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近年来，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风俗（如传统节日）等传统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当代儿童文学特别是图画书的创作实践中，有力地提升了当代儿童文学的文化感：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素材”和“知识”参与创作；另一方面，部分作品真正将传统文化思想融入作品的深层内蕴中。对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视，特别是对承载着丰富文化信息的汉语言的珍视，使得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有望更好地接通古典“文学”与古典“文化”之脉，创作出更多有文脉的汉语儿童文学作品。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出版、传播、阅读、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其中，“文化”的缺失大约是最突出的因素之一，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2012年，方卫平连续发表《童年写作的厚度与重量——当代儿童文学的文化问题》《儿童文学作家的思想与文化视野建构——关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思考》两篇长文，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在前一篇文章中，方卫平敏锐地指出：“在写作的技艺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文化层面的思考和突破将成为儿童文学作品能否完成下一步艺术蜕变的决定性因素。而这正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瓶颈之一。在今天，缺乏文化，或者说，缺乏有穿透力的文化思考和有厚度的文化内容，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个致命症结。”[1]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传统文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儿童文学领域亦是如此。传统文化题材及相关元素，越来越受到儿童文学创作者的重视，这也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场所呈现出的崭新气象。

一

在直面儿童文学领域的这一现象之前，或许我们需要稍微回顾 20世纪 80年代那一场重要的文学思潮。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共同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就当时出现的创作现象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1985年夏，作家阿城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指出中国文学与世界他国优秀文学相比，在文化开掘方面尚有缺失，同年，作家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中。”这些讨论构成了“寻根文学”思潮的重要声音。文学史家陈思和当时即注意到这一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他运用“整体观”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处境进行了有力的论述：“从五四到新时期，中国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经历了片面否定、片面肯定、重新评价这样三个阶段，它既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对文化和文学的一种制约，又是新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一个辨证发展”[2]；陈思和还指出，在接受了随20世纪科学发展而形成的“世界现代意识”的基础上，“新时期文学对民族文化获得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并且自觉地把它转化为美学形态，容纳到文学创作的基本审美特征之中。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我们相继看到了废名、沈从文等人的作品突然被人们的现代审美观念所 ‘照亮’而再度 ‘发现 ’，看到了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吴若增等相继写出了为人称道的充满民族文化意识的小说……” [3]遗憾的是，这股强劲的风并没有给当时的儿童文学带来太大的影响，或者说，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没有出现如此自觉的“文化寻根”意识。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热潮也许可以算是对“寻根文学”的一个遥远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参与并非始于近年。一般印象中，20世纪早期，儿童文学创作者对“传统”的态度是完全摒弃的。但实际并非如此。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初期，对古典文学的改译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193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学生文库》就包含吕伯攸编著的《中国童话》（1—4册）。这套书中，他从传统文学中取材，挑选适合儿童阅读的篇目，用白话来翻译、重写，绝大部分作品语言清新简洁、朴素生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可读性与艺术性之间取得了平衡。如《聊斋志异》之《种梨》，大致情节是老道士向卖梨者讨梨，遭到拒绝斥责，好心人就替老道士买了一个梨，老道人吃了梨肉，把梨核种下，瞬间长出了梨树，结出了累累的果实。在蒲松龄笔下，人物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是文言，语调铿锵有力，节奏鲜明，隽永有味，但是对于缺乏文言修养的儿童，是颇为费解的。在吕伯攸笔下，故事活泛了许多，他有意使用对比、重复、排比等多种修辞，契合于儿童的阅读心理，在用字方面更是颇为斟酌。例如，“竟连那卖梨儿的乡下人，也踅了过来，悄悄地杂在人丛中，偷看那老道人的把戏”[4]。一句保留了原文“乡人亦杂立众中”[5]的“杂”，原文用作副词以修饰“立”，而吕伯攸将其作为动词使用。“杂”含有“不正”的意味，这个乡人只顾自己卖梨谋利，对于老者毫无怜悯之心，正是老者揶揄、作者嘲讽的“不正”者，该字既写出了他在人群中实际所处的状态，也写出了人性的某种抽象状态。“踅”是吕伯攸新加的字，本义是“来回走，中途折回”，这里既写出了这个乡下人的动作，又写出了他的心理：原来看不起讨梨的长者，要把他赶走，让他离自己远点，现在自己反而凑过来看他的把戏；此外，“丛 ”也是吕伯攸新加的，原文 “众”表示 “人群”，而吕伯攸没有用 “人群” “众人 ”，而是使用了 “人丛”一词，“丛 ”字意为“生长在一起的草木”，用在这里，非常形象地写出了人人都挺立着，精神抖擞、“引领注目”的神态。从《聊斋志异 ·种梨》改译而来的《梨道人》显然是一篇优秀的叙事类儿童文学作品。又如，新诗倡导者之一刘大白所作《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被认为“以丰富的想象，用儿童的口吻表达了儿童的思维，这是五四时期最具有艺术性的一首童诗” [6]，“它的问世标志着我们儿童诗开始走向成熟” [7]。实际上，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作者儿时记忆中一句富有地方文化色彩的谚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对传统文化的自然汲取与作者个体本身的文学、文化积淀密切相关，其动力更多地来源于创作者内部的文化本能。而近年来，传统文化因素受到创作者的重视，一方面与整体时代氛围对传统文化的呼唤有关，另一方面与当下的语文教育改革有关，这也与“国语运动”形成了遥远的呼应。儿童文学再次成为语文教育重要的课程资源。在“统编本”《语文》教材中新增加的篇目中，“传统文化”题材的课文及 “儿童文学”课文占了很大比重，这就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了。

