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座城市奇迹般的诞生，已然震古烁今；而与这座城市应运而生，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大学，是否也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深圳大学名副其实，身上烙下的是深圳这个城市40年改革开放的每一块胎痕，犹如一对父子。父亲年轻时有筑山万仞之能量，有燃烧万丈之豪情，恨不能一下子就将襁褓中的儿子拉扯起来，踏上风火轮一路飞奔。

然而，儿子是要有成长过程的，即便有再好的基因，也得学会站立，而后，才能迈步。但这个过程，却完全不同于常规常理。于是，那些让你惊奇的人物和故事，汗淋淋地“扑腾”着，如潮涌来。

——题记

四月的岭南，悄然进入雨季。深圳大学的时光广场，被雨水洗濯一新。绿植环绕，天地氤氲。中间那个日晷雕塑因水湿，倾斜中更显岁月之沧桑与凝重。

第一章 没有围墙的高校

众所周知，深大是在改革开放的浓烈气氛中降生的，这就注定了他们与全国其他的大学不一样。起步就够特殊了，国内其他大学的成立，都是由教育部批准，而深圳大学则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准的。他们的特殊性不仅如此，还有一系列的特殊，让你目瞪口呆，简直振聋发聩：上学要收费的制度、毕业生不包分配和推荐就业的制度、取消助学金变为奖学金制度、学分制的制度、勤工俭学制度、校园没有围墙、教职工全员聘任等一连串改革，桩桩耸人听闻。别说这么多的改革制度，在那个年代，仅就其中的一项改革，也会引发全国性的巨大震荡与反响。

“1984年9月，张维校长赴深，3天的校长办公会议，孕育了深圳大学第一个改革创新方案。方案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校的领导体制是校长负责制，校长向省、市委负责，副校长向校长负责，党委的任务是坚持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学校的贯彻执行。”（同济大学出版社《深圳大学改革探索之路》，张仲春“深大人的省思”1988年版）

方案相当于路标，归纳起来16个字：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自治。这是“敢为天下先”的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

过去我只听说过“教授治校”，并深以为然。因为教授治校是西方社会的高等学校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起源于西欧中世纪的巴黎大学。蔡元培时代的清华大学也主张教授治校。朱清时来南科大就是强调这个“教授治校”。但深大时任校长认为，教授治校不行，教授能够治学；而校长治不了学，校长能治校。治校与治学，一字之差，却泾渭分明，截然不同。

深大那时成立了教授委员会来治学。委员会主任不是校长，而是选出了两位教授，一位是文科的，另一位是理科的，相当于清华北大各选一个，也是一种平衡吧。而校长在这个教授委员会里，只是其中的一员。在对外接见记者之类的事情方面，都是由教授委员会出面接待，而校长则没有抛头露面机会，校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行政管理方面。

“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改革，在当时许多却是全国首创，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在方案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创新精神，解放思想，排除阻力，稳步前进。”（《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深圳大学办学实践探索》，杨0移等著）

在这16字的四项改革中，我对第四条“学生自治”更有兴趣。

从1983年第一批入校的学生开始，深大就不提供助学金了。他们是全国第一个取消了助学金的高校。学生们考上了大学，还需要缴费上学，这在全国都是闻所未闻的。深大也是全国第一个不包分配的大学。他们创造的第三个全国第一，就是搞勤工俭学。这是极具轰动效应的大事情。那时深大便有了“自立、自律、自强”的校训。

这个“三自”校训，是写在石头上的，经久历年，在那种花岗岩石上面，粗粝中透出遒劲和坚韧。“自立自律自强”，横过来竖过去都能读得通。中间还加上一个脚踏实地的黑色脚印图标。这便是行政办公大楼大门口影壁墙上的杰作，吸引了南来北往的人在此驻足凝眸，或者留影。

