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是伴随着国家文学的经验和理论的探索、调适、建设而形成的一种独特轨迹，制度设计一直是其中潜伏着的支持性或限制性框架。社会变局最能显示制度的特征和性格。1990年代初的变局转型引发出有关文学制度和价值观的两大主要问题：如何重建国家文学的体制与机制的有效性？如何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基本关系？面对这一转型巨变，文学界首先感到无所适从的其实并不是作家创作，而是文学批评——如何论说当下文学现状，成为一个难题。而时间似乎并没有留下足够的可能使得文学批评找到合理的认知和有效的解决途径。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后，互联网时代接踵而至。网络文学从出现到完全的合法性建立，证实文学权利已经开始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吴俊老师认为这种新生态文学之变源自全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的系统之变，且更愿意视之为文学史之变，认为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的传统边界，开启了一段新的文学史。在本文中，吴俊老师表达了对于文学批评在不确定性的现实中丧失价值地位、遭遇自身之惑的沮丧。而将文学批评从这种被动的“随机应变”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关键，或是在于建立一种相对性的价值思考方式——“总之，自觉到一种相对的有限性的关系存在，对于发现我们身处的不确定性现状中的价值体现能产生积极意义吧”。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提到过两个相关联的看法，一是新中国文学70年就是国家文学建立和建设的70年，二是最近40年也是国家文学改革开放的40年。更加宏观地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是伴随着国家文学的经验和理论的探索、调适、建设而形成的一种独特轨迹。制度设计一直是其中潜伏着的支持性或限制性框架——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将国家文学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整体性或总体性概念表述，既是一种描述，也是一种判断，但并不导向简单的价值判断，因为很显然地，其中的复杂性才是我们最为困扰的问题所在。只是对于当代文学制度的种种设计，长期以来已经习以为常，以为文学体制本就如此，由此，最重要的制度反而成为一种“潜伏”状态了——制度视野的观察显然成为分析当代文学的一种主要的政治路径。从专业角度说，这首先也就是文学批评会最多面临的实际状况。

社会变局最能显示制度的特征和性格，或者说，变局的特殊性使得因常态而被遮蔽的制度“固态”表现出了陌生性的“变态”，由此显现出了制度性问题的重要性乃至关键性——从中看出制度变迁的真相。《路遥的时间》里写到这样一段情节，1990年代初，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领导都给予了十分显著的表彰、奖励，并对其在公私两方面都提供了充分的帮助和支持，一时间可谓声名如日中天，人生平步青云。这时间，路遥想到了要编辑出版一套自己的个人文集，虽说那时候一般认为一个刚过四十岁的年轻作家出版个人文集实在有点早了，但路遥仍执意我行我素。然而，形势却是比人强。因为各级图书馆、新华书店等图书订购销售主渠道都已经陷入了经费窘迫、无米可炊的经济窘境，即便有领导直接批示支持购书，但各单位并没有可用的购书款，结果仍是无可奈何——现实的规章制度或利益考量就是征订数不足就不能开印，即便是路遥也不行，即便是领导批示也不行，否则就得出版社亏本背锅。政治的光环和绿灯不再能为文学的生存保驾护航。这一情景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真实反映了1990年代初期发生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实况。经济改革转型全面提速，产业类型结构调整，文化事业跟着面临重组。这意味着文学出版必须也要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了。换言之，出版的价值观在国家和社会层面都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也就是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巨变中，即便权力仍对文学文化予以了政治关怀，但在经济或资源支持上已经基本无能为力，至少是权利的行使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可说一时回天乏术。路遥再红，生产资源却难以为继，市场供求关系也就随之消失。此时此刻的这一案例，必然引发出了需要重新定位文学价值地位、文学何以自处的问题。从专业角度及责任上说，这正应该是文学批评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从我的有关中国当代“国家文学”的观点来看，这次转型并没有带来中国文学的性质改变，而是一种结构转型——文学生产的价值地位需要有一种“位移”后的重新确认。这种位移并不主要发生在文学内部，而是发生在文学生态所寄生或依附的社会政治生态中，发生在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变化中。但是，其中也有十分严重的问题发生，即由此产生出了一个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伦理问题：一方面仍需要文学的政治效忠和意识形态服务——文学的性质没有改变，同时另一方面则权力已经无力或不再能为文学提供生存发展的充分资源——极端地说，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已经将其中的文学暂时弃置不顾了。可以想见，主流价值观的软弱或意识形态的混乱必然因之出现。

