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生活在北方农村的一个少年，在上学读书和放学割草、干农活儿之余，于我来讲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手捧一张报纸副刊，陶醉于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字里行间。

我们村（也叫生产大队），订有《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和《邯郸日报》，照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订有党报。当时，文学艺术历经十几年寒冬的萧条，刚刚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这些报纸副刊版面上经常不断地有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问世。扑面而来的这些文艺作品，让年少的我心潮澎湃，也滋养着我年幼的心灵，让我寻找着生活的真、善、美。《邯郸日报》是对开4版的地区级小报，报纸的副刊名叫“丛台”，当然版面不大。但是，每期“丛台”副刊上的文艺作品却十分吸引我，记得当时经常在副刊版面上出现一个叫“孙桂贞”的名字，这个名字下面的每首诗歌都不长，读起来浅显易懂，这个诗歌作者就是若干年之后，活跃在诗坛上的著名女诗人“伊蕾”。她是从天津市来河北省邯郸地区武安县一家钢铁厂工作的知青，这一时期的《邯郸日报》“丛台”副刊上刊发了她的不少诗作。每当读到副刊上的这些文艺作品，内心深处便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记得1976年自己开始练笔，有意识地写文艺作品。我的第一个所谓的小说习作就是写在1976年4月号《红旗》杂志封三、封四上的。题目至今还记得叫《钟声》，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题材，大意是地主阶级分子破坏农业生产之类的内容。1977年开始，写了不少诗歌，好像大部分是歌颂英明领袖的。1980年曾经尝试着写长诗《毛泽东之歌》，洋洋洒洒，一二百行，如今看来当然是很稚嫩的习作。

《河北日报》的文艺副刊叫“布谷”，这个名字让自己感到很亲切。因为每当初夏来临，走在田间地头，经常能听到布谷鸟清脆的叫声“布谷——布谷——”当时，在农村历经冬春时节生活上的困顿，粮食少得可怜，平时不是红薯干面当主食，就是高粱面当主食，布谷鸟来了，就意味着麦收季节即将到来，就意味着不久就有馒头吃了。这于我来讲，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幸福事情。初一见到“布谷”副刊，版面上浓郁的乡土气息，让我更是欣喜若狂。特别是田间、刘章等名家的诗歌，更是让我爱不释手。当然，版面上不少小说、散文更是深深吸引着我。记得副刊上连载的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大墙下的白玉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让我对小说又痴迷了起来。

那时，正值高考时代。1980年夏天参加高考成绩已经超出提档线五六分，但是成绩下来后，体检、填报志愿时，报了几个“高、大、上”的志愿，结果落选了。老师说，你的数学考了21分，复习一年把数学成绩提高一下，明年再参加高考肯定就没有问题了。接下来，在复习备战第二年高考的日子里，《人民日报》的“大地”文艺副刊又深深地吸引了我。“大地”副刊上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都写得引人入胜，有时版面上一篇又一篇的名家佳作更是让我目不暇接。在县一中读书备战高考时，校园里设置有阅报栏。阅报栏里玻璃板后面的《中国青年报》是自己最喜欢的报纸之一。该报“绿地”副刊上的“青年习作”专栏最让我惦记。有时站在阅报栏前久久不肯离去，被一篇小说所吸引时，经常是反反复复看上几遍。

在复习备战高考的日子里，常常让报纸副刊搞得分心走神，不能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完成功课。记得，那时借住在县城父亲所在的单位乡镇企业局。局长姓潘，原来在县文教局当局长，也算是个文化人。我常常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去潘局长家借当天的报纸来看，潘局长见我每天晚上总是去他家里借报纸看，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挺热情。这样一来，我就看了不少报纸的副刊文章。其中最让我喜欢的是《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了，有时整版的小说或报告文学让我常常陷入故事情节之中。就是“晨光短笛”栏目的散文诗，也让我爱不释手，给报纸写稿的念头常常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记得当时的《中国乡镇企业报》也有副刊，时常也刊发一些让自己喜欢的诗歌。1982年深秋，参军入伍来到北京之后，还曾经想给这家报纸副刊写稿子。当然，这时更多的报纸副刊呈现在我面前了。

