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七点一过我就醒了，是被一阵接一阵的刮擦声吵醒的。醒来之后，我还清晰地记得刚才那个只做了一半的梦，那是一个春梦。尽管非常困，也很想再睡一会儿——同时把那个春梦也续下去，但无论我怎么努力，就是再也睡不着了。我斜躺着，一动不动地盯着透进来的那几缕阳光，以及阳光中那个春梦已经被做出来的部分。就像一阵烟气一样，我看见它逐渐飘散开来，又一点点飞逝而去。

沉浸在春梦做到一半的那种心情中，我很沮丧，同时也很想发一通火，不过却没发出来。之所以没发出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些刮擦声来自于我的阳台，准确地说，是来自于阳台上的我的父亲。

他一准是又闲不住了。从来到我这儿的第一天起，他就这样。往常，他都是八点左右起来，洗漱、烧水、泡茶，拧开收音机听新闻和天气预报，一边听一边拖地，拖完地就做早饭，做好后也不吃，而是等我起来一起吃。等我的这一段时间他也不闲着，敲敲这个，又鼓捣鼓捣那个。不知道今天他怎么起那么早，也不知道起来后又在忙活些什么——他总能找到忙活的事情。对他这种忙活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忙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忙活，只有忙活着才能让他感觉到不是在浪费生命。

睡不着了，但又不想起来，于是就玩手机。未读微信中有三条是陈姿伶发来的，都是昨天夜里两点半发来的——那时候我已经睡过去半个小时了。第一条是：凯里？第二条是：腾冲？第三条是：怎么没声了？猪也没你睡得快啊！我揉了揉眼睛，回复她：去什么地方你定就行，哪儿都行！

是这样，端午节就到了，有三天假，陈姿伶又多请了两天。她想叫我陪她去哪儿待一周，把她手里那个剧本按对方的意见修改完。不修改完，她也就拿不到十五万尾款；拿不到十五万尾款，她也就凑不够那套两居室的首付；凑不够首付——名义上这笔钱是由我出的，她也就不能说服她的父母继续跟我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个剧本的修改关系到我们的爱情，以及我们爱情的走向和结局。

那个剧本我看过，陈姿伶是这样设计的：某省会城市的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女儿；女儿三十出头，女强人，在一家都市报做深度调查记者；父亲是个退休教师，退休之后又被返聘了，平时住校；母亲是个家庭主妇，劳碌了一辈子，老了老了终于解放了，就享受一下生活，搓搓麻将之类的；在棋牌室，母亲认识了张姐，对方忽悠她买保健品，买了再卖，也就是传销那种玩意儿，母亲陷了进去；女儿急了，她从张姐入手，和下线上线斗智斗勇，终于揪出了金字塔尖上的那位王总。

在母亲那个角色上，陈姿伶加了不少戏，突出了很多中老年妇女的真实境况，她觉得这样写贴近现实，我也觉得如此，确实该为那些脑壳昏沉却又一天到晚想挣大钱的大妈们敲敲警钟。但是出资方不这么觉得，他们说，母亲那儿要淡化一下，反而是女记者和王总的戏要加强一些，最好让他们俩发生点情感纠葛什么的，制造点儿悬念和神秘。事情就卡在这儿了，陈姿伶想不通为什么要让他们俩发生点儿情感，他们俩又能有什么情感好发生的？按照这个意见，她也构思了一些情节，不过最后又都推翻了，写不下去了。所以她想让我跟她一起去哪儿待上几天，给她出出主意什么的。

当然，我也想出去转转，这几个月来一直闷着头写，憋坏了。不过，我还没答应她——虽然我也知道最后肯定会答应她，主要是眼下我手里也有一摊子事儿。最急的是一个短篇和一个中篇，马上都到了交稿期限。短篇快收尾了，中篇才写了一半。去了外地我就算废了，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除了工作室，在哪儿我都写不出来，在家也不行，有第二个人在场就不行，即使是我爸也不行。我爸肯定不知道——知道了也肯定无法理解，作为一个父亲，他对自己的儿子还会具有这样的破坏力。

2

去卫生间的时候，我注意到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两根油条和一碗热干面，那碗热干面上反扣着一个瓷碗，旁边还有一个吃剩的空纸碗。看样子我爸老早就起来了，肯定中间出去过一趟又回来了。

“吃过了你？”我冲着阳台的方向问。

“吃过了，你快吃吧，还没凉呢！”他说。

洗漱完，我端着那碗面来到阳台上。我爸正在刮削一杆毛竹，那把藏刀在他手里上上下下舞动着，于是一根根毛刺落下来，同时发出刚才把我吵醒的那种刺刺啦啦的刮擦声，这让我又想起那个春梦来。他刮得很快，刮完一杆，从脚边又抽出一杆，那些晶亮晶亮的露珠不时被抖落在地面上。

“闲得？没事干了？”我踢了踢那捆竹子说，“刮它干啥？”

“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那你刮它干啥？”

“——这不天热了嘛，编两床竹席！”

“还用得着你编？”

“那你编？”

“买两床不就得了，市场里到处都有，又不贵！”

