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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夫妇

19世纪德国最为著名的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ClaraSchumann,1819–1896）的一生，可用“辉煌、独立、坚韧”这六个字加以概括。她驰骋欧洲钢琴演奏舞台达60年，与同时代的男性同行塔尔贝格、肖邦、李斯特交相辉映。在与家庭、社会的关系方面，她充分表现出独立的个性。37岁时丈夫罗伯特·舒曼逝世，她一个人拉扯大七个子女，还在钢琴演奏和钢琴教学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主持出版了她丈夫的作品全集，表现出罕见的坚韧。

一

二百年前，克拉拉·维克（ClaraWieck）出生于德国萨克森邦的莱比锡。父亲弗雷德里克·维克是一个音乐家、钢琴教师，还开了一家琴行。她的父母很早离异，虽然父亲之后再婚，但克拉拉在晚年回忆时曾说过，她几乎没有体会过人间的母爱。而父亲的爱则充盈在克拉拉的整个童年。父亲很早就发现了女儿非凡的音乐天才，于是倾注全力，以他独特的方法——“维克教育法”，要将女儿培养成为“钢琴神童”，成为“世界级的钢琴大师”。

克拉拉从五岁开始学琴，几乎与她牙牙学语同时进行——克拉拉从小由一个哑巴保姆带大，到四五岁时方学说话。克拉拉只上过很短时间的小学，父亲就不让她再去上学而只在家里学习：一般的课由请来的家庭教师传授；而音乐方面的课，特别是钢琴课则由父亲全包。父亲每天给她上两个小时的钢琴课，然后克拉拉自己再练琴数小时。此外，父亲还请人给她上作曲、配器、声乐等音乐课程，还让她学习提琴等其他乐器。在保存下来的克拉拉最初的日记中，有许多父亲的字迹，这是维克为不知如何记日记的女儿所写的“范文”。专制而急功近利的维克无疑是“虎爸”的一种典型。家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父亲笑对弹琴的女儿，而对他认为朽木不可雕的拉小提琴的儿子阿尔文则非打即骂。

1828年10月12日，克拉拉在莱比锡的布业会堂，第一次公开登台演出，当时她9岁。那次，她在女钢琴家卡罗利妮·佩尔塔勒的音乐会上参与一四手联弹曲子（卡尔克布雷纳作曲）的演奏，拉开了毕生钢琴演奏事业的序幕。1891年3月12日，时年72岁的克拉拉·舒曼在法兰克福举行了她生平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60余年非同凡响的进取努力，使她成为19世纪世界女钢琴家中的第一人。

从1831年起，克拉拉开始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那时，还是马车的世界：就像莫扎特父亲领着年幼的莫扎特坐马车四处演出那样，维克带着少女克拉拉也坐在马车里前往国内外的许多城市。不同的是，维克还是钢琴经销商，所以在马车顶上常常会捆上一架钢琴。那一年，克拉拉在魏玛演出，获得82岁歌德的盛赞：“克拉拉的演奏风格是那么新颖，它要求高度灵活的技巧，但听起来确实是轻松愉快的。”“这个女孩的力量胜过六个男孩的合力。”就这样，克拉拉在16岁前去过汉诺威、魏玛、布拉格、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的旧称）、汉堡和巴黎等27个城市，圈粉无数，受到狂热的欢迎。

克拉拉18岁时就征服了见多识广、眼界颇高的维也纳人。当时有种说法：谁在维也纳演出获得认可，那么谁在欧洲舞台上就通行无阻了！而在维也纳的音乐生活中，音乐团体——“音乐之友协会”享有崇高威望，克拉拉最初就在“音乐之友协会”位于图赫劳伯胡同12号的剧场演出，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喝彩！奥地利斐迪南一世皇帝也听过她的演奏，印象极佳。1838年3月15日，奥地利皇帝史无前例地授予克拉拉·维克这位外国新教徒少女“皇家与王家造诣高深女演奏家”（K.u.K.Kammervirtuo⁃sin）的称号。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在此无疑为克拉拉今后的演出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

维也纳糕点业有个传统——设计、制作以名人命名的特制糕点。当时，克拉拉的演出十分轰动，坊间就出现了专为克拉拉设计的一种蛋糕，一直到现在，人们还能在维也纳最为著名的德梅尔（DEMEL）烘焙坊买到上面裱有克拉拉·维克姓名，饰有黑白相间钢琴键盘的“克拉拉蛋糕”。维也纳人通过这种蛋糕的形式，留住了对这位德国少女演出的百年记忆！

