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我的光曝在你身上，

重逢就是一间暗室。

——毕赣

上篇：阳面 谷旦

一路上，火车经停绍兴、杭州、桐乡。车一停下来，他就下去抽烟。同车有几个不曾交谈过的烟友，默契地凑在一起。远望过去，猩红弱火迎风翕张，就像从山顶回望城市时妩媚的灯火。黄昏蜻蜓点水掠过，火车以280公里的时速穿行在黑暗中，一张张疲惫的脸投影于车窗。后排时有幼童哭泣，又传来女人轻柔的小调，变作一支催幼童入梦的药剂。只是那孩子反反复复醒来，恍然大悟似的，继续以嘶厉的哭声吸引他的注意力。幸好宁波到上海并不远，车程刚好两个小时而已。

我们列出的候选餐馆里，他首先回绝了京式火锅与泰国菜，对剩下的也兴味索然。后来，他自己提议涮一个潮汕火锅，我们当然应允。母亲挂了电话，不觉好笑。他的妻女及人生的前三十年全落在宁波，因工作外派到广州，难得这次请假回来，想吃的却还是广东菜系。

我们在家附近一家潮汕火锅店等他，父亲百无聊赖，吃完一碟醋泡花生。母亲来回翻菜单，不时自言自语，应当点些什么菜。忽然转头问我，这家店还是打八折吧？我抢过菜单，指着首页上的字说，清清楚楚写着，等会儿人家来了，你千万不要计较钱的问题。母亲瞪了我一眼，意思是这不用我提醒。接着，她端起老花镜，仔细地打量“全场八折，酒水饮料除外”那行字。

到达站是位于市区的上海站，距离我家附近大约二十分钟车程。他打上出租车，摸了过来，一切顺当，但抵达火锅店也已七点。母亲站了起来，下意识张开双手。母亲叫道，明森。明森展开嬉笑，更快地往我们这桌跑，这时我和父亲也跟着站了起来。

我们在客套间点完菜，明森问父亲能不能喝酒。父亲向来酒精过敏，稍微喝几口酒，一种瘆人的紫红色素就会从他全身皮肤里晕开。人的身体构造精密，缺一种酶都会饱受困扰。父亲摇摇头，嘴里却说，就喝一小杯。明森笑了，兴冲冲地把“江小白”打上勾。

明森是母亲这边的亲戚，他们这一辈，女孩名字里都带“敏”，男孩名字里则是“明”。明森比母亲小十二岁，与我母亲的关系为堂姐弟。抗日战争时，外公与弟妹分别，独自从宁波往上海逃难。花了十多年把生活扯得平稳，想将弟妹一并接来上海，却遭明森父亲的拒绝。他们分别顺流而下，结婚，生一些孩子，临晚境才享受到衣食充裕。母亲和宁波的亲戚往来不多，一年通常见两回面，除非任何一方家中发生大事，另一方慷慨赶来帮忙。

“多喝一点，回家好直接睡去。”母亲给明森倒酒，笨拙地往外洒掉一些。

“明天几点起？”

“你们六点半，我四点就起，烧几个菜带过去。烧的时候有什么忌讳的吗……”

母亲从后半句开始语调颤乱，不久就娴熟地哽咽起来。

所有哀戚与落泪都归属于我的舅舅明磊。今年三月的一个夜晚，母亲接起电话，另一头传来舅妈小冷破碎的哭泣。慌乱之际，母亲反复讲两句话，“你先不要哭。”“救护车来了吗？”没过多久，电话以一种含混不清的方式挂断，我们最终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但黑色的雾织出令人窒息的网，母亲大口喘息。

时针把午夜一点甩到身后，我们借着被窝里拖沓的暖意，匆忙穿上衣服。凉风自我们身体滑过，直追赶到出租车车门口。坐进车里，高架逐渐替代了平地，我们在一个个弧形弯道中打转，夜轻轻摇晃。母亲设想了一切可能性，包括舅舅的死。我难以忍耐，便带点凶狠地扭头喝止。你不要乱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得这么轻易，都要经历多次病危才肯死的。母亲冷了片刻，很快再度陷入伴有哭腔的喋喋不休。实际上，我们对死亡多少抱有侥幸的疑虑，但最坏的事仍然发生了。

明磊弃世时刚逾五十，墓地也未筹办。我们租了殡仪馆的骨灰寄存处，小小一格，延下大半年时间。十一月廿二甲午日，宜破屋坏垣，宜祭祀，就选定这日子，让明磊入土为安。

“不用，不用。”明森连连说，一边伸手把烫好的牛肉夹给母亲。

宁波的亲戚信奉传统，婚丧大事的规矩往往咨询他们。顺应规矩，让人们做事心安理得。明森既然确认没有禁忌，母亲也放下了心。

“我买了泸州老窖，五十二度泸小二，还挺贵的。”母亲说。

“你买的什么价？”

“二十八。”

“哈哈，贵了，十几块差不多。”

“但老板说是正宗的，也是难得，给他喝好一点。”

“还要准备三双一次性筷子，香、蜡烛、糕点，到时候一起摆上去。其他嘛，烧来结缘的黄纸买了吗？”

“该有的都有。”母亲突然头往前凑，如捂着什么秘密似的说，“他们那边不信这些，明磊的斋七都不肯给我做。这趟我不敢多管，免得他们说闲话。我人老实，这么多年辛苦过来，总是吃力不讨好。”

明森点点头，捏起酒杯敬我的父亲。父亲四十出头才生下我，如今垂垂老矣，行动常常慢一拍，膝盖里的齿轮也日渐生锈，走两步就停下叹息。父亲稍微迟疑才接应过来，浅浅嘬一小口高粱酒。

母亲逐一问起宁波亲戚的状况。与她同辈的两个姐妹，一个执拗不愿退休，另一个早在麻将桌上消磨了斗志。明森点了一支又一支烟，红熠熠的烟头贴着他侧脸灼烧。我的父亲也不客气，趁机陪抽了几支。灰蓝色的烟雾掺混鼻息四溢，再沿着某道隐晦的边界淡出。母亲不时后仰，微皱眉头。

他们又点着更多烟头，我把剩下的肉分批倒入锅里。吊龙、嫩肉、肥胼各余一些，没人动筷子，肉在沸腾的热雾里很快煮老了。一个几近兴尽的时刻，明森一口喝干残留的酒，摇摇晃晃站起来。

走出火锅店，墨黑的天空中酝酿起了小雨。雨迹本身细微，那股湿寒却藏进了往来的夜风之中，我们脸上被刺出朵朵寒噤。冬至后的第二周，气候已逐渐趋向残暴。他们先回家，我和母亲又去便利店中转了两圈，母亲深知自己准备周全，可还是怕落下什么。

