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惩罚和被惩罚，被伤害和伤害别人

余华短篇《黄昏里的男孩》是一九九七年发表的。当年读这个作品的印象，经过二十多年，非但没有磨灭，反倒在时间的淘洗之后，愈发清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和陈思和老师等编选《逼近世纪末小说选》，这个短篇编在第五卷。

小说非常简单，故事的起因是一个小孩从水果摊偷了一只苹果，这样的小事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成为起因，因为通常不会引发故事，不足以推动故事的发展。但余华以相当冷静、简洁的语言，叙述了一个堪称触目惊心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摊主孙福对男孩的惩罚过程。本来这个过程随时都可能终止的，可是却一次一次出人意料地不断往下发展。其情形似乎是，一旦走上了某种轨道，就会顺着惯性不可遏止地往下滑。

小孩因为饥饿偷苹果，孙福抓住他后，卡住他的脖子，让他把吃到嘴里一口苹果吐出来，一直吐到连唾沫都没有了为止。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扭断了男孩右手的中指；第三个环节，把他绑在水果摊前，要他喊叫：“我是小偷。”直到天黑收摊。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使惩罚不断发展的轨道和惯性是什么？

小说在叙述孙福惩罚男孩的同时，特别叙述了他所做的道德化表达，对照上述的惩罚环节，他说的是：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吐出来！”

“要是从前的规矩，就该打断他的一只手，哪只手偷的，就打断哪只手……”“对小偷就要这样，不打断他一条胳膊，也要拧断他的一根手指。”

“我也是为他好。”

就是这一类冠冕堂皇、充分社会化的理由，使他的惩罚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残酷。也就是说，能够被普遍接受的道德戒律成为发泄恶和残酷的借口。

到后来，他不再为自己失去一只苹果而恼怒，倒是心满意足地欣赏和陶醉于自己的惩罚“艺术”了。

这惩罚也真是“艺术”。不仅需要找到最理直气壮地实施惩罚的理由——这理由是现成的，也就是早就有了的“规矩”，拿来用就是；而且需要欣赏这种“艺术”的观众：有人围上来看，孙福就会兴奋起来，就会刺激他继续表演下去。要男孩自己喊叫“我是小偷”，是这种惩罚“艺术”中的精华，当众自我羞辱。

惩罚别人是有快感的，换句话说，作恶是有快感的。这种快感也会成为引发和推动恶的力量。孙福的兴奋，和这种兴奋的持续，把这个有快感的恶的过程展示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惩罚过程中，男孩没有反抗，只有接受和顺从。他没有能力反抗：这不仅是说面对孙福，他没有身体的力量；面对公共的社会伦理的“规矩”，他更没有力量。

惩罚过程结束，故事也就结束了。可是小说到这里出现一个大转折，以极其俭省的文字叙述了孙福的遭遇，掀起过去生活的一角，窥见如泛黄的黑白照片般的似乎已经封化了的苦痛和磨难。

很多年前，孙福曾经有过一个可算和美的家庭，可是生活和命运“偷”走了几乎一切：先是五岁的儿子沉入池塘的水中，再是年轻的妻子跟着一个剃头匠跑了。

从过往的经历，似乎可以解释孙福的“恨”，他“最恨的就是小偷”。一个受到伤害的人，伤害郁积，扭曲性情，很容易产生报复的心理和行为，而报复的对象，往往是比自己更无能无力的人。这样，一个受伤害的人就变成了伤害别人的人。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的意义普遍化，但我还是要说，这种情境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孙福，被生活的磨难所改变，以扭曲的方式，以堂皇的理由，发泄对于生活的怨恨和报复；

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是那个没有名字的男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到以公共的、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规则为名义的围困当中，接受惩罚，无力反抗，无法辩驳；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那个被折断了手指的男孩，将来会不会也把自己所受的伤害郁积成伤害别人的力量？也就是说，那个男孩，将来会不会变成孙福？这样的人性变态过程，或轻或重，或隐或显，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想到这些问题，我们再来读惩罚过程完成后的一段文字，实在不能平静：

男孩向西而去，他瘦小的身体走在黄昏里，一步一步地微微摇晃着走出了这个小镇。有几个人看到了他的走去，他们知道这个男孩就是在下午被孙福抓住的小偷，但是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来自何处，当然更不会知道他会走向何处，他们都注意到了男孩的右手，那中间的手指已经翻了过来，和手背靠在了一起，他们看着他走进了远处的黄昏，然后消失在黄昏里。

关于《沈从文诗集》

理想国的朋友约我编一本沈从文诗选，我以为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没多想，就答应了。到动手做起来，却觉出取舍之难，斟酌难定，以致一再拖稿，延期至今。