女儿在18岁时就功成名就，最高兴的当然是她的父亲：女儿没有辜负他15年苦心孤诣的培养。女儿的成绩更表明了他这个钢琴教师是多么教学有方，大大提高了他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威望，更何况女儿从十多岁起通过钢琴表演就能大笔挣钱。然而之后几年事情的发展，父亲非但高兴不起来，反而愤怒到了极点。

二

1840年9月12日——克拉拉21岁生日前一天，克拉拉·维克与罗伯特·舒曼在莱比锡近郊谢讷费尔德的教堂结婚。从此之后，克拉拉·维克的名字就改成本文一开始所说的克拉拉·舒曼。

克拉拉的父亲是坚决反对女儿与舒曼结合的，维克生平最为后悔的一件事莫过于，正是他自己使舒曼与克拉拉得以相识和交往。舒曼出生在萨克森州的茨维考小城一个书商家庭，父亲死后，母亲命他上大学的法律系，而他对音乐和文学最感兴趣。1828年，他慕名找维克上了一段时间的钢琴课，维克不但为舒曼学音乐鼓劲打气，而且非常热心地写信给舒曼的母亲，力劝她允许儿子专攻音乐。于是在1830年，舒曼20岁时正式投入维克的门下成了他的弟子。最初的一年多，舒曼甚至还住在维克的家里。当时，克拉拉11岁——这两个相差9岁的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到克拉拉16岁时，父亲终于觉察到俩人的亲密关系，开始严禁他们的一切交往，但为时已晚。

再说，维克的一大疏忽是始终没有禁止克拉拉弹奏舒曼的作品。看来，这位老先生是忘了如白居易所说的“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白居易《策林·六十四》）的音乐表现思想感情的道理。

这两个音乐天才的谈情说爱，除了文字书信交流、口头的甜言蜜语外，还有他们的音乐语言，只有他们才能心领神会专门用音乐语言所表达的甜言蜜语。舒曼自不必说，他以德国早期浪漫派著名作曲家的身份载入音乐史册，而克拉拉，除弹钢琴外，也是一个作曲天才。在她11岁时，父亲就发表、印刷了她的作品第1号《波兰舞曲四重奏》。在少女时期的音乐会上，克拉拉不时会演奏一首自己作曲的作品，引起一阵赞叹。就像恋人会互相塞一张写有情话的纸条那样，他们之间也会传递纸条，不过那上面写的不是文字而是谱子。这种交流也在他们俩人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有所流露。在克拉拉作品第3号《浪漫变奏曲》中，以C大调形式演奏了爱情主题，舒曼随即在他第5号作品《克拉拉·维克主题即兴曲》中，以即兴的形式使用这个主题唱和，克拉拉又以变奏曲的方式接续……可以说是音乐把俩人的心灵更紧密、牢固地联系到了一起。

这种一方坚决要结婚，另一方动用一切手段坚决反对的局面拉锯了两年多。最后，双方撕破脸打官司打到莱比锡的上诉法院——舒曼与克拉拉是原告，维克成了被告。法院基于克拉拉的生母同意他们结婚，克拉拉作为著名钢琴演奏家今后独立生活已有物质保障，最后判决：准予俩人结婚。这样就有了前述的结婚场景。人们看到，克拉拉为了维护自己的婚姻自主权，态度有多么坚决！

三

幸福婚姻的一个表现是舒曼连续数年在作曲方面的丰收，接踵出现了创作的“歌曲年”“交响乐年”和“室内乐年”。体现他们婚后在音乐创作上互相砥砺的是他们共同创作的《十二首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选自德国诗人吕克特的诗歌集《爱情的春天》。在十二首歌曲中，第2、4和11首为克拉拉作曲，其余为舒曼。这十二首歌分别被列为舒曼作品第37号和克拉拉作品的第12号——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舒曼的作品写成后，克拉拉是第一个欣赏者，很自然地会谈自己的看法。由于舒曼在以往弹钢琴时不得法的训练，手指严重受伤，已无法把自己的乐谱转化为实际的乐音，这个任务就由他的妻子、演奏家克拉拉担当。在目前能搜集到的约1500场克拉拉的演奏节目单中，大部分都列有舒曼创作的作品——克拉拉是舒曼作品最重要的一个传播推广者！克拉拉还是《舒曼全集》的出版人：克拉拉在晚年积极联系出版社（后由莱比锡资格最老的音乐出版社——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社出版《舒曼全集》），从文稿的搜集、编辑校订到出版经费的落实上，花费了克拉拉无数的心力。现存于德国萨克森州档案馆莱比锡分馆的舒曼全集原稿上留下了无数克拉拉校改的字迹和她名字的缩写“CS”。

