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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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者没有从仓库里取二向箔的权限，要向长老申请。

“我需要一块二向箔，清理用。”歌者对长老说。

“给。”长老立刻给了歌者一块。1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III·死神永生》里，太阳系的二维化坍缩就缘起于这次漫不经心的日常对话。文明层次远高于人类社会的外星智慧，用“二向箔”随手抹去了整个太阳系，几乎将人类彻底灭绝。相比于《三体》前两部中呈现出的“面壁计划”“黑暗森林”“思想钢印”等构思，歌者与长老对话的关键情节显得过于平淡，但对于包括《三体》三部曲在内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来说，它却是个意味深长的症候。

歌者与长老的对话，涉及科幻叙述如何把握社会形态想象与科技能力想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歌者向长老申请了远超人类和三体人科技水平的武器“二向箔”，它以宇宙客观规律为攻击手段，将太阳系压缩成没有厚度的平面，充分展示了“二向箔”想象的恢宏气势。小说在对“二向箔”的原理、能力和效果做出详细交代的同时，却极为简略地带过了对话人之间的身份状态。读者能知道的，仅是歌者地位的低下和他对长老的无条件服从，这是观测他们的社会形态时所能确定的信息。通常认为，长老指年长的人或宗教团体中有较高地位的人，《三体》第一部中就将佛门高僧称为“长老”，宝树的《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里，比地球文明高出几个层级的“中央世界”的统治群体也叫“长老会”。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语境中，“长老统治”意味着乡土社会中“爸爸式”的教化性权力，它“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与传统和经验关系密切，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2。长老在小说中的出场，总是携带着不言而喻的权力优势。当然，小说中“歌者文明”的长老更为强势，他能进入下级的思想中任意翻找，并压迫下级自动删除某种思想。结合其他情节所携带的信息，读者大致能从这些描述和长老携带的身份信息中勾勒出“歌者文明”的社会形态轮廓：科技超常发达，成员间等级森严，权力不来自选举，有权者能进入下级的思想并任意改变其状态，存在的基本活动形态为剿灭其他智慧生命。

强烈的错位感，在以宇宙规律作为武器原理的“二向箔”与专制色彩浓厚的“长老”式社会形态之间出现了。若把“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放回人类历史经验的河床上，就可以还原出一幅部落长老命令奴隶发射巡航导弹式的图景。当然，这幅图景及其所包含的社会形态与科技水平的逻辑关系，从未转变为人类历史的真实存在。

“歌者文明”的社会形态绝非孤证。或许是想象的特权能给予某些宽容，当代科幻小说对“长老的二向箔”式的社会形态想象总是津津乐道。《三体》里同样远超人类文明的“三体文明”，也遵循了这种高等科技与专制社会的配置想象。三体社会的反叛者1379号监听员，曾对他们的元首如此坦白：“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中除了为生存而战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当然没有错，生存是其他一切的前提，但，元首，请看看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是为了文明的生存。为了整个文明的生存，对个体的尊重几乎不存在，个人不能工作就得死；三体社会处于极端的专制之中，法律只有两档：有罪和无罪，有罪处死，无罪释放。我最无法忍受的是精神生活的单一和枯竭，一切可能导致脆弱的精神都是邪恶的。我们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对美的追求和享受，甚至连爱情也不能倾诉……元首，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3 1379号监听员的控诉为“长老的二向箔”式的社会形态想象补充了许多细节，也使这种想象对社会形态和科技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解得以更清晰地表达。“三体文明”与“歌者文明”之间，虽然科技水平有一定差距，但社会形态却大同小异。因保障自身的绝对生存需求而无限地发展以军力为核心的科技，同时又将这种高科技发展种植在专制色彩浓厚的社会形态土壤里，“三体文明”和“歌者文明”实属同一种想象逻辑的产物。

