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串 乡

初春的头场雨，说来就来了。

不过刚出正月，天仍阴冷，过年时放过的鞭炮还来不及清扫，花花绿绿的碎纸散在院子里，影壁下的积雪都没化完，雨水却说来就来了。村庄格外安静，只听见细碎的响声，像春蚕啮噬桑叶，沙沙沙，沙沙沙。串乡的商贩，卖豆腐的，打香油的，劁猪的，逢着这样的天气，多半会停了生意，躲到沿街户家的门洞里避雨。

最常去的是五爷家。

五爷住在大队旁边，临街，处于村里热闹地带。往南是司马真的诊所，往东是白塘，往西繁华些，学校、磨坊、点心铺、扎彩铺，往北是胡同，住着麻爷、栓柱叔、杏花娘、七奶奶等约摸十来户人家。门前便是官道。邻村人来董村赶集，商贩来董村串乡，还有下乡检查的干部、送信的邮差、迎亲的队伍都从门口过。

商贩们常来常往，跟五爷便熟识，打声招呼：“忙哩，老哥，借个光，避避雨。”

五爷定然不会拒绝，外来的是客，倒要高看三分。按照五爷的说法，遇到难处帮一把，这是董村的规矩，老辈子传下来的。人生在世，谁还没个落难的时候？见了投奔而来的买卖人，五爷便招呼坐下，沏一壶茉莉花茶，倒上，端出烟叶簸箩摆在脚下，各自卷一袋烟，边抽便聊。

待到天晚，雨稍小些，串乡人起身告辞。卖豆腐的敲着梆子，打香油的敲着铜锣，劁猪的在车前头挂上红缨子，不紧不慢地按着车铃，叮铃叮铃的，都消失在雨雾中。

五爷在门口目送人家远去，才转身忙自己的事情。

五爷年轻时在北京当兵，空军，炊事班班长。五爷说，想当年，林彪看歼8飞行表演，就是在他们机场，国庆阅兵也要在他们机场训练。我不知道林彪是谁，只从五爷的口气里猜测，大概是个大人物，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国庆阅兵，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五爷的确在北京当过兵，他的相框里挂着张照片，他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背景是北京天安门。

在董村人的心目中，五爷是见过大世面的。

我那时年少，对飞机啊、坦克啊、手枪啊之类的事物满是向往。闲暇了，我常到五爷家串门，听他讲部队的事儿。

大概是时间太久，五爷自己也含糊了。他讲述的事情，常前后矛盾。我细问他时，他便说，怎么会呢，他从没那么说过，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那年春天，村里来了个串乡的。听口音，不是本地人。董村人说话硬，像吵架，那人说话俏，像唱戏。他的生意比较特殊——收头发辫子。收了干什么呢？那人说是卖给戏班子，给唱戏的老生、花脸做髯口。

串乡的累了，到五爷家讨水喝。

五爷照例热情招待。那人正要走，又来了个讨水喝的，随身带了个袋子，袋子里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什么东西。

当着五爷的面，两人自顾聊起来。

一个说：“俺是收头发辫子的。”

另一个说：“俺刚好捡了一袋子头发辫子。”

打开看，果然是黑漆漆的、盘得整整齐齐的辫子。两人站在袋子旁不停谈论着，说辫子这么长，这么黑亮，最少要十年以上，能卖不少钱。

五爷于是从中撮合，说：“这不正好，你收了他的，你开了张，他得了钱。”

先前的人便说：“这些辫子，至少要一百多块，我身上没那么多钱。”犹豫了会儿，便问五爷，能不能先借点钱给他，打发人家走了。袋子里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等他回家取了钱，再来赎。怕五爷不信，这个人拍着胸脯保证：“老哥，俺看你也是实诚人。放心吧，不出三天，我肯定回来赎东西。到时候，东西我取走，钱还是你的。”

五爷想想，答应下来。

我那时正在五爷家玩儿，头一回见那么一大袋子的头发，觉得新鲜。

三天过后，我又去了五爷家，却没见那个人回来。五爷打开袋子，发现里头除了表面一层是真的辫子，其余的都是废塑料填充的。

五爷被骗了。

被骗了的五爷一直不肯认账，别人问起时，他只说，再等等，再等等。

那些日子，五爷常独自到村口，朝远处张望。他定是等那个串乡人，带着钱来赎走他的东西。可惜，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串乡人并没有出现。