显然，当时的文学界包括文学批评并没有基本的应对如此现状的思想、理论和行动准备。当然更深的问题症结仍在于，中国当代文学一直主要存活在国家制度框架内，一时间已经不可能对“遗弃”的遭遇和“落难”身份重新建立合理的信心与概念。况且从历史上看，发生在1990年代初的这次社会转型和文学地位变迁，也是共和国文学在制度化的国家文学建立之后，首次发生的整体性的重大结构改变。也由此将一个新的制度性问题引入自觉思考的领域：在社会结构、经济制度转型之后，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包括文学事业的价值认识、政策管理及技术手段将进行怎样的有效调整？文学界内部，也出现了不同以往的重新思考文学基本性质、功能的基础性问题。可以说，如何重建国家文学的体制与机制的有效性，如何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基本关系，就是1990年代初的变局转型引发出的有关文学制度和价值观的两大主要问题。

但是，文革后的中国文学批评对此类问题的思考显然不足，或者说，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虽然仍保留了强烈的政治激情，而其基本方向则在对于政治的批判、抗衡或疏离、消解的方面，很少主要考虑文学与国家制度间的关联，由此对于中国文学的现实认知及定性定位上就会发生必然的常规偏离，文学价值观也就形成一种时代性的偏差。等到1990年代开启了转型巨变，在文学界首先感到无所适从的其实并不是作家创作，而是文学批评——如何论说当下文学现状，成为一个难题。对于文学批评的普遍不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先锋姿态、理论形象及其“黄金时代”（假如可以有此一说的话）就此崩溃和终结。此前，文学批评除了充当专业角色外，同时还主动自觉地担负了启蒙者、思想者、社会活动家乃至政治发言人、国家未来设计师的自许使命，到头来一场社会和制度发展的转型变革来临，事实证明了文学批评的一切自我期待和社会形象，不过是沙滩上的高楼，哪怕有海市蜃楼的陪衬，也还是瞬间即倒。不仅毫无自救之力，而且暴露出了脱离社会实际、一向纸上谈兵的高蹈空谈本相。

所以，在社会转型发展中，既需要权力对于国家文学制度有一种前瞻性设计，这在共和国建立前后进行得可以说相当充分，也需要文学界内部、尤其是文学批评对于时代变化有成熟的应对，需要为文学的自信提供价值理由。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好像并不令人满意。

如果可以把以上19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发展转型对于中国当代政治——文学的制度设计所提出的主要问题视为一种整体性的挑战，今天回看文学史，就能发现这其实就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由文学生态结构的现实重组需求而凸显的意识形态管理的挑战，是国家文学如何顺应时势、在改开实践中进行制度调适、革新和提升的挑战。显然这仍是一个关于新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的根本问题。那么，文学或文学批评显然并没有或许是不能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挑战。况且，时间似乎也并没有留下足够的可能使得这一挑战能够获得合理的认知和有效的解决，因为经济的超常发展使得中国很快成为总量第二的世界经济大国，其次则是互联网时代的接踵到来。中国文学立即又在强大的经济刺激和网络支持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由此，问题的症结也发生了转变，权力的管控手段而首先是权力的习惯思维遭遇到了技术的限制甚至抵消。面上的制度现象问题深入到了制度的基本合法性问题上了。

