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文学。尽管不同时代的文学实践将为之后的文学积累经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借鉴亦将丰富各民族的文学。但是，我们仍然认为，直至今天乃至遥远的将来，尽管能够出现超越具体时代与民族的文学，那些不折射时代特征与民族个性的文学却不太可能存在，那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因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更强调丰富性、个性与独特性，而不是具有统一模式的标准性。中国新文学的形成，本身就是民族需求与时代发展的结果。不过，要回顾新中国文学70年的发展历程，往往要溢出这个特定的时间范畴。因为不论是70年，还是更早的100年，都是中国文学发生革命之后的新文学时期。虽然事实上存在很多不同，但他们却难以绝对地区别开来。

文学革命并不是在百年前突然爆发的，而是有其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也许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基本相随。在清末民初的数十年内，中国文学开始孕育着革命性变化。首先是过去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说部”——小说，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把小说置于与国运民风唇齿相依的地步。梁启超就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所以，他强调，要使一国之道德、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于人心、人格出现适应时代之新，必须先使小说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小说。小说的重要性可能还没有更多的人这样表达过。这种表达体现了他们那一代人对变革中国社会的迫切愿望。如果不是从绝对的而是从相对的意义讲，也说出了小说——文学，乃至于艺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之所以对小说如此重视，是看到了小说最易为一般民众接受的特点，能够更好更方便地对民众，特别是最广大的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缺少对严肃作品鉴赏积累的普通人产生教化补益的作用。其次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已经开始接受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影响。除了各种国外著作，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被翻译进来外，在创作中也有很多实践。如1921年出版的徐枕亚的《玉梨魂》，被视为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具有很强的“传统性”。但其受《茶花女》之影响却极为明显，以至于徐枕亚亦自称“东方仲马”。在新文学运动之前，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之影响更主要的是巴尔扎克、小仲马、托尔斯泰等欧洲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在新文学革命时期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现代派思潮的影响更大。可以说，国外文学移介入国内后，成为中国文学实现革命，转型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学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近代以来，这种移介与借鉴成为一时之风尚。这也使中国文学在完成新文学革命之后，面临着从摹仿借鉴外国文学的风潮中逐渐完成新文学民族化的重大课题——形成真正具有民族自身审美特色的文学形态。

这种努力，存在着一个不断探索、逐渐演进的过程。执着的中国作家们一直在进行着。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那些主要生活在都市的作家。相对而言，他们大多有过比较好的求学经历，许多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端木蕻良为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以《科尔沁旗草原》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部以“科尔沁草原”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语言结构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西式小说气质，并借鉴了电影等艺术的表现手法，在很多时候，他只是把场景展现给读者，并不交待情节。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实验性”的小说。但这并不能否认作家在应用中国小说传统方面的努力，以及语言普遍欧化却又夹杂了地方方言的现象。这种现象至少表现出类似于端木蕻良同样创作经历的作家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学手法与传承新变传统方面的纠结状态。事实是，端木蕻良在之后的创作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认为要努力探索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开始了自己创作中民族形式的自觉追求。

这种自觉的追求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就是另一批生活在根据地的作家。他们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采用更接近民众的手法，从而使中国新文学在完成了革命之后，真正走向了民族化、大众化。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生活工作在根据地，但有两个方面需要强调。一是很多长期在都市生活的作家或长或短在根据地工作过。如前所述之端木蕻良，以及萧红、萧军等。这一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观、艺术观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二是仍然有很多作家在敌后工作生活。如阮章竞，出生于广东，在上海求学，辗转来到山西太行山一带，一直坚持在抗战前线，创作了大量了戏剧、小说、诗歌等重要作品。其中的长篇叙事诗《漳河水》采用多种山西民歌的形式，善用赋、比、兴的手法，注重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并与民歌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收获。而赵树理等一批在敌后工作的作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成长起来，更是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推向成熟的境界。大致来看，新文学形成之后，民族化一直是中国作家的自觉追求。但新文学自有其生成、成长的过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民族审美范式。这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文学民族化的道路开辟了新途。

