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编说：

12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作协创研部承办、海南省作协协办的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琼海举行。

为期3天的论坛，与会者围绕“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从小说到影视：文学如何介入大众视野”“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3个议题展开研讨、对话和交流。

中国作家网在众多发言中梳理焦点、精选重点、呈现观点，三篇侧记带你一探会场究竟！

 

文学书写中，我们真的发现并塑造“新人”了吗？

马媛慧

什么是新人？作家如何在作品中塑造新人？新人和现实生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第一组分组讨论的学者围绕这些问题，从文学史出发，依托文学作品，分享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

文学史中的新人形象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评论家张柠认为，文学创作中存在两种新人：广义的新人和狭义的新人。广义的新人是作家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创作出的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人物形象，如鲁迅笔下的阿Q、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等，统称为“典型人物”。张柠重点阐述的是狭义的新人，其源于典型人物而超出典型人物，最突出的特征是“预测性”，他们同样是“根据历史规律和虚像的发展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同时“与现实和时代之间有着重大的关联，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更重要的是，高觉慧、小二黑等新人形象高度结合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作家对这些新人的塑造不再是“思想很新情感很旧”，而是赋予他们“预感和预测社会发展趋向”的属性，从而使这类新人拥有超出典型人物的更高层次上的意义。

新人形象浓缩了时代的全部信息，新人塑造因此也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大难题。北京师范大学张莉梳理了自“五四”以来的新人形象流变，特别指出三十年代的农民形象与四十年代解放区农民形象的差异。从鲁迅笔下“受屈辱、受压迫、需要启蒙”的对象到孙犁、赵树理笔下“有力量”的先行者的转变，张莉以作家孙犁的创作实践为例说明，转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农民，我们如何理解农民的生存。”当代文坛对于农民农村的书写有两种倾向，一是田园牧歌式想象和牧歌失落的乡愁哀歌，另一种是写农村的现实变化。今昔对比，张莉认为这两种现实关涉的是作家对农民生活、农村生活的理解力，“农民的生存、农民的幸福，是不是和我们是同样的生存、同样的幸福？”她认为新人不仅要折射、呈现时代，还“永远要高于他的时代”。同样，“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必须是新的现实和新的时代的历练者，因此一位作家不可能只对着现实写作，他还要写出预言性，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如何以新的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重新认识乡村的现在和未来，也是大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同样忧虑当下乡村题材写作正面临的困难处境。他将乡村放入中国的整体环境中考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在整个中国的结构性关系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既是历史规模的，同时又是深入到非常具体的个人经验中的、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中国农村不再是一个地理空间和农业空间，处于其中的农民同样具有多重身份的交叠。他们的“身份意识”、“价值理念”、“情感构成”都是崭新而变动不居的。面对复杂的社会变动，李敬泽反问到“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判断、足够的能力学习，或者说我们是否愿意去克服困难”完成“新主题和新时代的现实题材书写？”他犀利地指出作家对乡村变动中出现的新人缺乏辨认和理解，对新时代乡村缺少整体性目光的审度，“除了抒情传统，我们对现在的乡村还知道什么呢？”毫无疑问，这正是乡村现实题材创作亟需突破的障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从近年来兴盛的科幻文学和“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实践成果中看到了新人形象创作的“破壁式”突破。以刘慈欣的《三体》为例，科幻文学“以人类的整体形象取代个人形象”，破除了当代文学写作流于自恋、自怜的弊病，重建个体与自然、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恢复了被弃绝的宏大叙事，“使得当代文学从过于纯粹的艺术维度中走出来，有能力直面现实世界的公共议题”。但科幻题材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对现实艺术真实的深入挖掘上不如“新东北作家群”写作所具有的启示意义深远。“新东北作家群”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为代表，作品常以“子一代视角”讲述“父一代”的当代处境和对传统价值、尊严的体认。通过分析双雪涛《大师》中的父亲形象，黄平认为这群作家的小说“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他们的作品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东北地方性文学写作，而是对历史发展中断裂的、遗失的、抛弃的文化价值的召唤和嫁接，是对“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工人阶级的乡愁”的抒发和批判性深省。在此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从小说到影视：文学如何介入大众视野

虞婧

 

影视的艺术性可以离开文学土壤的滋养吗？小说的文体又有何独特性？文学和影视的联合将创造出怎样的新世界？写作者在文学和影视的切换之间又该如何调整自身？博鳌论坛第二组分组会议的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影视研究学者曲春景谈到，当代中国文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大批人才，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影视作品提高质量的一个依托，影视创作期待文学对影视深度有效的介入。同时，文学的影视改编也需要一定的影视创作技巧，文学和影视的联手探索，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认识途径和打开方式。

