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影视界现状。

1、中国电影这几年发展很快，上个月有人统计票房已过600亿。成绩可喜，但毋庸讳言，制片编导演员等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素质及思想能力较差，中国影视剧质量偏低，高票房低口碑现象仍时有发生。不少影视作品受精神视野的限制，内在质量上不去；有些导演牌子很大，作品表面上光怪陆离但毫无精神内涵；有些作品国内很火但很难走出国门；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无脑到令人惨不忍睹的程度。广电总局每年审批六七百部片子，但能进院线的很少，院线经理选片标准首先是看能否赚钱，其次才是影片质量，还常抱怨雅俗共赏的作品太少。

2、被票房和收视率绑架，不少故事蜕变为“空壳故事”“蚀心故事”。这些故事不再是对生存经验的讲述，而是被经济利益所驱使。相比文学传统，中国影视剧历史短，在文化积累和精神内涵上远比不上小说作品。而“高票房高收视率为王”的市场，加剧了资本崇拜的现实。怎样让故事回到自身，营造出高度文明的话语环境，创造出足以与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并能够体现东方文化特色的影视作品，是当下影视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不平衡的主体间性对社会文化的强制性影响。

影视这种单向传播的特点，构成了编导主体与观众主体之间相互交流的不对等性。我们在座很多理论家，都熟悉主体间性理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交往主体的平等性。但是，中外理论家几乎没有人论及，影视剧的叙事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本人有篇文章特别指出这个问题，即电影叙事主体的话语权对观影主体潜意识具有强制性牵引作用，是一种不平衡、不对称的主体间性。从影视叙事活动的伦理性质上讲，创作主体对其接受主体在潜意识上是一种强迫行为。编导等叙事主体利用正反打镜头特写镜头蒙太奇等手法，把观众缝合到一定的意识形态或者特殊的伦理情境之中，使观众情不自禁地产生情感认同。这种观看中的强制行为，使影视作品对社会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三、从文学到电影的若干问题。

1、当代中国文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大批人才，影视创作现状期待文学对影视深度有效的介入。中国有这么多优秀作家，如果能参与到剧本创作中，相信能把中国影视剧的精神品格提升上去。现在不少作家往往把作品版权交出去以后就不再过问。当然，有些制片和导演认为作者参与改编是为了索取更多利益，往往以小说与剧本差异大为由婉拒原著作者参与，使作者参与改编的积极性受挫；还有些作家认为影视圈太脏太乱也不屑于参与。双方都有各自的鄙视链。其实，这些都是人为因素，相互理解是不难化解的，影视剧改编中不乏优秀例证。现在是文学介入影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在构建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讲述中国故事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经验转换为影视剧的资源和前提是现成的，关键是如何打通文学和影视的专业壁垒。

2、文学作品改编中的介质转换问题。人们常说改编问题是个思维转换的问题。作家有畏难，导演不信任。我认为这不是根本问题。从艺术思维的角度上讲，文学和影视两者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都是神话思维或者说形象思维，意识活动伴随着具体物象一起涌现，即刘勰神思篇中讲的“神与物游”。重要的区别是符号转换。文学创作要把艺术思维直观到的物象，转换成文字符号，而影视剧则是直接把画面呈现出来。文学符号对形象的转换，会丢掉很多信息。在意识中涌现的画面和我们感知经验中的时空是一致的，但在转成文字时，具体的物象成为书面符号，现实空间中事物携带的具体信息，小说描写的再具体，都是不可见的。形象的间接性是个不争的事实。而电影就不一样了，直接把涌现在意识中的画面置成场景呈现在银幕上。影视剧的优势在于，具体人物事件和各种大小场面，带着巨大信息量向观众扑面而来。这些庞大驳杂的信息，特别是一些具体刺激的动作和场面，直接打入观众的意识，各种吸睛术使观众无力拒绝和无法躲闪地置身其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影像比文字更容易抓人眼球，也正因为如此，影视是没有什么门槛的大众作品。有些人把电影讲得很高深，非要改变电影平民身份把它拉到高雅艺术中，大都是忽悠人的。电影和电视剧就是大众文化产品。特别是数字媒介的普及，影像成为当今文化娱乐的普遍形式。

3、文学创作的优势在于非工业化，一个人一台电脑或一支笔足矣，而影视剧的制作成本就非常高。陈凯歌去年电影《妖猫传》因故事发生在唐朝，需要建造一个大唐盛景，制景团队在湖北襄阳由地方财政资助近10亿建了一个大唐城，另外还要携带导演编剧摄影制片人演员等很大的制作团队。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影视创作对资本及团队的依赖是与生俱来的。而文字对于作家而言随手拈来，创作是个体劳动，可以充分享受创造性带来的快感，即使思维受阻滞若枯木时的痛苦也是个体的。相对影视创作，作家的清高孤傲是有原因的。

4、文学改编是对话语方式的改变。从小说到电影，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两种介质和两种话语方式的转换。除具体物象有直接性和间接性及在转换过程中信息量丢失的问题，另外，文学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转换成影像的语言，对这一部分话语的处理，始终是一个难题，需要文学和影视的联手探索。话语方式问题，有一个现象，同样是从文字到活动影像，但是，为什么五四时期的小说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比较困难，而现在的小说作品改编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这个问题不是主题内涵的问题，介质本身也仍然是从文字到影像，今天的数字媒介和过去的胶片都是对影像的纪录和拷贝。影响五四时期小说改编的，其实是“话语方式”问题。五四时期的小说，主要运用的话语方式是“讲述”，叙述人自己出场向读者讲述某一件事。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鲁迅先生《一件小事》，例如文中“榨出皮袍下藏着的小字”。这句话转换成画面就很难。而现在的小说，更多使用“呈现”的话语方式，即叙述人躲在故事的后面，让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自己走向前台。读者好像能直接看到人物和他的行为动作。这种“呈现”式话语方式，非常有利于影视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