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忘了哪一年到过五夫里，一次还是两次了？

五夫里遗存许多古老的牌坊或者大宅子，例如连氏节孝坊、三市街牌坊、刘氏宗祠，还有兴贤书院。兴贤书院门楼两侧的所有屋檐无不向上扬起，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牌坊或者大宅子的许多砖雕纹饰繁复，图案密集，可以细细地观摩品味，只不过转身离开几步就忘了。令人难忘的是那几棵八百多年的老樟树：舒展的树枝托起一个偌大的树冠，洋洋洒洒地遮住了一大片的天空。当然，难忘的另一个原因是，据说这几棵老樟树是当年朱熹亲手种植的。

“五夫里”之称的由来说法不一。据说曾经有五位士大夫出生或者讲学于此，坊间有“五贤过化”之说。然而，五位士大夫何许人也，似乎没有确凿的记载。大约中晚唐刘氏家族迁来之后，这一带就逐渐兴盛起来了。五夫里的声望很大一部分来自朱熹。朱熹十四岁的时候，父亲朱松病逝。临终之前，朱松将朱熹托付到五夫里由义父刘子羽教养，并且拜托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位朋友行使学术导师的职责。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筑室安置朱熹母子，称为“紫阳楼”——那几棵樟树就种在紫阳楼门口。朱熹大约在五夫里居住了近五十年，并且娶刘勉之的女儿为妻。他被尊为一代大儒之后，五夫里的各种景观随之显赫起来。兴贤书院号称是朱熹讲学过的所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巷子被命名为“朱子巷”——据说朱熹访学寻友都是从这条曲折的巷子出入。紫阳楼附近一口池塘，池塘之中几片零零落落的荷叶，岸边杂草丛生，传说朱熹那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即是从这儿获得了灵感。

许多人将五夫里视为朱熹的思想摇篮，伟大的哲学家显然是在这个村庄成熟的。朱熹的许多经天纬地的观点诞生于紫阳楼那几堵黄泥筑起来的墙壁之间。可是，我常常觉得，哲学家与生活地域的联系十分薄弱。可以列举许多例子证明，某些地域的文化氛围时常在诗人、作家的身上烙下强烈的印记，譬如楚地文化之于屈原，巴蜀文化之于杜甫，绍兴文化之于鲁迅；或者，巴黎之于巴尔扎克，布拉格之于卡夫卡，如此等等。相反，哲学家阐述的是宇宙之间的普遍公理，宇宙之中的某一个具体空间没有特殊意义。抛出众多概念体系收纳整个世界的时候，哲学家蒸干了各种鸡零狗碎的情节。据说一些哲学家拒绝举例说明，依赖例子阐明概念如同小说家依赖故事之间的插图一样可耻。所以，他们不可能拘囿于某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哲学家试图为“道”“气”“理”或者“物自体”“绝对精神”“存在”这些玄妙的概念代言，“五夫里”这种流露出乡土气息的村庄名称必须如同一块多余的水渍迅速地烘干。

哲学考虑的是元理论问题，哲学家的形象时常摇摆在伟大的智者和世俗生活的无能者之间。他们擅长吞吐各种理论命题，对于时装品牌或者晚餐烹调厨艺不屑一顾。君子不器，他们的抱负是谋划天地之间的大道而远离琐碎无聊的小技。当年古希腊那些哲学家披一件布衫坐在阳光明亮的街头，凝神沉思宇宙的基本奥秘。所以，哲学的另一个名称是爱智之学。智慧的沉思隐含了巨大的快乐，这是世俗生活的各种常识所无法提供的。一种舆论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缺乏哲学素质，他们感兴趣的是现世的社会伦理而不关注形而上的宏大真理。那个让人又崇敬又讨厌的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甚至说，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估计这是西方中心主义制造的普遍误解。想一想老子所论述的“道”吧，那不是形而上的元理论又是什么？当然，还有朱熹的理学。根据理学构筑的宏大理论体系，朱熹无疑可以当之无愧地划入哲学家之列。

哲学家思想的价值不必依赖地域的胎记给予证明。口若悬河，舌灿莲花，哲学家传授的普遍真理四海而皆准，他们生活的弹丸之地无非提供一个起居的处所，雨水多少或者吃不吃辣椒并不会削减思想的质量。康德大半辈子从未离开一个称为哥尼斯堡的小镇，每一天遵循极为刻板的时间表，以至于小镇上的居民可以根据康德的散步时间校对钟表。可是，康德的思想疆域远远超出了狭窄的行政区划。康德的名言是，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可以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如此壮阔的精神境界不可能诞生于那个小镇的文化空间。

