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忆的艾宾浩斯曲线是一名贪玩儿童，他总是来得兴奋，去得迅速。历史的记忆则尤甚，比如说“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曾几何时，“第三世界”、“亚非拉兄弟”等，一度唤起中国人内心的对远方的共情。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等殖民地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彼时新建立的共和国竭己所能，在各方面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也正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世界”是20世纪弱势力量的联盟，表达的是一种国际主义思想。它为彼时的中国人想象世界提供了一种辽阔的眼光，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在那无穷的远处许多人都与我有关。如今时过境迁，我们的目光被锁定欧美。在政治上如此，文学上亦然。我们能对欧美的文学大师如数家珍，每年还会跟进最新的作家和获奖动态；但鲜有人会真正提起兴趣谈论一位非洲作家。

实际上，非洲也有文学，塔依卜·萨利赫则是非洲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在阿拉伯文坛，塔依卜享有盛名，被誉为“现代阿拉伯小说的天才”，其作品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广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小说中历史经验的风格化凝聚。他将目光聚焦于普遍的苏丹乡村，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在近代史的风暴下，苏丹乃至非洲的变与不变，引发读者强烈的心灵共振。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被殖民国家的独立史，也具非洲的地域风情。尤其是后者，让他笔下的现实主义渲染上了一种非洲特有的浪漫色彩，犹如彩带编织的灵魂乐。

塔依卜·萨利赫

会殖民的风流韵事

为塔依卜赢得名声的是长篇小说《移居北方的时节》。该书曾以另一个颇具营销味儿的译名在国内出版，也即《风流赛义徳》（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可以想象，这个通俗情调的名字如何使该书看起来像是一本东方男子的风情录，引得读者在书摊前驻足。

“风流赛义徳”确乎有一定的概括力：小说中一个主要的角色几乎就把风流韵事当作全部特征。穆斯塔法·赛义徳，一位自幼丧父、与母亲生活的苏丹少年，他非凡的记忆力与对世界的冷漠成正比，先后在开罗和伦敦深造，并在牛津大学留任经济学讲师。他是一个一出场聚光灯就打在身上的人物：可怕的不只他的头脑，还有那身充满东方特色的俊美皮囊。这具皮囊，如阿拉丁神灯，既成全梦想，也带来毁灭。在英伦晚宴的杯盏流光间，赛义徳宛如莎士比亚剧中那拥有细密卷发的黑色奥赛罗。维多利亚时代的高压统治方才结束，对于那些在情欲的葡萄酒中摇曳的女人来说，赛义徳的出现太过文学。或者说，他就是文学本身，混合着浪漫主义和异国情调的遐想。

赛义徳深谙如何包装自己，就像包装一个漆满阿拉伯图案的花瓶。一次，在海德公园一个有色人种问题的演说场合，赛义徳找到一个新的狩猎目标。他技巧娴熟，编造说祖国首都的大象到处漫游，鳄鱼则像闲暇的宠物在街心晒太阳。他花言巧语，说自己是个举目无亲的孤儿，父母在尼罗河摆渡时覆舟身亡，以此巧妙地唤起她无处可施的基督徒的仁爱。他还为此给自己随手拈来一个假名，艾敏·哈桑。不出所料，不顾诚信档案的搭讪，配之以神秘感的异国皮囊，他很快就拿下了这位名叫伊丽莎白·西蒙的有夫之妇。赛义徳回忆道，他的形象在自我讲述中正在发生着神奇的变形，满足了酷暑的男女正疯张的欲望：

