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思想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被誉为“康科德圣人”，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被称为市场的“先知”。凭借其高超的演讲术，他不仅获得文学市场的巨大成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文学的走向：一味模仿欧洲高雅品位的文学作品逐步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本土气息浓郁的小说、散文和诗歌。

爱默生的朋友、哲学家布朗森·奥尔科特曾说“公共演讲是美国的发明”，并将这一发明权归于爱默生。而爱默生本人则谦逊地坦承，作为演讲家，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30年代新英格兰兴起的“学园”运动。学园运动通常由各地方行业协会主导，目的在于普及知识、教化民众。其通行做法是协会筹措专款，并指定专人（即“秘书”）负责。学园秘书的职责通常包括延请讲师、拟定议题、商洽报酬、落实场地等——梭罗担任过康科德学园的秘书，霍桑则担任过塞勒姆学园的秘书。在霍桑任职期间，他数次邀请爱默生和梭罗前往塞勒姆演讲，梭罗名篇《论公民不服从》即为1847年在该地演讲的产物。一次演讲不仅能扩大演讲人知名度，而且还能获得不菲的报酬，爱默生和他的友人们遂纷纷登上讲坛，利用这一方园地传播他们的思想学说。不过，谁也没有取得爱默生那样的成功。

以奥尔科特为例，他在波士顿举办过“神庙”学校，在“超验俱乐部”素以雄辩口才著称，人称“谈话王子”，但也许是话题太过深奥，他在讲坛上的滔滔不绝最后演化为令人反感的“一言堂”，听众在他咄咄逼人的语气中感受到“碾压”，不少人愤而退场。另一位踌躇满志的演讲家是梭罗。作为哈佛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梭罗的古典文学素养功底不凡，出口成章。跟奥尔科特一样，他也有成功的执教经验。毕业后他与兄长一同创办的康科德学校在当地风行一时，人满为患，但奇怪的是，梭罗的演讲同样遭遇惨败。他后来对爱默生抱怨听众反应太过冷淡，而他自己也不肯为迎合听众改弦更张——因为听众“太差劲”。“凡是大受听众欢迎的，”梭罗断言，“都是老生常谈。”对此，爱默生自然不敢苟同：“我野心勃勃，希望写出来的东西通俗浅显——务必要以一种彻底的唯物的态度，使得人人开心，皆大欢喜。”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将演讲家爱默生与奥尔科特、梭罗以及其他所有人区别开来。

牧师世家出身，爱默生天然具备演讲家的“布道”特质。他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伴随着威严而不失礼仪的形体态度，极具感染力。据说现场有相当部分的妇女听众，比如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利迪安——她们对于演讲的内容往往不甚了了，但被演讲家的“卡里斯玛”和强大气场所折服，听得“如痴如醉”。当然，相对于外表，爱默生演讲的内容更为引人入胜。他本人学识丰赡，而且勤于笔记摘抄，他将个人笔记本称为“储蓄银行”或“矿藏”，由此打造出汪洋恣肆、字字珠玑的演讲稿。譬如他在哈佛神学院发表的《美国学者》演讲，连大文豪霍姆斯亦为之折服，盛赞其为“美国人思想上的独立宣言”——更不消说一般听众了。

演讲的成功，首要因素在于选题。爱默生演讲的题目从文学文化到政治历史以及道德法律，可谓无所不包。从日后由演讲稿整理出版的《随笔集》（第一、二卷）来看，他的论题几乎触及当时美国民众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但不限于18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兴起的禁酒、废奴、教育改革、道德改进以及妇女权益等运动。像18世纪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历书》一样，爱默生的演讲成为普通家庭的“宝典”，爱默生本人由此也被誉为美国的“先知”。而且，与富兰克林在书中阐明的“致富之路”一样，爱默生演讲中尽管不乏浪漫派作家对商业及贸易一贯的鄙视与抨击，但总体而言，19世纪中期勃兴的市场和商业却是其中贯穿始终的主题。

作为哈佛学院训练有素的古典学者，爱默生在演讲中却刻意避免奥尔科特式的“掉书袋”，转而采用通俗易懂的平实之语，许多时候甚至不惜以美国本土的粗粝意象取代欧洲文化传统中典雅的“陈词”——批评家或称之为“本土幽默”，比如他将死读书的人称为“书虫”，以“火山渣烤鸡蛋”形容其行事荒诞；将异化的劳动者比作“破碎的残肢”，而他自己则化身为“透明的眼球”，可以洞悉宇宙自然的奥秘。类似夸张新颖的表达是爱默生长期精心锤炼的结果，别开生面，也广受欢迎。1850年代，纽约著名记者N. P. 威利斯在“商堂”聆听爱默生演讲，偌大的讲堂座无虚席，记者被“挤至墙角，终场动弹不得”。1860年代以后，爱默生如日中天，成为享誉英美和欧洲大陆的文化名人，其演讲更是一票难求。

