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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努力回答好当前诗坛面临的问题

来源:文艺报 | 顾浩  2019年12月06日08:4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诗歌创作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现了一大批杰出诗人,产生了大量的优秀诗篇,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诗的民族,人民群众对诗的情感特别深厚,对诗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因此,我们讨论新时代诗歌创作问题,就不光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一定要直面当前诗坛,如实反映当前诗坛的实际情况,努力回答好广大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一、诗作要不要合时?就是说,诗歌同所处的时代是什么关系,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是什么关系?这本来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的问题,所谓“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等。处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进行诗歌创作,一定要心怀九州、心系百姓,立足盛世、立意高远,情思深邃、情感丰厚。诗的题材可以有大小之别,诗的境界却不能高下不论。如果只在琐碎小事里兜来兜去,只陷在“小我”深渊里不能自拔,写那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群众更无法弄懂的“诗”,这无异于钻进牛角尖,走入死胡同。“越是读不懂的诗越是思想深刻的好诗”的说法是一种误导,我们的诗歌,从理论到实践,绝对不能误入歧途。我们一定要热烈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积极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举国上下齐心拼搏的伟大时代潮流中去,让新时代诗歌呈现崭新的风采,打上深深的新时代烙印,成为伟大新时代最生动的见证。新时代诗歌一定要彰显大国风范、盛世气象、百姓情怀、民族精神,成为时代的号角、奋进的鼓点、筑梦的记录、人民的心声。

二、诗性要不要坚守?我这里说的诗性,是指诗的人民性。这是诗之根、诗之本、诗之魂。中国诗歌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外国传过来的,而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创造。因此,诗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永远是诗歌繁荣昌盛的沃土。诗离开了人民,诗之花就会凋谢,诗之树就会枯萎。现在,有人说,如今广大群众已经远离诗歌了,这话完全说错了。我退出工作岗位以后,喜欢到老同学、老教师、老同事、老朋友、老乡亲、老邻居那里串串门,聊聊天。一见到人家的小孩子,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就会特别开心。小孩子叫我一声“爷爷”,他(她)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马上就要他(她)背几首诗给我听听。每逢此时,我既惊喜不已,又感慨万千。这些孩子有的还没有入学,十几首甚至几十首诗已进入脑海里了。中国人民同诗联系得这么紧密,爱诗爱得如此深沉,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难得一见的。但令我诧异的是,孩子们诵读的为什么全是古典诗词,没有一首自由体新诗呢?这是一种千真万确的社会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诗语要不要锤炼?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创作,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这就是特别重视诗语的锤炼,特别讲究诗语的精练。“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诗千改始心安”“为求一字稳,捻断数根须”“吟安一个字,用破一生心”等等名言,既是古人作诗的生动写照,又是留给后人的经验之谈。我常常为古典诗词的高度凝练拍案叫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仅16个字,情景交融,把背井离乡的士卒在归途中抚今追昔、因痛定思痛而更加悲伤的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千古传诵而不衰。“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一个“绿”字何等奇妙,正是诗人多字比较、反复推敲,才落下这神来之笔,铸就这千秋华篇。胡适倡导自由体新诗时说:“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而许多人只记住了其前半句。我们的诗歌创作实践表明,从口语到诗语,必须要经历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并不是随便一开口就能吐出诗句来的。创作出一首好诗,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寻常小事。我们在诗歌创作上,必须把功夫下到家。现在一些诗作者在炼字炼句上下的功夫很不够。进入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要让诗的语言焕然一新,充分显示出诗语的时代特征、时代风采、时代气息、时代精神来。这样,人民群众才看得上、记得住、传得开、留得下,诗也就有了不竭的动力,无穷的活力。