一、现代汉语的民族化追求

文学革命首先是汉语书写方式的改变。尽管古代汉语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但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其过于简洁，追求表意，所指模糊，含义多样等特点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要求语言表达要准确、标准等存在很大的错位。同时，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对人的思维产生着重要影响。表意性语言更重视人的感受、悟性，而工业化更强调逻辑性、科学性。时代的发展对汉语提出了新要求。汉语的书面表达形式将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虽然白话文是建立在人们的口头表达基础上的，但成为书面语言还有一个摸索完善的过程。我们从上世纪初作家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到，这种书面语言形式的转化并非一帆风顺。最初的白话文或者受文言文的影响，有古奥深涩的特点，或者一些人强调白话，有过度口语而失去了典雅凝练的缺憾。同时，在语言结构方面，受欧式语言影响较大，实际上与人们日常的口头语言还存在很大的距离。诸如端木蕻良这样的作家，尽管在其语言中也使用了东北地区的方言，但整体来看，仍然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脱离生活的“知识分子腔调”，以及对拉丁系语言的生硬模仿。虽然从汉语的书面表达形式来看，已经完成了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革命性转化，但从实际的运用来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表达形态。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并不自然，与生活中的语言习惯存在隔离的问题；从阅读的生理角度来看，也不完全符合本土发声习惯，以及文句与文字意象的一致性。特别是对欧式语法的套用，使当时汉语的语法结构与人们长期使用的口头语言有很大的距离。也就是说，尽管新文学的书面语言已经完成了革命性转化，但其在创作中的运用还有一个适应民族习惯、能够表现出民族语言魅力的过程。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汉语白话文的书面表达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都市作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逐渐摸索出书面表达与人们的口头表达相一致的形式。白话文的书面形式更适应本土的要求，那些深涩奥口的词、句逐渐被放弃，过于欧化的语法形式也被更自然流畅的语言取代。尽管作家们的语言风格各不相同，但总体来看基本寻找到了符合中国人表情达意的语言模式。而更有突破性意义的是那些具有地域文化背景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大量地汲取了来自民间语言的元素，使现代汉语的生动性、准确性、丰富性得以显现。这使以白话文为主的现代汉语从古汉语文言文僵硬的脱胎转化与对欧式语体机械的摹仿中出走，并强烈地显现出自身的魅力。在这样的基础上，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基本成熟，与民众口头表达为主的语言习惯基本统一，其表现力得到了强化、激发。在这一方面，诸如老舍、赵树理等成就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汉语已然成为成熟的书面语言。即使人们仍然使用文言文进行某些领域的书写，或者在书面表达中套用文言文，但可以肯定的是，以白话文为主的现代汉语已经成为社会生活领域中最普遍的书面表达手段。这与中国作家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白话文为主的现代汉语由于文学的存在表现出强劲的活力。首先是大量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方言被吸纳转化。这一方面强化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使之更准确、生动、多样，显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可能，能够使书面语言更好地表达那些更丰富、更幽微、更难以直接描述的东西。这种方言元素的存在，使汉语在长期使用中可能出现的僵化、教条现象得到了修正。即使是进入新的世纪，不同地域、族群、阶层的交流范围更广、更深，引发了包括语言在内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同质化倾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读到具有地域特色的语言。其中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宇澄的《繁花》。这部小说被称为是“沪语”小说。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一种属于“沪语”的小说类型。只是因为其语言大量使用了上海方言，因而更生动细腻地营造了“上海”这一地域的社会文化氛围，使读者的阅读感觉能够更积极地融入作者描写的生活之中。

其次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不断地引入或新创了许多新的词汇。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扩大，许多外来词汇、表达方式被融入原有语言体系之中。随着传播方式的改变，主要是网络技术的运用，也产生了许多新的词汇以及与之相应的表达方式。同时一些新出现的俗语也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书面语句。与之伴随的问题是话语的规范化与典雅性问题。比如人们是不是承认在汉语中夹杂英文字母，或者使用汉语化的英语词汇。由英语中的bye-bye转化为“拜拜”的“汉语”词语当然对特定场景与人物的表现较只说“再见”更为生动具体。这种现象似亦视为现代汉语发展中的一种“民族化”表达。而另一些诸如“喜大普奔”“不明觉厉”，以及“点击”“屏蔽”“刷屏”等由网络而新成的词语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这些新生的语言现象应该是属于汉语自身发展中出现的，也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更多的运用。

