晚的事，他会瞪大眼睛反问你：“我唱京剧了？我演讲了？我怎么不知道？不可能嘛。”柯可绿说，这只是他喝醉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文醉”。他还有“武醉”，喜欢找人打架，不知进了多少趟派出所。“我们全家人的脸面都让他丢光了。他倒好，什么也不管，第二天酒醒了，坚决否认打人，更否认进过派出所。”

二

一周之前，柯一璀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回信河街取一件东西。电话里那个人告诉柯一璀：“我是柯子阁。”

意外了。在柯一璀印象中，叔叔从没给父亲打过电话。叔叔有一次受邀到北京，参加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他在北京住了七天，那家电视台就在柯一璀家马路斜对面。叔叔没有登门。他连电话也没有打，完全无视北京有一个同胞哥哥。很伤人的。父亲是在电视播出后才知道的，他将那个关于盔头制作的专题片看完，什么话也没有讲。此后三天，父亲都没有开口。

父亲就是在那之后身体陡然衰败的，不到半年就离世了。

父亲去世时，柯一璀将消息通知叔叔。叔叔没有来。这让柯一璀奇怪，他们何以薄情至此？也让他产生疑问，父亲是否做了什么对不起柯家的事？

他一直在等待去信河街的机会。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研究全域旅游规划的专家，他接到过全国许多城市的邀请，却没有等到信河街的邀请。对他来讲，信河街是不同的，这是父亲的故乡，也是他的“根”。

柯一璀年过四十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有“根”的。意识到这一点，首先不是在认识上，而是在味觉上，是“胃”先接受了“故乡”。他以前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喜欢吃信河街的鱼生。那是一种由小带鱼、萝卜丝和酒糟腌制而成的小吃，有一股刺鼻的腥臭。母亲掩鼻，柯一璀逃避，却是父亲的天下第一美味。过了四十，毫无征兆，毫无理由，柯一璀突然接受了鱼生，接受了那种腥臭。已经不是臭了，而是鲜美，是香，是亲切，是温暖。柯一璀当时就想，完蛋了，自己活成父亲的样子了。另一个变化是对家族史的认识。就在他接受鱼生之后，对家族史的认识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对于柯一璀来讲，这次逆转是革命性的，是翻天覆地的。他以前一直认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是从知识开始的，是精神的产物。不是的，他在不惑之年改变了这个看法。他觉得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是从味蕾开始的，也可以说，是从胃开始的。胃才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决定因素不是知识结构，不是方法论，不是世界观，而是早就长在你身体里的胃。它不仅仅是个胃，还是一个人从哪里来又可能到哪里去的方向盘，是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行走以何种思维处世的隐秘基因，是一个人站在哪个角度观察世界的支点。柯一璀终于发现，自己的胃是信河街的，是能够接受鱼生的胃。他对家族史产生了浓烈的好奇，甚至是自豪。这可能是自己有别于世界其他人的独特基因，独属于他柯一璀的。这是多么宝贵。

柯一璀没有想到，让他回信河街的邀请会是叔叔发来的。当然，叔叔肯定是信河街他最想见的人。柯一璀也喜欢喝酒，但他对叔叔最感兴趣的不是酒，而是他怪异的演讲。他的演讲才是他的本质，才是他的秘密，才是他身上最神秘的部分。是的，柯一璀意识到了，父亲也有那种神秘的东西，但父亲克制住了。印象中，父亲只“表现”过一次：他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清明节的中午，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喝醉了。他一进家门，父亲不由分说，将他按在地上痛揍了一顿，揍得他鼻青脸肿。第二天，母亲质问父亲揍他的理由，父亲无辜地问：“我有吗？我真的有吗？”柯一璀认为，父亲酒后揍他，和叔叔酒后发表演讲应该有特殊的联系，两者之间有一条隐秘的通道。这条通道是他们家族的秘密，也是他们家族和这个世界的非正常关系。

父亲死后，葬在了北京，他不回信河街了。死也不回了。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柯一璀想不通的地方也在此，以父亲对故乡的感情，应该回的。

柯一璀决定在那个周末回信河街，他买了周五晚上的机票和周日晚上的回程票。他在信河街有两天的时间。

柯一璀通过携程，预订了华侨饭店的房间。华侨饭店已经升级为五星。他没有告诉叔叔周五晚上就到信河街，电话约好周六上午去他家。他不想贸然上门。叔叔这个电话打得蹊跷。

登记入住后，柯一璀去街上吃了一碗鱼丸面。他上次也吃过，没觉得好。这次也没有觉得好，但他感受很特别。这种特别首先体现在形状上，柯一璀见过的鱼丸大多是圆形的，不规则、棱形的鱼丸是第一次见到；其次是在颜色上，半透明，如晶莹的琥珀；最特别的是吃，刚出锅的鱼丸，似乎在跳动，咬一口，也不知是牙齿在咬鱼丸还是鱼丸在咬牙齿。他感到惊奇。感觉鱼丸活过来了，在他身体里游弋。

