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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立导演、小沈阳主演的话剧《我爱桃花》

关于两性爱情起源的想象，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曾提供过一个有意思的描述，在柏拉图的《会饮篇》里，阿里斯托芬说人最初实际是一个球形，有着“四条胳膊和两条腿，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孔……两张脸分别朝着前后不同的方向，还有四个耳朵，一对生殖器，其他的身体各组成部分的数目也都加倍”，而后因为上帝的惩罚，人被一分为二，从此有了男女之别，而不愿分开的两半身体开始不断寻找彼此，这就是爱意的缘起。

由张国立导演的舞台剧《我爱桃花》，以一段现代舞开场，身着黑衣的女子藏于白衣男舞者的身后衣下，随着肢体舞动，才逐渐从男子身后探手、探身出来。这个开场，可谓是对上述两性关系想象的具象呈现。

《我爱桃花》不是新戏，讲的也是永恒的两性问题：婚姻、爱情和出轨。邹静之写于2003年的剧本，故事取自明话本《型世言》，是一则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唐传奇，也是当时社会流传甚广的一宗颇不寻常的“命案”。冯燕与张婴妻通奸，一个雨夜两人相会，适值张婴回家，吃得烂醉酣睡过去。不料冯燕发现自己的巾帻被张婴压在身下，唤张婴妻去取。张婴妻会错了意，将张婴的刀递给了冯燕，冯燕怒从心起，认为张婴妻对结发丈夫毫无情义，于是举刀杀死了恶妇。事后张婴被误认为是杀妻凶手，临刑之日，冯燕前去自首，救下了张婴。

这则命案，在今天看来情节曲折，又有颇多让人怀疑之处。虽然各版叙述中细节有别，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冯燕最终都成了一个为张婴杀了不义之妻，又自首救下了无辜张婴的侠义之士。不论唐人沈亚之写的《冯燕传》，或是明代陆人龙写的《型世言》，寥寥数百字的讲述中，用以描述冯燕、张婴妻偷情不过三十余字，大量篇幅都在记叙冯燕的行动轨迹，及其最终如何成就了侠义之举。命案前后的人物动机留下了诸多空隙。

《冯燕传》中，说冯燕举刀时“熟视”张婴妻，《冯燕传》之后有《冯燕歌》，倒是帮助冯燕填补了心理活动，说他想到“尔能负彼必相负，假手他人复在谁”，就是说，你如今这样对他，日后怕也难免这样对我。到了明代的《型世言》，冯燕的“怒从心起”就更加直白：“天下有这等恶妇，怎么一个结发夫妇，一毫情义也没，倒要我杀他，我且先开除这淫妇。”然而，无论冯燕怎么想的，最后的结局都是因杀奸救友且自首的义举被赦免，刺史贾耽甚至愿以辞官换赦免冯燕之罪。奸夫杀了奸妇，反倒成就了一桩英雄之举，张婴妻到底怎么想的？好像完全不重要。

冯燕的人物性格中确实有丰富矛盾的一面，偷了情犯了错，却又因最终的抉择让人同情、佩服，然而犯奸的本是一对儿，缘何女人的心理动机如此不被关注？这在今天的社交网络环境中，怕是要让不少人拍案而起的。张婴妻为何不加犹豫就递刀，其实故事中也留了线索，张婴曾“累殴妻”，这个侠义故事里，竟还套着个家暴戏，如此一来，张婴妻是否就具有了让人同情理解之处？

在当下剧场艺术边界不断被拓展的时代，邹静之的剧本创作，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存在，不论是《莲花》里剥洋葱式的倒叙，或是《我爱桃花》的戏中戏。好的戏中戏在动情与思考之间来回切换，从而激发起主动参与、思考剧情的想法。

《我爱桃花》以三个现代男女排演冯燕的故事构成戏中戏，让饰演张婴妻的女演员主动发声，质疑冯燕到底该不该手起刀落杀死自己。由此展开这对出轨男女各种可能的结局，而这三个现代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关系（饰演张婴妻和冯燕的演员在生活中是一对背叛了各自家庭的情人），也让他们在排演戏中戏的同时，成了这则古代“命案”的观众，整出戏又与观众所处的现实互成注解。

《我爱桃花》写就同年，就由任鸣导演、北京人艺首演，就此成了小剧场经典作品之一。张国立导演的大剧场版本，没有小剧场与观众距离近的天然优势，于是在舞台设计的简洁与多媒体环境气氛营造的平衡上下了一番功夫，用开场的唐朝雨夜场景将观众快速代入。

演员以稳且慢的方式，让台词、肢体实现了自然熨帖。小沈阳饰演的冯燕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刻意压制的喜剧能力，让这个舞台上的冯燕，反倒更像是唐代冯燕的原型，一个好意气用事，又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而饰演张婴的男演员，凭借对节奏把握的熟稔，表演醉态，与场上其他演员的配合，都可谓准确。

选用现代舞串场，是给这个故事提取主题、拉近与当下距离的一种尝试。但是现代舞容易将观众引向一个更加开放、多元阐释的空间，难免让人感到渲染情绪有余，而存在意义不足。当然，自古至今的出轨事件中，男性总是比女性容易被谅解，浪子回头金不换，荡妇却终将背上骂名。不仅是邹静之改写“冯燕”，欧阳予倩、魏明伦重写“潘金莲”，为“荡妇”翻案，将潘金莲塑造成一个让人同情又敢于追爱的女性，都有着独特的意义。不过时代发展到今天，面对一群深爱《消失的爱人》《致命女人》等“爽剧”的观众，复仇与杀戮成了对这个问题更富有想象力的回答。再回头看《我爱桃花》，舞台上稳且慢的讨论，与其说是想给予遭遇此类问题的观众一些治愈或者启迪，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出春风化雨般的“试错”教育，说到底，“出轨”而来的条条道路都是死路。

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与其问出轨了怎么办，不如回到最初念头的产生。人类在诸多道德观念的抉择背后，都有着复杂的计算过程。在非常简单的街头实验中，我们就会发现，同样是两个人摔倒，相比于一个邋遢的乞婆，我们更乐于扶起一个着装整洁的女士。我们更愿意去扶起一个单纯摔倒的人，而拒绝帮助一个倒地的醉汉。放在今天的婚姻关系中，契约缔结的安全性与冒险成本计算，可能比道义二字更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

邹静之笔下将近三万字的剧本在搬上舞台后被简化了，我们看到的是“戏中戏”，而原剧本是“戏中戏中戏”，讲的是一对夫妻饰演一对正在排演冯燕故事的偷腥情人。在诸多排演版本中，往往倾向于删除最外面的套层，只保留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对现代偷情人排演一出古代偷情戏。邹静之也曾解释，这样看起来会更加通俗易懂，事实的确如此。

剧本最后五千字揭开的最外面的套层，才是真正的现实。情节又狗血又常见，饰演张婴妻和冯燕的一对演员，在生活中是真正的夫妻，两人讨论着如何解决男方出轨的问题，男演员掏出一纸离婚协议想要离开妻子，女演员则在此时告诉他，自己怀孕了。男演员万般无奈，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要重回戏中。因为只要在戏里，在充满“假定性”的排演进程中，即使是“试错”，一切也会变得皆有可能。只要回到现实，就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