再次是现代汉语自身所具有的魅力越来越丰富强化。这主要是适应时代要求，汉语词汇与语序的组合变化强化了源自语言自身的魅力。特别是对人的主观感觉表现力的增强引发了语言自身的变化。在网络文学的语言中，出现了一种“古典化”的现象。很多网络作品专注于对古代生活的摹写。为营造具有古典意味的生活氛围，网络作家们在描写中努力使自己的语言具备“古典”气质，不仅大量使用、改用古典诗词，且人物对话、场景描写，甚至情节的叙述都特别强调使用白话化的文言与具有古典色彩的词句。这自然也使语言的表现力得到了新的拓展。更重要的是，传统作家亦强调语言的“诗性”“典雅性”，使现代汉语进一步表现出自身的优美、高雅、丰富，从而强化了现代汉语的魅力。这里摘引吕新获鲁迅文学奖的《白杨木的春天》中的一段描写：“原野上的那一扇透出微弱的昏黄亮光的窗户就是他们的家，白杨木栅栏深深地扎在土里，远看却像是浮在半空中的，泛着一种青幽幽的暗白的光，它们让一家人不再有最初的那种裸露在外的感觉。”这是对景象的呈现，但又是对人的感觉世界的描写；它是客观的——使读者知道了小说描写景象的具体真实状态，但更是主观的——这一切均为小说主人公曾怀林感觉到的；它是一种外在的“物理性”描写，但更是一种内在的“情感性”流露——“家”，“裸露在外的感觉”，把读者带入了具体人物的情感状态中，而不是单纯地知道了一处房子或建筑。事实上，作者并没有说这里有房子或建筑，而是说透出“微弱的昏黄亮光的窗户”。但是读者却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这里有可供主人公居住的房子。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吕新在描写中强调“原野上”，可能会使读者意会到小说主人公孤凉的处境。但把人置于广阔的大自然之中，使小说的意味发生了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存在与依附关系。人即使是被其它的人所抛弃，仍然有“原野”可供其生存、留驻。我们看到，这样的描写使语言的张力得到了强化，其表现力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字面意义，而是具有更丰富、更委婉的魅力。

二、艺术呈现的民族化探索

中国新文学在完成其革命性生成之后，面临桌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将以何种形态、何种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当最早的那批倡导者出现时，他们的作品从形式上来看无疑仍然是“传统”的。即使是诸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采用了外来的所谓科幻小说的形态，仍然是传统的表现手法。不过，这种局面很快就发生了改变。主要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比梁启超等稍晚的一批作家走上文坛，其作品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这固然得益于对国外文学作品的译介，但其实质是对传统旧文学的反叛。虽然其中的很多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新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加以解决。特别是在借鉴摹仿的基础上，如何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适应并改造国民的审美需求，并在这样的探索之中真正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艺术风貌。

进入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客观的社会生活来看，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面临的生死挑战。从理论形态而言，除了文学界自身的思考总结之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论述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从创作的实践形态观察，我们发现更多的作家对新文学初创阶段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思路——更注重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表现，更强调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着意于作品的社会影响与接受程度。诸如端木蕻良等即是如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赵树理。尽管他并没有在大都市学习工作的经历，但仍然是积极接受新思想、新方法、新文化的进步青年。他最早的小说如《悔》，就是一篇具有明显非传统特质的作品。叙述的主观视角，对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情节性的弱化及非线性演进等等。但是，当他发现这样的作品并不能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时，便改变了自己的创作“套路”，向民间与传统靠拢。这使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成为一种创作的方向。

新中国70 年的文学在如何体现民族性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首先，我们注意到，这是在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从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化完成之后进行的。新文学的形成使中国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表现领域大大拓展，表现的深度也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在小说中，对人的内在世界的表达更细腻，更丰富，更具挑战性。在新文学初期普遍重视人的感觉、情感、心理等描写的基础上，努力汲取传统小说中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手法，更重视对外在的社会生活的表现，更重视人的命运、性格及其变化，更重视情节的连贯性及其对读者的吸引力等等。一些作品甚至直接采用了章回小说的形式进行叙事。虽然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手法，但这种手法仍然对作品的结构、叙述、描写产生着或隐或显的影响。还有一些作品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作品呈现出活色生香的中国特色。

