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次见到胡可老是近20年前，中国戏剧家协会还在东四八条52号办公时。那一届曹禺奖评奖，胡可老担任评委会顾问，他要亲自来参加会议。由于八条胡同幽深狭窄，门口无法停车，编辑部交给我的工作大致就是在单位门口接一下胡可老，送到会议室。彼时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只知道这位写过《戎冠秀》《战线南移》《槐树庄》的老人家是个大人物。接人前，我牢牢记住两个要诀：军车牌照，来人约80岁、拄着拐杖。我像是等候接头的革命战士一样，严密地注视着每一个路过八条52号的人，甚至是完全没有必要注意的行人。

胡可老来了。下车的时候一个小战士一拉车门，出来的是一个头戴礼帽、身披大衣、精神矍铄的老人家。确实是拄着拐杖的，但据我目测，就那精气神，拐杖的装饰作用明显大于功能性，那架势，绝对有派。我负责任地把老人家送到了二楼会议室，更加负责任地交给他一个薄薄的信封，那是安排给每位评委100元的车马费。

话剧《俄罗斯人》，胡可（右一）饰哈里托诺夫

进了会议室，胡可老掏出一个笔记本，我偷偷瞄了一眼，他的小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那次评奖的剧本大约有七八十个，等到正式开会，我才发现，居然每一个剧本，他都写下了读剧本的详细意见，足足写了好几十页，他这个顾问当的，真是又顾又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会议结束后，老人家慢条斯理地问了我的名字，并确定了具体是哪三个字，最后特别有礼貌地谢谢了“武丹丹同志”，登车而去。三天后，“武丹丹同志”收到了一张汇款单，里面是那100元车马费，他在留言中写到，他有公车，不可以收这100元，让我帮他退给编辑部。拿着汇款单，我心里觉得，这老人家确实有派，有老一辈人的作派。

很快，《剧本》杂志刊庆，我们请胡可老为杂志写一篇文章，胡可老送来的稿件又让我大吃一惊。文章用蓝黑色的墨水抄写，字迹工工整整，一笔一画，极其清楚，一看就知道是专门打了草稿又誊抄过的，显出了老派人对文字的敬畏和做事的严谨。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却一改再改，甚至还用涂改液涂了又涂。我心生疑惑，细细读来，原来那一段写的是曾经在《剧本》月刊工作过的同志，因为杂志年代久远，胡可老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名字，所以不断增补，可以人员众多，最后就不得不涂改到那页纸的天头地脚，写得满满当当。老人家还给我留了言：“编辑同志，如果有漏写的编辑部其他人员，请一定帮我加上，千万拜托！”

话剧《李国瑞》，胡可(右)在剧中饰演指导员王竞生

我深刻地记得那个场景。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涂涂画画的文章末页，心里冒出个奇怪的想法——这位老人家有意思，将来我要是写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一定要把这个细节写进去。

从此以后，胡可老就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几乎成为了编辑部负责跟他联络的“专线人员”，主要原因是我说话声音大。胡可老听力不是太好，全编辑部估计就数我在电话里的音量他能听清楚，所以我经常接到他的电话：“武丹丹同志，我是胡可——”这是惟一一位叫我“武丹丹同志”的老同志，这简直就是我们之间的“接头暗号”。

每每胡可老打完电话之后的一两天，司机便会送胡可老交代的文件到编辑部，有时是一封稿件，有时是转的别人的稿件，或者就是他老人家写的书。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老人家一直笔耕不辍，《烽烟、戏剧、人生》《胡可戏剧杂文续编》《老兵记忆》都是这几年的成果，每本书上工工整整写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概莫能外。

作为我们杂志的顾问，胡可老每年都会给我们写一到两篇文章，篇幅都不短，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每年作为杂志顾问要求自己必须交的作业。有些是回忆故人的，有些是写某个戏剧现象。虽然他很少出门看戏，也很少出门开会，但就凭每天读书看报、做必要的记录，他对当前的戏剧现象、对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当今的剧作家们都一目了然，如数家珍。每次见了我们，从杂志的选题、栏目的建设，甚至到哪个剧本的具体评价，老人家都能娓娓道来，还是他又顾又问的作派。今年中国文联成立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文联发来贺信，我们约了一批剧作家写心得，而第一个给我交作业的就是98岁的顾问胡可老。

