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晚清以来确立的文学学科建制基础之一，在今天，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和传播，显然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其一，从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开始，一直到比较新的王德威主编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史》（2017年），笔者目力所及，各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版本不下百种，文学史书写俨然已经成为学院知识生产的热点。但是，什么是好的文学史？如何遴选出适合当下的文学史？如何在今天讲好文学史？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可能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困难。

其二，在目前文学回应现实的能力减弱、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甚至点缀物的情形下，建筑于其上的文学史尤其是离今天最近的现当代文学史，也常常会遭遇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存在合法性质疑。是否真的需要文学史，如何重新建构文学史在今日现实中的意义和地位，是否还有可能借助文学史的形式将文学的魅力传递给下一代，这些都成为重要的问题。

可以说，至少在十年前，上述问题基本都不存在。因为那时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史还抱有某种信念——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时代社会同步的“当代性”构成了它某种不言自明的存在合法性依据；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正当性自然也不言自喻。但今天这一信念越来越淡薄，尤其是面对年轻一代的时候——对“90后”“00后”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外在于其生活经验的“古董化”的存在，现当代文学史的言说方式更仿佛沦为一种有待验明正身的刻板印象，很难使他们产生共鸣，更难以有效嵌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情形下，有必要讨论今天如何面对近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学史书写经验，或者更准确地说，怎样以文学史的方式重新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面向未来的文学史的书写可能。

今天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遭遇，当然可以找到许多原因，比如，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媒介革命，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以纸媒为载体的传统精英文学的边缘化；市场经济大潮导致大众通俗文学兴起，对经典文学形成巨大冲击；新一代青年文化的崛起，导致文学阅读趣味变化等。但不可否认，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本身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引起关注。

一

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倾向。在国内学界“重写文学史”思潮与海外汉学“再解读”逻辑的双重影响之下，颇具解构主义色彩的“文学史”书写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对边缘性、多元性、个人性因素的强调，使得“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与特定时代、社会的关联被进一步瓦解，其原有的内涵遭到悬置，相应的文学史书写基本蜷缩到文学知识生产的内部格局中，由此产生的“现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学史”几乎只剩下了标识时段的意义，为其后从不同文学理解出发书写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学史打开了方便之门。

今天，文学史书写的多元化程度相当之高，从某一领域、某一文体、某一区域均可切入，甚至类似“一个人的文学史”的说法也甚嚣尘上。这样高度局部化甚至碎片化的文学史，到底是以美其名曰“专题史”的形式拾遗补阙，从不同侧面打开讨论文学史的新空间，还是遮蔽了文学史应有的职责和使命；到底是真的发掘出了文学史本身的不同维度和面向，抑或更多是一种后天的“知识装置”叠加到文学史上的结果；到底是真正总结出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能够以史为鉴、烛照未来，还是事实上沦为各种时髦理论的衍生物而与文学史实关涉有限，这些问题显然需要认真加以讨论。

比如近十年来风头正劲的“民国文学史”概念，其意图似乎是要超越政治化理解现代文学史的固有套路，但是，一旦“从民国史视角看现代文学”，显然就不可能简单地“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其附带效应不可避免，就会需要面对类似这样的尖锐质疑——“民国文学”到底是“民国文学机制”的产物，抑或其实是“‘民国的敌人’的文学”？在这样的质疑中，类似“民国文学史”这样的概念/视角，显然并没有被视为天然地内生于文学史范畴中而得到重新发掘的资源，而仍被看作是一种富有争议的后天叠加物，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落差仍然清晰可辨。而其之所以能够大行于时，显然和世纪末的怀旧热、19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知识界的左右之争等因素有着直接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文学史”概念/视角的提出，不可能使文学史书写真正实现其规避政治化的初衷，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当代文化政治的体现，这使它很难超越既有阐释框架的局限而走得更远。

再如，向来被视为文学史书写新增长点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它固然试图依据“百花齐放”原则，建构自己作为正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互补者”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对普遍意义上的“人之常情”的强调，实际上是想挑战20世纪知识分子所生产的以启蒙或革命为旨归的“现代文学”，进而试图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逻辑下，从“通俗文学”出发，重塑“现代文学”的起点、资源和发展脉络——类似于将《海上花列传》从“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提升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做法，显然不仅仅停留在“互补者”的位置上，而更有颠覆现代文学史的内在逻辑甚至取而代之的意味在里面了。这样的矫枉过正式的通俗文学史写作，到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还是一种因为过于希望从边缘游走到中心而造成的有意识的曲解，显然需要进一步追问。