其次，新中国文学更重视对普通劳动者的塑造。他们不再是所谓“上层”人物存在的配角，而是具有了社会生活及文学描写的主体性；不再是被侮辱、被损害的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被动者，而是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明确的价值追求、能够把握自我价值的弄潮儿，是时代成就的英雄，是社会生活的主人。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在新的时代站起来的奋斗与努力的历史进程。不同与欧洲文学中的英雄，新中国文学中的英雄不是个人主义式的独行侠，而是将个人价值融入社会整体利益中的能够体现社会未来发展要求的典型。因而，个人的价值、努力是统一在社会整体价值之中的。他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再次，除了这种具有宏大意味，使个人与社会统一起来的表现之外，我们还注意到，新中国文学中仍然存在很多从日常生活中表现民族特色的作品。如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人对日常生活、地域风情进行描写的作品，以及冯骥才、李锐等关于中国文化形态的表达等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文化性表现。这类作品并不涉及宏大的社会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物与具体的社会背景疏离，追求超越具体时空的文化持久性。它们注重对某种生活情状、风土人情的描写，承接传统笔记小说及明清作文传统，注重生活中的细微趣味，以含蓄、空灵、淡远的意蕴来构建丰富的民族性审美价值，与宏大叙事形成了审美互补。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再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学观念、表现手法、艺术形态表现出更突出的多样性、丰富性。这当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一致。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受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甚广，但民族性追求并没有消失，相反却表现出更强烈的本土色彩。

一是仍然有很多作品延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作风格，密切关注社会生活的变革，结构以叙事为主，人物具有英雄色彩，语言体现出更强的民间性。但是，即使是这类作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们改变了单一的客观叙述，以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达为载体的主观叙述成为叙事的重要方式。情节性结构不再是单一线索，而可能是多头叙事，或颠覆情节的复杂叙事。这种创作模式的演变即是对文学史诗性品格的追求。我们可以从那些具备史诗品格的作品中看到，文学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仍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

二是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及先锋文学的变化。这是新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最突出的创作现象。一方面，这些新思潮、新样式次第登上中国文学的舞台，不断地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它们的出现与演变也是在不断的反复中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些在出现之初即销声匿迹，没有找到成长的土壤。一些则在产生重要影响之后发生了分化。如“朦胧诗”“寻根文学”等。当年风云一时的代表性人物实际上并没有将某种文学样式坚持到底，而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或者退出文学/文化领域，或者不再创作转而从事文化研究，或者转换创作风格等等。以“寻根文学”为例，甫一登场即是以特异的姿态出现的。单纯从形式的角度来看，是对中国文学既有样式的一种突破、颠覆，因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意味。但是，从其内容来看，却洋溢浓郁的民族色彩。他们并不着意于文学的“现代”性转变，而是执着于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审视，以期使民族文化能够得到新变。他们主张在吸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滋养的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化，如俚语、野史、传说、民歌、戏曲、神话及神怪故事与地方风俗中寻找能够激活民族本土文学传统的动力与可能。拒绝从别人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另一些作家则明确表达自己对传统典籍如《红楼梦》《金瓶梅》《山海经》等的喜爱与借鉴。

三是在新时期文学以来文学的演进中一直存在着“现代”与“传统”的焦虑。一些观点具有某种极端性。有的强调文学的“现代”性，认为中国文学如果坚守传统是没有出路的，应该与“国际”接轨，努力表现出非传统或颠覆传统的文学样式。但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那些被标榜为文学未来希望与标准的“现代”作品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可、接受。读不懂成为其最大的诟病。同时，这样的作品是不是能够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包括人个体的生活——内在的与外在的，仍然值得讨论。由此就出现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文学创作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方法，而那些所谓的“现代”作品，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对社会生活及人的生活的表现存在限制，而且疏离甚至割裂了作者、读者、文本之间的关系，使文学成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存在。简单来看，其说各有道理，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是，不论你强调所谓的“现代”性，亦或所谓的“传统”性，传统与现代已经密不可分，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状态。当先锋文学在观念与手法上突破传统的时候，在内容及文学元素中却难以脱离传统。因为作家不可能去写没有生活的生活及其感受。而当一些人执意于传统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汲取了许多新的表现手法，包括现代文学思潮中的手法。传统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不再是曾经的“传统”，而是发生新变之后的传统。问题的核心不是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要将其融合起来。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否定传统，就不可能有前行的基点、力量，否定现代就不可能适应时代变化进步的要求。二者不是一种对立的隔离、胶着的碰撞，而应该是相互的融合，及在此之上的有机新变。也正因此，中国新文学的民族性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新的生命活力与艺术魅力。