认同“长老的二向箔”式社会形态想象的，显然不止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小说，王晋康的《与吾同在》也是表现标准意义上“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的作品。小说里，地球人眼中的“上帝”就是一位掌握了高科技的恩戈星人，可是“上帝”所属的社会文明，基本上就是人类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融混拼贴。“恩戈星文明”以王室为统治集团，以星际间的征服为主要生存方式，军事状态已经日常化。在“恩戈星文明”看来，议会制民主仅限于特定时期可用，是过于奢侈的装饰。为与军事征服行动相匹配，“恩戈星文明”实行军妓制度，太空战舰上配备一定比例的军妓，王妃随军时也不能例外，而得到周全照顾的恩戈星官兵，则必须将家人留在后方作为人质4。恩戈星的科技能轻而易举地降低人类智能并将人类作为家畜驯养，但它的社会形态却因独裁、设军妓、扣人质而散发出浓郁的专制甚至是法西斯气质。恩戈星的高科技文明就孕育于这种社会形态，并长时间维持其科技的高水平状态。生存危机的无限扩大、以摧毁其他文明为生存常态、对人类科技拥有压倒性优势、以独裁专制为社会形态的底色，《三体》和《与吾同在》在外星文明的社会形态想象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王晋康的另一部科幻小说《2127年的母系社会》，似乎有意让早已消逝的母系社会在未来人类社会中复活。实际上，这部小说意在某种性别政治的戏谑，而非严肃探讨社会形态与科技水平之间的关系。让母系社会与高科技文明相配套的，是龙智慧的《后土记》。小说里，用光幕降智打击的方式灭绝人类的外星文明“MACU”，就极有可能是母系社会：“以‘母’为神或宗教领袖”，“该文明或许雌雄同体”，“可能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或许不强”5。对“MACU”社会形态的描绘因其猜想性质而显得模糊，但不妨碍作者将母系社会与高科技水平强行缝合，并将有冲突之嫌的细节裸露在外。

“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的普及程度可能超出一般读者的想象，刘慈欣曾说：“大部分科幻小说中所表现的未来社会，其社会形态并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进步，相反却退回到现代社会之前的落后的形态中。”6 这足以引发追问：以专制为底色的文明可能自主发展出使用“二向箔”这样的高科技手段吗？将宇宙规律作为武器使用的文明，是否可能以专制色彩出现？应该怎样想象未来科技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总之，低层级的社会形态能否孕育、发展、维持高层次的科技水平？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出的科技文明之间，关联的弹性是否有一定的限度？“长老的二向箔”只是科幻社会形态想象的一种，考虑到郝景芳的《流浪苍穹》、何夕的《异域》、龙一的《地球省》、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钊的《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宝树的《黑暗的终结》《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以及韩松的《地铁》《高铁》和《火星照耀美国》等文本对社会形态的多种描绘，更应该考虑“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所引发的当代科幻小说社会形态想象的整体性问题：当代科幻叙述还展示了哪些社会形态想象图景？这些想象图景的认知机制面临着怎样的知识挑战？当代科幻文学的社会形态想象是否已经陷入隐形的终结？这一想象的未来空间和生机又在何处？应当怎样想象未来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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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当代科幻文学社会形态想象的一系列追问，已经隐含着对某些前提的默认。这些前提的核心是：无论当代科幻小说展示出怎样的想象，它都无法逃离人类经验或隐或现的制约。詹姆逊将这种制约描述为时代的意识形态，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欲望也就被揭示为对被制度和习俗所压抑的美好愿景的重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都是思想史。如果将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论断移入科幻文学研究，那么所有的科幻叙述同样都是当代史，都是思想史，“所有的未知之地都既是经验又是想象”7。包含着当下的历史仍然是决定性的：“最典型的科幻小说并没有真正地试图设想我们自己的社会体系的‘真实的’未来。相反，它的多种模拟的未来起到了一种极为不同的作用，即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8 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总是依托于人性的认知与人类的社会历史经验。“只有被纳入到思维内的事物才是可思维的，你不可能思维那些与思维不相关的事物。”9 无论科幻想象的对象是否已然超出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如果必须叙述，就只能转入人类经验的表达渠道，也就是说，只能叙述可被叙述之物。科幻小说对社会形态的想象史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读者能从晚清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中看到怎样的社会形态想象呢？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作者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倾注到这部未竟之作中，希望通过改良实现中国的共和制。至于这种政体具有怎样的社会形态表现，仅有五回的小说已经无意细笔勾勒。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碧荷馆主人1908年出版的《新纪元》里。这部小说开篇就宣称：“原来这时中国久已改用立宪政体，有中央议院，有地方议会，还有政党及人民私立会社甚多。”10 小说剩下的笔墨几乎都花在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争战中，如《封神演义》中的斗法一般不断请出许多冠以科学发明之名的奇怪武器。这批新式武器诞生于怎样的社会形态、如何诞生于此种社会形态等问题，没有进入作者的考虑范围。老舍的《猫城记》依然延续了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渴望，小说以反讽的方式表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病态，“猫城”“迷叶”“外国人至上”“大家夫斯基”等语汇的指向十分清晰。“猫人已无政治经济可言，可还是免不了纷争捣乱……有学校而没教育，有政客而没政治，有人而没人格，有脸而没羞耻。”11 这就是“猫城”的社会形态速写。有研究认为，从晚清科幻小说萌芽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科普为宗旨的科普型科幻是主流12。1949年之后，科幻小说的科普性质依然鲜明，“这种科学文艺的内容、题材都非常狭窄，即被限定在对少年儿童进行科学知识普及的脉络里”13。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关于国家未来的想象比晚清民国时明亮了许多。在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鲨鱼侦察兵》、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小说里，国家情怀和革命斗争意识还联系紧密，可在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三部曲中，科技主导下的便捷舒适就成为未来生活的底色。“未来市”里的人寿命较长、有小偷但不多、秉持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知识化、城市化乃至趣味化的生活场景替代了社会形态的描摹，崭新的国家面貌隐约就在眼前。