“在人类的精神版图上开疆拓土的，我认为，小说是最敏感、最犀利、最灵活的，它有开阔的视野，也有最强悍的碰撞的力量。”在作家须一瓜看来，小说一直有着自己的追求，这是小说的高贵和尊严。而电影更具有物质性的光华，“小说是素的，电影是荤的”。小说致力于扒下人物精神的外衣，电影很容易地褪下人物肉体的内衣。好电影就像一座一座的强磁场，它带来龙卷风一样的吸引力，也给小说注入了新的阅读生机。电影和小说交叉的时候，也许并不一定要争执哪一方的胜利，而是彼此都要有妥协和牺牲，寻找抵达人心的通道，共同促进大众视野的聚焦，呈现一片阳光灿烂的天地。

海飞既是小说家，也是编剧。他认为自己在小说创作中还是一名在谋求成长的学生，在剧本创作中也仅是摸索前行。在他看来，当下的文学与影视之间的现状，就如河流一般，需要迎着时代顺势而为。网络小说、传统文学和影视剧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文体，影视和小说要想相互成就，小说家可能需要更多地了解文化产品的形态。“我们可以不对文学作品做过多的商业化，但至少我们可以对小说进行推广和一些利益上的自我保护。”

科幻近期热度再涨，向影视进军的脚步力度不减。陈楸帆认为，科幻作为一个蓬勃的文化产业，是全球娱乐业版图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好莱坞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近百年全产业链的漫长生长和探索。而其中，文学就是一个根基，作者作为创作的源泉，并不是缺席的位置，而是一直深入地在跟各领域的从业者互动。这对当下中国科幻文学走向大众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此外，中国的写作者更需要脚踏实地地提升科幻文学创作水平，夯实塔基，扩大作者队伍，开拓题材与风格的多样性，寻找与中国情感、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相连接的中国科幻故事，这就需要在提升作品的科学维度、创新作品的美学维度、深挖作品的人文维度三个方面多做努力。

电影界是需要文学的，文学和影视之间的转换，同时也是思维的转换，文化的转换，话语方式的转换。正如评论家刘琼所说，影视受到资本的影响，但文学有自身的瑰丽性，有自己独立的姿态。关于叙述这个世界的意义，小说也好，电影也好，都是一种叙述方式，温柔地讲述，大声地讲述，都可以。如何讲述才能被听见，这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乡村，文学需要怎样发声？

魏英婕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作家肩负着书写时代的重任，博鳌论坛上，第三组就“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展开讨论。

中国电力作协副主席任林举是东北人，在谈到如何书写脱贫问题时，他说，“跳出个人经验，跳出这个时代，观照历史，观照整个人类。”几千年来，农村、农民一直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投入脱贫攻坚战，就是对农村、农民的一种反哺，从这个角度上考虑，扶贫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扶贫不仅仅关于物质层面，更大意义是精神上的。”在任林举看来，在扶贫的过程中克服人性弱点，改变贫困人口逻辑，坚定脱贫的信心和信念，才能真正走出贫困。

对于这一现象，作家陈毅达也颇有感触。福建作为新时期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始发地受到关注，很多乡村完成了城镇化，政府各部门下大力气推动扶贫工作，但部分农民会出现因地因灾返贫。这些变化需要作家重新认识、重新思考。

那么，如何重新认识、重新理解当下的乡村现实？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认为，一是要读懂乡村文明，深入到农村内部，观察农民当下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二是开拓城镇化的多种可能，走出一条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那么，走现代化道路就一定要夷平贫困地区的传统文化、风俗、礼仪吗？王鸿生对此持有更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写作者必须要理解自己与书写对象的关系，进一步反思人类真正的需要，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智能化、现代化。

面对当下农村题材的书写困境，很多作家都说到要寻找一种新的书写方式。“我的写作是一种陌生化写作。”作家徐剑一直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始终以‘第三只眼’观察中国的农村、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这给他带来许多思考。徐剑在用“第三只眼”观察时，更多的关注社会制度如何观照历史和道德，如何观照老人和小孩，同时他还关注“如何细致定位”的问题。在徐剑看来，“一定要从牧歌式的文人的角度中走出来，题写新人，题写新时代，这种未必是颂歌，但一定是新歌。”

讨论会上，海南大学副教授李音谈起自己的教学经验，“像《创业史》这样的作品，在我们的大学课堂中散发出奇妙的光芒”。《创业史》用账单的形式展现了这代人没有经历过的生活，“为了节省两毛钱买稻种宁愿苦自己”的时代。它为学生呈现了更广阔的天地，让他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而在我们当下的写作中，乡村经常作为批判都市生活的参照。李音反思，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对新时代农村生活的无知，二是固化表达限制了我们对乡村的期望。面对今日中国的巨变，寻找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将成为作家的挑战和使命。

《创业史》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表现了革命现实，更在于其站在一定高度厘清农民生存逻辑。“今天的作家能不能解出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论家丛治辰认为，如果关注到这个层面，扶贫工作就不仅仅是乡村的事情。丛治辰还提到，教育、医药等百姓关心的当下社会问题，都需要作家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