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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综述: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吴翔宇  2020年01月03日09:01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围绕回顾历史、关注当下与展望未来的学术议题,学界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期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学者们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思考。

考察70年研究成绩

历史地看,新中国70年文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并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语体系。张福贵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分别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民族人类话语”的体系建构来探究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倡导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融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李永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民族国家的发现”“人的发现”和“阶级的发现”。三者的协商互动,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模式,为解决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方向。在寻绎现当代文学研究轨迹和话语模式时,丁帆、赵普光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另辟蹊径,引入经济学方法,以论题词的频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数据分析,客观、立体地呈现出7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若干侧面。

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谭桂林的《与时代对话中的知识谱系建构》提出“知识谱系生成与时代的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了现代知识谱系的定型,形成了以“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为内核的理论话语模式。孟繁华的《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分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三种历史形态,认为其集中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构建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

审思现代文学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学,以整体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思现代文学传统是2019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点。温儒敏的《“五四”辩证》倡导在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评价“五四”,认为“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陈思和的《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涅槃的文化复兴,它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特征。郜元宝的《走出百年文学的两极摇摆》探析了“五四”作家处理“文章”和“实用”关系的不同方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在于融通“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的复杂关联。

文学传统是在文化更新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孙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话语方式》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自新运动,新文化人所表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改良话语”“批判话语”和“自审话语”三种形态上。这些话语类型为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树立了方向性的路标。刘勇的《五四新文学何以“现代”》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恰恰在于它所开启的传统是“新”的,在于它所面临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与语言的现代化,两者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王本朝的《白话如何成为新文学》认为,正是由于白话文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双向发力,才使新文学获得了殷实的成果。高玉的《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从语言本体论视角出发阐释当前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在他看来,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本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语言的现代化变革密切相关。

聚焦“茅奖”获奖作品

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5部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围绕获奖作品展开的研究是2019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热点。

现实主义小说离不开传统文化滋养,在传统与现实的联动中,现实主义小说“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艺术魅力得以彰显。刘大先的《返归本心——徐怀中〈牵风记〉的意象叙事与哲思境界》肯定“礼乐观念”对于《牵风记》中国气象生成的功能作用。文章认为,这种人生艺术化的诗性叙事超越了对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认知,也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达到了关于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的抽象哲思境界。吴义勤的《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强调“秦腔”之于陈彦重构现实主义美学的价值。文章认为,《主角》将传统戏曲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渗透于故事叙述中,实践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谕功能,并将僵硬机械的教谕转换、再造为艺术和审美的化育。

思想和艺术是文学创作不能析离的范畴,两者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思想价值借助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而其深厚的思想内涵也促进了艺术形式的创新。王春林的《〈人世间〉:民间伦理立场与史诗性书写》将《人世间》视为一部多角度、多层面、立体性的历史画卷。王春林认为该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于:一方面营造了以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三兄妹为中心的一种辐射性伞状艺术结构;另一方面在坚持民间伦理本位叙事立场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史诗性的思想艺术品格。李德南的《抒情的史诗——论徐则臣〈北上〉》认为,徐则臣通过破与立的辩证构建了个人的叙事美学,这主要体现在内在书写方式和外在结构形式上;通过抒情的史诗化与史诗的抒情化的辩证融合,徐则臣写就了《北上》这部抒情的史诗。阎晶明的《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形象地将《应物兄》比作一栋容积率极高的“塔楼式”小说建筑。在此建筑内,人物是穿梭的,故事是推进的,悬念一环套一环,但整个场景又让人感觉是平面的,是动感的、嘈杂的平面图。

纵观201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学术热点外,学界还关注史料开掘与阐发、文学史的重构与阐释、学科本位意识与跨学科品格、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文学传统的建构与延传、文学语言与话语模态、社会思潮与文学生态、作家作品的再解读等议题。此外,一些新的议题,如图画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标准、网络文学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形态、媒介生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性与民间文学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学界瞩目的新动向。伴随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话语的运用,这类研究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浓郁的时代气息及缜密严谨的学理分析,拓展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性,进而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