康德时常担任哲学家漫画的标准原型。理性，严谨得可怕，尽管他也召集学生传授哲学，每一日和熟悉的朋友一起吃午餐，并且参加某一个伯爵夫人的社交沙龙，但是，康德的形象始终是一个落落寡合的孤独者。人们无法想像，康德的身边还有一群前呼后拥的亲密伙伴——那似乎太不“哲学”了。相对地说，朱熹身上保留了更多的烟火气息。他显然擅长学术社交，年轻的时候常常负箧出门，向住在不远的岳父兼师长刘勉之请教，或者去聆听胡宪的教诲。刘氏与胡氏均名重一时，创立了“刘胡学派”。总之，朱熹的学术背景之中活跃着一批名儒的身影，好学精思的文化气候催熟了一个哲学家破土而出。

北宋末年，中原望族纷纷南迁。闽北是衔接中原的交通要冲，物产丰盛，富庶安宁，这儿成为人们定居的首选。富裕的生活环境同时带动了文化与学术，这一带书院林立，并且逐渐演变为中国最大的印刷基地之一。这种气氛陶冶了年轻的朱熹，他肯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当然还要提到李侗。李侗是程颐的二传弟子，曾拜杨时、罗从彦为师，长期隐居于乡野。二十八岁的时候，朱熹为官一任之后从同安返回五夫里，正式师从李侗。这时的朱熹已经显露出天才的迹象，但是，他的思想光芒仍然有些散乱，尚未凝聚为一个强烈的光束。李侗的批判与训诫不仅使朱熹放弃了佛释之学，“逃禅归儒”，并且续上了二程“洛学”的思想脉络。所以，自从十四岁来到五夫里，这个村庄始终呵护朱熹思想的完成。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认为，朱熹的独特天分远比生活的地域重要。土壤肥沃，水分和阳光充足，然而，一块土地长出的是水稻、麦子还是玉米、高粱，种子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于通常的文化人物，追溯师承渊源，大约可以预计他的未来思想半径。但是，朱熹这种人物的内在潜力未可限量。众多的师长只要指点一个可能的理论路径，他就能独自登上思想的巅峰。许多典籍记载了朱熹的一则轶事：幼年的时候，父亲朱松指着太阳告诉朱熹：这是太阳。朱熹追问说：太阳依附在哪里？朱松答复说：太阳依附在天上。朱熹再度追问：天又依附在哪里？朱松大为惊讶，此刻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孩子的特殊秉赋。显然，这并非一般的好奇心，而是急速地抵近宇宙深处的某些基本问题。通常情况下，人们将这些问题交给深奥的哲学。所以，朱熹在小小的年纪已经显露出哲学家的气质。那个时候，他还未来到五夫里。他的哲学家气质早就贮存于内心，而不是五夫里赐予的。

当然，五夫里对于朱熹存在特殊的吸引力。一个人近五十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状况肯定存在某种原因。康德这种哲学家可能不愿意分神考虑各种日常琐事，他的住所始终如一，职业也始终如一——只要哪一个地方可以安顿他的哲学，哲学家愿意就地坐下，不再挑剔各种待遇。然而，朱熹具有经世致用的才能。他不仅在好几个地方担任行政长官，而且还进入朝廷给皇帝讲授儒学——只不过他与宋宁宗话不投机，讲课的资格仅仅维持了四十几天。朱熹同时热衷于学术圈的交往，“朱张会讲”或者“鹅湖之会”均为学术史上的盛事。另一方面，朱熹在各地创办或者重建许多书院。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到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足迹遍布各地。总之，他并非孤陋寡闻的书生，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见多识广。他可以挑选各种理想的地域定居，不论是四季如春的闽南还是江浙一带的富庶之地，他都有条件选择。

然而，朱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返回五夫里，返回紫阳楼。根据记载，刘子羽修建的紫阳楼五间房屋，周边还有一块空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不知刘子羽当初能否意识到，他在五夫里筑室安置的那个少年居然成为声名遐迩的思想领袖？他肯定没有料到的是，成为思想领袖的朱熹居然在这幢楼房里安居近五十年。六十一岁的时候，朱熹迁居建阳。事实上，他仍然十分留恋五夫里的紫阳楼，他的《怀潭溪旧居》甚至流露出某种悔意：“忆往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温夏冷天。绕舍扶疏千个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谁教失计东迁谬，惫卧西窗日满川。”