1990年代初出现的对于文学的政治和经济的伦理尴尬，造成了此后相当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的某种政策或策略性的“松绑”“放松”。但政治权利的“主权”地位并没有发生转移——既有的权利主体并没有丧失权利的合法性，只是权利的如何行使主要体现为对于自身功利取舍的策略考量。但是，新世纪初不久发展至今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疾速到来，宣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时代已经来临：有钱了，还要更多的“自由”。这是获得了经济成果和技术支持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衍生出的社会/群体/个人的权利需求和欲望，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了既定权利的合法性基础和地位。在文学领域，所谓网络文学从出现到完全的合法性建立，既是一种时势的明证，更是一种力量和价值观的宣示——文学权利已经开始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制度设计和文学应对因此面临了宏观面与技术上的考验，都需要重建一种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及有效性。

先从宏观的数据来看，截止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7.51亿，互联网普及率54.3%，网络文学用户规模3.53%亿（占网民总数46.9%），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3.27亿，占手机网民45.1%。（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8年，网络文学用户超4亿人，注册作者超1千万人，签约作家68万人，全职作家32万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此前，1998年后被称为中国网络文学元年，原因一是1997年12月25日中文原创文学网站榕树下网站上线；二是第一部网络原创长篇小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1998春上线。进入新世纪以后，网络文学在文体创作规模、产业及市场形成、文学（产业）研究、甚至批评和理论研究方面都有疾速或比较明显的发展，而尤其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组织化、制度化——与国家文学的融合方面，几乎没有严重的冲突性机制障碍——特指文学领域没有产生重大的“群体事件”或舆情危机，反较纸媒时代的文学现象更显平稳，这说明国家文学机制对于文学转型问题的具体策略调适和应对，已经迈过了顾此失彼的1990年代这道坎。国家文学的强大制度功能在网络——商业市场时代发挥出了安全阀、稳定器和调节器的实际作用。

2003年，起点中文网实施付费阅读，“VIP制度”推广，网络文学商业模式初步建立。2008年，盛大文学成立（整合了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小说阅读网、榕树下、言情小说吧、潇湘书院六大原创文学网站，及华文天下、中智博文、聚石文华三家图书策划出版公司等）。2013年，腾讯“创世中文网”诞生。2015年，盛大文学、腾讯文学合并为“阅文集团”。在文学体量上的数据尤其惊人，截止2016年底，40家网络文学网站作品数已达1400余万种，日均超过1.5亿文字量更新，作者超过1300万，签约作者近60万。一年网文产量超过此前60年纸媒出版总量。随着2008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和移动互联网趋势，新媒体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网络文学呈现爆发增长。而且，网络文学生产资源催生出了完整的产业链型态，网络文学IP（知识产权）的成熟运营标志着内容生产与传媒、娱乐一体的完整商业模式的出现及完善。截止2016年底，网络类型小说IP转化的出版图书达6443部，改编电影900多部，改编电视剧1056部，改编游戏511部，改编动漫440部。这都是连今后的纸媒文学也都不可想象的。

与此相关的是，网文批评和研究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摆脱边缘地位，企图与传统批评主流形成力量对峙，趋势上应该相信时间会证明批评中心的角色将随之发生结构性改变。我们可以看一组近年的对比数据，截止2013年底，期刊发表的网络文学研究文章有910篇，报纸1037篇；研究生学位论文有229篇；各种会议论文143篇；理论著作有83部。3年后，2016年底的数据，以网络文学研究为主题的相关文章发表有1348篇；更重要且具高显示度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9项，还有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说明网络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国家规划范畴。预计今后几年的国家级项目立项会逐年递增。这也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国家设计，意味着网络文学所获得的合法性支持力度。