“说得倒轻巧，什么都买，钱呢，银行是你开的还是我开的？！”

“那跟你一样是吧，什么都不舍得买，现在又攒了几个亿？”

他不吭声了，继续刮手里的那杆竹子。虽然嘴上这么说，不过我倒也不全那么想，他既然要编那就编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个事儿干，也就不会再东跑西跑地到处去捡那些破烂玩意儿了。

“——这把刀不赖，你哪里买的？”他晃了晃那把藏刀说。

“那当然，卡卓刀嘛，削铁如泥，切铁就像切葱一样，朋友从西藏捎回来的。”

“刀是好刀，就是没开刃儿！”他刮掉一圈凸起的竹节说。

“什么，开什么刃儿？”

“刀没开刃儿你不知道啊？”他停下来，用指肚触了触刀刃儿。于是我才想起来这把刀确实没开过刃儿，自从朋友送我之后它就被挂在墙上充当了一个具有藏地风情的摆设，直到我爸把它取下来。

“刚才我磨开了，厕所瓷砖上磨的。”他说。

“不过还是赶不上我那把篾刀，把儿太短了，使不上劲儿！”他又说。

这时候手机接连叮了两声，我摸出来划开，是陈姿伶。你怎么起那么早？她说。问你呢，去安顺还是腾冲？这是第二条。哪儿都行，我回复她，腾冲吧，还没去过腾冲。那你去不去？她问，要订票了。先订你的吧，我等写完了再说，争取这几天搞完，我回。她发过来一连串儿抓狂的表情。

“出去了我，”我把碗筷一丢，又回头冲我爸说，“中午不回来，晚饭也别给我留了！”

“不回来吃啊？”他停住刀问。

“不啦，要赶个东西！”

他已经刮完了那捆竹子，正在破篾。一手捏着刀柄，一手捏着刀尖儿，只明亮地一转，刀刃儿就嵌进了竹肉里，用力一划，就有一根又长又细的篾条剖下来，又是一划，又是一根。这是个精细活儿，竹肉厚，结又多，要破成薄厚均匀的篾条并不容易。而且破完之后还要匀，匀完之后还要刮，刮完之后还要蒸，相当麻烦。很多年前，有一段我爸天天在家里干这些。那时候我哥和我都还在上学，为了让我们俩将来能不再像他那样从土里刨食吃，他想到了他当时能够想到的所有挣钱的法子，其中之一就是编一些箩筐、晒垫、背篓、菜篮和凉席拿到集市上或拉着板车游村串巷地卖。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爸当年的愿望早已经实现，他的大儿子成了一位让他脸上有光的语文老师，小儿子也成了一位让他脸上有光的作家，没想到他在后者出租房的阳台上却重新操起了旧业。

3

我爸是两个月前从老家来到我这儿的。两个月前，我哥打来电话说：“让爸去你那里住一阵子吧？”说实话，当时我还挺不情愿的——那时候陈姿伶和我才刚好上没多久，我还没有充分享受到一个拥有女朋友的大龄男青年的快乐，我有点儿不乐意地说：“怎么啦？不是在你那住得好好的吗？”

“哎，就让他去你那住一阵子吧，换换环境！换换环境！”他说。

“哦？——是你老婆又欠收拾了吧？”我问。我哥没吭声，没吭声就代表承认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德行，她就那样！”最后，我哥这么说。他那副口气，听上去就像是他老婆一生下来就长了一副母夜叉的嘴脸，而碰上她的每个人都应该忍气吞声地接受她的那副嘴脸一样。

是的，我当然知道我嫂子什么德行，但我更知道我哥的。他是个软蛋，一直都是，跟我嫂子结婚后就更软了。结了婚，他就彻底被她捏住了。尤其我妈去世后，他更是被捏得死死的，大事小事都听她的，半点儿家也当不了。我妈在的时候还好一些，她性子强，我嫂子怕她，多少还收敛些，对我哥还算客气，对我爸也说得过去。去年我妈一走，她就变成另一副模样了，经常对我哥呼来喝去的，对我爸也横挑鼻子竖挑眼。我骂过她一次，老实了几天，等我一回来，她就又成了老样子。

我随我妈，我哥随我爸。我爸受了气也不声张，更何况我妈一走，他连个能声张的人也没了，这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衰老很多。我理解，几十年的夫妻说走就走了，搁谁身上都难受。不过这也没什么，生老病死，再正常不过了。更何况，当时我家里还有七八亩地，春耕秋收的也要忙活个不停，在情感上也能冲淡他一点儿。问题在于，我妈走了之后没多久我家的房子和地就被征了。

我们那儿是郊区，本来轮不上的，不过这几年县城一直在往南扩，这一扩就把我们那儿扩进去了。房子和地，政府补了些钱，小几十万吧，据说还有一套安置房。具体补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爸和我哥也不知道，都是我嫂子经手的。她用这笔钱在县城买了一座带院子的二层小洋楼，我爸就跟着他们一起住，跟他们一起住，但是各过各的，自己做饭自己吃。按说这也不错，忙活了一辈子，他终于能闲下来了，正好含饴弄孙一番什么的。不过到后来，孙子，我嫂子也不让他带了。