我们回到家，看见明森和我父亲坐在窄桌前抽烟。房间里皱起几团雾霾，宛如有人往某个冬日清晨素白的天光下大口喝过气。我们本以为明森已经睡了，宁波亲戚休眠很早。有一年外公去世，我们送他去宁波办理入葬，住明森父母家。晚饭后，我被迫入睡。一觉醒来望见天泛着丝丝淡红，以为黎明已来，看钟知道才十一点多。我悄悄从阁楼的楼梯爬下，闻到日夜盘桓房中的中药气味。楼下寂静一片，万物的棱角大多被黑暗吞噬。窗牖裂开一条缝，明磊一个人站在那里抽烟，如蓄势的龙轻轻吹着面前的红色明珠。那时距离他离世，大概还有十年时间。

因家中没有多余的卧室，明森与父亲同住，母亲则流落到我的小房间。

我先回房间，母亲与他们周旋闲聊，客厅传来抑扬不平的一串话音。晚些时候，母亲进我房间，眼眶湿红，抽搭还没彻底咽下。明磊死后她常这样，她热衷同熟人谈论明磊，讲到最后不免以眼泪告终。我多次冷淡待之，以为这是她消费哀伤，来获得一种反常的满足。母亲便说，你真没良心。

母亲躺下不久，房间里拧起一股呼噜声。我不甘心早睡，留一盏台灯荧亮，插耳机在电脑里听一首随意搜到的老歌，罗大佑的《火车》。

想欲予阮出外的人，飞向一个繁华世界。

一站一站过过停停，男儿的天外天。

一九九三年，明磊与父母住在大东门一个旧街区里。秋日蹒跚莅临，银杏、油衫、金银忍冬纷纷凋敝，叶与果缘风落下，像为节庆剪碎的彩色纸片。有一日明磊下班回来，呆呆坐在缝纫机前的座椅上。我母亲恰好回娘家，问他怎么回事。明磊说，我可能要去法国读书。母亲笑了，伸出一只手放在他额头上。母亲说，你要么是发烧了。

明磊出生在一个普通工薪家庭，节俭使整个家显得比实际情况更拮据，举家只在新闻里见过国外。明磊自复旦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上海计生委工作。有一年法国外交部部长的夫人来上海，单位因明磊精晓英语派其做翻译，便在此席间得到了夫人的赏识与留学承诺。尽管如此，家人们选择不将此事视为现实，他们奚落、打趣明磊。这样的话，万一到最后这场梦以泡沫收场，也不会有人过于失落。

一年以后，我们在浦东机场送别明磊。

明磊此行硕博连读，最少也需要七年时间。我的外婆从三十九岁起遭受种种手术雕琢，许多张病危通知洗淡了她对生命的信任。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我的外婆在机场痛哭不止，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下次见面。其余人陪同落泪，但没有人将此话说破。人们默默达成共识，只要不将不吉利的事说出口，它发生的概率就会变低。

明磊临走前新买一本法汉词典，翻了几天法语依旧一窍不通。过境与工作人员交流，磕磕绊绊。两年后经过同一个柜台，一口法语已熟练如母语。那是明磊首次回国，肥硕的拉杆箱里装着每个亲戚的礼物。母亲分到三支口红的套装，我欢快地从他手中抢过一个装满可乐味棒棒糖的大罐头。往后的好些年里，我将这个罐头用于各种零食储存。它丢失于一次搬家，当我成年后偶尔忆及这个罐头，恍然明白，明磊当年愿意在行李箱里装这样一个无用又占地方的东西，是凭着怎样一种心情。

明磊有一间自己独立的房间，他不在时，我很乐意鸠占鹊巢。那时我还没念书，搜寻明磊房间的秘密是我每日的游戏。我从松木柜的内屉中翻出几沓门票，花花绿绿，网罗全国各地的景点。一张黑白照片，摄于城隍庙九曲桥的一处景色，明磊与另一个年轻男孩松垮地立在中央。照片背后有一行手写的字，“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右下角标着他们大学毕业那一年的年份，1988年。

还有一盒盒磁带，罗大佑的《首都》《未来的主人翁》，刘文正与山口百惠。我在读小学前自学了拼音，一边播放歌词为粤语的《皇后大道东》，一边用拼音一笔一划把古怪的发音标注在小本子里。

那时电话未普及，外婆牵着我去明磊以前的单位打国际长途。外婆问明磊，法国好玩吗？读书辛苦吗？奖学金够用吗？还问过一次，巴黎有什么超市？回头便转述给我的母亲，巴黎的超市叫“家乐福”，还有“巴黎春天”。几年以后，“巴黎春天”进驻中国，却不是一个超市，而是百货商店。通信也是可行的。我母亲闲来给明磊写过不少信，或者写尽又觉羞赧，或者懒得跑邮局，最后唯一寄出去的一封是关于太奶奶的死讯。

如今回溯，七年时光绵密紧促，仅够等一尾鲤鱼跃潭后的水花平息。明磊怕给父母造成经济负担，毕业典礼也未告诉父母，那位赏识他的法国夫人代表家长出席。当天拍的所有照片，他都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带回来，我们小心翼翼地传看。相比一九九三年，回国后的明磊完全变了样，他的头顶空空荡荡，仅剩几根怯弱的绒毛迎风虚晃。母亲调侃说，一根头发换一篇论文，读完博士回来，头发也都掉光了。

人声濡湿了一个单薄的清晨。夜里开过的暖气已被稀释，残留下微红的脸颊。融热消失，如一个珊瑚蛇般的衰夏抽卷起尾巴，随即皮壳剥落，淡淡烟火味腾出。两三米外的窗户上，浓密的细水珠铺平一面。

我醒过来，听门外的动静，知道他们都来了。

母亲拧开门，稍作停顿又走进来。她从裤兜里掏出五百元，放在桌上。母亲曾百般叮嘱我，入葬回来后请所有人吃一顿午餐，到时由我来点菜付钱。为此，昨晚母亲已经给过我一千五百元经费。这回母亲补充说，一千五会不会不够？两千吧，吃好一点，你看情况用。

梳洗完毕，到客厅中寻一个自己的位置，我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随行送葬的总共十人，除了昨日潮汕火锅桌上的四人，还有我外公的妹妹夫妇，因我出生时没有爷爷奶奶，便以此称呼他们。他们的女儿姚烨，一九九四年，她从单位里借了一辆面包车，把如坠烟海的我们运往浦东机场。今年年初，她送明磊进另一辆全封闭木车，车门临合前，她伸手进去，将白色大丽花从明磊耳垂上拂落。