与国家命运前景紧密相关的想象贯穿于新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幻小说中，当然这种梳理也可以有另外的线索。考虑到科幻小说在构建理想社会形态与乌托邦小说的相似性，许多科幻小说往往被视为乌托邦叙述的成员。苏恩文就认为：“科幻小说一方面比乌托邦更加宽泛，另一面又至少是间接地从乌托邦衍生而来。它即便不是乌托邦的亲生女儿，也是乌托邦的一个侄女——侄女通常羞于谈论其家世血统，但却无法回避其家族遗传之命运。”14 因此，一些研究也将科幻小说纳入乌托邦及其演变的讨论范畴15。无论是以国家想象还是以乌托邦想象来梳理新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幻小说，社会形态在小说文本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总像高空的气流之于翱翔的飞禽一般重要却又隐形。更多的时候，社会形态影影绰绰地潜伏在科幻小说想象的字里行间，似乎理所当然地默默配合着想象开展的需求。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怎样摆弄它都是合适的。

科幻小说的创作者们对社会形态的随意安置，或许有着自己的理由。刘慈欣就认为，技术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弹性关系足够强大。“先进的现代技术与落后的社会形态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现在那些仍处于封建体制下的中东石油帝国就是证明。”16 人类文明外部或内部的灾变都可能导致高科技和落后社会形态的并存，如进入太空环境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当然，内、外因的共同作用更能提升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刘慈欣对科技水平和社会形态关系的理解，再次呼应了他在《三体》中对“三体文明”和“歌者文明”的描述。不过，刘慈欣的支持是否足以支撑“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赋予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以无羁的自由，仍然需要进一步思考。“在20世纪，科幻小说已经迈进了人类学和宇宙哲学思想领域，成为一种诊断、一种警告、一种对理解和行动的召唤，以及——最重要的是——一种对可能出现的替换事物的描绘。”17 科技想象与社会形态想象的关系，还必须经历人文知识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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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形态之间，多数情况下并未呈现直接而清晰可见的关系，毋宁说，两者之间的关系牢固而复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一定社会形态的骨骼”，“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使骨骼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这“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中就包括自然科学在内18。虽然机器大工业创造的体系“使得科学在直接生产应用上的本身就成为科学具有决定性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19，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社会形态的作用力极为巨大。“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从技术研发到应用，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技术既非现代化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亦非解决问题的‘万灵药’。真正原因是应用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任何时空中，组成科学的要素必定反映了那时那刻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世界观和政治结构”20。问题的关键是，科幻小说中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之间既然有必然的关联，那么这种关联是否也有特定的限度？