四、诗韵要不要留住?诗为韵文,这是中国诗从诞生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形成的规矩,也是诗区别于而后兴起的其他各种文体的一个独特标志。从上古民谣开始,再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诗体变了又变,诗韵坚持不变,动笔作诗,就得押韵。中国人对诗歌如此喜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诗有韵脚,读起来很顺口,因而觉得很顺气,很顺意,很顺心。这种审美习惯是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沿习下来的。我们作诗,应该适应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应当满足人民群众诗歌审美的需求。有人只强调诗的韵律、韵味,这还不够;因为诗的韵律、韵味替代不了诗的韵脚,也发挥不了诗的韵脚在诗中的独特作用。当然,当代人作诗押韵应当是押普通话韵,平水韵之类的韵书已经过时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这代人作诗是给当代人看的,是留给后人看的,古人是看不到的。我还认为,诗歌押韵,只会给诗作增光添彩,决不会成为诗歌创作的手铐足镣。我们可以把押韵放得宽一点,让广大读者读起来觉得琅琅上口也就可以了。

五、诗体要不要创新?中国诗歌至今已有三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了。这三千年间,诗体几度更新,诗歌几度辉煌。一百年前,胡适等人借鉴外国诗歌,倡导自由体白话诗,形成了以翻译诗体为标本的中国自由体新诗。无论是中国诗或外国诗,都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相互融合、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而翻译者只能翻译其思想内容,其艺术形式是难以翻译的。中国古体诗词,不仅艺术形式不好翻译,许多篇章连思想内涵也不好翻译。例如,“春江花月夜”,我们一读这5个字,总觉得诗情洋溢、诗意盎然,如果翻译成外文恐怕诗味全无了。因此,当初用翻译诗作为自由体新诗的样本,现在看来,恐怕还是有值得反思之处的。对自由体新诗的松散无型状态,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了严肃批评,几位国学大师也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则表示了不满情绪。自由体新诗不可能千年不变,永远如此。我认为,处在伟大的新时代,新诗体的构建到时候了。只要我们认真汲取古体诗词、自由体新诗、民歌民谣和儿歌童谣的长处,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诗体是大有希望的。我坚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新时代,只要大家深入探索、大胆创造,自由体新诗长期以来不成型的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六、诗风要不要端正?中国人民历来视诗坛为圣境,是容不得污泥浊水玷污的。但是,诗坛不时地出现用庸俗题材、语言、意象作“诗”的现象,尽管是个别现象,但也必须引起注意。我们应当运用好文学批评的武器,弘扬正气,扫除歪风。说到文学批评问题,有种不良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些被批评者只听得进别人的赞歌,听不得别人说半句不是,而一些批评者只一味吹捧,不讲不足之处。这种风气不扭转过来,就背离了文学批评的初衷,就失去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就严重影响到诗歌的健康发展。这些年来,我非常关注一年一度的中国诗歌综述的发表,但总让我年复一年地引起一番思考。既然是“综述”,而不是“专论”,为什么对占据中国诗坛“半壁江山”的古体诗词创作视而不见?为什么对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歌民谣和儿歌童谣漠然不顾?为什么对开始兴起的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探索与实践置之不理?为什么对当前诗坛实际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这样的“综述”恐怕至少是不全面的。诗歌的话语权不能只掌握在少数几个诗评家手里,我们一定要把诗歌的话语权还给广大诗人、还给广大读者、还给广大人民群众。诗歌的优劣要由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群众欢迎不欢迎,喜欢不喜欢,爱读不爱读,感动不感动,这才是判断诗歌写得好与差的标尺。诗歌情系人民,人民心联诗歌,扎根在人民心灵沃土上的诗歌才能枝繁叶茂,永不衰败。为此,我建议,要不断深化诗歌知识的普及,让凡想起作诗的,就自然想到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诗?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其质的规定性。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倡导诗的意境美、形式美、情感美、语言美、音韵美、哲理美,反对散文化、口水化、庸俗化、口号化,坚持正确的诗歌导向,让诗回归到诗的本质上来。

中国诗歌已经走过了三千余年的辉煌历程。现在,我们伟大祖国已经跨进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坚信,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中国诗歌,一定会弘扬历史担当精神,在铸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一定会铸就中国诗歌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