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应该从哪儿说起呢？

从孔雀蓝绿色的披肩以及蕾丝手套开始吧。

那天天气不好，我记得，风把教学楼前的几株樱树吹得瑟瑟发抖，十月的樱树真是没法看的，叶子的颜色丑且不说——像张爱玲笔下的旧衣裳，那种碎牛肉的黯红，还稀稀拉拉的，生了疮的癞痢头一样。想起它们三月时新妇般葱茏之美，不免就有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

其实我没见过这几株樱树三月开花的样子。我是新调来的老师，之前和先生在另一个城市的大学当老师，当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挺好的。可有一天他突然说不能在那个城市生活下去了。为什么？我惊讶。因为鱼，他再也不能吃那个城市的鱼了。那个城市在北方内陆，没有江湖，吃的鱼都是超市里的冷冻鱼，翻了白眼的。吃起来一股子尸味，他说。他想吃南方的鱼了。特别是一种叫翘嘴白的鱼，南方小江小河小溪里生长的。卤水翘嘴白，清蒸翘嘴白，红烧翘嘴白——放些笋衣或苦槠豆腐进去烧，起锅时再放小米椒和豆豉和葱白，简直不能想。一想，就要流口水，哪怕正上着课呢。所以他必须调到南方某大学去，不然，上课时上着上着，突然流起了口水，这怎么可以？一个教授，怎么可以在课堂上流口水？那不是要闹大笑话？所以他必须要调到江南去，必须！他煞有介事地强调。我不信。一个搞物理学研究的教授，也不是《世说新语》里的人物，会因为鱼而生出迁徙之心？我猜想他有别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说，男人有男人的难言之隐。没办法，我只能“嫁鸡随鸡”地跟他来到了这个大学。谁叫我的学问不如他呢？在一对大学夫妇之间，当然是谁的学问好谁说了算。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这种天气这种时候还站在教学楼门口和一群年轻老师一起等校车的原因。下午七八节的课，老师们都不爱上。教务员一般都把这个时间段排给年轻老师，或者不怎么重要的课程——我的《古典文学作品欣赏》就属于不怎么重要的选修课。

“虞老师，怎么办呢？专业核心课其他老师都上着呢，暂时也没有合适的课。要不，您先上公共选修课？”教研室主任客气地问我。

我初来乍到，能说什么？上呗。

那个女人是在外语楼上来的。上来后她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刷了校园卡就随人流往车厢后鱼贯而入然后找个空位子坐下，而是非常夺目地在车门口处站定了——说非常夺目，是因为她身上的颜色：她手上拎的讲义包，胳膊上的披肩，还有她的手套，都是绿色的：讲义包是松绿色，披巾是孔雀蓝绿色，手套是翠绿色。这层层叠叠的绿，使她看上去十分古怪，像一棵圣诞树。尤其手套。不过十月，南方还没到戴手套的季节呢，但这女人却戴了手套——一双有蕾丝花边的镂空绒布手套。

车子已经开动了，但女人仍然在车门口站着，眼光像探照灯一样，从前往后，又从后往前，把车上的人来来回回照了两遍，仿佛在寻觅某个人一样，又仿佛不是，因为最后她看上去没有一点失落意味地一步三摇到了我身边，轻声轻气地问，“我能坐这儿吗？”

空位置上放了我的讲义包，我面无表情拿了过来，搁自己膝上。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坐我身边，车上明明空得很，她完全可以坐我的前排。前排的两个位置上一个人也没有，她可以一个位置坐，一个位置放讲义包。老师们都这样的。

“这天气，有点凉了呢。”女人坐下来后，清了清嗓子说。

她在搭讪。

我“嗯”一声，算作答了。我不想说话。在大阶梯教室两节课上下来，我唇干舌燥，嗓子里烟熏火燎般，实在没有和一个戴绿手套的陌生女人聊天的兴致和精神。

“看样子，明天会下雨吧？”

我又“嗯”了一声。

女人安静了几分钟，想必也察觉了我的冷淡。我不管。转脸看窗外，窗外已是暮色苍茫，远处是江，更远处还是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行走在江边的车，像船，让人无端生出颠簸摇荡之伤感。

“您是哪个系的？以前好像没见过？”女人不甘心似的，又开口了。

我不能“嗯”了。这是疑问句，单单用语气词是敷衍不了的。

“中文系。”我咕噜道。

“My God，我们两个系是邻居吔！我是外语系的，周邶风，诗经里邶风的邶风。”