到了必须以《三体》为例回应“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合法性的时候：《三体》既是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标示着当代科幻小说想象社会形态的水准。“宇宙社会学”等构想占据了《三体》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长老的二向箔”既能概括《三体》的社会形态想象，也能代表《与吾同在》《后土记》等一批同样描绘未来社会形态的小说的想象方式。如果能诊察“长老的二向箔”症候，那么相关思考对其他科幻作品中的社会形态想象也同样适用。

“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独裁专制色彩极为浓厚、约处于人类奴隶制社会形态中的“歌者文明”是否可能出现？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虽然“处在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民族，社会制度可以迥然不同，而同一社会形态也可以经历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21，但这并不能推导出人类历史上的奴隶能使用核武器的结论，社会形态归结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包括科技水平在内的生产力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联并非随意匹配。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所提供的自由思考、交流便利与经济回报。这不是连艺术、文学和爱都已经绝迹，对内动不动就要大规模连坐屠杀、对外将所有他者文明视为寇仇的“歌者文明”和“三体文明”所能具备的。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经验，已经无声而坚定地驳斥了关于“歌者文明”和“三体文明”的科幻想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开放、交流、包容是公认的优选。

或许部分读者还记得，刘慈欣曾以“中东石油帝国”的现实例子支持“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然而，“中东石油帝国”能说明一般意义上科技水平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弹性关系，但它支撑不了极端性的“长老的二向箔”。“中东石油帝国”的军事科技水平，绝不像“二向箔”和“水滴”那样具备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也不能像“三体文明”和“歌者文明”那样持续地向外武力扩张。相反，中东石油帝国的例子恰好在暗示着“长老的二向箔”的虚幻。“中东石油帝国”无法自主掌握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技术，而“三体文明”和“歌者文明”所拥有的高水平军事科技，却是依靠自身研发的结果——根据《三体》以“黑暗森林”为核心的宇宙社会学，外来的侵略者不会同时留下先进的科技水平和被征服者的性命。《三体》中，“三体文明”征服地球却毫无保留地将先进科学知识传授给地球的行为，就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幌子。因此，“三体文明”和“歌者文明”是怎么实现高科技文明所需要的科技积累和突破的，在小说中有意无意地消失了。“中东石油帝国”的社会形态难以孕育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科技，而可能研发出高精尖武器并同时进行大规模扩张的社会又无法维持至少数百年以上的独裁专制，那么，极端性的“二向箔”只能停留在想象的幻境之中，而无法从长老的手中掷出。同样是在必须兼具技术文明的长期积累和自主研发的前提下，刘慈欣所说的由灾变而导致的高科技和落后社会形态的匹配，也绝非一种文明的常态。无论如何，社会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匹配，奴隶制或法西斯体制从来没有孕育出稳定而长久的高科技文明形态，这或许是科幻小说区别于奇幻小说的社会学铁律之一。