在这过程中，大约是从2014年前后开始，浙江省作协率先成立网络文学作家协会、上海成立网络作家协会等，至2017年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成立，已有约20个省级组织的网络作协、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团体相继组成。第九届全国作代会上，唐家三少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跳舞等八人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面对这种趋势，应该强调的是，技术-商业-市场的融合力量所产生的支配性影响，已经取代了传统政治相对单一或单纯主导下的主流文学写作格局，在制度设计的支持和安排下，网络写作、网络文学成为当代文学最活跃的多样性新生态体现。这种新生态文学之变，源自媒介之变、作家代际或身份之变、受众与市场之变、评价与审美观之变，简言之，源自全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的系统之变；或者，从文学批评推进到文学史的判断，我更愿意视之为文学史之变——已经开始了一段新的文学史。新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媒体文学生态——按我的定义方式就是：凭借互联网平台及其技术（产品）支持而形成的文学作品形态及广义生态。这种时势和生态及未来期待，鼓励了一种理论勇气的酿成，可以仿照百多年前的胡适，提出一个“网络文学正宗说”的观点。如何理解所谓的“文学正宗说”呢？我后来倾向于认为当年胡适提出的白话文学正宗说，所要颠覆的并不是文言文学的历史正宗地位，而是文言文学的“唯一”“独占”的正宗地位；他认为这对白话文学不公平，他要正本清源确立的是白话文学可以有资格享有与文言文学同样的文学正宗地位。也就是说，白话文学正宗说的要旨是运用一种文学史的叙述策略，将白话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提升到与文言文学同等的正统地位，达到现实的新文学革命即白话文学革命的目的。而从学术上说，这一策略及目的的实现，不仅要有文学史论述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在白话文学的现实基础上——白话文学的创作、批评及研究，必须具有文学现实的实际支持和社会响应，否则就只是少数精英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就此而言，网络文学在创作体量、文学人口（人力资源）、文学市场、跨域传播、产业系统、经济产出等文学、经济及社会的广泛支持度和影响力方面，已经不再使人有理由将之继续视为不入流或无足轻重的业余流派，但是很明显，主要就是在纸媒形成的迄今仍掌握或体现核心文学权利的正统主流的文学批评和学院研究中，或者说在传统经典形成的文学史谱系中，网络文学“妾身不明”，仍是一种无形中遭遇身份歧视的暧昧存在。只是技术和利益的趋势与诱惑，在不断形成对于纸媒的压力，时势推演的价值观流变并不支持纸媒文学凌驾于网络文学。相对于国家文学制度的设计，网络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及研究，显然还没有完全跟上制度转型的步伐或态势——这当然也是体现了中国当代国家文学的一种语境特色：在文学价值观上，制度设计往往先于文学界内部的专业认知和认同，率先产生文学风尚和潮流的引领作用。“网络文学正宗说”的论述策略就是以某种相对“激进”的方式再次反衬出传统主流文学批评立场与研究机制的保守与迟滞——至于网络文学的正宗地位的现状实况，已经一点也不显得激进了。

如果更广义地观察媒介及技术的文学影响，如生物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的未来可能性，重塑甚至再造人类的可能性（包括基因编辑）不再是一个技术障碍问题，更多倒是伦理问题了。而文学创造（平台）的技术化则直接造成了“人的文学”困境——文学已经改变，加上更彻底的人的改变，文学的重新定义就成为必然。如果人工智能“机器人”有可能毁灭人类、人本身，这不是一个虚妄问题的话，那么，文学或曰人的文学的生存与否就一定是个问题。也就是在目前，有必要重新定义“文学”。这在逻辑上也是顺理成章的，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的传统边界，并形成了跨域的文学生产方式，技术发展则对此形成趋势性支持，新的广义文学生态已经出现，纸媒文学史对于文学的界定——定位定性，显然不可能再可涵盖网络文学了。而且，我相信网络文学所开拓、代表的文学生产方式，或许还有助于实现世界文学的古老愿景。文学批评应该对于这种趋势和问题的可能性，投入更多自觉的关照，才能有效实现国家制度资源配置的战略价值目的。但这又不仅是网络文学的单一问题。