二

“传统文化”是一个极为丰富、驳杂的概念。对近年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传统文化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风俗（特别是传统节日）、古典文学等方面。那么，这些传统文化因素是如何参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的？在作品中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首先，民间文学资源（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作为儿童文学的“改编”素材受到格外的青睐，尤其体现在图画书（也称绘本）创作领域。早期主要创作成人绘本的熊亮近十年来致力于儿童绘本的创作，用心于传统题材的改编，完成了《年》《二十四节气》《京剧猫》《南瓜和尚南瓜庙》《小石狮》《梅雨怪》等代表性作品。2015年，作家向华与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工作室的学生在查阅、梳理大量民间文学的资料后，共同创作完成了中国民间童话系列（如《长发妹》《小狐狸》《火童》《鱼姑娘》《十二王妃》）绘本，这是对中国民间童话较为集中的“图像化”表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原创绘本精品系列（如《晒龙袍的六月六》《百鸟羽衣》《穿墙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冯健男创作的“中国故事绘”系列（如《神农鞭药》），清华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名家经典原创图画书”系列（如江健文绘、陈梦敏文的《和合二仙》），也是这类成果。另有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保冬妮京味儿绘本”系列，如《牡丹小仙人》（The Little Peony Fairies）、《咕噜咕噜，涮锅子》（The Bubbling Hotpot Restaurant）等，将民间传说融入当代生活故事的讲述，别具风格。

除了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童谣也受到创作者们的重视，蔡皋的《月亮粑粑》和《月亮走，我也走》的文字部分以长沙童谣为基础进行了新的整理编选，寄托了作者对长沙方言及其承载的地方文化的珍视[8]。在童谣改编的图画书方面，周翔根据北方童谣创作的《一园青菜成了精》尤其值得重视，文字部分朗朗上口：“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最近几天没人问，他们个个成了精。绿头萝卜称大王，红头萝卜当娘娘。隔壁莲藕急了眼，一封战书打进园。豆芽菜跪倒来报信，胡萝卜挂帅去出征……”句式整齐匀称、富有韵律和生活气息，又形成了鲜明的色彩感、画面感，真正抓住了“物”的特征，读来趣味盎然。

在近年来的图画书创作中，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民间艺术的运用引人注目。

尽管在大多情况下，与剪纸、刺绣、京剧、元宵灯等有关的元素被嵌入作品细节之中，有时略显牵强生硬，但也出现了一些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达成契合的精品。从远古先民时期发展而来的传统节日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悠远的古典智慧、民族记忆和情感积淀。连环画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系列（《春节的故事》《小年的故事》《元宵节的故事》《二月二的故事》《端午节的故事》《七夕的故事》《中秋节的故事》《腊八节的故事》）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记忆·传统节日》系列都取得了这方面较成规模的成绩。在这些传统节日中，最受全世界华人重视的“春节”也成为图画书创作者们用力的重点，由此收获了若干焕发浓浓“年味儿 ”的绘本如《团圆》（余丽琼/文，朱成梁/图）、《过新年》（徐鲁/文，周东、徐波/图）、《灶王爷》（熊亮图/文）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节日有一定关联、又自成一体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二十四节气”作为古老中国农耕文明的智慧成果在今天的农业生产中仍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凝聚着自然之美与人文气息的节气绘本（如《二十四节气旅行绘本》《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值得关注。