七点一刻，小冷的电话终于来了。他们刚过虹口公园，十分钟就到楼下。

我们匆匆拾起摆在一边的马夹袋，几乎人手两个。母亲硬从我手中扯过我的份额，下巴上扬，夸张地向桌子上努嘴。

“你拿小笼，下去给羊吃，等会儿她要饿的。”

“她不会吃。”我说，但仍然遵循了她的指令。

灰色奔驰以一种落幕式的缓慢驶进小区，母亲怕遇到询问去向的好奇邻居，极快钻进了后座。车开起来，姚烨驾驶的另一辆紧随我们。明磊的骨灰位于副驾驶，同座是小冷的弟弟小松，凭膝盖和双手固定它的位置。母亲与小冷寒暄，动用女性应对一些特殊场合独有的伎俩与宽柔。她们嘈嘈切切谈了一阵，最后俨然一段烧到尽头的风烛，幽隐下来。母亲叹息到，空调开着吗？今天真冷，冻得嗦嗦抖，才十二月啊。小冷探了一下出风口，又滑开收音机，将音量调响一些。

后座中央的地板有一块隆起，母亲叉开双脚，腿发麻时就嘶嘶吸气。她左边坐着明磊的女儿。女孩比我小一圈生肖，我们的命运共同缠绕于黄历上的未羊。小冷接过明磊死亡证明书的那个早春，初三尾声的羊正武装在题海介胄之中，以备战中考。

羊是那一类令母亲费解的女孩，母亲擅长哀哭，羊对此总冷面回应。有时母亲问她家常，她也装聋作哑。母亲曾悄悄问我，葬礼上羊哭了吗？又试图自圆其说，她心里还是难过的。我想到她那么坚强，夜里心酸得睡不着——只是羊从未领母亲的情。

明磊离世的那一日，我和羊坐在她房间的飘窗前，膝盖下铺一条翠绿的绒毯。

明磊的尸体和我们仅一门之隔，绻绻余温不肯散去。门外，母亲不顾一切哭嚎起来，她像旷野中一列失去方向的火车，凭撕心裂肺的长鸣来寻求自我确认。长轨上火星狂迸，炙烧着古锈、绿斑、碾碎的动物尸血，凝成一根尖细的铁棍硬生生刺破我们的耳膜。我和羊都染上尴尬，倒是她先打圆场。羊说，情绪化，我爸也这样。我忙说，不不，他们完全不一样，你爸聪明得多。

我这么讲不过是陈述事实，我怕羊在心里把明磊与我母亲归类，怕母亲粗拙的行事牵连明磊。小冷的家庭背景本就与明磊相差悬殊，小冷的外公是解放后某一任广播电台台长，尽管眼前一条鲜明的下坡路，到了小冷这一代，周围朋友仍都是体面人家。对于这样的家庭而言，明磊的博士学位微不足道，甚至他每获得一些超额的成就，都是对他出身的一次提醒。我下意识为明磊辩护，希望明磊获得一个尽可能公正的评价。

我从飘窗里跳下来，去包里翻我随身带的iPad。我提议说，我们看点动画片吧。

我们并排躺到羊的小床上，打开当时流行的一部科幻动画片。看第二集时，羊忍不住拿出手机。她把明磊去世的消息散播给一些朋友，午夜两点多，只有一两个聊天框有所回应。

动画中，一对祖孙正在推进手头的实验，不多时，就因实验失败把全人类变成了柯南伯格式的怪物。灾难具有矢量性，闯祸的人再也回不到往日。于是，祖父在平行时空中挑选了一个安然无恙的世界，他们设法杀掉那边的自己，再从传送洞里爬出来，将自己的尸体埋进草坪。他们重置了自我，祖父如八面玲珑的明矾迅速溶于新世界之池，但困惑却长久占据着外孙的脸。外孙从一个个家人身边走过，没人注意到他，只是一个寻常的下午，可世界已经变得全然不同，有什么东西暗自破碎了。

周围漆黑一片，几个显示屏是房间内所有的光源。我仿佛在一个幽邃的洞穴里，是对人生局限的无望，风蚀了好多世纪以来人类累积的意义，我重新变为二十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那时所有事物货真价实，漫天浮着银光流溢的星星。

我和羊各自睡了一会儿，眼泪滑进枕头，而天空很快被阳光撕开。

趁遗体交送殡葬公司之前，母亲打电话一一通知明磊的密友，有一些赶上了遗体送别。明磊有太多朋友，倒满生米的插香缸换了一次又一次。

海港陵园临近滴水湖，开车过去一个半小时。由于陵园贴近水源，风肆无忌惮地弄权，往去送葬的人，发线多被翻得紊乱如流。一进门就是陵园总办公厅，柔光从高空灯管里洒下，奶黄的瓷砖殷勤承接住行者的倒影。几张大桌子立起供人休坐，长厅尽头摆了自助饮料，另一侧则塞满书籍。工作人员往来巡回，仰仗制服促成一些秩序感，倒像一个酒店的大堂。

我们把锡箔透开，装进事先写好寄件人的红袋里。等小冷手续办完，母亲撑一把黑色巨伞，罩住明磊的骨灰往墓地走去。父亲走得慢，我陪他在最后，听他一路边走边发出疼痛的呻吟。虽则是黄历上的好日子，整座陵园里只有我们寥寥几人。

明磊的墓碑很小，墓碑正前仅供一人站立。黑梭梭的装坟工人已就位，轻巧地撬开墓前遮盖的大理石。母亲把明磊的骨灰递给他，骨灰脱盒时，有一两把散在他们鞋面。稍稍摆正，盖石并铲以水泥，明磊新居便算安定下来。

“明磊，阿姑给你擦脸了——”奶奶攥一根白色毛巾，仔细拭着新坟。

“弟弟哎——”母亲也跟着叫唤。明磊活着的时候，他们从来只互相叫对方的名字。

墓前甬道极窄，我们不得不往四周站。火蝶从铁桶里飞出来，明森用一根树枝翻着烧物，以便灼烧均匀。我打量周围，尽是新坟，多立于二零一八年的冬至。一块块黑色大理石上，那些金边勾勒的名字皆为失去之物，往后仅凭亲友的记忆存在。

父亲和明森又叼上了烟，大风引诱火浪涨潮，烟燃得特别快，至少有半支祭了墓地的魂灵。铁桶已囤积大半灰烬，还有好多红色的锡箔袋在排队，等待光焰的典礼逐一熔炼。我们躲避顺风向掀开的尘网，暗中祈愿火永远烧下去。

“这个地方蛮正规的，但是其他人坟都买在宁波，明磊一个人孤零零的。”奶奶绞着布满冻疮的手与我母亲交谈。

“这里好，陵园还是香港上市公司，他们说傅雷也埋在这里。”母亲说。

“总是落叶归根好啊。前几年，明磊问我要宁波的家谱，我说我哪里来，他还想回宁波找呢。”