“三自”当中，首先从自立开始。学生上学没有助学金，那些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刚迈进校门，就没钱吃饭了。饿得两眼冒金花，怎么办？校领导在食堂亲眼看到有的学生进了食堂，转来转去，犹豫再三，只要了一碗米饭，一碗清汤，一块豆腐乳，悄然猫到了角落里。这让领导很是心疼。面对这种情况，校方当即召开一个全体学生大会，让学生们报名参加勤工俭学。

校方当时以为家里没钱的学生，才会积极参加勤工俭学，而家里有钱的学生是不会参加的。意想不到的是，会上刚一宣布，全体学生几乎都齐刷刷举起手来踊跃报名。学校领导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要参加勤工俭学。可是，学校哪有这么多岗位留给学生们呢？情急之中，只好先按家庭困难的学生，优先选择：比如饭堂里的杂活儿，扫地、洗碗之类。这些零活儿，根本不够学生们干的，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学校领导就将全校所有的临时工辞退，完全由学生替代。

这是一个大胆的破天荒之举。就此，等于在全校大面积铺开了勤工俭学浪潮，这绝非那种小打小闹。这种大面积铺开的勤工俭学浪潮很快由低而高，形成了规模。先是清洁工，扫马路、打扫厕所等粗活儿；后来，学生们居然包办了所有可以挣钱的领域。最精彩的是他们大胆办起了实验银行。这一下子，动静大了，闹得沸沸扬扬，好多有趣的人和故事就此涌现出来。

有位校领导说，当时打扫厕所的一个同学，见到他时，赶紧把头低下，非常别扭。特别是女同学，遇到他时脖子根都涨红了，手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搁了。那个不好意思的样子，让他记忆刻骨。后来见得多了，也就逐渐习惯了。甚至再见面时，学生们还会主动跟老师打声招呼。

那些女学生进了深大，很是爱美。深圳本身就是一座花枝招展的城市，大街小巷不仅流淌耀眼的鲜花，还走动着衣着时尚的美女。这些美女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涌来的，所以，深大的女学生在扫马路时，也要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起来。她们还要穿着当时流行的高跟鞋。纤细的腰条，加上高跟鞋配置，一步一摇摆，风吹杨柳般在打扫地上的落叶时，就像在那里描画。简直就是轻描淡写。那种忸怩之态，一点不像清洁工，倒像一幅不错的校园人物风景画。要是外来人看到这个样子，一定心生好奇，莫非是在拍电视剧？

他们哪里会想到，这些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好多都是大城市来的，平日在家里生活优越，娇生惯养，而上了大学，竟然干起这种清扫马路的活儿。他们的家长要是看到这种场景，真不知会作何感慨。那时候要是有微信，拍照下来发朋友圈，准保刷屏。

深大校园因荔枝树太多而被称作荔园。荔园那时候大兴栽树。学校给学生们讲好的，挖坑栽树是有报酬的。每挖一个坑，就挣一元钱。一般学生每天也就挖两三个坑吧，但有个农村来的学生却非常有本事。他叫陈林科，是管理系一年级学生。此人身强体壮，挖坑犹如探囊，一个上午竟然挖了39个树坑。讲好的按劳取酬嘛，每挖一个，就获取1元。这样算来，他一个上午就可以挣到39元。相比其他学生，尤其女生一上午累得直不起腰来，也不过挖一两个坑。他可是挣大发了。这下子引起反响了。老师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元。而这个学生一上午就挣这么多，差不多有老师一个月工资了，这还了得？财务不干了。“官司”打到了校长那里。时任校长完全为学生做主，既然这么规定了，跟学生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而这个陈林科也不贪心，他挖完39个坑，把铁锹搁下，也不敢多挖了，他担心挖再多也不会兑现的。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校长说话算话。结果，他一共挖了49个坑，货真价实拿到了49元。在那个年月，49元对于一个农村来的学生而言，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更重要的是为他带来了满满的自信。