优秀的文人创作特别是古典文学（如经典诗词及《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富有幻想色彩的作品）也受到重视。早在 1993年，蔡皋创作的《荒园狐精》就曾获第 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 “金苹果奖”，该作品是对《聊斋志异》中狐狸故事的改编。在绘画中，蔡皋对主人公宝儿眼睛的颜色做了特别处理，在她的笔下，宝儿的眼睛会变颜色，一会儿是蓝的，一会儿是黑的，这是对故事情节的创造性表达。而最近几年，现代文学中一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经典作品（如鲁迅《社戏》、老舍《北京的春节》、汪曾祺《求雨》）也被作为重要的绘本文字资源。

三

在当代儿童文学，特别是图画书这一文类中，多数情况下，传统文化是作为文化“知识”或“材料”被运用于创作中的，只有少数创作者真正实现了基于文化视野上的再创造。正如方卫平所指出的：“真正见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底蕴的，不是客观的文化知识，而是建基于知识之上的文化视野和情怀。”[9]那么，如何让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更加“内在”于创作实践？如何让故事的讲述与民间传统艺术的形式更好地融合？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中国首位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与华人插画家郁蓉合作完成的绘本《烟》特别值得关注。剪纸艺术的运用是这部绘本在形式方面最突出的特色。其实早在2008年，熊亮就曾将“剪纸”的技法融入于绘本《纸马》的设计中。但是，《烟》中剪纸艺术的运用并非局部的、装饰性的，而是真正与文字部分的故事讲述形成了合奏。故事的乡村背景、人物塑造、环境设计，情节发展中的“东”与“西”、“胖”与“瘦”、“黑烟”与“白烟”、对立与和解等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矛盾双方对立转化的思想。这些设置与剪纸中“光”与“影”、“虚”与“实”的原理彼此呼应，是一部具有思想文化底蕴、图文合奏的优质图画书。