“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甚至在《三体》的叙事中也无法自洽。令人好奇的是，在残暴严苛的专制统治下，1379号监听员关于“美”和“爱”的种种向往是如何产生的？如果“美”和“爱”是三体人的本性，那“三体文明”如何能长时间压抑这种本性并在压抑之中发展高科技？考虑到一个在三体社会中几乎处于最底层的1379号监听员，就引发元首以“连坐”的方式处死包括负责监听系统的执政官在内的六千人，“三体文明”漫长的法西斯式统治是如何得以维持的？更不要忘记，科学执政官曾告诉元首，“三体世界中像1379号监听员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22。在“三体”的第二部《黑暗森林》中，罗辑承认“人性的解放必然带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23，动摇了“三体文明”的发展逻辑。到第三部《死神永生》，三体世界又突然以改变极权体制的方式，实现技术爆炸。“为了应对乱纪元的灾难而产生的极权体制对科学的阻碍，思想自由得到鼓励，个体的价值得到尊重”，从而引发“类似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运动，进而产生科技的飞跃”，“但其具体的过程却不得而知”24。自由体制与计划体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科技思想史上的大命题，深入讨论会涉及诸多变量，至少要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特定社会形态甚至是民族文化等因素。它会像一个旋涡，将许多可能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最终卷入，但如果仅是在与奴隶制和法西斯式社会形态相比较的意义上理解自由的概念，思想自由的确是科技发展的增量。然而，《三体》对科技发展的社会形态依托，又始终在自由与专制之间摇摆不定。“三体文明”在与地球文明接触前，始终以极权体制应对其客观环境，拥有了远超于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遭遇地球文明之后，“三体文明”迅速向现代民主社会形态转轨，尽管这种转型“具体的过程却不得而知”，但叙述似乎有意放弃了落后社会形态与高级科技水平的配置。然而，“歌者文明”的出场又迅速翻转了这一切，“二向箔”在此是终结文明的高级武器，也是想象逻辑混乱的症状。或许，从曲率驱动、宏原子核聚变、概率云、弦论、量子力学，到思想钢印、猜疑链、黑暗森林和宇宙社会学，《三体》的科技想象已经足够缤纷多彩，对社会形态想象合理性的照顾不周也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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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的二向箔”式的社会想象虽然典型，但不可能覆盖所有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想象。郝景芳的《流浪苍穹》、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钊的《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以及韩松的《地铁》，都有自己的社会形态想象的侧重点。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已经深深嵌入当今生活的现代科技，其未来发展在《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对社会形态的想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江波的《洪荒世界》虚构了一个由量子计算机自动执行民意的社会形态，民主制度具体实行中可能遭遇的一切疑难被尽数交给量子计算机，不再考虑民主不仅仅是票数的问题。宋钊的《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对数字虚拟技术更加倚重，世界交由算法统治，世界就是算法本身，所有的社会形态和人际关系都是算法运行的不同结果——算法就是社会形态。与《三体》《与吾同在》相比，《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对社会形态的想象与描述更为简略，科技甚至完全主导了社会形态的结构。科技活动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就科技活动与社会形态中至关重要的经济因素的关系而言，18世纪的工业革命是个分水岭。此前的科学活动基本上是跟随而不是引领经济活动，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需求的不断增加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后的科学技术终于由配角晋升为主角，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动因和第一生产力25。时至今日，还有什么比科技更能改变现实？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依靠可称为“奇迹中的奇迹”的网络技术等工具，能与诸神相媲美的超人类很快就将诞生，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或基因遗传学等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甚至拆除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刹车装置，“我们正以如此高速冲向未知……没有人能够阻止”26。忧虑和犹疑自然滋生：应该彻底拥抱这科技驱动下高速发展的未来社会，还是要调整这种发展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回答隐含了科幻想象立场的不同。基于社会形态发展的视角，达拉斯·斯迈思认为，“‘技术’被当作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药方……只有在抱持不同世界观的社会主义中，技术才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建设性的价值”27。《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里的喟叹是：“自由解放的时代来临了……人类被困在自由的陷阱里无法自拔。这就是我们的现状。”28 虚拟计算技术隐藏在社会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从室内的布置到街区的分类，算法成为这部小说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和内在主宰。这样沉默而又无处不在的技术控制令人恐惧，社会形态的运行和表现全部被替代接管，这似乎正是那个未来社会的“完美缺陷”。