五爷病了一场，胸闷，喘不上气。据说五娘要去请大夫，五爷不让。五娘拿回来的赤脚医生司马真开的药，却被他一把划拉到地上。

五爷在炕上躺了半个多月，终于能下地走路。病愈的五爷不大爱与人交往，只到傍晚的时候，常一个人到白塘边走。

我很少能见到五爷。只是有一回，在去往白塘的路上，我碰到了五爷。他见了我，停下了脚步，对我说：“小孩子家，不要乱说话！”他的声音又急又重，眼神有些瘆人，不像平时的模样。

父亲说五爷脑子有毛病了，让我尽量少去招惹他。

五爷的脑子果然是出了毛病。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掉到了白塘里，幸好被住在塘边的根生叔发现，招呼村人，七手八脚把他捞起来。

村里人都说：“五爷投河了。”

人们去看望五爷。五爷只说是自己一不留神，滑溜下去的。还说，水里有水鬼，他在水边遛弯儿，听见水鬼叫他的名字。

这事在村里传了很久，孩子们都怕。

母亲为此不让我到白塘边去，说：“水鬼要捉人当替身，被捉了替身的就活不成了。”

我问：“为什么五爷没被捉去？”

母亲说：“五爷当过兵，水鬼不敢捉，或者，捉了又被放回来了。”

我便不敢再去白塘玩儿水，就连打旁边经过，都觉得白塘里的水发黑，看起来阴森森的。

没过多久，村里传出话来，五爷之所以帮忙垫钱，是因为当时串乡人许诺，回来赎东西时，额外给五爷二十块钱做补偿。

人们说：“无利不早起。这是老话。”

私 奔

话虽如此，五爷仍是原来的五爷，没过多久，便把被骗的事抛在脑后，再有串乡人遇到难处，照样请到家里，茶水、烟叶招待着。那些串乡人，平日里得了五爷照顾，说起五爷的义气，个个竖起大拇指。也有送东西给五爷的，切一块豆腐，打一提香油，放几个脆梨。五爷虽然推说不要，最后都笑着收下了。

唯有“换娃娃的”（民间串乡商贩，以贩卖针头线脑为生）跟别人不一样。他极少到人家门洞里避雨，遇到阴雨天，也不穿雨衣，倒把雨衣罩在车后头，护着他的摊子，在雨里慢慢地走。

人们说：“这‘换娃娃的’，真够‘死’的。”“死”是董村的方言，是死板、不懂变通的意思。“换娃娃的”做买卖“死”，在董村是出了名的。

怎么说呢，一般的串乡人是精明的，眼里放着光，嘴上蘸了蜜。他们逢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遇到买主，总带着笑脸，七姑八姨地攀亲戚，目的不外乎给买主留个好印象，以便好做买卖。“换娃娃的”则不同，他很少说话，待人也不大热情，冷冷的，仿佛那生意对他并不重要，仿佛他做这买卖不为挣钱，只为打发时间而已。

他的穿着打扮也不一样。别的串乡人都是粗布衣服，破破烂烂的，上头常沾些泥点子、油点子。“换娃娃的”穿整齐的中山装，鼻梁上架副眼镜，头上戴顶旧毡帽，乍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他大抵姓余吧，村里上年纪的人叫他“小余”，大队会计李凤梧叫他“余掌柜”，妇人和那些没有出嫁的姑娘们则叫他“换娃娃的”。

“换娃娃的”没有梆子和铜锣，也没有红缨子，只凭一副嗓子吆喝着：

“有钩针、剁针、绣花针喽——”

“有红、绿、黄颜色喽——”

那声音浑厚、清脆，拖着长腔，唱戏一般，一遍遍循环反复，从巷头传到巷尾，又传到很远的地方。

董村的妇人们，要买针头线脑的，便招呼他：

“换娃娃的！”

“哎——”

他便原地停下车子，扶一下眼镜，静等着那人上前搭话。

三里五村的，常买常卖，都是熟客。妇人挑了一枚顶针、几轴彩线和几枚绣花针，却不付钱，站在那里讨价还价，要搭一个、饶一个。

“换娃娃的”不肯，说：“不，不行。”