于是我爸就只好闲着，每天到我家原来的那几亩地前溜达溜达，看看那些推土机是怎么样把那些绿油油的田垄变成工地的。换句话说，他开始一天天熬日子了——不，是日子一天天在熬他了。

我住的这套房子，是个带两间小厅的一居室，连阳台、卫生间和开放式厨房算在一起，也不过六十平米。当然，这套房子并不属于我，租的，租三年多了。我爸来了之后，一开始我还想着把卧室腾出来让他住，我睡沙发。但是他很不习惯这样的优待，就自己在客厅的角落里支了一张小床。

刚来的那些天，我爸很不适应，每天都睡得很晚起得很早。起来之后，他就在客厅里东坐坐西坐坐，收拾一番这个又收拾一番那个，完全闲不下来。实在没什么可干的时候，就在房间里枯坐着，或者从客厅到阳台上又从阳台到客厅里来回转转。怕他闷得慌，我带他去附近的景点转悠过几次，江滩，一桥，红楼，蛇山，黄鹤楼，归元寺，长春观，紫阳湖公园。事实上，他一直没怎么出过远门，在此前那些漫长的年月里，他终日从早到晚地奔波于我家那七八亩地之间，哪儿也没去过。

如果他没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儿子不在这里工作，那么可以想象得到，他一辈子也不可能会光顾上述这些地方。有时这么一想我也就释然了，觉得他能拥有一个我这样的儿子还是挺不错的。

4

把附近摸熟了，我爸也经常自己出去转转，转转，捡一堆破烂儿回来。阳台上，客厅里，还有床底下，一度堆得满满当当的。我扔过一些，但还有一些他死活都不让扔的：一杆秤，两扇窗棂，一只皮绳儿朽断了但又被他用布条儿编好了的小马扎，还有一台整点儿会铛铛铛响几声的老式座钟。

后来，为了不让我爸把我这里变成真正的垃圾场，我就不再让他出去了。我给他下载了很多电视剧——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喜欢的“乡村爱情”和抗战神剧，还给他买了一台收音机——我知道他喜欢听戏曲和评书。那一阵子，他确实很少出去了，但是家里却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充斥在我耳边的不是赵四和刘能的东北腔，就是震耳欲聋、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或者敲锣打鼓、咿咿呀呀的唱戏声。

当然，这么一来我也就没法写东西了，事实上我爸一来我就没法儿写了。所以，我爸来后我就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白天，我基本上都在那儿，有时候晚上也去，有时候不看书不写东西也去。

之前，跟我好上之后，陈姿伶隔三差五地会来我这儿住几天。不过我爸来了之后，她也就很少再来了，只是在路过时上来拿过一次东西。那天是这样，我并没有跟我爸说陈姿伶就是我的女朋友（我只是在电话里跟他说过交了一个女朋友）——我想他即使再笨，也还不至于看不出来这一点。

“爸，这是陈姿伶！嗯，姿伶，这是我爸！”

“伯父你好！”

“小陈你好！”

陈姿伶说普通话，我爸说方言，我则一句方言接一句普通话，在他们之间来回忙着翻译。说着说着，先是我爸摸出一根烟，接着陈姿伶也摸出一根。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内，我爸一连抽了四根，陈姿伶也是的，我一根都没有抽。再后来，为了不让陈姿伶在我爸面前迅速丧失掉一个准儿媳应该有的形象，也为了不让我爸盘问出她的真实年龄，在她又想摸烟时我就及时找个理由把她送走了。

“这个小陈是你女朋友？”果不其然，等我一上楼，我爸就开始了他的盘问。

“是吧，算是！”

“什么叫算是，该不会和她结婚吧你？”

“嗯？什么意思？”

“你不能跟她结婚！”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是为什么？”

“——她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还抽烟哪？”

“她怎么就不能抽了？你不也抽了？”

“那不一样，我是我，她是她！”

“抽烟怎么啦，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啦？你不看看抽烟的都是什么女人，婊子，特务，小三儿，电视里不是都演了？”

没想到他在这儿猫着我呢！我说：“想多了你，小陈是做编剧的，在电视台上班，正经人！”

“——编剧？编剧是干什么的？”

“就是写剧本的，电影电视剧的剧本，说了你也不懂，就别东打听西打听了。”

“我怎么就不懂啦，编剧，编剧那不就是编故事嘛，那我也会！”

我笑了笑。

“笑什么？你别不信，以前在生产队里，我可是讲故事的一把好手，上工时他们谁不喜欢跟我一起搭帮干活？就连队长，不也照样会跑过来听我讲故事嘛！”我爸又说，“哦，那时候还没你呢！”

“这不是一码事！”我懒得跟他解释了，也解释不清楚。

“这个小陈你降不住，抽烟的女人，”他点上一根烟说，“你根本就降不住的！”

“嗯？”

“你福奶奶，你福奶奶你还记得吧？”他说，“跟咱们斜对门那家，就是守寡的那个！”