“阿姑，凭良心讲。”母亲压低了声音，“墓地的事都是小冷决定的，我做不了主。”

“有数，有数。”奶奶一低头，眼中酿起了雾。

人们对明磊给予太大期望。在我出生前，宁波有一个亲戚去“请大仙”。她的亡夫在香烛与咒语间附上神婆的身体，那鬼魂在解答她的疑问之余，还赠了一些额外信息。他说，我们远房亲戚里有一个男孩，将来读书特别好，当成就一番事业。这句模棱两可的预言，终究在明磊身上应验。亲戚们每谈起这件事，神秘色彩令他们着迷。

只是到如今，明磊规规矩矩躺在这墓海里，未来事业不再具有任何悬念。临终之前，他在机构工作，从未抱有高升的野心，最喜欢单位食堂的生煎包。他做股票，和寻常人一样迷失于色彩斑斓的折线图。有过与朋友合作经营红酒的念头，进了少量货，最终都用来装饰自己家里的酒柜。明磊去世后，小冷整理遗物，找到满满一抽屉未中奖的彩票。所谓事业究竟是什么呢？一个遥远而充满善意的口彩，一个伴随赌博性质的谎言。

母亲在一棵矮松后逮住抽烟的父亲，恶狠狠地讲，“你要死了，这几天香烟抽得厉害，一点都不识相。”

“我抽得厉害？我比明森好多了。他抽三根，我才抽一根。”父亲愤愤不平。

“这种事有什么好比的？贼腔。”

我绕过他们，在远处一个凉亭里发现羊。羊竟然独自在遍地墓碑中跑了那么远，我与她同龄时毫无胆量。记得当时去宁波为外公扫墓，沿路的排位撩得我脊骨发凉。宁波的墓地依山而建，我从半山腰的土里掠夺了一朵蒲公英，埋头一路飞奔下山，抬眼只见一支空落落的梗。那时候明磊刚调工作，意气风发，扫墓第二日领我们到象山吃海鲜。他们自然聊到新入土的外公，明磊说，没什么可难过的，他这个人一贯自私。母亲说，妈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不错的。明磊冷笑，他以前做过什么，你都不知道。母亲问，你说什么时候的事？明磊说，很久以前。母亲问，你知道什么？母亲又追问，你们两个一直不对头，到底有什么问题？明磊摇摇头，为扼制话题而启用微温的怒意。明磊说，你不要管，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最开心。

“羊，你冷不冷？”我朝羊走去，她也迎面而来，我们在一座桥上碰头。

“还可以，你看，我有帽子。”羊说。

“我把手套给你吧。”我出门时特意带了一副新手套，米色，正上方有一个黄色机器人贴牌，腆着露三齿的笑脸。我想把它送给羊。明磊去世后的半年里，母亲为羊买过很多东西，羊都不要。

“不用不用，姐姐你自己戴。”羊回绝了我。

我没勇气再次献殷勤，我知道那样做的下场：在羊眼中与母亲的影子黏连——粘稠，低眼界，毫无自知之明。此刻，我感到早晨的小笼包哽在口袋里，母亲执意要我给羊吃，可我怎么都问不出口。那种细微的摩擦感，如一枝利箭抵在脆弱尊严之上。

“如果你确信一个人对你很重要，那他即便不在了，也没关系的。”我们望了一会儿桥下褶皱四起的水面，我说。

“对。”

“平时生活还习惯吗？”

“虽然这么说有点冷酷，但我爸去世其实对我们家影响不大。他死了以后我才发现，家里事情都是我妈做的，少他一个也没什么困难。他嘛，平时一直在外面吃喝、打麻将，回家的话就进书房，一个人不知道在干嘛。”

羊双手插袋，低头时，暴露睫毛上一粒白色尘屑。羊脸上有明磊相貌的遗迹，最具辨识度的，是那浮世绘武士般的戽斗型下巴。

“那就好。”我应道，并在这片面幽海中探寻真意的分量。

“不过，我爸做饭真的很好吃。”羊说。

“啊，他喜欢‘做实验’。”我想起从前和母亲去明磊家，三人份的蛋炒饭，他放了八个蛋，饭碗里好似盛着一座生不逢时的金山。

“我是说正常做饭的时候，他一乱做就失手，我妈总是怪他太放飞自我。”羊笑了起来。

他们缠绕过来了，像一把缓慢滚动的玻璃球。来时手中所提之物，已被火焰熔成一桶更为纯粹的形态。绿得深重的高树上，时有黄鸟往我们躯体上吐轻盈的音轨。母亲和奶奶走在最前，与我汇成渊流。

“中饭到梅园村吃，你定过了是吧？”母亲问我。

“嗯，但是要快点，人家两点要打烊的。”

“那抓紧时间，下午明森还赶火车回宁波呢。”

“明森啊。他那个……外面的女人，现在怎么样啦？”奶奶悄声问母亲。

“你也知道啦？你是听谁说的？”母亲面孔上绽出一种掩饰着的兴致。

“明磊呀。”奶奶用力一合掌。

突然有人问起我研究生考得怎样。我任由五年工作经验泼入深谭，想辞职读一个全日制的研究生。也不算仓促的决定，犹疑近两年，总算作出选择。我告诉他们，成绩要到春节以后才出，不过应该问题不大。他们顺口交付我一些鼓励，说我一定没问题。又七嘴八舌说，不管能否去读写作专业，小说还是得写，但不要写得太阴暗。

在回市区的高速公路上，睡意咬住了母亲与羊的眼皮。前排两位也近乎零交谈，那些隐忍的情绪内耗了人们的体力。这一趟回城，我先一步坐进当中起疙瘩的位子，母亲与羊则倒向两侧。车内后视镜塑出我茫然的脸，阳光如蛞蝓蠕动于膝上，那是十二月最后一个晴天。公路保持一贯冷清的秉性，却也说不上凄荒，车道在四轮下方稳定地后移。我忽然明白，四周一派合理的、不痛不痒的面貌，连失去都显得那样自然，实际上深深刺痛了我。

我翻出明磊的微信。他本来也言谈不多，自去年秋天起，朋友圈也没更新过。

明磊与我最后一段谈话，发生在我下决心考研之前。

这两天，我总是在想一件事。我们家，因遗传之故，是否把考试看得过重了。没有前辈的提携，又极希望这一关怀从天而降，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考试上。想你就要面对的考试，丝毫不要有如临大敌之感。你要追求的是文学梦，而不是一个硕士之类的学位。有这学位当然好，没有这学位，你的成就不会因此差很多，只是路走得不一样而已。假设你一考成功，老师教你的写作技巧不会太多，你要完成更多的还是作品。学位再高，没有作品，几乎无用。不要为考试而苦恼，其他考生不会在考试上比你强多少。复习是需要的，持平常心看一遍参考书，就行了。