妇人却硬要。一会儿，又引来了姑嫂和正在门口唠嗑的女孩子，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各种商品的质地、款式和颜色。自然都是往孬处说，说那颜色不正，流里流气的，说那款式旧，几年前的样子了，说那材质不好，却又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好，只说不如供销社里的好。

“换娃娃的”也不气恼，也不解释，只闷着头站在原地，耐心听她们说，脸上始终挂着笑。

抱怨归抱怨，该买还是要买的。纠缠半天，到最后，必定是每人手里拿些称心的物件，心满意足地散了。

我虽常听见“换娃娃的”叫卖声，却极少跟他打交道。

有一回，母亲要给姥姥买副老花镜，那些日子，常听她念叨着：“这个‘换娃娃的’，长久不来了。”

我便意识到，“换娃娃的”当真是许久没来了。

隔了几天，大概也是个阴雨天，终于听到胡同里响起悠长的吆喝。

母亲说：“‘换娃娃的’来了！”

我和母亲连忙从家里跑出来。他的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七奶奶、五大娘、巧凤姑姑、红琴姐、玉凤、根生婶子。

那是我第一次看清“换娃娃的”长相，白白净净的，很周正，头发密而黑，眉毛特别长。我忽然想到评书里的赵子龙，白盔白甲白脸庞，手持一杆亮银枪。只不过，赵子龙是勇冠三军的武将，“换娃娃的”是个文质彬彬的买卖人罢了。

母亲挑花镜的空当，“换娃娃的”躬下身子，问我：“看看吧，选点什么？这是胶泥模子，小哪吒、猪八戒、寿星佬，都有。这是小画书，《薛刚反唐》《呼延庆打擂》《大破天门阵》。这是玻璃球……”

他把车上的东西一件一件介绍给我，他的声音温和，说话时眼睛里散发出柔和的光。

我躲在母亲身后，低着头，不知该怎么回答。

他便明白了，对母亲说：“这孩子真听话。”

母亲挑好花镜，付了钱。

“换娃娃的”从车上拿出那本《大破天门阵》，递给我，说：“拿着吧，送给你的！”

我自然特别欢喜，觉得他并不“死”，反倒是个慷慨的人，也因了他的慷慨，打心底觉得亲近。他再来董村串乡时，我便不希望别人跟他讨价还价，不希望别人为难他。

买东西的人可没这样的软心肠，红琴姐就是有名的刀子嘴，每回见了“换娃娃的”，都要纠缠半天，不依不饶的。

他说一句，她便回一句。他说两句，她便回两句。

红琴姐嘴快，说起话来冲，乍一听像吵架。

“换娃娃的”说不过她，只喃喃地说：“不行的，这个不行的，小本生意……”

红琴姐嘴上不饶人，机关枪一样，把“换娃娃的”话噎回去。

一来二去，“换娃娃的”就脸红了，说：“听你的吧，都是三里五乡的，老主顾了。”

巧凤姑姑笑着说：“这‘换娃娃的’平日里抠得厉害，今天遇到红琴，竟活泛起来。”

红琴姐就满意了，咯咯笑起来，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下次见着，仍旧他一句她一句地拌着嘴。

《大破天门阵》早就看腻了，我日日盼着“换娃娃的”再来董村。

有一天，在饭桌上，母亲忽然说起“换娃娃的”：“知道吗？李凤梧的闺女红琴，跟那‘换娃娃的’跑了。”

董村人管私奔叫“跑了”。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跟人家私奔了，就说让人家“拐跑了”。在董村，闺女被拐跑，是件丢人的事。

谁也没想到，红琴竟然跟“换娃娃的”私奔了。那一年，红琴不到二十岁，而“换娃娃的”呢，差不多快四十了吧。况且，那时，红琴已经跟黑龙村一个名叫志刚的青年定了亲，说好秋后结婚的，而“换娃娃的”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谁也说不清他们的感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谁也不知道他们私奔以后去了哪里。人们只知道，他们离开董村，“跑了”。

他们走后，村里很快传出风言风语。

有人说：“红琴是被‘换娃娃的’花言巧语糊弄了，私奔前，她已经怀了人家的孩子。”

也有人说：“是红琴主动勾搭‘换娃娃的’，年纪轻轻的，没正经。”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天晚上，我是亲眼目睹了红琴姐和“换娃娃的”私奔的过程。当时，我正从白塘回来，看见红琴姐的头倚在“换娃娃的”肩膀上，“换娃娃的”手轻轻揽着红琴姐的腰。