天天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系列之一、龚燕翎创作的《天衣无缝针》亦值得关注。作品文字部分塑造了“我”——一个寻找逝去的外婆的小女孩形象。故事内容情节设计与图画书材质（宣纸）、形式（刺绣、水墨画）的运用相得益彰。“我”相信外婆是一个仙女，她有一根叫“天衣无缝针”的“魔法绣花针”。外婆在“我”的红裙子上先后绣下了“一千层花瓣的花朵 ”“长着黑色豆眼的蝴蝶宝宝”“踮着脚跳舞的小小鸟”“白云朵 ”，但是它们全都离开了，最后，连外婆也随着白云离开了。至此，我们会理解这个故事内在的沉重主题：“离别”。每一次离开，总是在红裙子上留下一个“洞”，而仙女外婆总是会用天衣无缝针绣上新的东西来弥补这个“洞”，可是，当外婆与白云一起离开，再也没有人来为“我”修补红裙子上的“洞”了，再也没有人来使用天衣无缝针了。作者将“离别” “失去”这样抽象的大主题具象化为心爱之物“红裙子”上的“破洞”，“裙子上的洞”与“情感上的洞”形成互文，巧妙地利用了汉字多义性的特点，想象大胆奇特又合情合理。在后面的故事中，“我”并非一味沉浸于失去外婆的伤痛情绪中，正是在追寻外婆的路上，看见了像“银色的针”一般的 “月亮的光”。由此，故事由童话常用的“幻想叙事”进入“梦境叙事”，亦梦亦醒间，“我”依次遇见了小老鼠、大猫、小兔子，让“我”惊讶的是，小兔子也在寻找她的仙女外婆，她身着的红裙和“我”的一样——也破了一个洞。于是，“我”和小兔子结伴同行。行前，“我”提议：“让我先为你的裙子绣上一朵小白云。”当“我”用“绣”的形式为小兔子修补红裙子上的破洞，也是修补外婆的逝去给自己心灵留下的破洞，通过“绣”这一实际的活动，“我”建立了与外婆的精神联系，这正是最好意义上的文化传承 [10]。作者将深沉的情感融化在一字一句、一针一线里，含蓄的情感与传统文化的形式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传统文化元素的参与使得图画书的“文化感”仿佛陡然提升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已经有研究者敏锐地指出，中国原创绘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文学性”。“绘本”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大文学的组成部分，文学性的缺失从根本上制约了绘本艺术含金量的提升。那么，如何在运用传统文化的同时着意提升作品的文学感？这不单单是儿童绘本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整个儿童文学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这方面，有一个较为根本的问题是需要特别提及的，那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古代汉语”，重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语言对古代汉语文学语言资源的汲取，也许更能内在地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多年前，曹文轩就曾指出：“当代作家不修旧学，不习古代汉语，在语言上所显示出来的一大弱点便是语言质地太差当代作家自在许多方面胜现代作家一筹，而又在许多方面短现代作家一截。而最大的差距恰恰就在语言上。古代汉语的凝重、端庄、雅致、斯文气，已深入鲁迅等人的骨髓。尽管他们没有再去知乎也哉地机械地沿用先人的文言，但古代汉语所养育起来的一种气质，却浸润到文字中间去了。”[11]身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批评、创作场域中的曹文轩，显然并非仅仅从 “儿童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论述语言问题，他的观点与诗人郑敏、学者评论家王一川、郜元宝、张新颖等从诗歌创作实践、美学、语言哲学、文学审美解读等角度进行的语言研究相呼应，共同参与着当代文学语言更新的理论建设。也许正是因为具备这样的视野，曹文轩的创作从不俯就儿童，而是致力于通过文学语言“长养”儿童的精神气象，对于语言的价值，他有着深刻的理解：“语言最小的意义，大概可见一个人的气质，而最大的意义则可见一个民族的气质。古代汉语曾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气质形成中起到过看不见但却极深刻的作用。”曹文轩在创作中十分注重从古代汉语文学中汲取营养，他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焕发着古典气息，许多词语看似寻常，其实多是从古典文学中“化”出来的。例如《草房子》第八章写杜小康和父亲一起离开故乡去远方的芦苇荡放鸭，文中随处可见的“异乡”“浮云”等词汇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等经典诗句。又如，《烟》这部图画书故事非常简单，主要讲述乡间两户人家从彼此敌对到化敌为友的过程，让我们意识到在人与人的相处中要学会多多发现对方的“美”，但是文中完全没有说教的成分，而是通过描绘两户人家屋顶的炊烟——“白烟”和“黑烟”的飞舞、缠绕、聚合，写出了天真无邪、触动人心的童真童趣，让读者在诗情画意的熏陶中获得生命智慧的启示。而“诗情画意”的“源泉”正在于作者选择了“烟”——做饭时从屋顶烟囱里冒出来的“烟”——也即是“炊烟”这样一个意象，配之以水乡背景，深深地唤起了人们对“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陶渊明《归园田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邵雍《山村咏怀》）、“雨后千山净，炊烟处处新”（王冕《雨后》）等诗词的悠远联想。

此外，不妨将翻译的外国作品也纳入视野，作为可资借鉴的例子。韩国作家洪淳美创作的《时间的礼物》用极其简洁、朴素而华美、富有概括力与想象力的文字讲述了一个暖意融融、简单而深刻的故事。作者将一天的时间分为五个部分，并将这五个抽象的时间概念具象化为白、蓝、黄、红、黑五个兔宝宝。前面四个兔宝宝分别得到了时间老人的礼物：薄雾、清风、阳光、晚霞，但是深夜却没有得到礼物，也许是时间老人忘记了。于是，其他兔宝宝纷纷把自己的礼物分享给深夜，深夜由此摆脱了孤独，同时，它也赠出了自己所能给予的礼物：婆娑可爱的影子。在故事的最后，兔宝宝们甜甜地睡着了，“做着幸福的梦”。谈凤霞在评论文章《时光流转的美妙与温爱》中对这部绘本的艺术性给予了细致的论析，她读出了潜藏在文本中的“宇宙”的“大智慧”：“宇宙也是有其大智慧的。作者在故事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都呈现光明与黑暗的孕育，前者作为故事的开端表现得更为简洁，而后者作为故事的结束——其实也是‘延续’，则完整地画出了黑白两只大兔子身体卧成的圆圈，一如东方传统文化中的‘阴阳鱼太极图’。……东方文化中的生命相互交合与转换的哲思被作者巧妙地含蕴其中了。”[12]我们会发现，文化，在这部绘本里融化为“智慧”，上升为一种世界观，在这个世界里，万物有“灵”，万物有“声”，且万物有“情”，体现了非常完整的童话思维。