1990年代国家制度设计的政治选择，增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变量因素；新世纪呈现的技术进步则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中客观诞生的特定时代的变量因素。两者叠加的现状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的社会态势正呈愈演愈烈之势，而且这种不确定性的现状因素在自媒体时代的增长（方式）几乎无法完全掌控，不仅我们的一般认知发生困难，包括对于历史的认知困难——以往的共识趋于歧义甚至瓦解，更重要的是国家文学制度以及我们对于制度的认知观念和立场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几乎很难建立稳定、自洽的（文学）价值观，甚至，我们已经无从把握对象的真相，丧失了整体性关照和总体性视野的能力；我们面对的只能是一堆彼此纠缠或相互疏离的零件、断片。歧义的纷乱程度、乃至观点立场的互怼就成为一种必然，前述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现状包括其中的极端态度，就是一个显例。在公共事件或社会现象的判断上尤其如此，以致可以产生影响乃至绑架法律、政府决策等公权力的程度。

不能说文学批评就此完全无能为力，真实状态应该说是难有作为吧。文学批评的分化既是思想界立场分化、研究路径分歧的反映，同时也是自身无力的一种症候性表现。而且我现在对于理论上的“文学史”的观念实践抱有深刻的怀疑和悲观——文学史还是可能的吗？文学史本该是对于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的一种整体逻辑建构和总体价值阐释，但这种可能性目前正在消失——正是在一种文学史研究企图方兴未艾之际，文学史的实际可能性却正在消失。前者即将导致文学史著生产的数量泡沫化，后者则会使文学史质量平庸化。具体挑战之一就是，进入新技术时代后的网络文学、新媒体写作、跨域文学传播等，已经产生了终结传统文学史的趋势。如何延续我们的文学史观念呢？或者，文学史只能沦为编年史？更重要的是，包括所谓的史料学转向之类，试图将文学批评推升至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层面或高度，但新的文学史逻辑的形成显然并不是可见的未来能够出现的。当下困扰我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杂乱和不可知性：意识形态的立场对峙已经突破了传统政治的边界，难以名状却成为社会中的弥散性存在，无处不在的对抗性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关系结构的特征。放大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构图，从中美“贸易战”中可以看到，国家和世界的利益争夺既源于意识形态的历史，更多则是规则与秩序的整体性重建问题。这其实也是文学史面临的问题：新媒体文学的宣战，预示着新文学时代的来临；或者说传统文学史的瓦解开始了，好似传统政治方式的变化。这是一次观念博弈，内含有文学价值观在理论上的重新定义问题，更是一次整体性的实际利益份额之争。文学批评如何贡献自己的智慧并有所作为呢？

从根本上说，网络文学之类现象，包括自媒体现象，都只是面上的问题，文学史也是一个特定的专业问题，最关键的是我们失去了有效对应不确定性现状的能力——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某种确定性的价值观已经很难应对不确定性的现状。而首先一个问题则是，现状是否能够满足建立某种确定性价值观或立场的条件？即便是在专业领域，我们还有自信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现场、现状仍有可控能力吗？以前所说的批评缺位现象等，换言之就是批评失去了话语能力和话语权——批评退出了文学场域。这已经不再只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之类可以圆满解释的了，比如媒介、科技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我们的批评能否作出理论或实践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很多时候、面对很多问题，我们正陷于一种被动的“随机应变”的状态，但同时我们却试图、或相信：这种随机应变的立场或方法能够建立确定性、甚至绝对性的结论或价值观。在一个迫切需要构建新的文化关系以致人际关系、世界关系的时代，随机性和绝对论的思维及方法都在流行。从不同时空、场域抽选出现象个例，对其重新知识化甚至系统化论述，以达到新的阐释或论题对象的形成，其中可能含有创新的实验价值，但也并不必然，种种反逻辑的理论随意性有时显得更为突出。用随机选择的片段试图拼接成一种以追求整体性阐释为目的的对象或论题，这在方法论上往往陷于主观性或一般意义上的强制阐释、过度阐释，缺乏对话沟通的有效性。这更多像是一种结论先于研究过程的理论立场表达，一种理论先验性的表达而已。说到底，这种随机性仍是一种价值绝对论的思维和立场，无助于阐释现实的不确定性。这种现象在文学批评中可谓十分普遍。如何从个案出发建立整体性的思考？这不仅是个论述逻辑和论述策略问题，更是一个对于世界存在方式的基本认识问题。关键或是在建立一种相对性的价值思考方式。价值的相对性存在，可以说就是世界存在的一种根本方式，也是某种特定价值之所以有意义的根源。但绝对的、霸权式的权利冲动却总是跃跃欲试，这种权利冲动最擅长用反对的方式建立自身的权利地位，目的就在论证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所以有时我们不能不怀疑，如果个案研究的价值边界无从确定，那么整体性的获得又是否可能？或者，后者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可能？一旦陷于价值绝对论的境地，整体性思考恐怕也就是一种虚妄。就像我们需要真理，当然需要，但对解决问题而言，真理需要借助于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意思，否则真理就会是无效的空言。在此意义上，坚持真理的所谓绝对正确性其实毫无价值。