她伸出手，我有些惊讶于这个陌生女人的一惊一乍和完全没有必要的热烈，但还是很别扭地握了握那只伸过来的戴着绿手套的手。

那手微微地弯曲着，样子有点像要啄食的鹦鹉的喙。

我和周邶风就这样认识了。

我们都住老校区，她住桂苑，我住木槿苑，两苑比邻，只隔了一堵灰白围墙。围墙一边是几十株密实的桂树，和一条几百米长的迤逦青砖小径；一边是几十株木槿树，和一条商业街。说是街，其实也就十来家小店铺，卖生鲜水果，卖斋肠粉，卖椒盐芝麻饼。那卖椒盐芝麻烧饼的山东老妇每次见到我，都笑成一朵金丝菊，因为我老买她家的椒盐芝麻烧饼。每次一买就是十个，吃完了，又去买十个，络绎不绝。先生受不了。他早上喜欢喝粥，配一碟小菜，随便什么小菜——“豆干雪里蕻也可”“腌萝卜也可”“青椒毛豆也可”，他一一列举，多能将就似的。但我偏不弄。我已经因为他想吃翘嘴白鱼而调到这三流学校来上选修课了，难不成还要鸡鸣即起给他煮粥弄小菜，想得美！“也可”“也可”谁不会说？我也会呢。“馄饨也可”“面条也可”“水饺也可”，他倒是弄给我吃呀！

和周邶风遇到是在第三天，也许是第四天，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是我又一次去商业街买椒盐芝麻烧饼时，被她叫住了。

“虞老师，虞老师。”

我吓一跳。声音尖细突兀，是那种没有准备的声音，像小孩子迷路了突然看见自己家人而发出的变了形的惊喜交加的声音。

这一次是蓝色。黛蓝色的披肩，靛蓝色的长裙，紫蓝色的狗——那只狗也穿了一件紫蓝色小背心，和周邶风身上一模一样的。一个蓝色的人，一只蓝色的狗，并排站在美发店门口。

周邶风招手让我过去。

“虞老师，你说我烫梨花头怎么样？”她问我。

“梨花头？什么梨花头？”我莫名其妙。

“就是这个。”她翻了画册指给我看。

“嗯——挺好的。”

“可小白师傅说烟花烫更适合我。”

穿黑衬衣卡其哈伦裤的小白师傅正躬了身子给一个女人修发尾呢，听了周邶风的话，扭过头来说，“周老师气质好，又时尚，烫烟花肯定拉风。”

“你说呢？你说呢？”周邶风绯红了脸问我。

“什么是烟花烫？”

“就是这个，这个。”周邶风又翻了画册指给我看。

一个首如飞蓬的黑嘴唇女人在纸上抬了下巴作两眼迷茫状。

天哪！这样的发式，怕也只有街头流莺喜欢吧？

或者女艺术家。像写《你好，忧愁》的萨冈那样年轻不羁的。光着腿，穿长长的男式白衬衣，一边虚无颓废着，一边天真放荡着。

而周邶风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身份，怎么可以？

“怎么样？”周邶风又问。

“嗯，这个，我不太懂的。”我客气地笑笑，转身要走。

周邶风也要走。

“小白，小白，我下次来哦。”

但她没有回桂苑，而是跟着我，到我家“看看”了。

之后我总在木槿苑的商业街遇到周邶风。

她在生鲜店，在花店，在斋肠粉店，甚至苑门口的配钥匙店修鞋的摊子。她似乎很喜欢在那些地方盘桓。那些小店主一边料理生意——反正也不在繁华街上，生意总是不忙的——一边和她聊天。

聊什么呢？一个大学老师，和那些卖生鲜卖斋肠粉的人。

不是我势利，像我先生批评的那样。但人与人说话，难道不需要共鸣？鸟都要呢，所以才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才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而鸡同鸭讲对牛弹琴，有意思？

有一次我听到她和我家钟点工顾姨聊天。

“顾姨，柚子皮你是怎么腌的？这么好吃。”

“要用水多泡几天，这样去涩味。”

“泡几天呢？”

“三四天吧。要看柚子皮的厚薄，有些柚子皮薄些，三天就可以了，有些柚子皮厚些，就要四五天了。中间要换几次水，拧干，再拌上生抽大蒜子小米椒白糖就可以了。”

“还要放白糖？”

