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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花朵》，唐池子/著，晨光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28.00元

乡土精神本身是丰富而斑斓的，它的神秘性、边缘性，与乡土社会和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独特气质，与大自然的亲近，与质朴人性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关联，种种的一切，散发出独特的审美价值。近年来，关于乡土题材的儿童小说涌现了不少，然而，作为一种文学的书写，并非仅是一种文化的承担，乡土题材的儿童小说写作如何传递出打动人心的文学力量，值得更进一步的探讨。

笼罩着温情诗意的乡土，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人与景交相辉映，自然孕育着人的良性和善性，如何将民族民间文化、乡土文化“鲜活化”，使之成为乡土童年书写弥足珍贵的资源，首先要注意的是，乡土书写与现实反映不应是截然分离的，如何及时捕捉和表现巨变时代之中乡村面貌的基本走向，书写新时代画卷之中乡土生活的变迁，民众的命运变迁，于社会现实与牧歌图景中寻求新乡土儿童小说写作的可能与突破，正是《勇敢的花朵》带给我们的启示。

《勇敢的花朵》展现了一幅浓浓的，西南边陲、大山深处的傈僳族村寨的风情画卷，两条线索交相辉映。一条线索是傈僳族女孩阿春花和她的小伙伴阿美、阿努的生活、学习图景，一条线索是城市，或说现代化对这座山乡的“打量”，一个丢失的钱包牵连起了李俊，一封信唤来了李晓——考察滇金丝猴的北京大学博士李俊与阿春花一家的牵连，李俊的女朋友、都市女教师林晓的支教与内心追寻。两条线索纵横交错于云朵之上的古寨，诗性文学追寻和现实主义关照相融合，绽放出了最美丽的花朵。

唐池子写活了这座存在了三百多年的傈僳族古寨，那澜沧江和碧罗雪山环拥中的古寨，因地处偏远而避过了刀兵动乱，也因地处偏远，一直保持着原始的刀耕火种的传统生活形态。吹葫芦笙、跳山羊舞、唱采山调，信奉武萨神的传统生活方式，木楞房中的火塘，高山的花海，古林箐的原始森林，都塑造了无可替代的地域信息，以独特、丰盈、生动的地域文化呈现，指向了一片可以触摸的真实的山乡大地。文本呈现出了浓浓的傈僳族式的话语方式和经验氛围，得益于作家对该民族传统、文化的熟稔，和对傈僳族歌谣、独特方言的运用。

显然，云古寨是一种精神的寻梦。这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存放粮食的“庄房”从不用锁；甚至云古寨的门窗也从不上锁，如果有人经过村寨，主人不在，客人可以自己进门生火做饭用餐，只要等到主人回来才离开，就不算偷窃。现代化的城市与三百年的山乡古寨，不只是地域的概念，而是一种积淀了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化符号，城市是现代化和充裕物质生活的象征，山乡在这里被寄寓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传统人性人情之美的理想所在。

然而，作家并未回避城市化进程中的山乡贫困现实。小主人公阿春花的爷爷患了眼病，即将失明，而阿春花的爸爸放弃打猎后，没有足够的钱给爷爷治眼病；阿春花的好朋友阿努的父亲母亲都在外打工，春节时能够和父母一聚都是他无法实现的愿望；云古寨小学有二十个学生，但二十年来只有一位出身于云古寨的老师，学校每年都说可能会来新老师，但他们的盼望年年落空。最后，唯一的这位叶秀老师为了救来此支教的林晓老师，丧身于暴雨之后的泥石流中。

何谓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那就是，要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书写儿童生存的现实状况，思考与当代童年成长休戚相关的现实问题与出路。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除了出生于物质丰裕年代的城市少年儿童，还有数以亿计的中国当代农村儿童的生活现实。云谷寨的孩子，正是这幅现实生活图景中的一部分。山乡虽然美丽，但它远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和诗意家园。

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们对于乡土的书写，往往着眼与城市与乡土的对立。文明的演进将始终伴随着文化的冲突，现代化进程将无情打破梦中的乡土和桃花源。然而，在《勇敢的花朵》中，城市与古寨跨越了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一方对古旧、淳朴、率真的传统感到深深眷恋，另一方则以巨大的热情拥抱山外的世界，和即将到来的现代化。故事给出了理想的结束，科考队冒雨把考察报告送到了镇政府，林晓带领云古寨小学所有的孩子们制作了名为《二十二种爱的方式和最好的结局》的画书，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要求镇政府收回为解决财政困难而砍伐原始森林的成命，滇金丝猴葆有了它们最后的栖息之地；云古寨的孩子们全部迁入镇中心小学，政府为他们免除全部的学杂费和住宿费；云古寨接通了电线，甚至实现了网络全覆盖，在政府的规划中，云谷寨将建成傈僳族特色文化古寨，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现代化的到来并非一定让世外桃源般的山乡溃败或者嬗变，质朴、醇厚、正直的人情民情并非一定在现代化的社会激荡中消解，乡土自然和人文生态并非必然失落，在《勇敢的花朵》中，山乡卸去了作为寓言倾向和隐喻意义的原型意象的“超重”，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是新乡土儿童小说写作的可能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