朱熹决非耽于享乐的人。五夫里让他恋恋不舍的是什么？“好峰无数列窗前”——似乎可以从这句诗之中察觉某种端倪。我愿意猜测，朱熹喜欢山。雄伟的山脉或者奇峭的山峰让人心旷神怡，更为重要的是，清幽寂静的山居是专注地研读圣贤著作的理想环境。不论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还是武夷精舍，朱熹愿意驻足的书院多半倚山而建。五夫里就在武夷山附近。坐在紫阳楼啜一口茶，一抬眼望见了云雾缭绕的武夷山，这是何等的心情？

如果允许的话，我还愿意进一步猜测，朱熹喜欢山的原因或许超出了美学情趣而涉及性情——我记起了《论语》的那一连串著名的论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如何理解这几句话，历代的注家略有分歧。朱熹的《论语集注》根据“知者”与“仁者”的不同气质阐释了“水”与“山”的隐喻：“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我对于这种阐释深以为然。而且，我觉得这句话恰似朱熹的夫子自道：“仁者乐山”。

朱熹的为人处世扛得起“厚重不迁”这个形容——如若没有那一则悬案。宋庆元二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说他“私故人财”，更有杀伤力的是“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出门为官之际公然带在身边；同时，儿子去世之后，儿媳居然离奇地怀孕。奇怪的是，朱熹没有大声抗辩，而是上表认罪，表示要悔过自新。这即是南宋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这个事件的结局是，朱熹遭受撤职，他的学说被朝廷斥为“伪学”，众多学生门人遭受各种程度的处罚与迫害。“庆元党禁”显然涉及朝廷内部的派系之争，然而，后人聚讼不休的是，朱熹纳妾是否属实。这是历史深处一个不无模糊的耻辱烙印。

哲学家的爱欲历来是一个众目睽睽的热点，这个现象很有趣——一些人想看一看，那些绝对的理性主义者怎么对付异性之间丧失了理性的疯狂激情；另一些人试图试探的是，躯体内部的原始欲望能不能激励巨大的思想创造。歌德这种文豪七十四岁的时候还能与十九岁的小姑娘恋爱，可是，那些严肃的哲学家似乎不乐意参与“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种古怪精神游戏。据说——来自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的材料——康德曾经以高度概括的理性语言表述男女之间的床笫之欢：这是男女之间一系列无规律动作的组合。许多人仿佛觉得，晦涩的形而上学概念与性冷淡更为协调。康德当然没有结婚。我需要女人的时候，却无力供养她；我能供养她的时候，却不需要女人了——他的说明始终保持一副如此睿智的哲学腔调。事实上，叔本华和尼采也在恋爱生活之中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挫折。当然，他们通常不愿意在婚姻方面苟且从事，哲学家那一副洞悉宇宙奥秘的眼光早就窥破了婚姻的庸俗本质。

某些时候，文学似乎试图劝一劝固执的哲学家。犹太作家辛格写了一篇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一个年迈的哲学博士住在市场街旁的小阁楼上，长年累月地钻研斯宾诺莎。哲学博士浑身病痛，自忖不久于人世。然而，他意外地与一个又高又瘦的塌鼻子老处女结婚了。一夜的欢娱治愈了哲学博士的各种症状，并且告诉他一个崭新的哲理：世俗的乐趣就是神圣的组成部分。我不知道，哲学家会不会轻蔑地将这种小说视为可恶的诱惑？性的快乐如此短暂，尾随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烦恼：不懈地维持家庭的经济收入，日复一日地对付厨房里的油烟和岳母大人的旁敲侧击，这一切与伟大的形而上学相距何其遥远。

与许多迂腐的哲学家不同，朱熹试图将伟大的形而上学解放出理论的躯壳，带入世俗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一个琐碎而杂乱的区域，个人躯体是一个坚硬的物质存在，来自躯体的七情六欲含有卑下与堕落的意味。只有严格地遏制泛滥的“人欲”，崇高的“天理”才能浮出尘埃。因此，实践一套内心道德修为的规范，是日常生活摆脱芜杂和颓废融入澄明圆满的门径。可是，颁布了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观点之后，转身携带的那两个尼姑又算什么？即使纳妾是当年士大夫的时尚，宠幸尼姑无疑是冒犯戒律——如果朱熹无法义正辞严地澄清事实，所有政敌都不会放过这种情节。