“这看个人口味。以前我也不放的，后来在四栋的陈师母家做事的时候，她让我帮着一起腌柚子皮。陈师母是上海人，食性偏甜，所以腌柚子皮什么的，都作兴放几匙蜂蜜。当时我还纳闷，这又咸又甜的，能吃？但做好后一尝，味道挺好，吃起来糯软了许多。后来我就学会了。不过，我不用蜂蜜，我用白糖，蜂蜜太贵。”

“顾姨，我家里有蜂蜜，下次给你拿点。”

“不用不用，那么贵的东西。”

“有什么贵的？别人送的。”

“那怎么好意思？怎么好意思？”

“好意思的，顾姨——不然，你给我一罐腌柚子皮？我们换着吃。”

“那也行。”

她们聊得自然而然，简直有“醉里吴音相媚好”之意了。

顾姨一星期才来我家一次，和我都不怎么熟呢，但周邶风却可以“顾姨顾姨”叫得如此亲切。

这是周邶风的本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和不同阶级的人自在相处的。苏东坡说他“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我不能。好像伍尔芙也不能。伍尔芙每次和她家保姆说话都会紧张不安。我虽不至于紧张，但每回顾姨来我家时，我确实也颇拘谨的。我们之间的对话一直十分简单，顾姨来时，我说“来了？”她“嗯”一声；顾姨走时，她说“走了”，我“嗯”一声。再往下，就不知说什么好了。但周邶风可以没完没了。“顾姨，你今天气色真好！”“顾姨，你这根簪子的颜色真好看。”

顾姨就抿了嘴笑。她在我面前从来不怎么笑的。她喜欢周邶风远甚于我。

我对周邶风简直钦佩了。毕竟，能和钟点工两情相悦的人，不多。尤其在这风气清高的高校，女老师们哪个不是目无下尘的林黛玉？或者降贵纡尊的薛宝钗——那种做出来的周到。像周邶风这种对“下尘”货真价实的好，已经不多了。

我和周邶风的交往，因此密切了起来。

有时我也去桂苑找找周邶风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而且，比起木槿苑来，我其实更喜欢桂苑。

桂苑是教授楼，里面住的人，除了保姆，基本都是老教授，按周邶风的说法，“平均年龄都在五十五岁以上了。”人老了，就没有喧嚣的旺盛精力，所以桂苑比木槿苑安静。我喜欢到安静的桂苑里那条迤逦的青砖小径散步，也喜欢坐在小径旁的木椅上闻桂花香。

一个人，坐在树下，看看书，看看树叶和空空的天，看看偶尔走过的白头发教授夫妇的背影。

但和周邶风坐在一起，安静不成了。周邶风有话癖。什么话到了她这儿，都自带根须，能繁衍，能生长。

“刚刚过去的那个老头，是历史系的吴寅。”

“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当年可是师大的风流人物。”

“师大的女生，至少有一半是他的fans呢。”

“每回吴寅去学校礼堂作讲座，吴师母都要前去压阵的——她目光炯炯坐在礼堂一侧，以防那些春心盎然的女生。”

“因为这个，吴师母得了一个绰号，秃头猫头鹰。”

“吴师母头发少。”

周邶风一句又一句，连绵不绝。

而且是窃窃私语，好像我们关系多亲密似的。

“不知为什么，第一次看到你，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周邶风不止一次这么说。

什么意思？难道那天在空荡荡的校车上她非要坐我身边的原因是“满堂兮美人，独与余兮目成”？

我有点难为情。我实在不习惯这样过分亲密的。别说和一个交往不久的女人，就是爱人之间，我也更喜欢夏目漱石那种把“我爱你”说成“今夜月亮很好”的含蓄表白方式。

但周邶风的主动示好，还是让我颇受用。毕竟我在这个城市这个大学，还没有一个称得上朋友的人呢。一个中年女人，即使是我这种习惯独处的中年女人，完全没有朋友也是不行的。

“这是桔梗，这是野生蜂蜜，每天喝一杯桔梗蜂蜜茶对嗓子沙哑有好处的。”

周邶风告诉我，她先生是食品工程学院的院长，所以家里总有人送野生蜂蜜之类东西的。

“虞，去苏圃路的菜市场吗？那儿有野生翘嘴白卖呢。”

“虞，去后街吃羊肉面吗？”