是时候了，我感到自己在她眼里成了一个一手持矛，一手拿弓，在密林深处捕大射狮的赤身裸体的原始人，这就好了，好奇已变成欢乐，欢乐又转为同情，只要我去搅动她内心深处的池塘，这仁爱就会变成一种欲望，可以由我随心所欲地去拨动那已经紧绷的琴弦。（《移居北方的时节》）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可怜的妇人，事业有成的外科大夫的妻子和两女一男的母亲，臣服于赛义徳后就开始一步步走向悲剧的深渊。赛义徳精力旺盛，流转于不同女人之间，其多情构成了一个叙事的驱动装置。围绕他，情欲在相似的邂逅框架中深入，变异乃至毁灭。让我们按照前后顺序来看看她们，这些女人个个姿色非凡且都因他而死，并在自己的照片底下为其留下遗言：“衷心爱你的——希拉”；“死至属于你的——伊丽莎白”；“你的奴仆苏珊”；和最终的琼尼·莫里斯死亡之际的恳求：“跟我一起来吧！来吧，别让我孤身一人离去！”随着故事的褶皱像毯子一样逐渐展开，对情事的叙述反而变得越来越“虚”。在回忆和追溯的语调中，赛义徳的风流往事主要呈现为一种意识流火焰，晃动着非洲沙漠的美学光晕，感觉像是进入吸阿拉伯水烟的迷醉状态。换句话说，写实的情节让位于生命的思绪，塔依卜有意把男女身体的碰撞换喻为文化的交锋。这种交锋，源于赛义徳是一个非洲人。

作者塔依卜曾坦言：“我将所谓的东西方关系重新定义为一种本质上的冲突，而在过去，这种关系始终身染浪漫色彩。”赛义徳的风流，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间性的剧情。这种剧情常年流行于世界各地，如今表现在诸如此类标题所引发的联想中：“亚裔姑娘结交白人男友”、“上东区女孩：我的男友是个巴基斯坦人”，以及法国作家杜拉斯那样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异国男女的情欲，在文学中扮演了一种探讨文化认知的三棱镜角色。三棱镜五光十色，正如风流赛义徳。19世纪70年代，大英帝国的殖民势力从埃及向苏丹扩张。20世纪初，苏丹被迫由埃及和英国共管。直到1956年，苏丹才独立为共和国。彼时置身伦敦的赛义徳，随身携带的除了智识上的骄傲，还有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痛切心理。尽管身在聚会席间，他深知欧洲文明那虚伪的一面：“轮船首次划破尼罗河河面，给我们送来的不是面包，而是大炮。铁路是在他们手中修成，但他们的本意是运送士兵。他们办起来学校，教育我们如何用他们的语言说‘是’。”正是基于后殖民意识，赛义徳的残酷风流史具有了一种存心为之的荒诞感。

赛义徳之需要女人，犹如跋涉于沙漠中的旅人需要绿洲。但这些女人并不能为他解渴，她们都是沙漠中的蜃景。那驱使他的到底是什么？想象性的戏剧性报复，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他的目的，在他回忆庭审一幕时终于显露出来。作为被告者，面对众人严辞厉问，他并无多少忏悔之意。看起来赛义徳享受这样的审判，因为审判的场景里恍惚有一种历史的倒置。他回忆道：“可我感到自己在他们面前倒还有某种优越哩。这空前的盛况不就是为我准备的吗？不管怎么说，也算个殖民者，一个对其所作所为做出裁断的入侵者。”你没有看错，他认为自己“也算个殖民者”，一个“入侵者”，一个干下滔天罪行的人。当然如我们所知，他殖民的方法便是玩弄英国的女人。通过这种逻辑上似乎成立的方式，他完成一次历史情景重现：外邦人在本国的作恶行径。赛义徳的报复显示了一种颠覆意图：引起事件性震动，让你们也尝尝被殖民的滋味。然而，要说这种报复的正义建立在道德的合法性上，真是勉为其难。毕竟，殉情的四位女性并不天然直接为英国的殖史负责；要负责也是掌管大炮的军事将领。

非洲的精神废墟

赛义徳被判处七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流转世界各地，回到苏丹，在尼罗河旁边一个平静的村庄，娶妻生子。最后，在一场暴雨中命丧尼罗河。从大体情节上看，小说故事与作者塔依卜本人的生平间，有一种显然的呼应。