沈从文生前没有出版过诗集，二〇〇二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印行《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为诗歌，广泛搜罗新诗和古体诗，第一次完整展示了他的诗歌创作，功莫大焉。我原来想，从全集诗歌卷挑选篇目，应该比较容易吧。

选来选去，拟定篇目，推翻重来，再推翻，再拟定，反复多次，终不满意。我几乎要打退堂鼓了。

后来豁然开朗，定下新的工作原则：

一、新诗，全收，求全；

二、古体诗，精选，求精。

三十多年来，从沈从文的作品重新“出土”开始，图书市场上的各种选本数量多，类型杂，却没有一本诗作。这当然与沈从文不以诗名有关——这句话未尝不可以换个说法，与对沈从文诗创作的认识不足，甚至没有认识有关。那么，何不就把新诗全收了？况且，即使对一本书来说，全部新诗的篇幅，也不会太大。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诗选”的计划，变为“诗集”。

沈从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之初，即尝试多种文类，诗为重要一体。他的第一本书《鸭子》，戏剧、小说、散文、诗，各体杂陈。一九三一年陈梦家编《新月诗选》，选沈从文七首。同时，沈从文极为关注新诗的状况和发展，做新诗批评，尤其是到大学教书后，把新诗研究带进课堂，并且由他的新诗讲义，脱胎出系列的新诗论。三十年代他主编《大公报·文艺》，即注重扶持新诗的探索和实践；四十年代后期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对现代诗的推动，格外用力，为开一代新风，实有贡献。一九四九年，深陷危机的沈从文，以三首长诗，来描述从精神崩溃中艰难恢复的深切经验，是为最后的新诗创作。

简单地说，沈从文与新诗的关系，是创作者，也是批评家，还是助推的编辑。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有值得探讨的空间；这些方面综合起来，成为新诗史上一个丰富的存在，即便是沈从文自己小说和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和长远盛名，也不该遮蔽这个丰富的存在，以及对这个丰富的存在的好奇、兴趣乃至研究。更何况，一个人写作，各体并行，文类之间绝非森然壁垒，其间的关系也大可探寻。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沈从文写作古体诗，杂咏抒怀，留下特殊时期的心灵信息和思想痕迹。

诗的声音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间，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刚刚经历的两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我只是听了一场读诗会。没有必要夸大这样的事，是吧？

可是那些情境，那些声音，固执地重现。上海作协大厅，侧耳团队，新年诗会：“夜的酒杯和花束”。我带着一身疲惫进来坐下，散场的时候，忽然觉得轻松和活跃；走在阴郁湿冷的街道上，发现难耐的空气中也有明亮和温暖，有那么一刻，生出久违的亲切感。

这种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微妙变化，是诗带来的——更确切地说，是读诗的声音带来的。事实上，侧耳精挑细选的作品，大部分我之前读过，有些可以说非常熟悉，没有预料到的是，当这些诗篇被他们读出来的时候，激发了以前未曾产生的一些感受。就是说，直接促生这些感受的，是声音。

就好像是，以前我读诗，像看乐谱，现在，他们把无声的乐谱演奏出来了。

这个未必恰切的比喻引向现代诗的音乐性问题。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音乐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困扰，几代人曾经做出过艰难的探索和实验，却并没有取得多少共识。时至今日，在普通读者那里，甚至在一些诗作者那里，这个问题被取消了：现代汉语诗与音乐性无关。这个普遍的印象和意识进一步导致了对诗的声音的漠视，我们常听见有人说，现代汉语诗不适合读。今天我们说“读”诗，多数时候是“看”诗，不经过读的身体动作发出声音，当然也就没有了经由听觉而产生的身体反应。

诗的物质材料是语言，声音是语言的一种属性，所以也一定是诗的一种属性，而且与意义密不可分。我们平常说话，即使在大多不自觉的状态下，也有语调、节奏，甚至韵律；我们唱歌，是语言和乐曲的融合。诗的声音，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也就是说，它不能依赖语言之外的乐曲，而是从语言自身产生出音乐性，这需要自觉的意识和探求，而不同于日常说话的情形。

现代汉语诗没有形成固定的声音形式，却不意味着放弃声音的追求，相反，倒是为这种追求增加了难度，也敞开了实践的空间。发掘和创造现代汉语的声音表达，把音乐性变得丰富和复杂，而不是指向一种或几种声音的模式，音乐性的套路，是值得诗的作者、读者和听众去不断尝试的事。

当我们说现代汉语诗不适合读出来的时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很多诗确实昧于声音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听觉的狭隘和迟钝，对声音和音乐性的感受与理解因固守成见而懒惰。没有一成不变的、预先存在那里的音乐性，有的是这首诗不断生成的、符合期待/偏离期待/有意对抗期待的声音和音乐性。这个，反倒是现代诗的声音魅力所在。