他们一路说笑着，走向远处——远处是通往外面的官道，月光照在官道上，像铺了一层银子。

“换娃娃的”一边走，一边对着月光吆喝着：

“有钩针、剁针、绣花针喽——”

“有红、绿、黄颜色喽——”

白 塘

红琴“跑了”，李凤梧没办法，只得托媒人到黑龙村，把亲退了，彩礼钱原封退回。事后，别人问起，他只摆摆手说：“从今往后，自己没这个闺女。”

隔了几天，一个中年妇人领着两个丫头找上门来，那妇人黑而丑，邋里邋遢的，正是“换娃娃的”媳妇。两个闺女，大的十几岁，黑瘦，不怎么说话，乜呆呆站在那里，像一截霉烂的树桩；小的有七八岁了吧，头上扎着小辫儿，模样跟大的有几分相像，只是个子矮，也呆呆的，鼻翼上挂着串鼻涕，吸溜吸溜的，用我们董村话叫“漏干粉的”。

妇人在李凤梧家待了大半天，只坐在屋檐下，怯生生地哭。问她话，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最后，李凤梧拿了二百块钱，打发她走了。

那时已是仲春，气候一天暖似一天。白塘边的柳树钻出了嫩芽，柳枝也变得柔软，不再像冬天那样硬邦邦、直愣愣的。塘水不多，中间干涸的地方露出小片土丘，土丘上长满芦苇，周围散落着白色的鹅毛。鸭子和大白鹅在水面游着，身后留下一串波纹缓缓散开。

年纪稍大的孩子们，放学后常到塘边玩儿。一开始，我不敢去，怕遇上水鬼，后来，胆子慢慢大了，也跟在他们后头，一起玩儿。

塘边的草丛里可以捡到鸭蛋，有白皮的，也有绿皮的，白皮的常见，绿皮的不常见。我们一开始见到绿皮的，心里总有些忌惮，不知道是不是坏了的，又担心根本不是鸭蛋，而是什么怪物的蛋。

根生叔家的福来说：“那没准儿是水蛇蛋，一磕开，里头跑出条小青蛇来。”还说：“水蛇是有灵性的，等它回来，发现自己的蛋被人拿了，能顺着气味儿找到人家里，钻进裤腿或者被窝。”这些话吓得我们后脊梁直冒凉气，头发也奓起来。犹豫再三，我们只得把绿皮蛋放回原地，又担心手上沾染了蛇蛋的味道，会被大蛇跟踪，便蹲到塘边，在清水里洗了又洗。

福来笑话我们没出息，胆小如鼠。他说，他不怕水蛇。还说，他属龙，是龙王爷的命，龙王爷是谁，是玉皇大帝派来掌管水界的头领，水蛇是小龙，小龙见到龙王爷要躲着走。他说，他敢把水蛇缠在腰里，凉丝丝的、痒痒的，水蛇不光不咬他，还听他的指挥，乖乖顺着裤腰钻进袖子，再从袖口钻出来。

我们更害怕了，隐约觉得自己腰里也是凉丝丝的、痒痒的，自己的袖口也有绿色的小蛇在爬动，连忙央求福来，别说了，吓死人了。

福来抱着肩膀，得意洋洋的。

福来比我们大两岁，他们家盖的新房就在白塘边，出门就能看见水，福来喜欢水，他说：“我家的房要是盖在水里该多好啊。”

我说：“盖在水里就不是房了，就成龙宫了。”

福来说：“你小子真聪明。”

福来心眼儿多，会爬树，水性也好，是我们当中的孩子王。那时候，我们整天跟在他屁股后头，摔元宝、抽尜尜、弹杏核儿、挖泥鳅。有段时间，我们迷上了“打仗”，整天嚷嚷着要占山为王。福来当大王，我们当喽啰。

福来说，他当了大王，就带领我们去跟南街、东街和西街的小孩们“开仗”。

我胆小，怕“打仗”，又跑不快。福来想了想说：“那你当军师吧。”我不知道什么是军师，只觉得军师要比喽啰强，是个威风而体面的角色。

福来说：“将来以后，我们要杀到德州去。”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德州，觉得德州是个遥远而繁华的地方，也觉得福来很了不起。后来我才明白，福来之所以知道德州，是因为根生叔在那里做瓦工。