在《烟》及《时间的礼物》这样文学味浓郁、诗意感充沛的图画书中，“传统文化”因素内在地参与了它们的故事讲述和图像表达。可以说，这些作品真正接通了本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是有“文学”与“文化”之脉的儿童文学。

近来，陈思和在回答有关儿童文学创作的提问时谈到：“通过记忆把自身的童年生命因素复活起来，通过创作活动把它转化为文学形象，那是儿童文学中最上乘的意象。”[13]通过“回忆 ”来实现作者“自身的童年生命因素”的“复活”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再现作家个体的童年记忆，另一种是指要复活作家个体儿童时代的心理、思维与生命状态（包括观察世界的目光与方式）。这也许是我们常说的“童心状态”的别样表达，这两者其实都包含了共同的关怀，即儿童文学创作者要树立文学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不是仅仅从外部观察儿童、俯就儿童，而是要善于发现自身的“童年（儿童） ”因素，来打量世界，并把这些转化为文学形象。这让我们想起周作人在谈及安徒生童话时一再提到的“小儿之目”与“诗人之笔”[14]的具体表达，我们会发现，这一表达一方面重在对儿童思维的尊重与理解，另一方面重在对创作主体（作为诗人、文学家的成人）身份的理解与尊重，正如杜传坤所指出的：“儿童文学需要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平衡一种关系，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15]在笔者看来，优秀的儿童文学应具备两个要素—— “儿童性”与“文学性”，也可以说优秀的儿童文学应具备两个焦点 ——“儿童”与“文学”，在儿童文学创作主体富有个人风格的创作活动中，这两个要素得以对话、融合，由此才能创造出上乘的儿童文学。

总之，传统文化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但是如果运用不当，无论对于文化的传承还是对于儿童文学自身的发展都可能是不利的。因此，笔者以为，一方面，创作者要有运用传统文化的自觉，另一方面要保持警惕和敬畏之心，避免滥用和误用。这就要求创作者花时间、沉下心来真正亲近传统文化、文学本身，接受其熏陶，感悟其气息，从而获得灵感的激荡，同时既要走出“教育工具论”的误区，又要对“五四”以来的儿童观进行合理的辨析，真正树立合乎时代发展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只有这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才能借助 “儿童文学”这一文类获得崭新的生命，中国的儿童文学也会因“传统文化”的融入而成为“有根”的儿童文学，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有“文脉”的汉语儿童文学。这样的理想的儿童文学作品将是对读者的双重馈赠。我们呼唤更多的“有文脉的汉语儿童文学”。

注释：

[1][9]方卫平.童年写作的厚度与重量——当代儿童文学的文化问题//方卫平.童年写作的重量[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4，4.

[2][3]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演变//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170， 167.

[4]吕伯攸.梨道人.中国童话[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31—32.

[5]蒲松龄.种梨.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12：10—11.

[6]谢毓洁.近代儿童文艺研究[M].西安：未来出版社，2017：199.

[7]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史论[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2：165.

[8]蔡皋奶奶捞出童谣里的月亮[N].北京日报,2016-9-5.

[10]在一次访谈中，作者龚燕翎谈到，《天衣无缝针》的创作是为了纪念逝去二十多年的外婆。在创作过程中，她像当年的外婆一样拿起了绣花针亲自绣出许多纹样。

[11]曹文轩.重说文白之争//曹文轩.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80—381.

[12]谈凤霞.时光流转的美妙与温爱，参见洪淳美.时间的礼物[M].北京：接力出版社， 2016.

[13]澎湃新闻.陈思和：“儿童文学的创作，只能无限接近儿童” [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744292124100211&wfr=spider&for=pc.

[14]周作人.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刘绪源辑.周作人论儿童文学[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35.

[15]杜传坤.转变立场还是思维方式？——再论儿童文学中的 “儿童本位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1).

王利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