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使朱熹这一等伟人也无法完全符合自己设置的人格标准？知行的脱节并非罕见。然而，朱熹的对手宁可认为，这是道学家的虚伪。虚伪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道德缺陷，甚至比坦率的颓废还要可恶。这时，许多人会觉得，柳永比朱熹可亲。

之所以提到柳永，并不是信手拉来一个迥然不同的对手——柳永与朱熹曾经在五夫里交集。柳永大约先于朱熹一百四十五年出生，柳家祖籍山西，后迁到五夫里。《宋史》未曾为柳永立传，生卒年的认定存在某些推测成分。流行的说法是，柳永的父亲柳宜曾任山东费县县令，柳永出生于费县，父亲取名为“柳三变”。柳永也是十四岁左右随同叔叔返回五夫里，一生也活了七十岁左右——这一切均与朱熹相仿。

如同当年的许多士子，柳永同样将科举制度想像为光宗耀祖的必由之路。十八岁左右，他赴京赶考，可是到了杭州就不想走了。湖光山色，买醉听歌，这种日子显然比枯燥的子曰诗云有趣得多。重要的是，这时柳永的旷世之才已经开始显现，一首《望海潮·东南形胜》名噪一时。传说金帝完颜亮由于词中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句垂涎三尺，心生南侵宋朝之意。柳永随后在杭州、苏州、扬州一带逛荡了六七年。放浪形骸之际，一首又一首的新词接踵而至，二十五岁左右才抵达汴京参加考试。柳永没有料到，宋真宗厌恶“属辞浮糜”，他初试落第。一怒之下，柳永填词自称“白衣卿相”，宁可将那些无聊的“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后柳永又考了几次，屡试屡败。据说柳永的一份试卷曾经传到宋仁宗手里，龙颜不悦：既然此人热衷于浅斟低唱，那就不必再给浮名了，让他“且去填词”。功名无望，柳永竟日出入于酒肆青楼，眠花宿柳，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当然也成全了他，徘徊在朝廷之外的柳永转身成为一代词宗。尽管柳永晚年及第，进而获得一官半职，但是，他的声名显然不在庙堂，而是播撒于娱乐江湖，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柳永逝世的时候一贫如洗，一些歌伎凑钱安葬，并且每年清明相约到坟地祭扫，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会”。

“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这是后人感叹“吊柳会”的一首诗。后面的两句可以分辨出朱熹与柳永的歧途。五夫里点卯之后，两个人的后续故事恰恰相反。柳永以不羁文人的形象著称，才子风流，放纵声色，志短情长，吟风弄月，牢骚满腹的时候对于世俗功名嗤之以鼻，转眼又会躬身干谒权贵。朱熹被誉为学术素王，强调的是刚直耿介，克己复礼，正襟危坐，涵养心性，既积极入世，热衷于修齐治平，振举朝纲，又屡屡犯颜直谏，直至被罢官。如果用“仁者乐山”形容朱熹，柳永当然更适合“知者乐水”。他似乎无法久居山区。柳永离开五夫里之后不再回返，大部分时间流连于江南的温柔乡，他的词不时流露出轻盈的水意。水性杨花，这个意象可以隐喻柳永的灵动与明艳。

尽管柳永与朱熹生前都郁郁不得志，但朱熹逝世不久就声誉鹊起，逐渐被尊为圣人，他的学说演变为官方哲学；相反，柳永始终没有卸下轻薄的文化行头，似乎是一个才高八斗同时又不怎么争气的家伙。某些人对于柳永的多愁善感五体投地，惊为天人；另一些人看上了他的恣意放浪，相对于激进的姿态，这如同另类的叛逆；还有人将柳永称为“有趣的灵魂”——比朱熹有趣。朱熹曾经与一些诗人、词人成为莫逆之交，例如陆游，或者辛弃疾，但是，他绝口不提柳永。如此渊博的人当然知道近在咫尺的文学前辈，不置一词即是意味深长的表态。

现今，五夫里各种古老的遗迹多半留有朱熹的印记，柳永仅仅是一个闪亮的名字，只能在某些偶然的时刻流星一般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