我重读了一遍，往过去好几个月的重读数据中又做一笔加法。

我能明白在那个寒意初凛的夜晚，明磊打下这些字时的感受。那些重复的、严谨的、为追求精炼而删改过的，还有他斟酌多次后仍然留下的语言瑕疵。

我曾在灵堂中计量明磊的生命，清算他人生过半、过四分之三的时候都在做什么。他孤身提着大号拉杆箱前往法国那一年，二十七岁，正好在他人生的中线上。那时命运万花筒将一筐玄机抹在他的前路，无知令他多么快乐。

同明磊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春节。那时父亲的脚已经有明显的朽蚀痕迹，我们打了出租车，在暖气未铺匀身体前轻轻搓手。我们约在一家老牌法式餐馆，明磊一家姗姗而来，我们说他肚腩瘦下来一些了，羊也长高了。由于每人胃口相差悬殊，明磊放弃了分餐的形式，而是点许多菜，大家分食。其中有一道葡国鸡，点餐前明磊曾大加夸赞，上菜后，我们只是对着赤浓的咖喱酱举筷不动。母亲一口咬定是明磊推荐的，拼命盯着明磊吃，一次又一次，每隔两三分钟就让明磊吃。母亲那副应对日常事务的咄咄逼人之态浮现，连我都险些让她闭嘴。明磊平时脾气飘逸，即使在聊得开心时也会忽然变脸色，我心中极害怕他发火。然而那天很奇怪，明磊只是默不作声。母亲每催促一次，他就夹一筷子鸡肉。

我们走出餐厅时，天冷得像个冰窖，全世界在大雪的驱逐下全军覆没。寒彻肌骨，路灯的橘色光晕也微微收敛，一眼望去，四周清爽利落。雪势磅礴，一层一层垂降，落在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所有地方，恍如一场漫长的落幕。而世间其他事物皆呈静态，包括风雪之中茫然失措的我们。只是当时天怎么会这样冷？哪怕裹在羊绒围巾与兔毛耳罩中都无济于事。我每次回想起那一晚，总反思自己是否错失了什么征兆，是不是我本可以早些捉住明磊的结局。

下篇：阴面 南山

地平线再次于赛跑中胜过日球，一爿夜色淋透陆地。房屋如魔匣，其中有反自然的灯火虚构着白昼。镜子、玻璃、不锈钢勺子，窥伺灯光的降落点，一有机会即捉住光，向内收敛一块敞亮的反射空间。宴席中，许多器皿都在动，二十余岁对于碗筷而言是否算长寿？折叠到它们主人身上成为节俭的烙痕，或是一段相对和谐关系的印证——因为吵架闹到摔瓷片的次数并不多。

一九九九年，炳南六十六岁生日，我和母亲一整天流连在他家中。炳南育有一儿一女，门庭冷落亦免除了他们供养多子的困苦。当时儿子明磊在法国读博未归，往塞纳河丢进一粒粒心事，对家里却从来只报喜。大约明磊知道，这个蹇促的家庭承担不起任何剥削，他所短缺的东西，此处也无法提供。

相传六十六岁生日当天，应由出嫁的女儿亲手切六十六块猪肉，以耗费阎王对肉身的欲望。苦弱的人更偏爱风俗，每一个合规的举止，均为一次朝向某种神秘力量的祈福。于是，母亲挽起袖子，提起刀。砧板是一块丰韧的圆木，无数次抵住菜刀的攻击，一心只等候那最终崩裂时刻的降临，向死而生。存在的意义即忍受，作为砧板，它的价值评判建立在其承载的痛苦数量上。菜刀起起落落，落往低处，蘸上肉油的刀面如放大镜映射我歪曲的面孔。我八岁，身高刚及刀刃。母亲四十二岁，炳南六十六岁，美珍比他小一岁，我们各自撑起多边形的一个顶点，每前行一步都面临整体性的变化。

这是炳南一生中唯一一次庆生，前六十五年化零为整，连绵的操劳使时间无法被切片。到晚年他才明白，原来记忆的远近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无关，昨天读过的报纸印象缺缺，却能逐一数清五十年前黄浦江边的栏杆，码头起风了，摘下一片片铜锈，洒入他兜售火柴的篮子——那些日子值得庆祝吗？前途渺茫，岁数空长，生日不过是耻辱加重的证据。所幸六十六岁那一年，他已练就一种双重目光，一方面得以戏谑地看待无常万物，一方面又满怀虔敬，感激人生的每一寸余量。如今，女儿另立家庭，儿子因意外机会获得法国留学全额奖学金，好景接踵而来。是时候为拥有过的一切进行表彰，在恰到好处的境遇，以凡人的一己之力。

我们四人花了半天演练彩排，然后第一个客人上门，再一组，直到家里整整坐满两桌。公共厨房里升起火，母亲炒菜，钻入油烟。她身上的连衣裙正为这牛嚼牡丹的情形而自哀，烫印的花朵也开得枯了一些。母亲的牡丹园里尽是英烈，她一生都在浪费，很多年后我总算能下这个结论。浪费时间，浪费机遇，浪费已拥有的，浪费爱，与她同代的许多人都是这样，恐惧灌满他们的内心，不懂怎样正视好东西。她也迁责炳南和美珍，他们只教会她在付出时的极端谨慎，却从未教过她如何珍惜。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夜晚，炳南和美珍循环接力着东道主的身份，两桌之间似有一根线，他们如线偶被牵来扯去。炳南端着一碗黄酒，热的，敬来宾，敬往日重叠在一起的无数个自己。老孙，现在享福啦，夕阳红顶顶好，往后要寿比南山。祝词都是雷同的。他们差不多年纪，已经当了大半辈子邻居。人们也称赞了明磊和母亲，明磊揽下弄堂里许多项“第一”，他是众人仰望的金凤凰，一枚冬夜的明月。他们不知道明磊在巴黎如何度日，末几年奖学金不再包括生活费，他白天抽空打工，夜里做笔译，饥一顿饱一顿，靠诸多朋友周济才熬过来。最后，赞扬之声惠及母亲，一笔带过似的收尾，他们说她热心，出错不多，她是粼粼波光上空识趣的雾彩。炳南笑纳一切溢美之词，碗中黄酒渐渐退潮，碗底终究演化成荒漠。宴席过半，炳南去灶头上替换母亲，爆油大声宣布了鳝鱼的结局。拧不紧的自来水龙头在炳南身后滴水，房间里其乐融融，充斥高密度的碎光，炳南翻着锅铲，对眼前景况感到满足。