这时候，我仿佛看见一个瘦高的老太从门缝儿里钻进来，迈着碎步，走到我们对面坐下。接下来，她从袖筒里抽出一根烟杆，捏一撮烟丝装上，点着，嘬上几口。于是，一阵淡蓝色的烟雾就在我和我爸对面升腾起来。隔着烟雾望过去，她的眼睛越发显得细小，好像是在盯着一个完全不属于她的世界。抽完之后，她拿起烟杆，在鞋底上敲了敲，然后袖起来，接着起身，又迈着碎步从门缝儿里挤了出去。——这就是福奶奶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她抽烟，全村那么多女人也只有她抽烟。

“哦，得有八十多了吧她？”我说。

“去年死的，正好八十四，七十三八十四，到底没过去！”

“那也算高寿啦，抽烟抽了一辈子！”

“高寿有啥用？克夫，一辈子没儿没女的——跟你说，你趁早跟这个小陈断了！”

“你就别瞎操心了，我挑人家，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我呢！”

“看上了也不行，”我爸瞪了我一眼说，“难道，难道你还想成为你哥啊？”

5

到了工作室，跟我一起合租的那几个女生才起床。她们一个个睡眼惺忪的，眼角挂着眼屎，脚上趿拉着拖鞋，不停地往返于各自的闺房和卫生间之间。见我进来，她们都用一副很不解的眼神看了看我，那意思就像是说，这个男的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每天到这儿来，却又从不在这儿住？

但是，我并没有工夫也没有义务为她们解释这个并不容易解释的问题，我还有我的事要做。

我的这间隔断在最里面，紧挨着卫生间。因为是隔断，所以那边的情况我能听得一清二楚。烧好水泡上茶，我一边喝茶一边听着隔壁的动静。我能清楚地听见她们上厕所的声音、洗脸的声音、牙刷摩擦牙齿的声音，甚至是不停往脸上扑粉的声音。半个小时之后，等她们收拾到可以见人了，才一个个鱼贯而出。至此，这套房子终于安静了下来，我也才终于能够动笔写那个小说的结尾了。

我的同行，一个叫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女作家说，任何活过童年的人都拥有了充分的生活素材，足以让他在今后的写作中取之不尽。我觉得她说得不对，因为今年我已经36岁了，可还是经常觉得没什么可写的，我就那么点儿经历和阅历，值得一写再写吗？但是作为一个一心想靠文字吃饭的人我又不得不写，于是就只好一点点儿往外挤或者编——是的，我那些小说就是这么写成的。

老实说，这一直让我很苦恼。这种苦恼，在某种程度上说，跟我爸当年的那种苦恼差不多。那时候，也就是我和我哥都上学的时候，他隔三差五就到邻居家去掏农家肥，然后拉到我们家那几亩地里，处心积虑地想让它们多产些粮食和蔬菜——好多卖些钱。但那几亩地很不争气，产量一直上不去。现在，我是说此时此刻正写这个短篇的结尾的时候，我也面临着我爸当年面临的那个问题。

到了下午两点，当我吭哧吭哧地搞完那个短篇，准备继续搞那个中篇的时候，陈姿伶来了——她有我这儿的钥匙。“还没吃饭吧你？”一进来，她把两个打包盒往桌子上一丢，顺手就把我的电脑合上了，“写完没，到底去不去腾冲啊你？票我可是都定好了，你的也定好了，明天早上十点的飞机！”

“去去去，肯定去，”我掰开她的手指说，“你先松开！”我重新打开电脑，想把我刚刚想到的那句话记下来。但是当我打开到一半的时候，又被陈姿伶啪的一声合上了，“先吃饭！”她气鼓鼓地说。

陈姿伶今天穿了一件非常短的裙子，这让我吃完饭之后很快就注意到了并摸到了她的大腿。我试探性地摸了一下，她没什么反应，同时也没表现出明显的抗拒，于是我就一路摸了下去……接下来，在那张椅子上，我们完成了一周前也是借助于那张椅子完成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方式——我这儿条件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其他家具我在租房时就让房东搬走了。

完事之后，陈姿伶点上一根烟，吸了一口，朝着我电脑旁边的那盆绿萝吐了一个烟圈儿说：“真肥，油亮油亮的，养得越来越好了嘛！——你说说，到什么时候，我才能轮得上这样的待遇呀？”

我走过去，环住她的腰说：“你是户主，我是家眷，你养我！你养我！”

“你说，我图你什么呢？就为了那个？”她拍了拍刚才还在吱吱呀呀作响的那把椅子的扶手说。

我笑笑说：“那哪儿能呢，软饭可不好吃，吃软饭，那可得靠硬功夫啊！”

“——哎，你爸，你爸怎么还不走？”她从绿萝上揪下来一片叶子。

“我哪知道，他不走，我也不能赶他走啊！”

“那，那就让他一直住下去？”她走到阳台上，伸手一抛，那片叶子就飘飘悠悠地落了下去。

“怎么会呢，等过一段他待烦了，自然也就回去啦！”

“那，那他要是一直不回去呢？”