吃完鱼丸面后，柯一璀沿着华侨饭店门前的马路往北走，大约一公里，到了瓯江边。瓯江再向东流，便是东海入海口了。

柯一璀突然想起来，沿着瓯江往上游走，有一座积谷山，积谷山过去就是桃源，柯家的祖墓就在那里。

第二天上午，他拎着两瓶牛栏山二锅头去百里坊祖屋看望叔叔。

叔叔的相貌没变。十二年前他是六十出头，十二年后，他的样子还是六十出头。妖怪得很。时间在他的相貌上失去了流痕。唯一的变化是，他以前的嘴唇是抿在一起的，把嘴抿小了，一嘴的皱纹。现在他将上下两片嘴唇吸进嘴里，用牙齿咬住，看不见嘴唇了，显得更加严肃。与叔叔相貌形成反差的，是周围的环境，老屋还在原来的位置，但四周杂乱无章地建起许多水泥房子。别人建，叔叔家也建，他将原来的两层楼房推倒，建成了六层楼。上次来时，他家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摆满了叔叔种的花草，有月季、水仙、牡丹、朝天椒、仙人掌，等等。整个院子显得蓬勃茂盛、井井有条又生机盎然。院子里还有一个小鱼池，里面养着大大小小的金鱼。每一条金鱼都是叔叔买回来的，他不允许家里人给金鱼喂食，金鱼贪吃，食量却小，吃得过多，就会撑死。当年的花草鱼池不见了，成了一幢楼房。柯一璀觉得可惜。可他知道，他的可惜是一厢情愿的，是不现实的，是一种理想状态。生活却不是。

家里只有叔叔一个人。叔叔说，柯一肖建了别墅，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他们住到别墅去。叔叔停了一下，突然拔高了声调：“他说得好听，叫我们去享福，分明是去给他带孩子，还得煮饭烧菜给他们吃。老子才不会上这样的当。”

柯一璀问：“婶婶呢？”

叔叔说：“她去别墅享福了，叫她不要去，她不听。”

这是他们的家务事，柯一璀不敢乱插嘴，也不敢表态。家务事没有对错，外人怎么表态都是错的。这个道理柯一璀懂。

三

柯一璀临时决定请叔叔吃中饭。叔叔叫他回来“取一件东西”。叔叔没说什么东西。他现在来了，叔叔只字不提。他不能问，问了反倒显得沉不住气。

叔叔接受了柯一璀的邀请，带他去一个叫东海渔村的海鲜店。叔叔点了五个菜：清蒸水潺、红烧鱼、鱼生、龟脚和本地芹炒黄豆芽。柯一璀让他再点两个，他说够了。五个菜中，柯一璀以前吃过芹菜炒豆芽，但这里的味道不同，芹菜很细，有苦味，回味却香，特别长。味道留在嘴里盘旋、跌宕，久久不肯散去。柯一璀没有吃过这样的芹菜。

叔叔没有带柯一璀送他的二锅头，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瓶信河街老酒汗。酒瓶一旦打开，柯一璀就发现叔叔“独自上路”了。他掌握了方向盘，快或者慢，停或者走，何时走何时停，进入他的议程。纵使身旁有千军万马，他见到的，只是孤身一人。他的另一个口袋里，还藏着一瓶老酒汗。当第二瓶喝到一半时，他开始演讲了。

柯一璀特意观察他的喝酒姿势，果然有特点。他的特点是轻，轻轻地倒酒，轻轻地端杯，轻轻地倒进嘴里，轻轻地放下酒杯。整个过程，几乎是无声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他看酒的眼神是淡然的，不是热情似火，也没有如饥似渴，就像看镜子里的自己。但绝对不是漠视，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饱含深情的淡然，是达成和解的淡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淡然。

两瓶老酒汗喝光了，五个菜也吃光了，叔叔演讲了整整两个钟头。酒店的厨师早下班了，只留一个服务员等他们。柯一璀结了账，叫了一辆车，送他回百里坊。

到家后，他带柯一璀上了楼顶。楼顶是个大阳台，柯一璀又一次意想不到了，大阳台上种满各种各样的花草，有月季、水仙、牡丹、朝天椒、仙人掌，等等，还有各种造型别致的盆栽。大阳台上还有一个水泥砌起来的池塘，里面有各种水草，各种大小不一的金鱼在水草中穿梭游动。

这场景让柯一璀恍惚。

婶婶回来了。柯一璀想想也是，她怎么放心让叔叔一个人住在老屋里呢？他那么喜欢喝酒，万一有个意外呢？可儿子要她去，她不能不去。她只能两头跑。只能被叔叔骂。柯一璀能够想象婶婶的为难。怎么可能不为难？别的不说，单说叔叔喝酒这一项，单说叔叔喝醉整夜发表演讲这一项，哪个女人受得了？绝对没有的。叔叔喝酒不是一天两天，他是每天都喝，每天都醉，用柯可绿的说法是“都喝一辈子了”。

柯一璀的出现让婶婶意外。当然，十二年才回来一次，不意外是不正常的。这一点，柯一璀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来。柯一璀也可以看出来，婶婶是欣喜的，她看见柯一璀是高兴的，这种高兴是发自心底的，是由衷的，骗不了人的。但是，她的眼神又是警惕的。柯一璀不知道她警惕什么。

婶婶让柯一璀留下来吃晚饭，柯一璀不想留。他只想跟叔叔聊一聊，可是，看他的样子，完全没有跟他聊的意思，那么，柯一璀留下来就失去意义了。他对婶婶说，他回酒店还有事，明天再来看叔叔。

回酒店的路上，柯一璀心里想，明天直奔主题，直接问问题了，不管他回答不回答。他想，自己总是犯知识分子的毛病，想得太多，顾虑太多，死要面子，总是等待时机。其实，对待叔叔这样的人，最直接的方法可能是最有效的，当然，可能也是最无效的，因为他不吃这一套。可是，谁知道呢？（节选）

……

选自《人民文学》2019年第9期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9年第11期

哲贵，浙江温州人，1973年生。已出版小说《空心人》《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等。曾获《十月》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等。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