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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回顾与总结70年古代文学研究成绩的一年。这一年，学界在研究中不断拓展视野、更新方法，以此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从总体趋势来看，研究者不断回归经典，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守正而出新。

关注学术史梳理 推进文体学研究

如何看待和梳理70年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是2019年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话题。刘跃进的《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分析总结了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制度保障和重要收获，概括了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走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道路。”张伯伟的《艰难的历程，卓越的成就——新中国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方向性问题：“面对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潮和派别，如何以自信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态度参与其间，形成一种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需要我们为之努力的一个方向。”傅道彬的《70年来先唐文学研究概观》将70年来先唐文学的研究进程划分为“新中国学术”建立期、文学本体回归、学术规范建立、新世纪的总结与贯通气象四个时期，以此分析70年来先唐文学研究的历史轨迹。戴伟华的《视野·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对70年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新变作了探讨。

2019年，文体学依旧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吴承学在《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中提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本质上是从中国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意义、现代形态的中国文体学转型的过程，百年来的中国文体学研究担负着“开拓本土的学术传统与价值”“推动现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文明复兴”的双重使命。钱志熙的《汉魏六朝“诗赋”整体论抉隐》对“诗赋”这一继“辞赋”而出现的重要文学术语进行专门研究，认为其意义在于指向一种可称为“诗赋整体论”的文学史事实，而这对于认识汉魏六朝文学的发展具有纲领性意义。孙少华的《试论中古文学的“文体流动”现象》从萧统、刘勰对“吊文”分类的认识差异切入，指出文体分类命名上的差异是文体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并以此深入考察中古时期的“文体流动”现象。彭玉平的《论词体与其他文体之关系》梳理了词学家况周颐对词体与古文、诗赋、小说等文体关系的分析，肯定况周颐提出的“词亦文之一体”“小说可通于词”等重要论断。

强调多角度探讨重视跨学科实践

近年来，探讨文学与音乐、图像之关系，开展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等已取得丰硕成果。这些研究在2019年又得到进一步深化。

在文学与音乐关系探讨方面，葛晓音的《“苏莫遮”与日本唐乐舞“苏莫者”的关系》在考察中、日苏莫者之间渊源关系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苏莫者的舞人和乐人均取自“飒磨遮”歌舞活动中的局部场面，是在从唐朝传到日本的过程中形成的小型舞乐。王小盾的《论朝鲜半岛词文学的产生》认为，朝鲜半岛词文学的创作受宋朝、高丽之间文人交往、典籍交流，及“唐乐”歌辞东传的影响，文章着重辨明文学事物同音乐事物的联系与区别。张之为的《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考察了中日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指出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的重要因素。

文学与图像之关系的研究有很大学术潜力，衣若芬以研究图像与宋代文学为基础，提出“文图学”概念。蔡丹君的《莲社故事文、图与〈陶渊明集〉之编纂》勾勒出莲社故事进入陶集的艺术途径，并论述文、图关联及对陶集编纂、年谱的影响。吴企明的《“岁寒三友图”的形象创造和文化意蕴》论及“岁寒三友”是诗画融通的产物，体现出“比物以德”这一自然审美观念在诗画艺术中的自然运化。一些青年学者也参与这一领域讨论，如戴一菲的《唐代孤舟送别诗意与后世孤舟送别图》认为，后世送别图以转译与暗合两种路径容受了唐代孤舟送别诗意，显示了诗与画的深度互渗与融通。

文学与地理学跨学科研究仍受到研究者重视。罗时进的《地域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以清代江南为例，谈及地域文学研究中所需掌握的共同性、差异性与独特性原则，探讨如何从事件的视角进行开拓研究，对从多种角度开展地域文化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程章灿的《以江南之路作为思考的起点》指出，道路的改变是一种流动，流动代表着开放与交流，新的风景、时空、物资和观念也应运而生，因此当人们思考建设什么样的江南时，应将江南之路作为思考的起点。

唐诗之路研究是文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课题，2019年唐诗之路研究会的成立有效推进了这一研究。胡可先的《浙东唐诗之路研究谱系的建构与探索》从时间、人物、艺术三个维度指出浙东唐诗之路应有的构建。肖瑞峰的《刘禹锡与唐诗之路》对唐代诗人与各地唐诗之路的关系进行回顾，并以刘禹锡为代表解读其与浙西、湖湘、京洛等唐诗之路的关联。

立足文学文本 借力数字人文

立足文学本位，从细节中发现问题仍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借此研究者将古代文学研究继续推向深入。程苏东的《〈庄子·让王〉脱文辑证》通过对《吕氏春秋》中互见文本的细读，将《吕氏春秋·贵生》篇与《庄子·让王》篇进行文本比勘，认定《贵生》篇中存在一段文本，是脱落自《庄子·让王》篇的一段佚文，而这段佚文对重建《让王》篇内部结构、重审其思想内涵，对认识早期文本的“结章”艺术均可提供重要参考。林晓光的《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通过对六朝咏物文学作品的细读研究，探讨了在贵族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六朝咏物文学；进而指出，“贵族”与“贡物”的遇合为六朝文学提供了特殊的主题素材及书写机能，成为一种构造性的中古文学现象。

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依旧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而古籍数字化及数字人文的发展是2019年古代文学研究新方向。数字人文技术发展使文献整理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刘京臣的《大数据视阈中的明代登科录研究》将大数据与明代科举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明代登科录进行数据分析，结合已数字化的相关文献，梳理出进士家族。王兆鹏的《浙江唐诗之路的可视化呈现》谈及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和使用技巧，同时介绍了浙东唐诗之路数据库建立的构想与建设手段。王兆鹏、郑永晓、刘京臣的《借器之势，出道之新——“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学研究三人谈》探讨了“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学研究，肯定“数字人文”对文学研究各方面的积极影响，认为其有益于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传统，构成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2019年古代文学研究状况进行总结，是为了梳理其学术研究脉络，也是为了展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综上，守正出新已成为古代文学界共识，传统文献整理、考据的方法与新视角、新方法、新手段相结合，是2019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特点，也将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