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卫卫的文风向来细腻绵密，而为了成就《回老家过年》的图文和谐，他用举重若轻的控制力、博观约取的包容力，与绘者张娣共同完成了一次中国故事之当代童年的寻根之旅。

故事使用了儿童的内视角，讲述了爸爸妈妈带着小小的“我”第一次回老家过年的一段经历，跨越了“我”、爸爸、爷爷三代人的春节回忆，勾连起时代更替、乡村发展的巨大变迁。用新旧对比、以小见大的方式，挥就了祖国壮丽70年的沧桑巨变和繁荣发展，描绘出“中国人”“中国年”的民族情结。

儿童娓娓道来的自叙方式，是对读者、尤其是小读者的一次亲密邀请。在扉页上，“我”开宗明义地说：“我老早就盼着过年了。爸爸和妈妈商量好了，今年过年，我们回爸爸的老家。”这段“我”的独白，包含着丰富的内蕴，不仅有中国孩子对过年的期盼，而且体现了去哪家过年已不再是固定模式，而是夫妻双方商议决定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一次交相辉映。紧接着，图画书正文的第一页，是跨越满满两页的高铁站台，横穿在三个轨道上的高铁犹如暂时休憩的白色巨龙，站台上拥向高铁的人流洋溢着春运期间特有的匆忙和欢喜。尤为令人惊喜的是，站台间的转换扶梯、以及真实的高铁车次都极有代入感地绘制出来。文字的内视角自叙着重于心理变化，画面的外视角俯视着重于全局总貌，二者既有对比，又有互文地开启了“回老家过年”的奇妙旅程。

这种对比与互文，成为这本图画书叙事的策略和节奏。在坐高铁的旅程中，“爸爸给爷爷买了一本集邮册，给我买了一个绿皮小火车模型”。到了老家，以前缺衣少吃年代中做“花肉”“花馍馍”都成为现在“忙年”的习俗。暖了一屋子的电暖气和当年微弱的“小火炉”形成了物质环境的天壤之别。收音机、纺车、缝纫机、犁等老物件，既是一代人的年代记忆，也是“我”这群新时代儿童首次走进时光隧道的人生课堂。在处理这些充满抚今追昔意味的细节时，孙卫卫总是以动心忍性的方式娓娓道来，恰如“我”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首次触碰历史巨变中的家事、国事。而绘者张娣则通过加上边框的木刻版画的方式，来标识这些老物件和陈年旧事。如果说跨页、满页的版面信息和描绘过年的进行状态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那么相对紧凑的边框、木刻版画式的粗犷、如褪色老照片一样的构图，会产生空间层次的丰富性，以一种嵌入、分离又呼应的方式回望过去，形成一种“蒙太奇”般的审美效果。

约翰·罗斯金认为，小读者面对图画书时，往往没有文化习得语境下对符号系统的意义辨识，而是以“天真之眼”看待图文。因此，这种以儿童自叙的方式展现的“回老家过年”，回到“我”从没去过的“老家”，本身就是对儿童读者的一次亲密、温暖的邀请。正是通过这种儿童对家族、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首次相遇，培育出儿童的民族认同感。可以说，阅读《回老家过年》，也是对读者的认读能力、情感归属、艺术审美的一种培养。

丰富的信息量隐藏在简约的叙事和铺排的绘画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孙卫卫的文字能够吸引和打动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文中总会不动声色地出现一两句来自父亲的转述，比如“爸爸上大学后很少再回来，村子里的孩子他大都不认识，人家也不认识他。”一笔带过，却隐含着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立足“平凡的世界”中人的艰辛。除夕下午全家人给太爷爷太奶奶上坟时，“爸爸叔叔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要是活到现在该有多好’。”经过这大半天的返乡见闻，“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太爷爷太奶奶没能看到电视、汽车——这其中横亘着一条儿童的天真和父辈们的沧桑之间的鸿沟，但时至今日，辞旧迎新，多少成人的感慨会慢慢消弭在除夕夜的烟花中。在回城的飞机上，最清晰的景象是贴着飞机窗口向外凝望的“我”，是心满意足又无限向往的童年和未来。人到中年的“爸爸”以及无法在图画中显现的爷爷奶奶的牵挂，只能交给这无瑕的蓝天白云和辽阔深远的世界。这是孩子们尚且懵懂的民族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是一代代国人的情意和寄托。这种含蓄、隐忍的独特表达，将图像的“表象”和内蕴“意义”间的关系有机地组合起来，构成了第一次“回老家过年”的轻盈愉悦之旅的重量和深度。

《回老家过年》是一次空间的转移，也是一次时间的守望，更是时空交汇中三代人的情感寻根。在“我”人生第一次的归程体验和一家人的辞旧迎新中，在儿童的“天真无邪”与成人的“抚今追昔”之间，构成了文本的张力和饱满度，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参与到这场中国人特有的寻根之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