邵滨军博士是个颇有风趣的人，他津津乐道当年的勤工俭学。他说有一年春节他没有回家，在校园扫马路，被校长撞见了。校长问他为什么不回家过年，他怯怯地说没有钱买火车票，并说要等挣到钱再回家。他没想到校长满意地说，这就是深大需要的学生。这种赞赏对他的鼓励不小。他说，后来他做很多事情时，都会想到校长当初对他的鼓励。

他是1985年入学的。在读本科的四年当中，他从没有跟家里要过一分钱。入学第二年，他有过一段最煎熬的日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没有饭票了，偏偏他也没有钱去买饭票。弹尽粮绝之时，也难倒了英雄好汉。他勒紧裤带，忍了好几天，没有管家里要钱。他翻遍了抽屉，仅仅找到了一毛钱的菜票。这一毛钱菜票对他而言，也是弥足珍贵。他躺在床上熬着日子，不敢动弹，一动就会两眼冒金星。他硬是挺过来了。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一个人在夹缝中挺过来，是英雄。因为他得到了锤炼，跌倒了爬起来，才能成长。”此后，他在学校打了七份工。他相当于挣了七个人的工钱。他说校园里杜鹃山上的树，就是他们栽的。他把每个月挣来的钱，寄回老家，资助家乡的穷孩子上学念书。几年下来，他的钱居然让一个贫穷学生把博士攻读下来，就此完成命运改变。如今那个博士已经成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从第一次往家乡寄钱，至今已有30年了。30年来，他一直为家乡捐款助学。最近他又捐助了两千万元，用于美丽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他将自己小时候走过的那些泥土飞扬的小路，都修成了水泥大道。他还买了最好品种的树，一排排种在路边。他得意地说，那都是最美的树。

邵滨军现身说法，强调了改革时代深大培养学生的特点，以及对他一生的引领。他说到有一次在广州火车站，他眼见一个打工妹因为饮水被罚，明显的不公道，他当即冲上去为之打抱不平。结果遭到了治安人员的围攻，幸亏他急中生智，掏出了工作证在手中扬了扬。他那时还在市委机关工作，这种工作证掏出来晃晃还是有用的。

他认为真正的大学教育，不是那种高分数低能力，更不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让学生能够找到精神家园。要培养一种家国情怀，一种肝胆。他说如果他不在深大读书四年，他可能是个平庸的人，是个小富即安的人。然而，深大锻炼了他的人格，锻炼了他对挫折感的认知和把握的能力。读研究生时他学的是经济和管理；读博士时，他学的是哲学。他不断地要求自己努力攀登，他说文化赋予了他内在之美。

有位教授告诉我，他听到一位女学生登台演讲勤工俭学，场面非常感人。她说：三年前，妈妈把我送到村口，眼泪汪汪担心我没有钱花，吃不饱饭，便一再叮嘱我，没有钱就告诉家里，随时会给你寄钱去。但是，我没有管家里伸手要钱，一分都没要。现在，我完全独立了。我还会把钱寄到家里给妈妈花的。台下刮起掌声的风暴，持续间，台上的女学生潸然泪下。

这种能够挣钱自立的学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观，他们具备了生存能力，也具有了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

与此相对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新生入学时，有位女生的父母带着她去找校领导。她爸爸妈妈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们见到校领导问这个、问那个，还问可以上研究生吗？需要什么条件？要不要考试什么的。而这个女生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吭一声，就好像父母说的事情与她无关。

校领导见此情景便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究竟是谁要上大学啊？是你两个要上大学，还是孩子要上大学？你们读清华的时候是不是爸爸妈妈送去学校的？怎么孩子什么也不说，光是爸爸妈妈说？领导佯作生气地说，这个孩子没用，连话都不会说，我不要这样的孩子！你们带走吧。