咔擦。古董相机响罢，一些表情松懈下来。喜悦复刻进相片，有一天失忆的人将受骗于现实，但相册是那深藏不露的指南针。在世上某个不具名之处，真相最好的一面仍被悉心保存。照片里的炳南张口大笑，比例失真。他穿一件卡其布夹克，浅蓝，昨日的颜色。这种布料成型于19世纪的英国军队，曾赐创伤予南非大地。而炳南只顾笑，毫无顾忌，预知我们终将成为矛盾重重的史料的一部分，像一个偶发的先知。

弄堂与外界存在时差，宾客们把九点误认作深夜。他们储存了一肚子酒，颤颤巍巍，从这个人造节日一一退场。又只剩下我们四个了，母亲忽然说，不知道明磊现在在干嘛。

美珍与母亲，常以自身情感辐射明磊。她们把明磊当作命运匹配的一块拼图版，她们阵营的一部分，是共用飞行器的一块重要引擎。她们能够无私输出爱与庇护，而根本不需理解明磊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炳南不同。很久以后，我的岁数在“八岁”的基础上翻过好几倍，炳南亦去世多年，我仍然悟不清炳南的想法。有时我判炳南为功利，他似曾寄希望于明磊带领家庭在上升轨道上大步流星，所以二零零一年，当明磊精疲力竭回到上海时，炳南会错愕地问出来：在国外待了七年，怎么一分钱都没带回来？

有一些年我构筑了自己的游戏，关于预测命运，接受它，或者以执拗的不信姿态丢下命签。我收集古怪而意味长远的句子，放进一个铁罐头。当我心中形成困惑时，就从中抽一张纸条，并试图以上述文字进行解答。

“杀猫以后，才发现过街老鼠联翩。”

“你不可能同时看见人脸与花瓶，但只要稍微上点心，很容易看到其中的一种。记住，这是你的选择。”

“两个‘好’之间的差别也许大于‘好’与‘不好’。”

那时，日常生活中最严峻的问题是美珍的身体状况。她每天按钟点打胰岛素，以干瘪的躯壳消解一把把药片。尽管如此，纰漏仍不时产生，好几次昏迷的她被架入医院，仪器和医生有条不紊的冷漠为她充电。我心里默念一个问题：美珍的病会好吗？一边把手伸进铁罐头。指甲刮到圆柱铁皮内侧，有看不见的星星零落迸发，接着我拿出充满隐喻的纸条，解构美珍的命运。然而，从来没有吉利的解读出现，一种模糊在语言内狡猾地流动，如幽光下闪烁不止的长排针尖。哲理是疼痛的，每个人走在自己的迷宫中。一些用于诡辩的词语被生产出来：“本质”、“事实”、“真正的”。

我放下铁皮罐头，去沪南医院的病房看美珍。那时候我已经明白，没有什么比就这样看着她更好了，目不转睛，无所欲求，诚挚地等候一切发生，随时随地为任何变化献上祝福。我也明白了另外一件事，成长并不能使人获得解决难题的能力，相反，它只会让你看到世间更多难题，且承受它们永恒无解的虚拟阈值。

应验的占卜当属稀有产品，明磊的命运不止一次成为其载体。一次是附体神婆的游魂远远提了他一句，另一次是他自己去算的。“这个人不会太有钱，也不会缺钱。”“这个人聪慧而冲淡，一生都很开心。”明磊深以为然，甚至苦心从人生中刮下几个例子，用来恭维预言的正确性。他对这些句子如此看重，我一度以为它们源自深山高僧之口，多年以后才知道，这只是占卜机随机吐出的纸条。地铁站到处都有，机器自名为“真理之口”，造型取自《罗马假日》里的视谎言如大敌的神祇。它瞳孔内镂，鼻唇之间疤痕斑斑，一张空洞的大嘴象征审判。为何同样的东西在六十年后依然能攥取人的恐惧，如果有一个人存活无限久，他将发现人类社会史不过是一环套一环的怪圈。而另一个局限中的人，若不是靠心里神秘的活水冲破人间障眼法，又怎么会对一张两元买来的命签如获至宝呢？

美珍最后一次生病，并发症促成脑溢血。昏迷警戒解除后，不言不语又活了两年多。她每天苏醒，沉默不语，只咕噜噜转动双眼。

母亲每天为美珍煲汤，亲手送往医院。炳南也去，握住美珍易折的手，对她反复说一些往事。假如医院提供的瓶瓶罐罐都没有作用，那只能寄希望于精神巫术，靠美珍过去的一部分来唤醒她。医生亦赞同这种做法，“这没有坏处。”白大褂下藏一具具普通的肉体，身体某处多毛或有一块黑痣，他们怎样尊享道德之光，又怎样对生死的执痛脱敏。他们每天在病房间走来走去，从未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母亲和炳南也走，只是活动的空间仅围绕美珍的病床，他们度过了美珍失言后的第100天、200天、500天、730天。

黄昏在窗框内膨胀，护理工端着病人的晚饭走过来。一张饱吸紫外线而干纹重重的脸，和病房里其他护理工一样，全靠工资来维持耐心。炳南看一口口流质食品喂进美珍嘴里，一部分液体误入歧途，沿着嘴角滴下。护理工一边擦，一边骂骂咧咧。炳南只当作没有听见，并照旧施一些护理工热衷的小恩惠。

不久，藏青色的蜡刷满天空，母亲拎着空汤罐回家，炳南也从这病房场景中退场。但下一个场景是哪里？没有任何关于Action和Cut的指令，人们秉持着精通变调的天性，在一连串无边无际的布景中进行集体即兴创作，而殊途同归的终点唯有死亡。炳南在黑夜里烫下一个光亮的身影，迎着日日变化的月亮而去，死亡恰是他不时想到的东西。

不过是一场寻常的葬礼，哀痛固然一度占据我们的胸腔，如今时过境迁，我们终究恢复了大局视野。那时美珍在病床上躺了太久，以至于炳南每天都做好两手准备：美珍突然康复说话，或者突然死亡。这样的逻辑绝不可能被母亲接受，对母亲而言，光是想象美珍的死亡都该算作不敬，一粒灰色的斑纹在道德白绫上生成。

母亲更未料到的是，炳南暗地里做了更多准备。

美珍化作灰烬的第四个月，炳南告诉母亲，他有再次结婚的打算。女方住炳南斜对面的二楼，比母亲略大几岁，离婚，有两个儿子，因知青的缘故户口一直未曾迁回上海。炳南以短短几句话概括了对方的条件，每一句都让母亲义愤填膺。母亲强忍着问，这会不会太快了？炳南说，不会，接触一年多了。