1929年，塔依卜·萨利赫生于苏丹北部马拉维镇一个穷苦家庭。凭借着出色的学习能力，塔依卜在戈登学院和喀土穆大学完成学业之后，于1953年移居英国，并在牛津大学深造。据说在英国，塔依卜也曾与一位苏格兰女士成婚，并育有子女。在生命后期，他又在欧洲和阿拉伯各国流连多年。某种意义上，《移居北方的时节》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作为一个非洲知识分子，即便主动迁徙至西方，在文化心理上仍带着一种流亡之感。这种关于文化间性的身心纠葛，贯穿了小说始终。除却赛义徳黑硕的肌肉之下那颗被历史风雨拍打的心灵，实际上，小说叙事者“我”是另一名曾留学于英国的苏丹知识分子。准确地说，属于赛义徳之后的一批。由于“我”对同类人物天然的敏感，回乡后在人群中注意到了他；而他在一次酒后失言朗诵了一首英文诗，暴露了身份。但是在小说中，赛义徳的故事并不是一下子从他口中倒出来的。随着叙述，赛义徳的故事像一个破碎的花瓶，经由“我”的反复追溯才得以复原。在复原的过程中，“我”见证了这一时代苏丹乃至非洲社会令人痛心的方方面面。我时常走在村庄的黑暗中反问自己：“穆斯塔法·赛义徳其实并无其人，他不过是个虚无缥缈的化身，或者是一种虚幻，一种梦幻，或者他本来就是一个魔影……”赛义徳在此氛围化了，像萦绕的梦境一样成为“我”意识内容中的一部分。于是，两代苏丹知识分子在此相遇。塔依卜有意引发一种“我”与赛义徳之间精神上的互文：同为本土知识分子，面对着同样的绝望，同为“历史中间物”。

如果说赛义徳的情欲建基于漫长的殖民史，那于“我”而言，问题则是独立后的苏丹何去何从。留学时“我”就踌躇满志，像宣誓一样说要保护本民族的特色，表达建设国家的信心。后来“我”回到苏丹，就职于首都喀土穆的教育部。可就在任职期间，“我”才看到那些非洲领导人的可鄙嘴脸。当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抱怨孩子上学每天得奔波好几公里路时，这些非洲的新贵们，以共同研讨切磋教育的名义斥资一百多万磅修筑起一座独立宫殿。他们“脸上油光锃亮，嘴巴大如豺狼”，其中一个部长在演讲中堂而皇之地说：“每个受教育者今天都想住舒服的办公室，住有空调设备的花园洋房，坐美国造的汽车，来来往往在大街上奔驰。我们如果不把这种痼疾连根铲除的话，那就会在我们身边出现一个和我们的生活现实水火不相容的资产阶级。”其发言令人乍舌，只差主张非洲人应该永远去做苦力了。而该部长自己，每年都要去瑞士的别墅避暑，“饱食终日和玩弄女人”。原来，非洲统治者不见得比殖民者好多少，掌权者的贪腐像汹期的尼罗河般泛滥。

动荡的时局中，政治人物轮番粉墨登场。当革命者以“人民”的名义燃起火把叫嚣时，他们心里盘算的是掌权后可攫取的利润。在失望的时刻，“我”的目光转向了这片土地，尤其是土地上像“我”爷爷这样的人。在“我”眼里，爷爷宛如一棵苏丹本地皮厚尖刺的沙棘，几十年如一日地顽强生活。不论瘟疫流行、饥馑频发还是战祸四起，爷爷似乎都不为外界所动。他年近百岁，每天还蹦上蹦下地骑驴子，天还未亮就赶去清真寺做礼拜：一个铜质的小净罐，一张虎皮拜毯，一串檀香木的念珠，一个在岁月的长河中让人暗暗惊奇的老人形象。从寄希望一个独立的国家，到叹服于默默无名的普通苏丹人，相当于从民族国家转向本土文化。那么，“我”精神的依归在此是否找到了一个落脚点？答案是否定的。非洲农村生活表面的自足稳定性背后，是那可怕的思想痼疾。其中，尤以阿拉伯文化主导的男权主义为甚。小说写道，赛义徳去世后留下的遗孀哈赛娜不幸被年过七十的瓦德·利斯看上。瓦德·利斯一生色欲熏心，插科打诨，毫不避讳地叫嚷着“哪种乐也大不过交欢的乐”。他跟哈赛娜的父亲提婚，后者竟答应了。处于困境中的哈赛娜被迫嫁给瓦德·利斯，但婚后拒绝其近身。在一个气急败坏的夜晚，瓦德·利斯撕破了哈赛娜的衣服并虐打她，而哈赛娜在反抗中亲手阉割了她的新丈夫，然后自杀。哈赛娜之死如早有预感的闪电，在“我”心中投下一道阴影。但是，更让人绝望的则是村民们的反应：他们纷纷咒骂哈赛娜而同情瓦德·利斯，就连爷爷也不例外。他们把这件事视为村庄的道德污点，当别人问起时个个保持缄默、绝口不提，生怕因此败坏名声。这是一起发生在苏丹村庄的信息封锁和事件埋葬，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