哪知这个女生一下子就跳将起来说：他们不让我说话，进门之前还叮嘱我，千万不让我开口说话。

校领导幽默地说，原来你会说话啊。

女生说，当然会说话了。就怪他们左叮咛右叮嘱，就是不准我说话。校领导说，那行了，你们两个人赶快出去，我跟她谈。家长只好颠儿颠儿出去了，临出门时，还不时地盯着女儿看几眼。

校领导对这位女生说，你要自己掌握自己。女生说，老师，我也不愿意这样，今天听您这么说，我就解放了。

勤工俭学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这在走出校门以后更加能够派上用场。数年后，有些深大毕业生到了国外，开始没有经济来源，遇到困难，他们就自己解决生活难题。有的去摆地摊，也有的去卖茶鸡蛋。他们就靠这个，在国外立稳了脚跟，赢得了读书的权利。他们经过磨炼，跟深大的老师说，别的学校出国的留学生，绝不肯像他们这样做的，他们怕丢面子。

勤工俭学的规模很大，波及很广。光勤工俭学的商场就有好几个，还有客舍、旅店、印刷厂、洗衣厂、荔枝园等，都是学生们用武之地。当年的毕业生梁镇城老师给我讲了好多故事。但最让我惊讶的是，学生们竟然自己创办了银行。

办银行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绝不是马马虎虎的事情。这个审批手续极其严格。在报批过程中，就会有诸多难题。可是，再难也难不倒深大。这个“实验银行”是打的擦边球，属于信用社性质，从行长到出纳员，全部由学生担任。银行运营时，教师工资、财政资金、建筑拨款什么的，还有贷款什么的，全都放在学生自己的银行里运行。梁镇城说，这些企业虽然没有社会上的那种营业执照，但却是在校园畅通的。都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管理人员都是在校学生。他说从行长到下面人员，都是在全校学生中公开招聘的。

深圳大学学生实验银行的开办，等于将勤工俭学推向高潮。这是一个创举，不仅前所未有，而且闻所未闻。

校领导的动机始于在清华大学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每到开支那天，清华就派两部小汽车，靠几条大汉，到银行把钱取出来，押运到清华园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然后就把那里包围着封起来，派几个人在那里点票子，点完就分别装到一个个工资袋里，再由各个系、部、处，派人把工资袋取走，再发放到每个人手里。而个人在拿到工资点完数后，转身又去了银行排队，再把工资送回银行存储起来。每个人其实就这么一点钱，却搞得如此复杂。改革开放了，他们去国外见了世面，看到人家外国人根本不是这样。人家说我们不用领工资，我们的钱都在银行，随用随取。于是，经校方领导研究，决定开办一个银行，主要负责发放工资。而这个银行，就由学生们来管理，办一个学生银行。然而，谁敢把工资交给学生银行管呀？

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大，学生把钱发乱了怎么办？别太过分了！由于校领导态度坚定，学生银行顶着压力办起来了。

可是，老师们并不支持。他们都在外面的国有银行有自己的账户，到了发工资那天，还是照原来的方法，先去学生银行把自己的那份工资取出来，再转身跑到外面的银行存起来，他们就是不把钱存在学生银行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半年左右。而且当时还有谣言说，某某系的某老师，有名有姓的，他的钱被搞没了。校方就去找那个老师问明情况，结果那个老师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谣言遂不攻自破。老师们在校方要求下，也只好把钱存到学生银行了。

过去政府拨给深大搞基建的款，都是要先存放在建设银行里，待深大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去建行提取。这回有了学生银行，这笔钱就不存建行里了。这笔钱不是马上就用，所以，先放到学生银行里。当然是笔不小的数目，利滚利地钱生钱了。这是学生银行的大手笔经营，也是校方对学生们的支持与信任。这个就等于提高了钱的周转率。从金融学的角度，它实际上是一个货币再生过程。它在校内的乘数效应就变大了。于是，学生银行就是这么开始赚钱了。