还有，就是近年来颇能代表海外汉学文学史写作思路的所谓“华语语系文学”的说法。蛰伏于“在各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的逻辑下，“华语语系文学”尽管往往被小心翼翼地表述为“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但无论在显性还是隐性的层面上，其所内含的“去中国化”倾向仍历历可辨，这使它还是被批评者看作是一个“文学和意识形态交锋的话语‘场’”。在这一脉络中，“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建构，其实是一种“他者政治”在文学史阐释中的体现，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落在作为“他者”的海外华文文学上，这决定了作为其母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尊重。只有在这样的理论脉络中，才能理解哈佛版《现代中国新文学史》尽管看似借助“大文学”观，通过时段的拉长和对象的拓展“提出了另外一种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方式”：“书中包括从19世纪初开始的各类文学现象和事件，比如晚清的东洋派、魏源的《海国图志》、太平天国的各种诏书，一直到科幻小说”，但这种打破文学既有边界的所谓“世界眼光”，或者说构筑这一新的文学史形态的理论立足点，显然仍无法摆脱自外而内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带来的隔膜感，其由此提供的新的多元文学景观，也就仍然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可以说，上述多元文学史书写的努力，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某个文学史维度浮出历史地表乃至占据主流，但是，这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不仅使其自身有陷入偏颇泥淖的危险，也无法真正推进对文学史整体的理解。

二

与上述文学史书写实践形成某种呼应，最近十多年来，在理论层面也出现了一系列试图为多元文学史正名的研究成果。如吴福辉先生就在《寻找多个起点，何妨返回转折点》《消除对市民文学的漠视与贬斥》《“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为真正的教材型文学史一辩》等文章中，表达了对以往文学史书写格局的反思和质疑。这些论文涉及对中国现代文学起源和正宗的考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类型（如市民文学、乡土文学、左翼文学等）及其文学史位置的梳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法（如“单线型”和“合力型”、学术型和教材型等）的探索等，其中着重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质疑原先“主流型”（一元化）的文学史书写，而更强调多元化的文学史存在的必要性：“我看我们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都是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一个‘主流’现象来，然后将其突出（实际也是孤立），认为它就可以支配全体，解释全体。无论是‘进化的文学史’、‘革命的文学史’或‘现代性的文学史’，在这一点上都发生‘同构’。它们主要的特点便是鲜明、集中、清晰。最大的弊病就是必然要遮蔽许多不属于‘主流’的，或误以为不是‘主流’的东西。”可以发现，作者是站在为非主流或被认为非主流的那部分文学现象正名的立场上，来发掘“多元”文学的存在价值的。有意思的是，对于作为对立面的“主流型”文学史，作者并不太关心其“主流”的具体内涵，而更在意“主流”自身的单一所挟带的对于“多元”的遮蔽效应。

可以说，吴福辉先生相当敏锐地把握了当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转型的基本特点，在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很大程度上将前文所述多元文学史存在的必要性理论化了。在一般意义上当然可以认为，每种文学样式/形态作为相对独立的“元”都有自己的立足点和阐释逻辑——不管是市民文学还是左翼文学，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都是清晰的；每一个“元”也都或多或少属于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作为整体的文学史当然不可能是纯粹、单一的，而应该是由多种异质性的文学样式/形态共同构成的，因而理想的文学史模型也就应该是各种“元”合力而成的。然而，尽管可以承认每个“元”有其存在的意义，但基于不同的“元”被发掘出来的或主要或次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产生的合力型文学史是否可以规避等级化处理的做法？如果想要打破等级化的既有处理方式，就需要绝对平等地对待不同地位和作用的文学样式/形态，这种扁平化的文学史结构是否合理？进一步可追问，即使煞费苦心成功建构出这样的合力型文学史，它是否就一定比原先的“主流型”的文学史更合理，更贴近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状况、也更符合当下的社会文化诉求？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下，上述基于多元文学立场而试图探索的合力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其说是指向新的整体性文学史建构，其实主要还是停留在单一的非主流的“元”本身上，而建筑在“元”与“元”之间关系基础上的“合力”“结构”“整体”等以往文学史写作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显然是被悬置的。这意味着，或者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研究者真正纳入考虑范围，或者研究者尚无法推进这方面的思考真正落地——对“主流”内涵漠不关心而只是将其简单当作“多元”的对立面和压抑者进行质疑和解构，就足以说明，在研究者的视野中，重建更为合理的“主流”并没有成为未来文学史建构可能方案之一，那么“元”与“元”之间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这样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理解，显然不只是文学学科内部的产物。如果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勾连在一起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当下具有鲜明后现代色彩的“多元文化主义”知识生产思维/状况。1990年代之后，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浪潮，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急剧转型，原有的主流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失范和失灵，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相适应的孤独“个人”日益成为主体身份认同的主要资源，宏大叙事逐渐走向弥散，文学也好、文学史也罢，大致就处在这样一个个人的、流动的、碎片化的语境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产生多元文化主义，进而产生多元化的文学史理解。可以说，面对扁平化、原子化的社会现实，今天的知识界更多只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步伐，甚至沦为其同构之物，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总体性地对其加以分析把握的能力，所以才使得可以把握一个时代文学的那种总体性的文学史成为了一种奢望，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生产的主要症候之一。

三

如果认识到知识生产不能仅仅内在于时代社会并对其做简单描摹，其更为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应该是努力引领时代社会发展的话，那么，面对多元文化主义弥漫而亟待重建主流和共识的当下社会，类似于文学史这样具有总体性把握一个时代文学功能的知识生产类型，其内在的能量就需要被重新激活。换句话说，我们肯定不能仅仅满足于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各种所谓被压抑的、被湮没的“元”，而更需要去发掘可以重新组织、平衡这些“元”的结构性因素，去探索更有现实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文学史建构方案。