“……那我们就去腾冲，在那过一辈子好吧！”我把她两指间的那根烟抽出来，吸了一口说。

6

不知道是不是跟吃饱了也释放了有关，把陈姿伶送走后，我的状态也来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也就是晚上九点半之前，我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那个中篇基本成形了，改改就能交差了。

到了晚上九点半，跟我合租的那几个女孩也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她们回来，我们这套房子里就又开始叮叮咣咣个不停了。就像早上刚起来时那样，她们又一次接连不断地往返于各自的房间和卫生间之间，上厕所，洗衣服，刷牙，洗脸，卸妆，把早上涂上去的东西又一层层卸下来，恢复到她们不能轻易示人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我一天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于是我合上电脑下了楼。

街上正热闹，那些大排档前坐满了人，猜拳喝令，人声鼎沸。穿过那条两边都是大排档的小街，就是我经常买烟的那家超市，我进去买了两条烟，一条黄鹤楼，一条喜梅——我爸只抽老家这个牌子的烟，碰巧也只有那家超市才卖这个牌子的烟。从超市出来，走了几十米，我想起来忘记换钱了，就又折回去，跟老板娘换了五百块的零票，都是五块十块的那种，面额大了我爸不舍得花。

到家时我爸还没睡，他正在看《乡村爱情11》，我也陪他看了一会儿：大学生杜小双到象牙山村当第一书记，她为村里弄来一车价格很低的化肥，却卖不掉；为了让村民看到效果，刘能做了一个辣椒试验田，一排施肥，一排不施肥，施肥那排他故意多施了些，结果烧死了辣椒秧；刘能急了，去赵四家拿来辣椒秧栽上充数，而这一幕正好被谢广坤拍到并在杜小双和村民面前捅了出来。

“这也太离谱了，刘能一看就是没种过地。”我爸说。我说：“你也太较真儿了，电视剧也能信？”这时陈姿伶发来微信说：把行李收拾好，明天别起晚了，八点去接你！行，我说，又加了个笑脸。

“来两个月了，感觉怎么样？”我问我爸。

“什么怎么样？”

“就是能适应不？”

“适应啊，有什么不适应的？！”

“要是你一个人在这儿住，能适应不？”

“啥意思？”他转过头来，用刚刚瞅完刘能的那种眼神瞅了瞅我。

“噢，是这样，明天我得出趟差，你自己在家行不行？”

“去哪？去几天？”

“云南，一周吧，差不多一周！”

我把那口大行李箱从阳台上拉进来，开始收拾行李。我注意到，那捆竹子已经破完了，现在变成了几百根又细又长的篾条，它们惨白惨白的，在客厅灯光的映照下反射出一层细碎晶莹的流光。

“你，你自己去？”我爸起身关了电视，在我对面坐下来说。

“跟别人一起，好几个呢，都是写东西的！”

“该不会是跟小陈一起吧？”他点上一根烟。

“不是，她得上班呢！”

“——不上班也不行啊，跟你说，趁早和她断了！”

“你说一，我绝对不说二，行了吧？断了，绝对断了！”

“那行，断了就行！”他放心了，起身打开电视，又回到那张小床上非常舒展地躺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多年以前摸索出来的那一套对付我这个儿子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如今已经完全不管用了。

“你就别想着她了，”我把箱子一扣说，“先管好你自己，你自己在家行不行？别再出去捡那些破烂玩意儿了啊，这房子都快变成垃圾场了。对啦，出门你一定带上手机，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我知道！我知道！”他摆了摆手说。

我掏出来那叠零票，递给他：“五百够不够？不够了就去取点儿，别舍不得，该花就得花！”

他接过去说：“够了够了，我又不像你！”

“跟你说，我出去这几天，有几条你要注意，一是破烂，千万不要再到处去捡了；二是煤气，做完饭一定关好阀门，洗澡时记得打开窗户，中毒了就麻烦了；三是钥匙，出门时不要忘带了，忘了我可是给你送不回来；四是骗子，有陌生人敲门一定不要开，现在骗子太多了……”我又嘱咐我爸。

7

在腾冲这一周，我们一直住在“悦来”，这是火山地质公园旁边的一家温泉酒店，陈姿伶订的。酒店周围的风景很好，绿树红花的，可能跟火山灰形成的肥沃土壤有关系，植被非常茂盛。从阳台上望过去，远处那一座座峰顶凹陷下去的火山以及覆盖其上的那一片片花草树木也异常壮美而秀丽。

选择住在那儿，是因为陈姿伶以前去剧组探班时在那儿住过，酒店和她现在写剧本的那家影视公司有协议价，可以打六折。而且干净，安静，有免费的温泉可以泡，最主要的原因是非常偏僻，距离城区远，周围也没什么可以玩的逛的，她好把自己和我牢牢地拴在房间里一门心思改剧本。

剧本要修改的地方，也就是让女记者和王总产生点儿什么情感的部分，陈姿伶花了一天时间设计了两个自己很满意的方案。不过非常不幸的是，发过去两个小时之后，这两个方案就被否决了。否决了，但是又没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对方只是在邮件里说，不能在一出场时就把那个王总写得很坏，要让他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一点儿，这样才能勾连起和那个女记者的情感纠葛，他们之间的攻防才会精彩。他要陈姿伶琢磨琢磨，再做个方案。这让她非常抓狂，第二天就来了例假。