回到一些具体问题或现象上来，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如何拓展？除了现实经验资源和传统经典文学资源外，文学批评如何获得对应于从二次元到虚拟多维世界、新文明想象的文学新现实的能力？这既是文学批评的网络生存条件，也是文学批评的价值实现条件。目前，至少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无从进入网络原创的现场，就是创作与批评基本上不发生真正的互动，彼此的价值实现完全是在两不交集的层面。即便是在最关注网络文学、网文写作的理论家笔下，其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要么受到传统纸媒文学理论阴影的笼罩，要么就暴露出理论突破、理论新创、理论原创能力的欠缺（限于篇幅和文章主旨，相关的具体讨论和商榷，留待另文展开）。这实质上是在说明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批评水平还远低于文学创作的现实。当新媒体写作（网络文学、一般网文等）与前沿技术的更新和进步产生与时俱进的共振时——犹如文学现实的图景在不断被刷屏，我们的文学批评却仍在一筹莫展，仿佛技术问题不是文学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问题，很大程度上的主要产生源头恰恰就是技术。这是一种经典或传统文学史无法应对、首先是从未面对过的文学现实。如果说我们以前很少考虑过文学的媒介性，那现在其实仍很少考虑过媒介性的文学。而对于媒介支持或其延伸线上文学现象、文学跨域、跨媒介现象等，我们的文学批评简直就完全丧失了言说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没有批评的文学现场，一种无从言说的文学现场。那么，文学批评的所谓议题和话语权，文学批评的理论功能，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和价值呢？这是一种没有对象的文学批评，因为首先是到达不了对象。或许我只是用一种绝对方式表达的对于文学批评在不确定性的现实中丧失价值地位、遭遇自身之惑的沮丧。但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些至关紧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不仅限于文学批评范畴。我也将这些视为不确定性中的基本常识思考：如何处理技术手段与基础理论的关系？这涉及到对于文学新生态与文学史、文学观的基本认知和评价。如何处理中国文学特色与世界（国际）价值共识的关系？这涉及到政治冲突中对于人类情感、审美特性甚至是人性价值观的基本认知和评价。如何处理政治伦理与专业范畴的关系？这涉及到在泛政治化的情境中对于个体自由及言说边界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总之，自觉到一种相对的有限性的关系存在，对于发现我们身处的不确定性现状中的价值体现能产生积极意义吧。

行文至末，正好在微信上看到德国顾彬教授关于诗人张枣的追忆文章（肖鹰翻译，“诗歌”公号）。很难接受一个曾是自己的朋友而且是死去的朋友遭遇道德和人品的指摘，况且作者尤以“毒舌”著称，但是，顾彬文章对于诗人、诗歌的品质和纯粹性的价值立场以及道德追求的执着，却是我们文学中十分欠缺甚至罕见的。最重要的是，他表达出了这种价值和道德立场。个人情感立场退后，另一种价值就出现了。这使我必须对他表示敬意。当然，肖鹰的译文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美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