以商业取譬是爱默生演讲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文学市场取得成功的一大奥秘。在《论财富》一文中，爱默生曾描绘果园中的桃子走上集市的过程，并声称“所谓商人的本领，就是把货物从丰富之地运往稀缺之地”。《论财富》一文直到1860年才发表，但其实早在1851年到1852年间，爱默生就以讲座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商业“贸通有无”这一独特功能的嘉许，这基本也代表了19世纪中期以后爱默生对商业及市场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默生的演讲被时人称为美国“致富福音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的演讲与著作中，爱默生并非丹尼尔·亚伦所说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预言家”，而是对资本主义市场持怀疑乃至批判态度。

受波士顿“机械学徒协会”邀请，在1841年一场名为《人是改革者》的演讲中，爱默生便直言不讳地抨击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一一列举了交易中俯拾皆是的罪恶行径。他认为身处当今之世，“政府、教育甚至宗教都受到了商业精神的影响，因此，在现今的人类社会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抵制商业侵袭更重要的了……贸易携带金钱、蒸汽、铁路侵入自然，破坏人的平衡，建立起一种无处不在的专制，其暴虐胜过巴比伦和罗马”。在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之下，人的操行品性也成了致富的工具，用爱默生的朋友乔尔·霍斯牧师的话说，“个人的品性犹如商场的股票，拥有越多，获利越多”。

爱默生对“商业时代”的厌恶其实与他一向奉持的个人主义信念息息相关，在他看来，自力更生不是必然结果，而是商品交易下迫不得已的牺牲品。不合格的商品（人和物）是无法在市场交易中存活的，因为成功的交易必然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卑躬屈膝、墨守成规，甚至可能包含个人意见和崇高信仰的妥协，以此委曲求全”，为了赚钱，所有人都不得不“日复一日辛勤劳作，还要低三下四，阿谀奉承”。在《论自立》一文中，爱默生借用从商业交易中汲取的意象来表达他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正在消除人的独立性：“社会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为了面包，必须牺牲自由。”因此，他的结论是，“贸易如今是世界的主人——政府只是热气球上的降落伞”。

在1841年的另一篇演讲《自然的法则》中，爱默生指出，物质利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充斥着投机和渔利的欲望，而一旦投机失败，农场、学校、教堂以及人的心理都会黯然失色，萧条贫瘠。尽管爱默生一再否认自己对“商业市场”怀有敌意，但很明显，这一时期他对市场的反复无常和剧烈波动所造成的后果充满疑虑。

然而，在随后的《补偿》一文中可见，爱默生的态度已稍有改变。由于“财富具有道德属性”，爱默生相信具有进取心且工作中诚实守信的人，在交易过程中“有资格不去妥协”，而且“也不会染上铜臭”。爱默生推崇“商业这一新的反封建力量，包括铁路、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其历史是引导着人类神圣而友好的命运”。后来，他在《论财富》演讲中进一步论断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并相信“财富带来自身的制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不干预……别给优惠，制定平等的法律：保障生命财产，你就不必去救济”。此时他俨然已“成为一个工商业资本主义辩护者”：他认为市场的力量足以消弭权威，消解传统，消除枷锁——很显然，此时他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已有根本改观。

与此同时，对于促进商贸发展的科学创新，爱默生并非一味拒斥，相反为之欢呼呐喊。如在《论自然》的演讲中，他赞美人类“用铁条铺路，在上面架起一辆载满人、动物和商品的列车，像老鹰或燕子一样，在乡间飞来飞去，从城镇之间来回穿梭……他去邮局，就有邮差为他跑腿。他去书店，就有作家为他读为他写”。在后来的演讲中，爱默生更是不无自豪地讴歌穿越丛林的列车，“蒸汽机头鸣响的汽笛，有如仙乐飘飘”——对比梭罗对波士顿-康科德铁路开通的嘲讽“不是铁路载人疾驰，而是人背负着铁路”，可以看出爱默生对时代潮流把握的敏锐性和预见性。

爱默生对商业的赞许也是聆听他演讲的绝大部分听众的共同心声。1851年，爱默生应邀到匹兹堡做演讲。当地店铺老板在演讲之日纷纷关门歇业，不仅是他们本人，而且连同伙计一同前往聆听演讲。在老板们看来，爱默生演讲中寓涵的“商业价值”远大于伙计一天的劳作。事实上，爱默生本人也发现，听众对具有“实际商用价值”的演讲话题更为关心，对于抽象玄妙的哲学命题则明显缺乏热情，他本人在随后的演讲中也相应作出了调整。