福来终究没能带我们去“开仗”。春天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在白塘捉鱼时淹死了。福来的水性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会踩立水、扎猛子，还能钻到水底下抓一把紫泥，举在手里向别人炫耀。可是，水性好的福来却淹死了。

那是一个午后，根生婶子正在炕上纳鞋底，福来原本在睡午觉的，却突然从炕上爬起来，要到白塘捉鱼。福来去，他的弟弟福至也要跟着。根生婶子嘱咐他们小心点儿。福来说：“放心吧，我是龙王爷的命。”

这一去，就出事了。

后来，福至蹲到地上，哆里哆嗦地回忆说，那个中午，他们来到白塘没多久，就看见水面泛起巨大的水花，福来猜测一定是条大鱼，便跳到水里，朝着远处游去。水花越来越远，福来也跟着越游越远。远远地，他好像听见哥哥喊：“龙，龙！”后来，福来忽然沉到水底，不见了。再后来，就没动静了。

村里的大人把福来从水里捞起，平放在岸上。他的样子很安静，午后的阳光照在他身上，使他看起来比平时要白，他的头发整整齐齐，嘴轻轻闭着。他一点儿也不像个死人，而像在水里游累了，睡着了。

根生叔从德州匆匆赶回来，第一眼看见福来的尸体，话都没说，就“挺”了，整个人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身体硬邦邦的，像根木头。根生婶子气得直跺脚，骂他窝囊废，软泥扶不上墙。根生婶子忙着把村里的“主财”（董村方言，意指张罗红白喜事的掌班）牛秃子叫来，商量着怎么出殡发丧，棺材的材质，白布买多少，在哪搭灵棚，找什么样的吹鼓班……整整忙了三天，福来躺进棺材，棺材埋到坟里，才算消停。

福来死后，我们董村的小孩们都没了主心骨。那些日子，我们总会不由自主说起他，好像他根本没有死，只是暂时去了别处。

终究是孩子，没长性，没过多久，我们便把这事忘了。一群半大小子们，照例疯跑着，玩儿着，闹着。只是有件事，我一直藏在心底，白塘边那些我们放回去的绿皮蛋，都是被福来偷偷捡走吃了。好几次，我看见他用捡来的柴火烤绿皮蛋吃。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我怀疑就是因为他偷拿了白塘边的绿皮蛋，惹怒了水蛇，水蛇在水底把他缠住，吸走了。不然的话，福来那么好的水性，怎么会淹死呢？

当然，也可能他说自己属龙，是龙王的命，因此得罪了白塘里的龙王。虽然福来属龙，但终究是凡人，而龙王爷是天上的神仙，凡人怎么能跟神仙相提并论呢？

五爷私下里说：“福来是被水鬼拉去，当了替身。”

春 耕

春耕开始了，整个董村都忙起来。

放了一冬的农具，那折了杆的锄头，掉了楔子的镐头，挂着蛛网的簸箩，发了霉的麻袋，统统拿到院子里，该修理的修理，该打扫的打扫，该晾晒的晾晒。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董村，春耕是大事。

董村一带的男人，不论平日做着哪种营生，到了农忙时节，都要忙庄稼地的。卖豆腐的也不卖了，打香油的也不打了，劁猪的也不劁了，就连张志民家的小卖部，也不常开了。平时做些小买卖，不过为了贴补家用，他们骨子里仍是农民，种地才是主业。

家家户户都忙着春耕，唯有麻爷不忙。因为他没地。哦，曾经有的，一亩多，他不种，地就荒芜了，后来交给别家去种了。

麻爷跟我是本家，住前后房，没儿没女，据说是娶过一房媳妇的，新媳妇嫌他懒，倒了油瓶也不扶，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他又懒得去找，一来二去，便断了联系。据说，麻爷年轻时，是个不错的小伙儿，长得精神，人也聪明，只是成分不好，划成了富农，属于被打倒的阶级。我那时小，不知道什么是富农，也不知道怎么算被“打倒”。一说起“打倒”，我就想到谷子地里扎的草人，戴着破草帽，披着烂衣裳，拴着彩色的布条，专门吓唬偷食的麻雀。等到秋后，谷子收完，草人就被拔起来，扔到一边，算是“打倒”了。

麻爷写得一手好字，我们村里墙上的标语都是他写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些标语已经有些年头了，风吹雨淋的，字迹有些模糊，虫子咬过一样。

