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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底色

来源:《民族文学》 | 陈亚军  2020年02月06日09:20

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交集,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过程。思考这个过程,创作者可以从中找到创作灵感,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可以看到民族关系发展呈现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总趋势。优秀的文学创作者通常兼具思想家的境界,清晰这一历史和现实的基本认知,并能最终将其作为创作构思的底色。

这种民族交往,有时是一种心灵一动的相遇,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新知。交往是民族之间今后一系列相互依存、共同活动的初始条件,而每到历史关头、国运变化之际,这种交往就会走向深入,产生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以及无可替代的修复功能,从而呈现旧邦新命,培育民族自信。

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把文学风格定义为“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这里,我要说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先天就有如此风格的基因。民族交流中兼收并蓄的曲折经历,不仅孕育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姿多彩,而且还赋予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历史沧桑,让读者在阅览民族精神图谱中感受凝聚其中的生存经验和生活智慧,并走上思想境界的高度。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民族团结、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多元性的统一,既是多民族国家的存在方式,也是中华文化的内在特征。文化认同是一种深层次的认同,是情感交融的基础,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文化,也只有文化,才有民族融合的最后解释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文学肩负着建构精神生活的责任,因此,一方面要珍惜和研究多元一体这个遗产,另一方面要关注新时代民族生活的新特点和新发展,我想,这应该是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文化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