现今莱比锡舒曼纪念馆即是舒曼夫妇在岛屿大街的新婚住所。作为钢琴演奏家，克拉拉要花不少时间练琴。一则克拉拉的琴声打扰了舒曼作曲的思路（房子的隔墙很薄），二则克拉拉练琴多，就势必减少了照顾舒曼与孩子的时间（虽然家里有女佣）。当时的风尚是许多有名的女音乐人结婚后都退出了舞台，不再演出。舒曼最初希望克拉拉也这么做，但克拉拉则如她所说的那样“我绝不放弃我的艺术”。这当然是她的性格、爱好使然，也得益于她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在国内外受欢迎的钢琴家，她能巡回演出为家庭挣钱。而在挣钱方面，舒曼只能甘拜下风。

舒曼长期作为“自由职业”的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一年靠音乐作品和写稿的收入远低于克拉拉外出一次演出的收入。再者，舒曼也没有从小书商家里继承到多少财产（这正是克拉拉父亲反对他们结婚的一个重要理由），面对日益膨胀的家庭（除一个夭折的儿子外，他们共有七个子女），要维持这个家庭体面的生活，要为舒曼的作曲工作、为家庭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还真少不了克拉拉的出马。而外出演出要准备，就得多练琴。于是执拗的舒曼进行了妥协，当然克拉拉在练琴的时间上也作了适当调整。

舒曼曾几次陪同克拉拉外出巡回演出，最出名的一次是1844年前往俄国。演出大获成功——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克拉拉成了熠熠生辉的主角——这本来是件令全家高兴的事情，而舒曼却感到沮丧，因为在他看来他只是个陪同。在俄国，许多人不知道他是个新晋音乐家，曾有人问他是否也从事音乐工作，这大大伤了他的自尊。舒曼是个自视甚高，且极为敏感的人。回莱比锡后，舒曼大病一场，此后他就再也不陪克拉拉外出演出，而是埋头在家里一心作曲。由于舒曼在莱比锡一直没有成功谋到一个固定职位（如布业会堂交响乐队乐长），全家在1844那一年迁往德累斯顿。1850年，舒曼因得到杜塞尔多夫城市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乐长的固定职位，而迁往该城。然而，舒曼任此职不到两年，因指挥能力欠佳，音乐委员会只让他指挥他自己创作的作品——大受刺激的舒曼因此愤而辞去了这个乐长职务，又做回了“自由作曲家”。

1854年2月27日，舒曼在杜塞尔多夫跳莱茵河自杀，被人救上岸——这是舒曼患精神疾病的一次集中爆发。很长时间，他由忧郁、狂躁发展到幻听——会交替听到天使、魔鬼的声音……于是，舒曼被送往位于波恩附近的艾登尼希精神病疗养院。在那里，舒曼于1856年7月29日逝世。克拉拉·舒曼37岁就失去了丈夫。

如果用他们的音乐作品来表明他们的婚姻历程，那么起点就应当是在结婚前一天即1840年9月11日，舒曼赠送给克拉拉专为她而写的《爱神木花》（作品第25号），而终点则只能选——在笔者看来——克拉拉为舒曼1853年6月8日生日所作的《罗伯特·舒曼主题变奏曲》（钢琴）（作品第20号），因为那次是舒曼在家里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自丈夫逝世后，克拉拉就再也没有创作自己的音乐作品，而专注于钢琴演奏事业。她传世的约三十余部音乐作品表明，欧洲音乐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了这位天才女作曲家的作品！她最重要的作品有：《G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第17号，1846年）、《A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7号，1833—1835年）、《浪漫变奏曲》（钢琴）（作品第3号，1833年）、《C小调钢琴谐谑曲》（作品第14号，1845年）等。