写字终究不能挣钱，不当吃，不当喝，因此，麻爷的日子过得十分潦倒。

村里人说他懒，越懒越穷，越穷越懒。他不种地，也不做小买卖。他家的三间土房很旧，窗户纸破了，玻璃也没有，房顶上长满茅草，刮风下雨就那样挨着。平日里大家都下地干活，只有他一个人闷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也不知道他闷在屋里干什么。

他和村里人也没什么来往，谁家婚丧嫁娶，盖房搭屋，他也过去瞅瞅，却不上前，只远远地看着。别人笑，他也跟着笑，别人欢呼，他也跟着欢呼，别人散了，他也跟着散了。

只是，他总归和别人不同。他的衣服又脏又破，头发也懒得洗，油腻腻的，让人觉得腻味。每次见了他，我都远远地躲着走。实在躲不过，就勉强打个招呼，叫声“麻爷”，赶紧走了。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在胡同里遇见他，照例叫声“麻爷”。正要走，却被他叫住。他问我上几年级，作业多不多，平时考试排第几。我懒得回答，我不喜欢他，他身上脏兮兮的，衣服上打满补丁。他又问我，学没学过鲁迅的文章，知不知道鲁迅是哪儿的人，原名叫什么？后来，他说：“我教你写字吧！”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讲给父亲。父亲一脸严肃地警告我：“以后尽量少和他说话。”

我说：“为什么？”

父亲说：“他成分不好。”

我问：“什么是成分？”

父亲没有继续往下说，只摆摆手：“小孩子不要瞎问，总之以后要少和他说话。”

我被父亲吓住了，再见到麻爷，连招呼也不敢打，飞快地跑掉了，如同见了怪物一般。

春耕结束后，乡里要来检查，村长又安排写标语，麻爷便重新被派上用场，忙碌起来。见到他时，他身上手上沾满了白石灰，头发上和脸上也是。麻爷像个唱戏的，三花脸。

写标语不是个轻省活儿，要站在梯子上，拿着大号刷子一遍一遍地刷，半天下来，胳膊酸疼得抬不起来。麻爷却干得很起劲儿。看得出来，那些日子他是开心的，说起话来嗓门也大，走起路来步子也轻。

只是等到标语写完，他又闲下来。闲下来呢，就重新把自己闷在屋里，不肯轻易出门了。

我听了父亲的话，忌惮他的“成分”不好，也担心自己会跟他一样，被“打倒”，仍旧故意躲着他。他大概发现了我在躲他，有时候，在胡同里碰见，他便远远地把头低下。

我们俩谁都不说话，就这么擦肩而过，仿佛互不相识一样。

风 筝

二月二，搓麻线。杨柳青，放风筝。

麦苗返青的季节，人们脱了棉衣棉鞋，换上春装，整个人便清爽起来，说话嗓门也亮堂了，眼睛里的光芒也清澈了，就连走起路来，步子也变轻快了，像踩在云彩上，轻飘飘的。

这样的时节，董村的孩子们常到打谷场放风筝。说是放风筝，其实也不是，因为，大多数孩子并没有风筝，只是到打谷场上去看。所以呢，说是看风筝似乎更贴切。

杨柳青，看风筝。

有风筝的人不多，不过三五个吧。二小有个燕子，喜力有个蝴蝶，杏花也有一个，是什么却说不清，她自己说是蜈蚣，我们觉得不像，越看越像毛毛虫，胖乎乎的，又丑又笨。她的风筝一飞起来，我们就嚷嚷着：“毛毛虫上天啦！”边说边笑。杏花也不恼，跟着我们咯咯笑，一边笑，一边拽着风筝跑。我们也跟在她身后，转着圈跑。

跑一会儿就累了，呼哧呼哧喘气，风筝落下来，撂到一边，线也懒得管了，我们索性直接躺下，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仰头看着天。

二小的风筝是他父亲从县城买的，他父亲是卡车司机，开一辆蓝颜色的解放汽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县城去配货，风筝就是从县城的人民商场买回来的。二小的风筝很漂亮，跟真的燕子一样，黑翅膀、白肚皮，飞得高，很稳，二小说他的燕子是凤凰变的。

“蛇是小龙，燕子是小凤凰。龙住在水里，凤凰住在天上。”