走向未来的爱情先知

塔依卜曾在BBC广播电台的阿拉伯语部门工作，后升职为戏剧部主任。在英国定居期间，他在阿拉伯语周刊杂志上开设个人专栏，写了大量时效性很强的文章，探讨文学、文化问题。从长期的欧洲经历中，塔依卜体悟冲突，并从中获得了一种写作的生长性。由于长期阅读欧洲文学，他很快把更为“现代”的要素带入了阿拉伯文学之中。他开始拥有一种更为大胆的理念，去捕捉那些长期存在、但在非洲讳莫如深的社会经验。比如，前文所述中我们看到的大篇幅性描写，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社会总会引人侧目。小说一时被看作为新兴的地下画报，引起了很多争论。在苏丹国内，他因为这样“出格的描写”一度被禁。20世纪90年代，苏丹当局抨击《移居北方的时节》，将其定义为一部色情作品，认为其亵渎了伊斯兰教义。诚然，小说中弥漫着非洲式的激情和幻想令我们耳目一新；不过，就像人们都心知肚明的那样，宗教和世俗相伴相生，很难说塔依卜对伊斯兰教亵渎了什么。被禁的更为本质的原因在于，他对苏丹国内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尖锐描写让政府感到不悦。特别是当塔依卜开始被国外读者阅读时，当局为小说中那样一个并不“正能量”的苏丹形象而感到不满。

塔依卜笔下的一些人物，让我们想起鲁迅等作家小说中的那些底层的农民形象。历史的激荡似乎与他们无甚关联，他们如尼罗河的水车般只在惯性下运转。塔依卜写道：“这里的人麻木不仁，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生欢快，死忧伤……他们不会说我们学到了什么。他们只从河水和树木那里学会沉默和忍耐。”在《移居北方的时节》结尾，“我”对一切感到绝望，本打算借横渡汹期尼罗河而像赛义徳一样告别世界。但就在淹没之际，某种生的念头终于促使我喊出了“救命”。这声内心的呐喊源于一份“责任”，象征着精神上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而这份责任，于塔依卜·萨利赫而言，首先就是去处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中篇《宰因的婚礼》中，他就以一种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处理了该问题。

宰因是个发育不良、头脑简单的农村青年。他常年混迹于各家的婚礼现场，讲段子、造欢乐。当他看到谁家姑娘漂亮，就会四处嚷嚷着他看上了人家姑娘。经他这么一宣扬，姑娘便会芳名大震，吸引远近的乡绅、名流或少年登门求亲，把她娶走。而宰因呢，这时好像完成了一项工作，开始寻找新的目标，开始新一轮“风流韵事”。宰因成了一位爱情的传播者，但谁也不认为有哪位姑娘真正愿意嫁给他。直到有一天，村里的姑娘妮阿玛，一位被许多男子爱慕的姑娘，主动向宰因求婚，这才引得众人称奇讨论。苏丹是非洲穆斯林国家，其文化性格与宗教和本土风俗之间均有紧密的关系。小说以此为契机，作者引入各色人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苏丹农村的风俗画，包括饮食、人情、婚丧等。尤其他笔下婚礼，呈现出一派欢乐、世俗而混杂的场面：