当时“学生银行”还没有计算机，都是学生们打算盘。实验银行的资金大概有一个多亿在周转，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在银行贷款，数年下来，基本上没有坏账。学生们非常拥护实验银行，他们一笔一笔的借款，都写得清清楚楚。贷款由学生会担保，当事人也很守信用。你若是没有还贷款，学校会处理你的，起码不发毕业文凭，这也是一种约束。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学金融的学生来找校领导，他说，现在人们搞股票，做这个肯定会赚钱。领导说，你不是国际金融系的吗，你跟金融系的老师、系主任说一说，请他们牵头来搞。这位学生就去找系主任和有关的老师，却个个都摇头不敢干。结果，这个学生就直接找实验银行贷款。

这个学金融的学生比较厉害，他当时贷款50万，由学生会出面担保，手续齐全了，他就把巨款借出来了。校领导当时还很替他担心，怕他赔了栽进去。没想到只过了一个月，股票开涨，他就从赚的钱中把50万的本钱还给了实验银行，剩下的几十万便是纯赚到的钱，他就大胆地再去投资。等到毕业的时候，这个学生的股票已经有几千万了，他创造了在校生的财富纪录。

学生银行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还存在。最终合并到商业银行，后来又转到平安银行了。那时候，每一届的学生里都会产生一位行长。第一任是李敏，83届的。此人因为这个“银行行长”头衔，不仅成了名人，而且，成了真正的银行家。学校的勤工俭学经历，影响他的一生。毕业后，他去了银行工作，干得不错，目前在江苏银行当行长。

贲悦是继李敏之后，担任学生银行的第二任行长。84届的。现任深圳市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裁。还有第三任吧，不知道哪一位是末代行长。

梁镇城说，他们那个班40多人，有十个竞聘当上经理的，分别是餐厅、客店、保洁等部门。他竞聘的是荔枝园的园长，分管1400多棵荔枝树。日常要施肥、修剪树枝。学生们不懂技术，就找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合作。边学习边实践，等于上了一门农林专业课。他们的收入，是在荔枝成熟季节卖荔枝。他带领学生们采摘荔枝时，发现有的荔枝个儿大，又水灵，很好卖，而有的品种个头儿很小，长得不起眼，不好卖，他们就给这个小荔枝取个很好听的名字：珍珠米。这名字一下子叫响了，人们抢着买小的了，因为这个珍珠米是无核的，口感既甜且爽。他说很难忘荔枝大丰收的夜晚，他们组织篝火晚会，歌舞升平，吃着烧烤，热闹非凡的开心场面。

杨贻移教授提议我写一下勤工俭学中的“自律”，这是“三自”校训中的重要一项。我也听多人说到自律中的学生自治情况，还有“学生法庭”等，很多复杂棘手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学生法庭得以解决。其中不乏精彩故事。但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再展开写了。

不管怎么说，荔园的改革开放，尤其勤工俭学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了全国高等教育界瞩目的焦点，也成为媒体的宠儿。从1984年起，中央和国家部委先后有数十位领导人多次来到深大，其中不乏国家领导人。全国多所高校纷纷组团前来深大学习考察。

直到今天，深大的勤工俭学还在深刻影响着这座城市。我非常赞同深大现任领导对勤工俭学的认知：勤工俭学并不是在乎让学生挣到仨瓜俩枣，而是鼓励一个成年人，在迈入大学校园之后，通过经济生活上的独立，来努力实现精神上的断奶。

多少年过去了，这些理念和举措像基因刻录一样，在深大的文化传承中绵延不绝。许多当年勤工俭学的“学生工”，已经成长为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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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元举，男，曾任《鸭绿江》文学月刊社主编兼社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国家一级作家。深圳交响乐团驻团艺术家。

迄今出版30部著作，600多万字。中篇小说《黑马·白马》，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钢琴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散文《西部生命》《南人北相》等数十篇（部）获多种奖项。多篇入选国内各类选本，其中《一条大河》等入选中学教材。在本刊发表的中篇报告文学《啼血试验》曾获《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