在郝景芳的《流浪苍穹》中，未来社会形态的缺陷被分置于地球和火星之上——这暗示着某种价值选择的犹疑。大体而言，火星的人类社会是周密计划与部署的产物，地球的社会形态则显得宽松而杂乱。用小说里的计算机技术的比喻来说，“火星和地球的差异就是中央服务器与个人电脑，是数据库与网络”之间的差异。小说将火星的人类社会设定为一个全封闭的玻璃城市，“土地公有，高度智能控制，没有地产买卖，没有走私，没有期货，没有私人银行”，按年龄发放固定收入，所有劳动成果都免费相互分享。在地球人类社会的眼里，火星社会是“邪恶军人和疯狂科学家控制的孤岛”，“全面高压政治和机器操纵人类的典范”，“伟大的自由商品经济的对立面”，“将地球上未曾实现的暴力乌托邦发挥到极致”。然而，火星社会形态的高度计划性又与内部的思想自由不相矛盾，它意图建立的“运行于数据库之上的城市”力图“保护所有人思想的自由”，“彻底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分开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29。不过，看似决然对立的火星社会与地球社会，却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创建火星社会，就是为了抛弃地球旧有的社会形态，但这种舍弃始终不彻底。火星总督默许对火星社会形态的某些批评但在行为上却必须恪守职责，两个星球上的少男少女在成功互换生存环境之后，却又始终惦记着原先的社会形态。对抗与认可交织，疏离与接近同步，两个星球间的社会形态对峙与少男少女的情感相互映衬。《流浪苍穹》留给读者的启示是，与其在地球和火星两种社会形态中择一而从，不如思考如何融合两者优长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或至少应该避免出现两者负面因素的对接。

这种最坏的可能似乎出现在韩松的笔下。自由总是被滥用而充满癫狂的气息，计划总是残缺且阴暗诡谲，韩松在地铁或高铁中建构出的社会形态，有着独特的诡异气氛。一列地铁在运行中不再停车、不断膨胀、不断变异：“毫无疑问，列车此刻正在发生某种新的变化。或者，不是列车的变化，而是车厢中的人类社会在变化，也是整个物质世界和环境在加速变化。但谁也不知道这里面的究竟。”30无法阻止的恶行和丑态在各个车厢上演，“还有的车厢里，诞生了新型的社会组织结构”31，奔驰许多光年之后，终于下车的已经不是人类，而是蚁、虫、鱼、树、草。然而，小说叙述坦承，这一切可能也只是幻觉。韩松刻意营造这种似是而非以刺激阅读过程中的不适感，目的或许是显影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身心压迫，在现代科技高速冲向未知之时，对人类文明走向和未来社会形态保留某种必要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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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会发现众多想象之间的差异，也必然感受到对社会形态进行科幻想象的难度和限度。

社会形态想象相对于科技想象，其难度要高出不止一个层级。具体的科技想象要以详细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但在文学叙述的领域内，科技想象只是为了满足特定叙述目标的功能性需求。小说中的超级武器、光速旅行、空间折叠，其背后都必然有某种功能性想象在发挥作用。“二向箔”的原理再复杂，它还只是意味着无法抗拒的终极毁灭，而社会形态想象则复杂得多。“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不是由哪一种或几种要素构成，而是由多种要素构成……构成社会形态各个不同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每一种要素都不能脱离社会形态而单独存在。每一个社会形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都是如此。因此，对于社会形态的结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予以把握。”32 成功的社会形态想象意味着对整体结构、内在元素及其关系的恰当理解和处置，若在此之上还要进行想象的科幻创新，其难度无疑远超具体的、功能性的科技想象。

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想象社会形态的难度大致有两种表现。一是如“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虽大体较为详细地呈现了未来社会形态的面目，但如前所述，这种未来社会形态难以承受细致的追问。另外，《三体》所提出的“宇宙社会学”等囊括而不止于社会形态想象的概念，同样无法避免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三体》的三观，机械自然观、朴素实在论的科学观、单向的社会进化观，都是陈腐的、没落的，有害的”33；“威权主义赖以存在的理论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推动力，而这个理论又完全无法实现在文本内部的自洽”34。也有学者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认为《三体》体现了法西斯世界观，其小说的想象方式存在严重问题 35。《三体》想象未来社会形态时所出现的种种症候，其意义绝非仅指向小说自身。