在这样的意识下展开对未来文学史形态的想象，显然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但并非无迹可寻。事实上，“文学史”在近代中国生根发芽，并能深刻嵌入中国“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已经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在地化经验。

按照戴燕《文学史的权力》中的观点，作为一种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文学史”在晚清的出现，首先，在知识生产的层面上，它与传统政治史衰落、社会文化史作为其替代物兴起这一前提息息相关，其出发点在于发掘真实的文学历史，很大程度上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其次，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文学史”其实是对彼时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一种回应，它通过指向以文学经典化为核心的文化保存/再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与“国民教育”“爱国保种之感情”直接相关的“保天下”的手段；再次，在这样的“文学史”书写背后，隐藏着对历史进步论的认可，这意味着“文学史”不仅建构了文学自身的演进逻辑，也在很大程度上呼应、分享和传播了当时新的历史观念。在这样的脉络中，可以认为，“文学史”这一新的文学把握方式，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是在文学内部格局中产生的，也不仅仅是对文学创作潮流的一种总体性把握，“文学史”其实是试图以“文学”为场域来反观/重描“历史”，由此参与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转型中去。

由此可见，“文学史”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落地，就是因为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它能够回应“礼崩乐坏”的危机现实，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文学/文化与时代社会关系的重建。如果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构成了文学变革的一种基本逻辑，那么，至少在近代之后，这一说法需要置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史”的框架中才能成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天然蕴含的“现代性”或“当下性”，使得它比其他时段的文学史更容易与当下社会发生关联，而这正是其合法性建构所不容忽视的依据所在。

今天所讨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近代中国的情形相似。它并非局限于文学内部，而更应被看作是一个思想文化问题甚至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格局中，我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期待自然也就更多。由此，要处理好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就不能局限在文学内部，而要从更开阔的社会文化格局中探寻可能的资源、路径与方案。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需要面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第一，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当下，怎样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领域内越来越多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书写与总体性社会文化想象产生关联？要回应这一问题，显然首先就要突破立足于单一个体审美体验的所谓文学自主性理解框架，将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相呼应的日益原子化的个人及其文学/文学史书写，重新纳入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加以理解，使局限于个人的文学经验得以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相连通；在此基础上，诸如叙事、审美、趣味、形式乃至作者、读者等已经被自然化、抽象化甚至空洞化的文学知识，才可能与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发生应有的关联，从而获得坚实的内涵，实现自身的重新意义化，由此才能相应推动文学史的社会历史维度落地，最终形成文学史书写和社会现实之间新的回应性关系。可以说，如果不这样重建文学的知识体系与意义向度，也就不能促动其真正介入人们的生活世界。

第二，如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发明新的总体性概念。在今天太多人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为政治正确而总体性概念常常被污名化的情形下，新的指向未来良性社会文化的总体性概念探索将会是相当艰难的；而在先后经历了“进步论”“革命性”“现代性”等总体性概念的洗礼与反思之后，可以得到广泛接受的引领文学史书写的新的总体性概念究竟是什么，可能目前学界也不甚清楚。但是，如果说对于新的“社会共同体”的憧憬和想象，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导向新的总体性概念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我们希望以时代社会文化思潮分析为主要进路的文学史能够率先一步，通过对已有的诸如“群”“集体主义”等历史资源背后的情感结构的梳理和激活，至少在文学层面上提供面向新的“社会共同体”的情感认同的可能路径与空间，由此探索对于目前似乎已经分化同时高度板结的人心与世道的理解模式。在这一前提下，文学史才能参与到以共通、共感、共振为指向的当代社会情感结构的建构过程中，并以此为纽带收集和凝练当下社会共识，使得新的总体性社会文化想象能够由此出发降落到日常生活中，从而被召唤、被赋形。

第三，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性的辩证关系中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体位置 ，这也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核心问题。强调探索新的总体性社会文化想象，并不意味着要单向度地服膺于由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一体化方案。如果注意到与全球化潮流具有某种内在呼应性的全球史研究范式对现有的知识生产格局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在其貌似解构主义地反思“一元化”通史的策略下，隐藏着以全球化的“空间”来冲淡甚至取消区域化的“时间”的意图，使得已有的依托民族国家独特历程而产生的学术史包括文学史因此被看作是有局限性的地方经验，其存在意义往往会饱受质疑，那么，显然就需要警惕全球史研究范式背后所隐含的与全球不平等政治经济秩序形成某种共谋关系的文化霸权的存在。基于这样的考虑，从应对近代社会/文化危机开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沦为全球史框架中的一个地方验证个案，而更应该在总结近百年来与民族复兴、国家建构、社会革命等相伴随的文学发展历程/经验基础上，尝试发掘其中超出现有全球史诠释框架的差异性甚至反抗性资源，并以此为立足点逐步探寻将地方经验上升为新的普遍性的可能途径，使地方性的时间重新有意义地进入全球化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文学史经验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总体性社会文化想象，才能真正指向全球化潮流中自身主体位置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