可见，与爱默生此前对商业和市场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不同，在19世纪中期以后，爱默生的态度产生了转变：由憎恶、怀疑到大唱赞歌（利奥·马克斯认为超验主义者多排斥金钱，视之为“鄙俗不堪”，唯爱默生认为可以藉此实现个人价值）。爱默生相信商业在旧大陆败坏人心，在新世界则可以解放人性，并为人类带来世界和平。他在演讲中不止一次宣称，他尊重的不是财富，而是财富带来的自由和自立；或者像评论家所说，爱默生在“虚幻的理想主义和自利的实用主义”之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是因为爱默生将追求财富视为“富有浪漫想象的探险”，而他本人堪称是19世纪文学市场的“直接受益者”。

1830年代，爱默生的演讲年收入不到500美元。1840年代，年收入近千美元（以1846年为例，记录在案的演讲收入约900美元）。此后一路飙升，至1860年代达到高峰，公开演讲每场不低于100美元，小型的系列“谈话”通常持续一两周时间，收入过千。保守估算，此时爱默生的演讲收入已达到甚至超过他的总收入（稿酬、版税、银行利息、铁路股票等）的一半之多。对于商业演讲所取得的成功——正如他的著作出版一样——爱默生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市场的合力：由出版商、读者以及听众所组成的文学市场需要打造偶像，而他本人恰好躬逢其时。1870年代，爱默生曾不无感慨地说：“老年是最好的广告。你的大名在书上反复出现，证明你的书值得去买。”

值得注意的是，爱默生在演讲中传布的关于“成功的流行观念”在新英格兰地区备受欢迎，显然与当地深厚的清教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美国著名文化学者范·布鲁克斯曾打过一个比方：“你们将旧酒装进了新瓶，当发生炸裂时，香气散发进入空气，而酒则洒到地上。溢出的香气，或称理想，变成了超验主义，而酒，或称现实，变成了商业主义。”对超验主义者爱默生而言——评论家称“超验主义是清教思想与人道主义的混合物”——财富不仅象征世俗的成功，更代表个人的“自立”。而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学说最核心的教义，就是教人自立。尽管“资本主义”一词要到南北战争之后才正式出现，但像富兰克林一样，爱默生也早已兼具一种超乎同时代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830年代金融危机期间，波士顿地区6万名工人面临失业，忧心忡忡，而爱默生担心的却是“暴民哄抢银行，令富人的资产蒙受损失”。

尽管此时的爱默生在日记中不时抱怨金融危机导致“身价贬值”，但事实上他从未真正放弃市场。据考证，即便在经济“大恐慌”期间（1837-1841），他的听众平均每场仍多达400人，收入稳定且相当可观。哈佛教授萨克凡·伯克维奇对此加以研究后曾作出论断：1840年代，美国文化发生重大转折，从精英聚会到综艺表演（如爱默生演讲），使得雅俗共赏的文化变为一桩有利可图的营生，这一方面强化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一方面也对其提出了挑战。超验主义者刻意回避商业化，但其思想意识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商业化的烙印。以爱默生为例，虽然他对“物质主义以及市场制度带来的不公平”多有抨击，但在1850年代前后，却奋不顾身投向市场，从超验转向唯物，从高雅转向通俗。著名学者F.O.马西森宣称爱默生在“超验主义和富兰克林之间取得了最佳的平衡”，可谓是对爱默生与文学市场关系最中肯的评价。另一位著名批评家玛丽·凯顿将爱默生称为“美国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首席代表”，亦极为妥当。

爱默生的好友玛格丽特·富勒曾半开玩笑地说他“最擅长衡量价值，以便于市场买卖”。有人据此宣称爱默生毕生宣扬的是庸俗的成功学，是朗费罗、洛厄尔以及亨利·詹姆斯等高人雅士避之惟恐不及的美国文化中“粗鄙”与“褊狭”的一面，必须要从美国国民性中加以摒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源头：它是清教徒-扬基佬的奇妙合体，也是盎格鲁-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化身。1980年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声称爱默生的这一通俗化转向在美国文学史上意义重大：19世纪中期以后所有重要作家——从马克·吐温到德莱塞，从海明威到杰兹菲拉德——无不受其影响。由此，“美国文学，在美国革命之后，取得了真正的独立”。而富勒在1844年决定告别康科德文人团体及《日晷》杂志，远赴纽约加盟《论坛报》，开始为普通民众而写作，并被誉为“纽约的公共良知”，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文化通俗化转向的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