二小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死去的福来。福来也说蛇是小龙，还说自己是龙王。

喜力的蝴蝶是他大哥喜强送给他的。喜强在石家庄当兵，是连长吧，或者营长，据说能管很多人。喜力说，他哥手里有枪，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他特意拿了几枚弹壳给我们看。喜力还说，有一次他哥回家探亲，偷偷把手枪带回来，并开枪打死过一只麻雀。我们觉得喜力在吹牛，但心里终究有些怕他。在我们的印象里，枪能在很远的地方杀人，是危险而可怕的东西。

喜力的蝴蝶也好看，却飞不高。

二小笑话他：“蝴蝶比不过凤凰。”

喜力说：“天底下根本没有凤凰！”

二小说：“有，燕子就是凤凰变的。”

于是他们俩便吵吵起来，一来二去，喜力急眼了，说：“小心叫我哥用枪崩了你！”二小就怕了，吭哧着，脸憋得通红，不再说话。

杏花的蜈蚣不是买的，而是麻爷给她糊的。麻爷疼杏花，他不给别人糊风筝，只给杏花糊。杏花爹死得早，杏花娘独自带她过日子，很难。杏花爹原本是小学的校长，后来跳井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据说是成分不好。

麻爷糊的蜈蚣虽好，但终究比不过买来的燕子和蝴蝶。纸糊的蜈蚣不但做工粗糙，也飞不高，慢悠悠的，不像飞，倒像爬，蜈蚣就更像毛毛虫了。

小孩儿们，没长性，看一会儿，就不管风筝的事儿了，有的三五个围在一起，到空地上摔元宝，也有的拿树枝在地上画棋盘，玩十八个鬼子俩大炮。

看风筝的人里，只有傻石锁最痴迷。风筝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一边跑，一边嘿嘿地笑，一边笑，一边流着口涎。放风筝的人里，他只跟着杏花。杏花跑，他才跑，杏花停，他也停。不管是跑还是停，傻石锁都不敢靠近杏花。

他离杏花近了，杏花就说：“去去去，傻石锁，别跟着我！”

傻石锁咧着嘴笑着，把手指塞进嘴里。

谁都不知道，傻石锁从哪里也弄来一个风筝，是只硕大的公鸡，彩色的，瞪着眼，昂着头，看起来有些凶恶。

傻石锁把风筝放到天上去，跟二小的燕子、喜力的蝴蝶、杏花的蜈蚣在一起飞。孩子们追着他们的风筝跑，嚷着：“公鸡吃蜈蚣啦，公鸡吃蜈蚣啦。”

人们说：“傻石锁喜欢杏花。”

人们还说：“傻石锁的风筝也是麻爷糊的，为了得到那个风筝，傻石锁认了麻爷当干爹，还答应麻爷，等他百年之后给他打幡兜罐。麻爷没结婚，也没孩子，打幡兜罐是大事。”

人们说：“傻石锁其实不傻，这小子精着呢！”

二小后来不去放风筝了，他爹出车回来，总喝酒，喝完酒就打他娘，也打他，他的脸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他问喜力，能不能让他哥把那把手枪带回来，他想崩了他爹。

杏花后来也不去放风筝了，她的风筝被塞进灶膛烧掉了。原因是，村里人都说杏花娘跟麻爷不清不白，难怪麻爷整天闷在屋里。谣言传到杏花耳朵里，杏花一气之下，就把风筝烧了。

打谷场上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喜力也不去了，他退学了，去了天津，跟他姐做买卖。临行前，他把蝴蝶风筝送给了我。他还告诉我一个秘密，他心里一直喜欢杏花，他去放风筝，其实是为了跟杏花在一起。他之前说他哥喜强有枪，其实是在吹牛。吹牛，也是因为喜欢杏花。

打谷场上只有傻石锁的风筝还在飞。

婚 事

杏花烧风筝的事传出来。我们都替麻爷鸣不平，那么多孩子，麻爷只给杏花糊风筝，她却说烧就烧了。杏花娘过意不去，翌日，蒸了荠菜馅包子，刚出锅的，热气腾腾，拿搌布裹上几个，给麻爷送来，说是新拔的荠菜，尝尝鲜吧。东西放下，杏花娘仍没走，站在院子里，像有话说，却吞吞吐吐说不出口，久了，脸上冒出许多汗珠来。

她犹豫再三，终于说：“他叔，有门亲事……”