你不知道，陈姿伶来例假时会变得非常神经质，情绪暴躁。她一暴躁起来，我也就得跟着遭殃。陈姿伶说：“你来吧，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招儿了！”她把打印好的剧本草稿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说：“我出出主意还行，但你让我写方案我哪会啊，影视圈的门儿我都不知道朝哪开呢！”

无论我怎么说，陈姿伶横竖只有一句话：“我不管，反正你得给我写个方案！”没办法，我只有硬着头皮去写。通读完剧本，我用写小说的那种方式胡编乱造，对情节进行了这样的调整：在还不知道王总就是传销头目时，女记者就认识了他，并和他有了一些交集，滋生了情愫；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在各种矛头都指向王总时，他也及时知道了调查自己的人就是女记者，她在明处，他在暗处，他开始对她不断调整人设，两个人的情感纠葛和斗法大戏就此展开；到最后，她终于掀开了他的老底儿。

接下来的事情，不但我没想到，陈姿伶也没想到。我用来搪塞她的这个方案，发过去之后没多久，投资方竟然就同意了！对方说，这个方案很好，修改时一定好好把握住这一条，就是要好看，王总和女记者之间的情感纠葛，安排得越狗血越离奇越好，这样才会有市场！这个回复让我糊涂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像我这样一个三流小说家身上，竟然还会有做一个牛×编剧的潜质呢。

然而不管怎么样，既然对方同意了，那接下来就好办了。胡编乱造这样的事陈姿伶不擅长，但添油加醋这样的事儿，她倒是比谁都在行。事实也是如此，那几天，我和她都进展得非常顺利，她每天去咖啡馆改剧本，我就在房间改小说，不写东西时我们就去吃喝玩泡，非常愉快，此处不表。

从腾冲回来那天是下午了。从机场出来后，我打了个车，想着把陈姿伶先送回家，然后我再去工作室改一会儿，把那个中篇搞完发过去。但是进了市区之后，陈姿伶却指挥着司机上了二桥。我说：“你这路线不对啊，回你家不走这儿吧？”她说：“不回家，什么时候说回家了？”接下来，她又指挥着司机开上徐东大街，拐进中北路，最后沿着双拥路，一直来到一个叫“春明外馆”的酒店门前。

下车后，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地说：“啥意思，今天不回家了吗？”陈姿伶凑过来，在我耳边小声说：“笨蛋，给你个奖励——我那个来完了！”这时候，我才明白过来。

是的，当天晚上，陈姿伶就是以这种方式奖励我。她使出浑身解数，表现得异常出色，细小的腰肢中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浮力，甚至差点儿让我对她的职业产生了怀疑。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走了，说是去一趟影视公司。我理解她，我理解她一直惦记着她那十五万尾款的心情。我没有起那么早，折腾了一晚上让我又困又累，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起来后，我点了份外卖，吃完发了会儿呆，才意识到确实该回去了——我想起了我爸，还有他可能已经编好的那两张竹席。

8

我爸不在家，我想象中他已经编好的那两张竹席也不在家——阳台上，那几百根篾条也都不见了踪影。一开始，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毕竟之前他自己也经常出去转转，附近这一带他都摸得很熟了。而且他的被褥和衣服都还在，收音机也还在，总不至于会离家出走吧？

正好，趁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我还可以把写好的那个中篇再改一改。不过，等我改了两个小时之后，我爸还是没回来。他到底干什么去了？难道，难道是把编好的竹席拿到哪儿卖去了？

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接通了。接通后，一阵巨大的铃声和不断闪亮的屏幕提醒我，他的老人手机正躺在墙角的那块插板上充电。我打他的手表电话，也接通了，床头又响起来一阵小女生的嗲叫声——“爸爸来电话了”，这种小天才电话手表（也就是很多家长买给小学生的那种），我是在我爸刚来时怕他走丢了买给他的，但他并不怎么戴——不是他没有戴的习惯，而是他从来没有过手表。

接下来，我又给陈姿伶打了个电话：“这下好了，终于如你所愿啦！”

“怎么啦，有什么好事？”

“我爸不见了！”

“他不是一直在你那儿吗？”

“是啊，不知道去哪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手机也没带！”

“手机没带就跑不远，可能，可能是找相好的去了吧！”陈姿伶在那边笑出了声儿。

“滚，你爸才找相好的去了！”

“——那去哪了？走丢了？或者被骗出去搞传销了？现在搞传销的那么多！”

“入戏太深了吧你，陈姿伶，怎么不能是你爸出去搞传销呢？”

“你看你，又不是真的，我只不过合理想象一下嘛！”

挂了电话，我开始翻我爸的手机通话记录。拨出栏是空的，已接来电里只有一个号码，我哥的，通话记录显示是三天前。我拨了过去，接通后那边背景音很嘈杂，大概是此起彼伏的读书声。

“爸，”我哥说，“正上课呢我，等会儿再打吧！”

“是我，哥，是我，”我说，“爸是不是回去了？”