由此而言，我们还需要练习我们的耳朵，让它变得开放、敏锐、积极，能够感受现代汉语诗复杂、变化、丰富的声音形式。而诗本身，也需要接受声音的检验。

在这个意义上，侧耳的诗选，不同于大多数诗选的特性，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作品本身的选择不必多说，除了通常的选好诗的标准之外，他们还自然地加上了一般诗选忽略的一条：声音的检验。如果你是这本诗选的读者，除了习惯的“看”诗之外，也请听听他们读诗，听听这些声音的诠释；你也不妨自己读，读出声音来，听听自己的声音诠释。让身体的反应，加入到对诗的感受和理解中来。

由电视新闻主播组成的这个团队，读诗已经三年了，他们的公号“侧耳SH”不热闹，也不孤独。我时常听他们的声音，有时会想，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我知道他们挑选作品要反反复复斟酌商量，录制过程近乎严苛，有时一首短短的诗要录好几遍。为什么读诗？当然可以列出一些理由，不过最深切的感受在读诗人自己那里；这本诗选的读者听过他们的声音，如果自己也成为读诗的人，就不需要别人来回答了。

关于笔记本的书评

《绿茶书情》即将创刊，约我写一篇短文，我当然义不容辞。八年来，“绿茶书情”以一个人的热情和力量传播阅读，形式最初是电子杂志，后来是微信公号，如今转型为纸质载体——从未停止对它想象的主人，现在把想象落实到了“物质”形式，传统的“书”的形式。至少对于像我一样对书更感到亲切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是一件可能更不容易的事。

答应写文章是一回事，写出来是另一回事。好几个月了，茫然不知如何下笔。焦虑都到了梦里：

有人送我一个笔记本——是本子，不是电脑——让我写一篇书评。一篇关于笔记本的书评？是的。

第二天晚上，继续关于笔记本书评的梦。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笔记本，精美异常；相形之下，书架上的书都粗陋不堪。太好了，写笔记本的书评，比写书的书评，更有趣，是不是？于是，我拿起一个本子，翻开空白页，兴致盎然地读起来。

如果不是窗外的鸟鸣吵醒了我，也许在梦里我就完成了作业。

现在，既然写不出合乎“绿茶”兄期望的文章，就干脆借着梦的启发，胡说八道一番，如何？

这几年，不少出版社以及其他机构印制笔记本，成了一个微现象，我这里就有朋友送的一些。笔记本被归为“文创产品”，“文创”当然是一个滥用的词；我想说的是，这些漂亮的笔记本，确实令人喜爱。我曾经跟一个编辑说，你要是能把我的书出到你们的笔记本的水平，我就太满意了。

笔记本不是书，书也许会觉得它是比笔记本高一等的东西。事实上却未必。每年大量的出版物，其中很有一部分，恐怕比不上笔记本。这个部分占多大的比例，不同的人估算出来的结果会有相当大的差异，一般而言，越是爱书的人，越是把书看得很重要的人，会觉得不如笔记本的书越多。

本来，笔记本是实用的，但现在很少有人用笔在本子上写字，所以笔记本的功能，现在与以前已经不同。现在的笔记本做什么用？比如“绿茶”，喜欢随手画画，可以用上，但我发现他经常画在废弃的纸张上，而不是笔记本里。或许，利用废纸画起来更自由，笔记本太精美了反而下笔拘谨？

我这是以自己的心理猜测他。那些让我爱不释手的笔记本，我一直让它们空白着，我怕我写的字，记的内容，配不上它们。

有好几次，王安忆说，现在的笔记本印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在笔记本上写啊？她到现在还用笔写作，而且是写在本子上。她的长篇小说初稿，是一个接一个笔记本。她不是唯一的例子，但这样的人实在不太多了，还在维护笔记本原来的功能。

笔记本的空白，似乎是发出邀请，希望在上面写写画画；但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邀请极少得到回应。

或者，空白根本就不是邀请，空白本身就是自足的，这样就好。现在笔记本的“文创”，基于这样的理念？

再或者，空白是一种态度和立场，是一种包含了拒绝的坚持？印制得精美，是一种抵御的方法？它清楚鲜明地标示一种审美精神和趣味，这种审美上的敏感，使得一个人无法把无聊的会议、腐败而流行的词语、霸道的陈词滥调，如此等等，写进这里面？

笔记本会不会说，有些东西，就让他们写进书里好了。

作家简介：

张新颖，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作品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沈从文的前半生》等；

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斜行线》等；

随笔集《迷恋记》《有情》《风吹小集》《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诗集《在词语中间》。

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