想象社会形态的难度，还直接表现在叙述社会形态想象的篇幅上——较为详细地呈现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本身就已非易事。许多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需要批评者的概括和提炼，差别只在于提炼的程度不同。如《三体》《与吾同在》所含有的社会形态信息量，就比《黑暗的终结》《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要丰富很多。大多数科幻小说就算有直接涉及社会形态的想象话语，也常常语焉不详。《后土记》里的“技术史观研究小组”认为，在技术爆发式发展的未来，“人类无论是在生理层面还是伦理层面上都将成为一个全新物种，实现完整全面的三性一体。届时，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基于动物性的社会功能都将分崩离析，而被全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36，但小说并没有进一步描绘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异域》中，西麦农场的时间进度是正常世界的四万倍，农场中“妖兽”的智能已经进化到与人类相当的地步，并形成了与人类社会没有质的差距的社会系统，可“妖兽”所置身的社会形态并没有清晰的呈现。如果把检视范围放宽一些，读者也会在《小灵通再游未来》结尾的“历史的画廊”中，看到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时代开始之后，画廊呈现的是一片空白。有评论由此指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以某种看似‘超越’的方式实际上完成的却只是对问题的暂时‘搁置’。它只负责提供万花筒般的‘未来’拼图，却无力结构出一个具有总体性的全新的未来”37。所谓的“总体性的全新的未来”，也指向社会形态想象所要求的整体性。

科幻小说想象社会形态的难处，最终都指向想象的无力与终结。类似于宗教总是人间苦难的镜像和安慰，科幻想象中的社会形态也无法摆脱既有的人类经验和理念的隐性掌控。《与吾同在》里的新世界大致是弱化边界，平均人口密度，收取统一的天税，建立统一的天军、货币、语言以及偶像38；《黑暗的终结》里的未来世界不过是“全银河的八百万个种族达成了一致，建立了联邦政府，甚至我们的形体也经过改造后，变得彼此一致了”39。包括今天在内的所有历史，已经成为决定未来的过去。詹姆逊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回到科幻小说和未来历史的关系上，并将对这种体裁的陈旧描述颠倒过来：关于它的正确描述实际上应该是，作为一种叙事的方式和知识的形式，它并不能使未来具有生命力，哪怕是在想象中。相反，它最深层的功能是一再地证明和渲染，尽管我们具有表面上看起来很充分的表现，但实际上对于想象和象征化地描述未来我们还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些似乎很充分的表现形式经过仔细的审查之后，被发现在结构上和本质上都是极为虚弱的，是一种在我们的时代中马尔库塞称之为乌托邦想象的枯萎，是对他性和极端的差异性的想象的枯萎；同时，这种体裁的深层功能还包括败中求胜，作为一种不知情甚至是不情愿的中介载体，它指向一种未知的东西，并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陷入过于熟悉的东西的泥潭，从而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对于我们自己的绝对极限的思考。”40 在詹姆逊的论述中，饱含着对科幻想象无力开拓出他性和差异性的不甘，潜伏着对跳出泥潭、冲破极限的渴望。《未来考古学》“反复强调乌托邦之重要不在于它可以正面想象和建议的东西，而在于它无法想象和难以想象的东西。我认为，乌托邦不是一种表征，而是一种作用，旨在揭示我们对未来想象的局限。超越这种局限，我们似乎再不能想象我们自己的社会和世界的变化。那么这是想象的无能，还是对变化的可能性的根本怀疑——不论我们对理想的变化的想象多么诱人”41。无论如何体恤科幻小说想象未来社会形态的难度，都必须意识到这种想象的风险：如果科幻小说的想象不能提供更多合理的未来社会形态的可能，那么想象的终结就已经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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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终结意味着科幻小说没有能力从现今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推演出未来的图景，所有的想象都是历史中社会形态的改装。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历史并未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科幻小说如何才能走出想象的困境呢？