收到胡可老的最后一封信，是今年9月13日他请辞《剧本》顾问的信。信中他说自己年事已高，担任《剧本》顾问早已名不副实，每每看到刊物上的“顾问胡可”四字，即被惴惴不安之心情困扰，因此恳请删除，以体现实事求是精神。信的最后，他认真地表态：“我对《剧本》怀有深厚的情感，我将一如既往支持编辑部的工作，接受编辑部派给我的任务。”看着老人家的信，蓝黑墨水、一笔一画，字里行间，他的善解人意真是无微不至，让人如沐春风。

因为认识胡可老的时候他已80岁了，所以我对他的年纪有些“钝感”，而且近几年来反而觉得一向严谨、工整的他多了几分孩子气，难怪人家说老小老小。有一年春节前，从他家里告辞的时候已近午饭时分，他忽然特别神秘地拉住我们说：“我们院里的食堂开了个饺子馆，特别有名，叫‘馅老满’，你们今天得在这儿吃了饭再走！”我们推脱再三，最后跟老人家去了“特别有名”的饺子馆；第二年，我们又去了“特别有名”的烤鸭店，在那个烤鸭店里，他告诉我们在家不可以喝饮料；第三年我们去了“特别有名”的火锅店……每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无论寒冬腊月，老人家必定在电梯间相迎，如去楼下那个不过200米远的干休所餐厅，胡可老也一定要换了见客的衣服，大衣、礼帽、围巾、拐杖一样不少，还是老派人要的“礼数”和“周全”。最绝的是，每每到了电梯口，不等我们去按电梯按钮，胡可老的拐杖就已经抢在前面准确、有力地按亮了电梯按钮，动作之准确利落，绝非一日之功，配上他在轮椅上看着我们有一点点小得意的表情，简直就是行云流水、毫无瑕疵的完美。而每每吃饭到了尾声，胡可老亦会主动站起送客，让我们先走，他的理由就是，你们都在职，单位有事儿要忙，不要在这里再为打包饭菜、送我回去浪费时间。于是，每一次吃饭，不仅是他埋单，而且吃完之后我们都会在他的目光里迅速消失，之所以迅速，是因为知道老人家会一直站在你的身后，目送着你，直到你走出餐厅。

去年春节，他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我和杂志社同仁们一起到医院给他拜年，他埋怨眼瞅着春节要在医院过了，跟我说起在家过年的好处，尤其干休所还有他几个老熟人可以走动走动。正埋怨着，下面传达室有人来电话说有客人要到病房来探望他，我跟他说，你看，这样也挺好，就在医院病房等着别人来看你，“守株待兔”多好！老人家头都没抬顺手一指：嗯，我看我就是个“株”！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正放着一排猪年春节的吉祥物，一屋子人笑得前俯后仰，老人家也露出得意的笑容，很是开心。

这些年对于我来说，贴春联、买年货倒算不上过年必备的仪式了，只有去看过了胡可老，给他拜了早年，我们才会觉得一年的工作完成了，真的要到春节了。就在前几天，我还在想，又到了该去看看老人家的时候了，然而，12月4日，20年来，那个总叫我“武丹丹同志”的老同志不在了。

12月5日，我们随同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代表中国剧协前去他在干休所的家中吊唁，家人拿出一封信交给陈书记，说那是胡可老去世的当天原想寄出的“关于建一座戏剧博物馆的建议”的信。他在信里说，我国已有文学馆、美术馆、电影博物馆，独缺戏剧博物馆……接过这还未及寄出的手稿，陈彦书记连连感慨：“太珍贵了！太珍贵了！老人家对戏剧事业的拳拳之心太令我们这些戏剧人感动、感佩。”

是的，胡可老留给我们的何止是这封没有寄出的信，更有他对中国戏剧事业无限的忠诚与挚爱，以及他对中国戏剧未来的殷殷期盼。

我忽然也明白了，这些年为什么每次在听到他电话里那声“武丹丹同志”时，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本能地起立、立正，仿佛是士兵听到了神圣的召唤。因为胡可老的身上确实有着一种令人景仰的力量，它引领、召唤、激励着我们这些晚学后辈，为了戏剧事业，向前，向前，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