四

舒曼逝世后，克拉拉一个人挑起了抚养七个未成年子女（三个儿子四个女儿）的担子。她把几个大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小孩子则留在家里由保姆照料。即使万般不放心，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坚决走上巡演的道路。

随着欧洲铁路线路的扩展和客轮航班的增加，克拉拉·舒曼也年复一年增加了巡回演出的地方。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56年，克拉拉第一次赴英演出，自此之后，英国就成了她在国外最喜欢去的地方。她一共去过英国19次，演出达265场。以在英国演出为例，克拉拉不仅要在演出上挑大梁，而且如今由演出经纪人所做的事情都要她去做：请哪些音乐人合作、节目单的拟定、演出报酬的谈判，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音乐本身。比如在一次演出中，克拉拉要演奏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第73号）和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54号）——这已经是一种“老与新”的搭配了，但两者对听众来说也许都显得比较严肃、沉重，克拉拉就会穿插演奏一些诸如舒曼的《狂欢节》《童年情景》（脍炙人口的《梦幻曲》就是该组曲中的第七首）。

在长期的音乐表演生涯中，克拉拉积累了丰富的演出曲目。这中间包括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斯卡拉蒂、舒伯特、门德尔松、肖邦、舒曼和布拉姆斯等人的作品。

在音乐表演搭档中，小提琴家约阿希姆曾经常随克拉拉前往伦敦演出。1853年，约阿希姆与作曲家勃拉姆斯在杜塞尔多夫与舒曼夫妇相识。此后，这两个年轻人均成为舒曼家的好朋友，当然，勃拉姆斯与舒曼家、与克拉拉的联系更为紧密。

克拉拉不仅是造诣高深、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女钢琴家，而且也是音乐会经营运作的高手，保存下来的克拉拉亲手详尽记录的账薄表明了这一点。这样一场场的演出，一场场的积累（舒曼逝世后，克拉拉的演出总数超过一千场），克拉拉终于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富婆”。1862年，克拉拉在巴登巴登城郊买了一所房子，供她与七个孩子一家团聚之用。每个子女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在一楼客厅放着三架三角钢琴——一架克拉拉专用，一架孩子们用，第三架则供她的学生弹奏。

然而，克拉拉这样苦心营造的团聚温馨时刻并没有持续很久。七个子女中有三个走在她的前面：两个死于结核病，第三个——二儿子费迪南德参加普法战争，在一次演习中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被用吗啡治疗，染上了终身无法解脱的吗啡毒瘾，后死于1891年。他的子女要由克拉拉抚养。而大儿子路德维希则步了父亲的后尘，很早就被送往精神病院，在克拉拉逝世后三年，他也离开了人世。只有大女儿、二女儿和小女儿活到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1878年，由于从手臂、手腕到手指的伤痛，克拉拉作了一个重要决定：接受成立不久的法兰克福霍赫博士音乐学院的邀请，担任该院的钢琴教授——将工作重心从舞台演奏转到钢琴教学上，要把自己的钢琴美学、演奏钢琴的技艺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她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钢琴女教授（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位）。在法兰克福音乐学院，她培养了八十余位钢琴后起之秀，加上她个人几十年来所收的学生，克拉拉的弟子总数达一百多位。由于克拉拉早先在英国长时间轰动、密集的演出，她在英国享有极大的威望。故而，找她学钢琴的英国学生很多，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她最好的英国学生，日后均成为钢琴界的权威。这其中有艾德莱纳·德拉拉、范尼·戴维斯、玛丽·博恩等人。

1896年5月20日，克拉拉·舒曼因中风在法兰克福逝世，享年77岁。在丈夫逝世四十年之后，克拉拉也来到了波恩老公墓舒曼的身旁。对于丈夫的音乐作品，因有乐谱在（其中就有她主持编辑出版的《舒曼全集》），它们将被长久流传演奏下去——克拉拉有这样的底气。而对首先是作为钢琴演奏家的自己，在当时没有任何录音的情况下，克拉拉在晚年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再活着，我的星辰就不再闪耀，大家就会把我忘掉。”看来，无论是印在面额100德国马克纸币上她的头像，还是遍布德国莱比锡、茨维考、杜塞尔多夫、波恩的纪念馆，抑或2019年举行的盛大、多样的纪念活动都表明：克拉拉的这个想法是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