女方是杏花娘的远房表妹，叫翠翠。模样还算清秀，只是右脚有些跛，说是小时候打针，扎坏了，落下毛病，也不耽误干活儿，针线活儿不耽误，生火做饭也不耽误。

杏花娘还说：“翠翠是读过书的，不像她，土老百姓一个。”

相亲那天，我们都到杏花家去看。屋里人多，我们被撵到外面，却不甘心，在窗户外踮着脚，眼睛紧贴着玻璃，双手拢成括号，往里看。孩子多，你挤我，我挤你。

母亲见状，把我叫到里屋，对众人说：“孩子讨喜，来要糖吃呢！”

众人便笑了。翠翠从口袋里摸出糖来，给我吃。

我怯生生的，往母亲身后躲。母亲说：“这孩子，平时欢腾得没着没落，这会儿反倒怕生了。”她把糖接过来，硬塞给我。

麻爷坐在椅子上，他穿了件浅绿的军装，剪了短发，刮了胡子，看起来比平常年轻许多。他坐在那里，有些局促，眼神也不安生，左瞅瞅，右瞧瞧。

杏花娘说：“倒是说话啊，你俩，怎么眼生（意指害羞）起来，相面一样。”

周围人笑起来。

麻爷更局促了，腿微微颤着，搓着手，不住地干咳，勉强问了翠翠几个问题，无非是哪年出生，兄妹几人，读过几年书之类的。翠翠坐在炕上，认真答着。她的声音很小，刚送出嘴唇吧，生怕别人听见一样。她有点儿卷舌，把“大哥”说成“大嘚”，把“两个哥哥”说成“两个嘚嘚”。她自己也意识到不妥，说完了，红着脸，不敢抬头。

他俩都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

后来，麻爷说了一句玩笑，翠翠就笑了，却不敢大笑，捂着嘴，嗤嗤的。她有两颗龅牙，笑得时候会露出来，她捂着嘴，为的是遮住龅牙。

杏花娘把他们让进另一屋，说：“你们俩单独聊会儿吧，这里人多，嘴也杂，不心静。”

麻爷和翠翠一前一后，进了西屋。

我们也想跟着进去，却被杏花娘喝住，说：“小孩子不能进去。”我瞅瞅母亲，母亲也说不能进去。我只好跟占庄、二小他们到院子里玩儿。

约摸过了半小时吧，麻爷挑开门帘，先出来，笑呵呵的。翠翠跟着出来，脸通红，嘴角也挂着笑。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很认真，她的跛脚因此看起来不那么明显。

众人又客套了几句，转眼天色将晚，翠翠他们要告辞，人们送到门外。麻爷在最前头，冲翠翠挥手。翠翠也冲他挥手，说：“回吧，大嘚！”

这回，她的腿跛得厉害了，走路忽高忽低，像水面上荡着的空瓶子。

惊蛰了，麦子该浇头水了，白地也该耩了。村里人各自忙着，也便忘了麻爷的婚事。

翠翠来过董村两回，住在杏花家。第一回杏花娘约麻爷到她家吃饭。翠翠给麻爷织了个围脖，深灰的，挺好看。麻爷没什么东西送给翠翠，只说：“要多读书，读书有好处。”

翠翠再来董村，杏花娘照例邀了麻爷去吃饭。麻爷却推说自己要给乡里写标语，不去见翠翠了。

杏花娘便明白，麻爷终究是嫌弃翠翠的跛脚。

麻爷写了封信，托杏花娘转给翠翠。信里写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听说，翠翠看了信，痴痴地笑了半天，笑着笑着，却掉下泪来。

翠翠终于还是嫁到了董村，她跟了牛秃子的二小子牛红军。牛红军跟翠翠年纪相仿，脑袋虽秃，却实诚，有力气，种田耕地是把好手。

后来听说，这门亲事是麻爷提的。

牛家跟麻爷是老姑表亲，论辈分，红军应该管麻爷叫表叔。这样一来，翠翠跟麻爷扯上了亲戚。

翠翠嫁到董村后，常跟麻爷家走动，关系倒比以前亲近了。

作者简介：

孟昭旺，1981年生于河北南皮，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文学院第34届高研班学员。在《青年文学》《长城》《十月》《西湖》《青春》等刊物发表小说。有作品入选河北小说排行榜及作品年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春风理发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