就连“绿洲女郎”也敢在伊玛目眼皮底下舞蹈、歌唱……长老们在一厢诵读《古兰经》；女郎们在一厢跳又唱，唱赞美诗在一厢敲打手鼓；青年们在一厢开怀畅饮。到处都是欢乐的声音，彷佛这是各路人马的一场大联欢。（《宰因的婚礼》）

塔依卜对宰因婚礼的描写浓墨重彩，字里行间好像流动着经卷的诵读和欢乐的非洲鼓点。通过宗教仪式和世俗生活并置，塔依卜让我们看到苏丹精神的活力所在。这种活力并不以反对伊斯兰起家，而是将之包蕴其中。或者说，它源于塔依卜对本土伊斯兰的另一种解读思想；该思想具有非洲民族的特征，主要由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撑起：侯奈因、宰因和妮阿玛。

侯奈因是一位超凡脱俗、潜心宗教的修士。一年中，他在村里封斋、礼拜六个月，剩余的时间则到南方的沙漠中度过。少有人了解他去过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生活。侯奈因的形象，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即苏非传统。在历史上，苏非的出现源于他们对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敛财压迫的不满；他们放浪形骸本身就是一种跟当权者不合作的态度。苏非主张宗教的核心就是“爱”，侯奈因则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能点化人心，救人性命。宰因，正如我们前文已述，看起来像漫画的小丑。他力大无穷，常常莽撞；但与其他人相比，心里没有任何的城府和算计，像天赋一样乐意牺牲自我而作他人嫁衣。单薄的胸膛里，栽培着一棵忠厚、善良的心。妮阿玛十分漂亮，但不在意自己的容貌。她虽是姑娘，但从小要求父亲送她去私塾学习《古兰经》。她理解经文的方式不同于刻板的背诵，而是充盈着爱的情感。从经卷中她领悟到自主、奉献和责任。“她分担母亲的家务重担，大事小事都要参与意见。”妮阿玛凡事都是自己拿主意，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尤其是在意中人方面，不论是富人的儿子还是知文识礼的教员，要是她看不上都会耸耸肩。她想要跟宰因结婚，也没有人能阻止。塔依卜通过这三个鲜明形象，寄予了他心目中的非洲-伊斯兰的文明精神。他们既是对历史文化的提炼（侯奈因），也体现着作者颇具现代性的创造力（宰因和女性妮阿玛）。塔依卜相信文学、文化要基于前人，但本质上永远是一种待创造的声音。而小说的虚构性，是我们需要的精神力量，为生活的理想提供一个雏形。

2009年2月18日，塔依卜·萨利赫因肾衰竭在伦敦一家医院溘然长逝，享年80岁。他的遗体被空运到苏丹，埋葬在乌姆杜尔曼的巴库里公墓，有几千人参加了葬礼仪式。塔依卜·萨利赫的一生和文学密切相关，让人想到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看法：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第三世界文学总是可以当作“民族寓言”来读——个人欲望总是与民族的历史脱不开关系。从詹姆逊所处的欧洲中心出发，阅读的习惯或许总会使之走向这样一种解读效果，不过于我们而言，“第三世界”并不是遥远的彼岸——毕竟，詹姆逊当时就把中国也划入第三世界序列。如今时过境迁，我们少有关注“第三世界”文学；偶尔阅读他们变成了一种隔窗遥望或故作惊奇，好像这个世界已全然进化地如购物中心般富丽。在这种情形下，塔依卜犹如远方一个闪烁的标识，吸引着我们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至少，我们可以避开詹姆逊式的转述，去直接听他们说说话，听听《宰因的婚礼》中那激动人心的音乐，以及这些音乐所表达的历史连续的可能。这些声音为《移居北方的时节》的问题指明了方向：从尼罗河中逃生的苏丹知识分子的路在何方？答案是：路就在自己脚下。阅读塔依卜·萨利赫可以是阅读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作家，我们能读到阿拉伯风情的性描写。但阅读塔依卜·萨利赫，也在阅读我们自己：风流之外别无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