三、价值表达的民族化演变

在中国新文学形成的初期，文学被赋予了突出的社会意义。简单而言，就是对旧中国、旧文化的批判与否定，以期唤醒国民，改造社会。这实际上与中国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审美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在那一时期的作品中，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推动社会变革以追赶现代化步伐是文学的重要主题。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并未衰退。只是其表现的方法各有不同。如抗日战争时期，作家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激励、鼓舞更多的人们团结起来，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民族战争之中，夺取最后的胜利。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依然有很多作品描写这一主题，但更多的作品则在表现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自信心与主人公意识的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于改革开放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焕发出新的更大的创造热情进行了多样的描写。同时，文学的题材、体裁、手法、风格日益多样，不断新变。文学关注的领域逐渐拓展，表现的生活面也日见丰富。

在对纷繁壮阔的中国社会进行描写的努力中，很多作家以自己敏锐的观察、丰富的体验描写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如西戎的《宋老大进城》，描写一位加入农业社的普通农民“进城”卖粮买牲口的过程。其中有很多细节描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村的风貌及农民的精神状态。宋老大因为加入了农业社而滋生出的自豪感跃然笔端。在贾平凹的《商州》等一系列小说中，通过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内陆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变化。同时，又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商州一带的地理风情、民俗历史，展示了在快速进入现代之前内陆地区宁静纯朴的生活状态。在这样的描写中，蕴含着社会变革对个人命运的改变这一重大主题。而这种改变，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又是个人存在的偶然性形成的。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个人命运的选择就是能够体现时代要求的价值选择。

在这样的选择中总是隐含着某种价值批判。人们往往难以断定某种选择是否顺应了历史变革的要求。同时，在这种选择背后又存在着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影响。固守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改变可能在一定时期体现出某种积极性，但在更长的历史中又可能不具备合理性。面对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人们的认知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表现出复杂性。在这种批判中，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种是对基本道德操守的关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渗入社会及日常生活的时候，那些曾经被认为应该遵循的道德观，是不是仍然具有意义。道德会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生改变。但道德会不会演化为非道德？新的道德操守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又如何能够建立起来？另一种是对社会形态的关注。传统的农业社会面临解体，稳固的家庭结构、伦理关系变得不再稳固，甚至风雨飘摇，不再重要。城市与乡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还不可能在突然之间完善自己的运行管理体系。人在此中的命运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体系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在这样的改变之中，人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传统的由家庭与单位形成的人的归属性是否仍然存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重建？这是这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当现实中的矛盾、问题不断出现的时候，人们开始从更深广的层面进行反思批判，这就是超越具体存在的文化思考。作家们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来廓清这个时代面临的考，。也因此而表现在创作之中。或者在作品的描写中融入自己的思考，或者直接以作品的形式进行思考。这也就是在创作中出现了许多所谓文化小说、文化散文的原因。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表达来寻找到通达现代社会的现实路径与文化支撑。这其中当然蕴含着自认为可能的价值认同。

在这样的思辨中，作家们不能忽略的是自己无法脱离的传统，以及对未来理想的想象。传统虽然属于“过去”，但又怎么可能不属于“现在”呢？它是如此坚韧顽强地影响制约着我们，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之中限定了我们的思维、行为。这需要我们有现代的参照系来进行辨别。但是，仅仅拿别人的东西来套用到自己身上，往往尺短寸长，左右失据。理想并不等于现实，想象并不等于存在。在一个新的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别样的时代毫不犹豫来临的时刻，人们总是要努力寻找到自己存在的基点。但这种寻找往往是艰难的。这种复杂性、艰难性正是中国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所幸的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充满信心。

新中国成立70 年来，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追求一浪追赶一浪。尽管艰辛，却也收获颇丰。我们所能够欣慰的就是已然有很多重要的收获，证明了中国文学的不断进步与繁荣。以最具影响力的几位作家言，就可以从不同层面看到这种收获的丰硕。陈忠实被认为是比较“传统”的作家。但是，即使是被认为写出中华民族“密史”的《白鹿原》，也与传统的“史诗性”作品有很大的区别。而莫言刚一出现在文坛时，被认为受到了外来文学的影响甚大。但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对民族生存状态，及其精神世界的想象却充溢着丰厚的中国意味。科幻小说当然是文学中的“舶来品”，并不能说生成自中国文化的土壤。其所描写的内容也往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现象。但是，刘慈欣却是如此生动地、恢弘壮阔地表现了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在未来世界中的魅力。中国文学，正在发生了激烈变革的现实中熠熠生辉，其民族性的表达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