启示近在咫尺。《共产党宣言》开篇即宣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42 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共产主义的幽灵”始终未曾远离；在科幻小说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无处不在。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对社会形态的想象以及对这种想象的鉴赏、理解、批评，都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的介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海尔布隆纳感叹，“我们求助于马克思”，“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对于那些想要探索社会发展历程的内在动力的人来说，马克思是权威性的人物，因为他首创了批判性研究方法”43。迄今为止，马克思所阐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有效。对热衷讨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科幻小说而言，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想象可能无所适从；要科学地呈现未来的社会形态，就无法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想象的错位、无力与终结等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中社会形态想象所出现的种种症候，都出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诊断。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否能直接将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引出苦海？按照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一般理解，共产主义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孕育着新社会形态的因素。然而，共产主义理论没有提供未来社会形态建构的清晰指南，小说家要做的远不止于空洞地复述理论概念，或简单地描绘某个科技发明的细节。当今时代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的想象，马克思所希望的是其后继者接力向前，而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寻章摘句。马克思早已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44未来的社会形态没有毫发毕现的理论面貌，清晰甚至意味着风险，小说家进行小说创作不等同于有能力完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叙事。恩格斯也反对详细、具体地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做出预言：“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45要想叙述一种并非具体形态或周密计划的未来社会，马克思的启示是保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批判的思想气质。有时候，不满和批判就孕育着新质。“共产主义并不是在未来才实现的东西，不是应然层面的‘理想’，共产主义就在当下，就是现实的运动……这种批判、否定、改变资本主义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不断指向未来更加美好的状况，运动永远在持续进行，没有终结。”46 科学的技术形态日新月异，但若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依然是不刊之论，那么科幻叙事就应该保持思想的紧张和批判的锐气，保持科技细节建构之上的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好奇。

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上，寻找科幻小说想象未来社会形态的可能，是未来的科幻文学所应承担的责任。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如此深刻地沁入当今社会的肌体，马斯克在2019年7月16日宣布“脑机接口”研究已在灵长类动物上取得成功，人脑和人工智能的融合指日可待。这就是文学尤其是科幻小说即将面对的现实，如同马克思当年面对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一般。如果说文学话语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从而“表现带普遍性的事”47，那么，理解并表述这个属于科技的时代，文学就必须思考包括社会形态在内的重大主题。马克思主义其实一直在提醒科幻文学：虚拟数字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空间应用技术正在全面改造日常生活，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还有多大的空间和能量？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撬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撕开一个想象的突围缺口，提供某种元气淋漓的批判激情？

 

注 释

[1][24] 刘慈欣：《三体III》，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页，第148页。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8页。

[3][22] 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第282页。

[4][38] 王晋康：《与吾同在》，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第238—239页。

[5][36] 龙智慧：《后土记》，万卷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341页，第276页。

[6][16] 刘慈欣：《序言》，龙一《地球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第4页。

[7]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8][40]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79页，第380页。

[9] 孟强：《告别康德是如何可能的？——梅亚苏论相关主义》，载《世界哲学》2014年第2期。

[10]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1] 老舍：《猫城记》，《老舍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

[12] 董仁威编著《中国百年科幻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13] 武田雅哉、林久之：《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下，李重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14][17]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第13页。

[15] 此方面研究成果很多，如宋明炜和王振的《科幻新浪潮与乌托邦变奏》（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王瑶的《从“小太阳”到“中国太阳”——当代中国科幻中的乌托邦时空体》（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4期）等，此不赘述。

[18] 赵家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19][21][32] 戚嵩：《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第92页，第58页。

[20][27] 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23] 刘慈欣：《三体II》，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

[25] 刘则渊：《“李约瑟悖论”的理论内涵与经济背景》，载《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第4期。

[26]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5页。

[28] 宋钊：《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3页。

[29] 郝景芳：《流浪苍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3、23、34、209、210页。

[30] 韩松：《地铁》，《地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31] 韩松：《惊变》，《地铁》，第87页。

[33] 田松：《科幻的境界与原创力：文明实验》，载《科学与社会》2018年第2期。

[34] 刘竹溪：《〈三体〉：威权主义倾向的遗憾》，李广益、陈颀编《〈三体〉的X种读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92页。

[35] 龙马：《身边的法西斯——解析〈三体〉的世界观》，https://mp.weixin.qq.com/s/-WKOxypE0cRvyZ4kszJtww。

[37] 李静：《制造“未来”：论历史转折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39] 宝树：《黑暗的终结》，《时间外史》，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41] 罗伯特·斯科尔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阿瑟·B. 艾文斯等：《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苏湛、李广益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42]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43] 罗伯特·L.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44] 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7页。

[45]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8—529页。

[46] 任洁：《共产主义“妖魔化”与回归马克思》，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6期。

[47]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