“没有啊，爸不是在你那儿吗？怎么了？”

“我出差刚回来，爸没在家，我看你三天前给他打了个电话，就问问你。”

“哦，那时候他还在你那里呢，说你出差了，他跑哪去了？”

“不知道，我再找找，可能出门溜达去了吧，我再找找！”

我去了一趟江滩，又从江滩转到一桥，沿着引桥走到红楼，再到紫阳公园转了一圈。这些地方，都是我爸之前经常去的，他之所以经常去这些地方，是因为只有这些地方不收门票。接下来，我还去了他经常捡破烂儿的那几个正在拆迁的小区，以及附近的两个农贸市场，但也都一无所获。

最后，我想可能漏掉了最重要的地方——蛇山！直觉告诉我，那才是他最应该去的地方，蛇山上有菜地，还有几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对了，你还别说，那捆毛竹他应该就是从那儿砍回来的！

爬上蛇山，我沿着那条山顶小路走了几个来回，又去两面山坡的竹林里转了转，没有。就连那些在躺椅上侧着身子睡觉的人和那些打太极拳的人我也跑过去看了一眼，他们都不是我爸，他们中间也没有我爸。真是见鬼了，能去哪呢？迷路了？找相好的去了？或者真的就像陈姿伶说的那样，被骗出去搞传销了？这也太匪夷所思了！难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也要像那个女记者一样，跟下线上线斗智斗勇一番，去端掉一个传销组织？从蛇山下来时，就像构思小说一样，我为自己想象中的调查编织了一幕幕离奇的情节，又不断用一个个理由去推翻那些情节，重新建立起另外的情节。

9

到了下午五点，又两个小时过去了，我爸还是没回来。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门，然而我爸并没有如我期待的那样突然打开门闯进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个经常出现在我小说中的句子，直到现在才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它的真正含义。我想我不能再这么干等下去了。

接下来，我只好去了一趟街道的警务室——这也是最后的办法了，一个胖胖的警察接待了我。

“你好，我来报案！”

“什么情况？”

“我爸，我爸走失了！”

“慢慢说，一项项来，姓名。”

“我吗？谢材骏，材料的材，骏马的……”

“你爸的！”

“哦，谢国槐，国家的国，槐树的槐。”

“年龄。”

“六十二。”

“职业。”

“无业，不对，农民吧，农民。”

“体貌特征。”

“一米六五左右，中等身材，头发花白，黑脸膛，下巴上有颗痣，照片儿要不要？”

“先不用，走失的时候什么穿着打扮？”

“这我不知道，应该是白衬衣、灰裤子、黑布鞋，平时他都是这么穿的。”

“在哪走失的？”

“不知道，我爸是两个月前从老家过来的，一直跟我一起住，我住在彭刘杨路后长街金榜名苑5栋2006房间，我上周不是出差了嘛，今天才回来，回来就发现他不在家，能找的地方也都找过了。”

“什么时间走失的？”

“具体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我一回到家，就发现他不见了！”

这时候那个干警把笔一撂说：“那你报什么案，从你发现他不见了到现在还不满24小时呢，这样吧，你先回，说不定你爸等会儿就回去了，如果明天还没回去你再来！”说完，他朝我扬了扬手。

“问题是，我发现我爸不见时他可能已经走失很久啦”，我急了，“你们不能帮忙去找找？！”

“那不行，失踪案件有失踪案件的程序，明天中午如果你爸还没回去，到时候你再过来！”

回去的路上，我不停地想象着这一幕：等会儿，在我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将会看见我爸正歪在那张小床上看电视，或者在阳台上破篾条。不过，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我一厢情愿地幻想的那一幕并没有出现，房间里仍然是我刚才出去时的那个样子，并没有显示出我爸曾经回来过的任何迹象。

这时候，陈姿伶发来微信说：怎么样？你爸回来了没有？我说，没有呢，刚才我去警务室报案了，不过没有立案，说是还不到24小时呢！她说：你个笨蛋，小区里不是有监控吗？去看看录像！

听说我要看监控录像找我爸，物业一开始不同意，说这涉及到业主隐私和公共安全什么的，要有公安局的证明才行。我急了，并且急中生智地撒了个谎说：“行！要是我爸真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可要承担全部责任，我完全可以告你们不作为，我是市报的记者！”这时候，刚才义正辞严地拒绝我的那个领导缓了缓脸色，冲着操作电脑的那个小伙子摆了摆手说：“算啦算啦，给他看！给他看！”

快进着看了半天。最后，那个小伙子把画面定格在一个人身上，他说：“看看是不是这个？”

他把画面放大，放大到最大，然后我就看见了我爸！录像显示，前天早上八点零四分他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袋子进了小区。我说：“还有呢？楼道的监控呢？”他愣了一下说：“楼道里哪有呀，压根儿没装！”我说：“那我爸去哪了？”他又看了几遍说：“肯定在小区，他后来就没出去过！”