眼泪可能是最容易获得的武器之一，母亲给明磊打电话时，情不自禁地将泪水上膛。母亲絮絮叨叨，如河底的鱼吐出大量紊乱的泡泡。母亲说，你知道吗？妈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开始动作了。明磊久久没有讲话。那一刻，全世界无数基站正通过发射移动信号的方式传送一句句语言，但母亲与明磊的电话中只有沉默一片。母亲站在窗口，紧盯楼下幼儿园一棵立起的树，一阵暖风也未能吹醒母亲迟滞的知觉。过了一会儿，明磊淡淡地说，他这个人，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在那个枢纽站告别：炳南走向第二段婚姻，明磊如同性磁极斥于和炳南相反的方向，我和母亲则走向一个模糊不清的地带。母亲想不通，美珍活着的那些日子，日复一日，炳南从未缺席医院的探视，怎么可能同时物色妻子的继任者？是从哪一天开始，炳南产生了叛变的意图？到老的时候，面具落地破碎，紫色的罪恶尾巴也露了出来，炳南竟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

炳南七十一岁生日前夕，名正言顺地接过民政局递出的新证件。他与“那个女人”在杨浦边郊租了一间房，第四层，没有电梯，每个来回必须一步步走楼梯。附近有一个大得超过日常需求的超市，一个公交线路交叉产生的停车站，一群平均年龄偏高的人。

母亲一贯观念传统，不会真的将父亲这个角色剜去。即便她心中的法庭判炳南罪恶深重，即便她以轻蔑的态度重塑了炳南的形象，她还是原谅了炳南，她不能不这样做。

炳南搬过去不久，母亲便剥了看似倔强的薄壳，以示投降。“终归是亲爸。”“妈还在的时候，他也算到位。”一些理由被母亲揽到手中，搭成从窘境下来的台阶，亦可缝补开裂的尊严。究竟是谁将自欺欺人塞进人的天赋里，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神——好心，深谙规则，同时不在乎眼看人类因此变得愚蠢。每次看望炳南，母亲都唤我同去，既有情感、也有功能上的考量。只是我们前往的频率不高，一年大约只有两三次。

往炳南住处的公车要开很久，路程近乎覆盖两个终点站。是一条偏冷门的线，车也老旧，一身铁皮吱吱作响。母亲常靠窗而坐，那几年她已懒得顾忌形象，一头蓬乱的发轻贴玻璃。初上车时，母亲对我施以各种叮嘱，讲到后来她自己昏昏欲睡。我在清醒中摇晃，有时我想象出一张与城市类同的巨大棋盘，炳南作为一枚棋子，晚年走了堕落一步，从市中心到了边郊。可难道每一颗棋子不比国际象棋中的女王更自由、更横行霸道吗？女王虽然进退自如，但她只走向胜利。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完整的权利走向堕落、走向覆灭、走向地狱的狂喜。

到达终点站，我跳下车，双手拎满的塑料袋发出簌簌响声（都是给炳南的礼物），母亲由此瞪了我一眼。远远地，我们看见炳南，手推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立起的领子回蹭他通红的脖颈。他缓慢地走近我们，像一座越变越大的塑像，露出深蓝色的中山装上的细节：肩膀稍显窄，袖口褶皱横行，但纽扣一粒不落。

母亲直言炳南穿得太单薄，又问炳南，日子过得还顺心？炳南当然说顺心，否则无异于承认自己当初做错了。炳南问母亲，明磊现在在做什么？母亲一五一十讲，明磊现在调到世博局去了，他女儿羊即将念小学，遗传了爸爸的才智，人人都夸聪明。炳南嘿嘿一笑。炳南再婚以后，明磊与炳南彻底失去联系。其间并无恶言相向的过程，明磊甚至不曾劝阻过炳南半句。

母亲口中的“那个女人”在厨房烧菜，我们三人待在另一房间里。二零零八年了，墙上的日历竟脱落得那样迅速。炳南往门外微一张望，忽然从衣服内袋里拿出一沓钱，塞到我手里。母亲刚要嚷起来，炳南连忙示意她噤声，并让我快点收好。炳南说，小时候答应带你去千岛湖，一直没实现，以后恐怕也去不了，不如给你钱自己去吧。炳南在大橱抽屉里翻了翻，又找出一块珐琅纪念章，是他原先单位沪东造船厂发的。一柄金色船锚竖在圆圈内，食指可摩挲出打底的洼纹，另有铜链将一块长方形的牌衔接上去，刻“船舶工业三十年”字样。炳南说，这个也送给你。

我们完成一道交接，似替他卸下了人生最后的责任。彼此都察觉其中渗透一股告别的意味，在一家旅店门口，在硬币被咬碎吞没的红色电话亭里，在离别如十字纵横相绣的月台上，或在码头口——一个午后，浪吸舔了游泳者身上夏日的味道，一艘大船在流动的金箔上方颠簸，被误认作海燕的鸟贴水掠过。有人呐喊，为即将失去的东西最后摇动战旗，亦或拼命想建立一种永无前景的联系，朝向某一片虚无之境。那时炳南年轻得像另一个人，码头曾见证过他大量的时光。

如今的炳南正在褪色，他的意志力涣散如抽丝，外表也丧失了特征性，与其他同龄人越来越相似。坐在铺了一次性桌布的圆桌边，炳南几次将筷子撞落在地，端起饮料杯，想转移注意力，却见他右手颤抖得厉害。“那个女人”烧菜极咸，母亲像被硫酸烫伤似的吐出舌头，炳南浑然不觉。他已成为一口深井，心平气和地接受丢入他胸口的一切。也许我在席间露出了泫然的面目，趁“那个女人”收拾狼藉、母亲上厕所的时机，炳南以试探的目光笼罩我，对视时他作出抱歉的表情。

炳南轻声说，不要难过，没关系的。不要把我们所站的地方看作终点，你以后还有很长的日子。

我们又谈起炳南六十六岁生日的场面，如铜棒任意敲击盛满不同水量的玻璃杯，各种频调的声音混杂而生，每一个视角都不容置疑，现实沉在跨维度的器皿底部。尽管对具体事物的记忆千差万别，我们都认同一点，那是炳南最意气风发的日子。

我们已经无法找到那一日拍下的照片，炳南再婚后搬家，许多隐秘的线头不知不觉从手中滑落，回头再去寻找，发现旧日事物多已失迹。“你该看看，我从没见过他那么高兴。”但母亲无法说服明磊，死亡带不来和解，即便在炳南去世以后，明磊对炳南的境况仍然无动于衷。