二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期沉迷于报纸副刊，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给报纸副刊写起稿子来了。我虽然从1976年开始练笔有意识地写文艺作品，但是我发表在报纸上的第一篇稿子，是1982年6月一篇一二百字的新闻稿，不过还是刊发在了《邯郸日报》的“教育园地”专刊上。一年之后的1983年，在军营里写的一章散文诗则是刊发在了《首都公安》的副刊上。当时，发稿编辑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大个子年轻编辑，这就是后来写了不少公安文学作品的全国公安文联领导张策老师。之后，自己真的把报纸副刊当作了一方舞台，不断地把创作的文学作品搬到这方舞台上。于是，在偌大的北京城，我把一首首诗歌、一篇篇散文，甚至是小说及歌词，相继刊发在军内外许多报纸的副刊上，当然还有不少主旋律作品刊发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甚至还有作品刊发在香港《文汇报》的“文艺天地”副刊上。可以说，近四十年来自己的这点业余爱好，是报纸副刊给足了我信心，让我的思想与情感走得更远，能够抵达更辽阔的远方。

三

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几十年来，在给报纸副刊投稿的同时，我与这些报纸副刊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有的报纸还安排自己在副刊实习，从编稿、校稿，以及从出报纸的整个流程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什么头条、字体、字号、刊头字、刊头画、尾花、栏目等等，开阔了视野。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在《北京法制报》副刊负责人朱小平先生手下实习一年。当时，报纸在右安门外东庄，就是北京南站西边。我每天从北郊的军营出发，先是在一个叫辛店村的地方挤上358路公交车，再倒几次公交车，真是穿过北京城才来到位于南城的报社上班。朱小平先生学识渊博，擅长写古体诗词和文史随笔，虽然年纪三十出头，但造诣不小，颇有大家风范。20世纪90年代初，刘绍棠先生曾在给他的诗集作的序中写道：“未结识朱小平同志之前，我已经读过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诗词。我不必过高评价，至少我写不了那么好。认识他之后，知道他年不过三旬，越发感到难能可贵。”朱小平先生当年胡须甚盛，虽然也常修面，但是美髯公的形象依在，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有张头像速写，旁边题曰：“一根胡须一分智慧”。记得，他当年与首都书画大家往来密切，范曾、萧劳、大康、周怀民、刘炳森、傅杰、欧阳中石、魏传统、舒同等人皆为他主持的副刊题刊头字或作刊头画，不少大家的作品，经由我画版式、跑印厂，将一幅幅名家字画印在报纸副刊的版面上。那时，印刷行业还没有激光照排技术，印刷厂出报纸时都是由印刷厂的老师傅将刊头字铸成锌版。《北京法制报》是在位于王府井的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出报。印刷厂的老师傅个个敬业，服务热情。有时三校之后，一旦发现还有差错想改动一下，也很配合支持。当年，在经济日报印刷厂印报纸时，还赶上了中国出版印刷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转变。激光照排印刷技术首先是从这家印刷厂开始推广的。那时，有不少报纸也在这个印刷厂印刷出报。记得《中国电子报》《北京广播电视报》等同仁，常常与自己一起在这个印刷厂的车间里忙碌。其中，一家报纸常来干活的同志后来成了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激光照排技术应用之后，刊头字、刊头画都做成了胶片。20世纪80年代后期，朱小平先生和一帮新闻界同仁在阜外马神庙办了一份《中国城乡开发报》，他又把我从部队借来在“红杏”副刊上干了大半年。那时，这份报纸的领导分别是从中宣部、中国记协等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晋绥老报人郁文、江涛，分管副刊的副总编辑是从《解放军报》副刊退休的麦辛先生。麦辛先生是广东人，在京多年，乡音不改，平常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可惜后来这份报纸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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