既然还在小区里，那就好办了！从监控室出来，我去花坛和树林里找了一圈，没有。我又去停车场、自行车棚、配电房、健身器材广场、棋牌室和那几家美容会所找了找，前前后后都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这就奇怪了，我们小区就这么大点儿的地方，他能去哪儿呢？是摔倒在哪儿了？跟老头老太们聊得太投入了？还是到什么人家里去了？问题是，除了我，他在这儿谁也不认识呀！

10

想到最近网上到处频发的坠楼新闻时，我的脑袋里嗡了一下，我不敢往下想了。同时我又很不解的是，我的父亲，一个既不是官员也不是生意人的农村老汉，难道也会坠楼吗？也会有坠楼的资格吗？不过，这个念头还是驱使着我要把我们那栋楼的每一层都找个遍，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消防楼梯里非常昏暗，只有转层处的小灯泛着一点绿光。我一层层爬上去，一边爬一边听着每一层的动静——一阵阵钢琴声、炒菜声、吵架声、装修的打钻声和动画片里小人儿的嗲叫声，还有我的脚步声以及它们巨大而荒凉的回声。爬到二十五楼时，我已经浑身湿透了，瘫坐下来歇了会儿，接着又爬上去。在三十四层，我的腿抽了筋，疼得不行，揉了好一阵儿才缓过来。最后，我一瘸一拐地爬上楼顶，在天台上一拐一瘸地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但还是没找到我爸。

——到底去哪儿了？望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车水马龙的街道，我真想大喊一声：爸！

但是我已经没力气喊了，暴晒了一天的空气笼罩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天台上铺着一层黑色的隔热板，角落里堆满了破铜烂铁和坛坛罐罐的生活垃圾，旁边是几条铁丝扯的晾衣绳。在那几条晾衣绳旁边，我注意到有一条通向右侧的过道，非常窄。沿着那条过道，我来到右侧的天台上。接下来，我就看见了支在天台中央的一顶灰白色蚊帐。帐子下面的四个角，分别用四根细竹竿撑着，外面摆着一双沾满泥巴的布鞋，一把小铁铲，一只蓝色的塑料桶，还有一条皱皱巴巴的鱼鳞袋子。

是的，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它们的主人就是我爸。在撩开帐子之后，我就看见了正四仰八叉地躺在他亲手编织的那张竹席上睡大觉的他，光着膀子，弯曲着两截布满鳞片的小腿，鼾声如雷。

“是你啊，回来啦？”摇醒他之后，我爸揉了揉眼睛说。

“怎么跑这儿来了？找你一天了都！”我带着一丝哭腔说。

“房子里太热啦！”

“不会开空调啊你？！”

“没必要，”他挥了挥手说，“这里有风，不也挺凉快的嘛，还省电！”

我爸一边说一边从帐子里钻出来。我注意到，他的后背和两条胳膊上，布满了被那床竹席硌出来的方格花纹。本来我是准备了一堆话要说道说道他的，到了这时候，才发现竟然完全说不出口了。

他钻出来，披上衣服，望了望天，又把目光落在天台一角。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这时候我注意到刚才完全没注意到的天台一角，我发现那儿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多出来一片新鲜而松软的泥土。在几畦田垄之间，一些高高低低的秧苗正迎风摇曳着。

“这些，这些都是你栽的？”我指着那些秧苗说。

“是啊”，他抖了抖肩上的衣服说，“辣椒，黄瓜，茄子，空心菜，该有的都有了，够你吃上一阵子的。”他抖衣服的动作，跟我小时候在地头上见过的他这个动作一模一样，我一直记得这个动作。

“蛇山上摘的苗，楼下花坛里挖的土，忙活了好几天呢！”他又说。

现在他醒彻底了，伸手到裤兜里摸了一阵子，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他抽出一根，捋直，递给我，又抽出来一根，捋直，点上。一阵阵晚风吹过来，裹卷着从他嘴边升起的那根烟柱，将之吹得东倒西歪的，又一点点播撒到空中。我注意到，在那阵烟雾后面有一大片楼群，在一栋高楼和一栋矮楼之间镶嵌着那枚巨大而通红的夕阳，它正在一点一点地往下落。现在，一天中最后的光线变得柔和起来，给远近的楼群都打上了一层绯红色，也给天台一角那几畦田垄上的秧苗镀上了一层金质光泽。

我点上烟，走过去，默默地在他身边坐下来。坐下来，我觉得就像回到了七八岁的时候，而我爸也仿佛回到了他的年轻时代。我们并排坐着，谁也没说一句话。就像三十年前那样，在忙完一天农活之后和暮色彻底降临之前，我们坐在田间地头疲乏而幸福地享受着一天中难得的惬意时光。我突然感觉到，千里迢迢从老家赶过来，在我这儿住了那么久，我爸好像一直在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在天台打理出来的这块田地边和我坐上那么一会儿；而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陪着他坐上一会儿，尽量多坐上一会儿，直到暮色降临，把我们全部包围，我们再一前一后地走下去。

林东林，诗人、作家。生于1983年，曾就职于广州、桂林、上海、北京等地，现居武汉，《汉诗》主编助理、湖北省作协第12届签约作家。著有《谋国者》《身体的乡愁》《情到浓时情转薄》《线城》《跟着诗人回家》《人山人海》等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