火锅上大量逡巡的白雾，暗示我们被囚禁在冬日的笼中。锅里的羊蝎骨不太安分，沸腾的泡沫从骨头两侧的小孔里起跳，小型喷泉正在表演，可没有人理会这小小的戏谑。明磊、小冷、他们的女儿，以及我们一家三人，坐在空落落的火锅店里。是二零零八年末的一天，下午四点，墙壁上的钟面还无法反射夕阳。我们身上残留殡葬仪式的气味，像消毒水、醋、雷雨之日和青草地的混合，闻起来令人感到懊恼。回想两个小时前，进焚化炉的那一刻，炳南的人生进度条彻底读完了。

命运为炳南安排的休止符是一场心脏病，急救后回缓过来。我去看望他，听他啰嗦地描述一些画面。他小时候住乡下，母亲开杂货铺，他深夜都在替人送货。蛇是黑暗深处的一根根毒刺，运气好的话，也可能只是碰上蛇的“伪装者”——牛粪。假如对手是货真价实的蛇，必须快速跳入附近的河水里，因为蛇在水中不咬人。有许多次，恐惧驱逐着他，他在湿寒的黑水中瑟瑟熬过了整片深不见底的夜。

也有明朗一些的。比如他曾想攒钱带美珍和孩子们旅行，作为惊喜，他选择一本旧杂志作为银库，让省吃俭用存下的钱寄宿其中。某一天回家，他惊讶地发现，杂志已被美珍当作废品卖掉了。那是一本《中国青年》，一幢青绿色的麦间小屋牢牢伫立在封面上。事情发生在六十年代还是七十年代，对此刻而言又有什么区别呢？任何一件被谈及的事，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说起。倒计时开始，人世被层层积雨云遮藏，他向上穿越，濒临一道光。

炳南临终前的一个下午，忽然自问起来，人生有没有什么秘诀？当时我和母亲都在他病床边，母亲削苹果的刀微微一顿，我们在迟早将被打破的沉默中低下头。然后，我们看见他摇摇头，又极轻地补了一句什么，我们听不清。邻近的日子里，炳南还讲过，他这辈子认识很多人，和谁都能说上几句，但没有一个朋友。聪明、精明，到了这时候，混为一谈也无妨。只是当时我多么伤心，第一批逃出山洞的穴居人错在哪里？丧失集体以后，他们再也无法回头。而炳南，是否也会在某一刻厌倦深思熟虑，意识到偶尔撇开规则下棋，才是对整个无意义棋局的致命一击。

黑褐色的筷子从火锅里挑出熟透的肉，母亲不爱腥膻，避开明磊夹给她的羊肉如避瘟疫。其他人都在吃东西，咀嚼时口中淌着一首交响乐，音阶破骨缝而出，顺着某道隐秘的血管通向太阳穴。唯有母亲大声讲着话，炳南逝世的悲哀涟漪暂时荡到远方，此刻母亲正在控诉剩余的现实。在那最后的中午，炳南床边的心电图仪一马平川，不再有任何波折。“那个女人”迅速得知了消息，将她能控制的财产悉数转移。医药费、丧葬费，这个带着柔弱面具的葛朗台一概拒绝支付。

“我怀疑是她做过什么手脚，弄死爸的。吃午饭前还好好的，稍微一走开，回去人已经死了。”

“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明磊放下筷子。

“是真的。我们年初去看爸，人完全变了样，老得不行，不知道受过什么折磨。”

“他自己的选择。”

我想起十二岁那一年，美珍的寿限用尽后不久，炳南还未再婚，母亲带我去炳南那里陪伴。我睡小房间，半夜因空调噪声惊醒。迷糊之中，我从床上坐起来，察觉到万物被谋杀的一种方式——时间流逝。它的痕迹遍布房间，无处不在。四面白壁上的裂纹和霉斑、内部钨丝烧得发黑的灯管、生锈的钥匙圈、木偶挂件顶部松弛的弹簧、窗帘穗上的毛絮丛、插座眼中的灰尘，以及看不见的虫卵遍布角落，异形窸窣作响。我掀开被子，光脚滑进拖鞋，悄无声息地往外走，浸透黑夜。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母亲和炳南正窃窃私语。尽管母亲竭力克制音量，依然能听出她的语气凝重。不一会儿，争执的火苗黯淡，寂静之池灌下来，他们似为自愈而蜷缩其中。

我木讷地立在那里，靠一门之隔掩藏我的恍然。很多时候，我欣赏这种旁观的立场，可终有一天我反应过来，自己原来多么胆怯，根本没有去插手的勇气。过了一会儿，炳南的声音传出来。“这日子真是太难过了。”奄奄一息，是挣扎无望后溺水的人。

往后又过了许多年，一度深受其困扰的谜语，流于往事。

炳南死后的第十年，我再度想起他弥留之日的那句话。“这辈子认识很多人，和谁都能说上几句，但没有一个朋友。”我曾为此话久久失落，亦多少有些抱不平。炳南总能轻易赢得他人的好感，若有必要，也能以非常自然的姿态从这些好感中获利，但因此就要落入与“友谊”互斥的孤独中吗？

完整的十年过去后，我忽然明白过来，这句话恐怕并非通常的含义。我们的真实意图总被语言捆绑，人生中看似成立的很多对话，从某个角度而言，都是“言不由衷”的。炳南之所以这样讲，或许意不在强调临终回望时的孑然，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宽恕与被宽恕。他把自己从陈旧的羁绊中释放出来，情感债务归零。此后，他才能彬彬有礼地向每个人告别，坦然坐上一班西行的黄鹤。

要是我继续活下去，有一天还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更完整、更贴切的答案。明磊却已失去了谅解炳南的机会——如今，我站在墓碑林立的走道上，正对我的是代表明磊的那一块。亲戚短暂地呜咽后，将精力集中到相对实际的迷信上，烧毁一切纸扎的信物。

我一步步往外退，一边回想炳南葬礼的那一天，我们和明磊一家吃过一顿羊蝎子。当时母亲非要做东，由于继承了家族的节俭习性，还曾因父亲多点一份厚百叶而训斥他。羊蝎子肉老味重，热切羊肉膻得将四周氛围染成一座屠宰场。母亲自己不吃，嘴部固执地进行其他动作。母亲讲了很多无人想重温的事，又为“那个女人”的狡猾咬牙切齿，她热切希望明磊和她站同样的立场。明磊则劝她少操心，往后至少他们姐弟还可以团结一心。我只顾低头闷吃，热雾缀得我视线模糊，心想，多么糟糕的一天啊。可此时此刻，当我茫然失措地面朝着明磊的墓碑，我才明白那些都是怎样的好日子。

远处的凉亭闪烁，像一枚发光的别针。明磊的女儿羊似乎张望了一眼，起身向我走来，我们终将在一座斜卧深水的桥上相遇。

三三，1991年出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律师，作品发表于《花城》《西湖》《芙蓉》《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杂志，著有短篇小说集《离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