“虞，去鄱阳湖看鸟和蓼子花吗？这个季节鄱阳湖飞来了好多候鸟呢。蓼子花也开了，粉紫粉紫的，铺天盖地呢。”

周邶风的建议我总是没法拒绝，她知道我喜欢什么。

所以，不过一个来月，在外人看来，周邶风和我就形影不离了。

有一回，我和同事汤牡丽一起去教务处领试卷，在门口遇到了周邶风。

周邶风依然一惊一乍，好像我们在教务处遇到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她热情地招呼我，又招呼汤牡丽。

汤牡丽的反应却是淡淡的。

“你们认识？”

周邶风走后，我问。

“算认识吧。”

“算认识？”我狐疑。

“师大有谁不认识‘首尾呼应’呢？”汤牡丽笑得几乎诡异了。

我愈发狐疑了，“她不是周邶风吗？怎么成‘首尾呼应’了？”

“大家都这么叫她。”

“为什么？”

“你看看她衣裳的颜色。”

她衣裳的颜色？她衣裳的颜色怎么了？除了反学院的鲜艳，有点舞台风——可那和“首尾呼应”有什么关系？

但突然间，我反应过来了。

周邶风衣裳的颜色确实很有特点——它们都是扎堆的，至少成双成对，也就是说——首尾呼应。

她身上从来没有哪种颜色是单枪匹马出现的。蓝裙子，配蓝披肩；绿裙子，配绿披肩，如果没有，哪怕用发夹、用手镯、用腰带，也要遥相呼应一下。

好像颜色也胆小，会怕鬼似的。

不是我有意打听，但有关周邶风的事——历史的，和现在的——还是天女散花般传到我这里来。

她是广外毕业的，一开始在研究生院上课，上《英美文学》，后来就没上了。有学生到教务处告状，说她上课总跑题，喜欢在课堂上东扯西扯拉家常，明明讲莎士比亚，讲着讲着她能讲半天她家的狗，她家的狗叫Gatsby。Gatsby怎么怎么聪明，怎么怎么洁身自好，不但知道自己上厕所自己用爪子摁旋钮冲水，还知道不在外面和其它母狗乱搞。

从莎士比亚，到狗，也不知她如何起承转合的。

学生们意见很大。他们到学校读研究生，是来求学的，不是来听老师拉家常的。听拉家常在家里听就行了，在弄堂里听就行了——每个家里都有一个家庭妇女的，每个弄堂里有更多的家庭妇女。他们何必辛辛苦苦考研究生呢？他们何必浪费大好青春年华坐到课堂上来呢？就算老师用英语拉家常，那又怎么样？也不比看美剧《绝望主妇》高级！更不比看英剧《唐顿庄园》高级！他们交了学费来学校，不是要听老师用英语讲她家里的狗如何如何，不是要听约克郡布丁的制作方法——周邶风在约克访学过一年的，所以动不动就讲她在约克的事——而是要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要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像其他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有价值的东西。

学校派督导去听课。有督导在，周邶风老老实实地讲了几节莎士比亚。她以为这一次和以往一样，是例行听课。也就听上那么一两节，最多三四节，然后督导写个听课报告交上去，这事就算了了。学校都是这样的，走形式。但督导这一回可恶得狠，听了一节又一节，没完没了的，周邶风就憋不住了——她对拉家常是上瘾的，好像家常是鸦片一样，戒不了——又开始半节课讲书本，半节课拉家常。因为是用英语拉，她以为督导听不懂，督导也确实听不懂。他们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教授，也不是英语专业的，哪里听得懂她叽里哇啦带广东和约克口音的英语呢？但督导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有经验，按周邶风的说法，是“老奸巨猾”。他们偷偷带了录音笔，把周邶风上课讲的东西，一字不拉地录了下来，带回来让外语学院的其他老师逐句翻译了，附在听课报告后面，送到了教务处。这下事情就闹大了，教务处长说，“周邶风老师简直把《英美文学》课，上成了《家政》课。”

这还是好听的，研究生院的院长更不客气了，说周邶风老师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滥竽充数”，是“鱼目混珠”。

主管教学的校长也认真看了翻译版的周邶风老师上课记录，之后定性说，“这是一起教学事故，要严肃处理。”

学校在办公网上公示了对周邶风的处分决定：停课一年；停发当年的教学津贴；三年之内不能参加职称评定。

这个处分是前所未有的严厉，学校还从来没有这么处分过老师呢，之前哲学系的某老师因为上课老接电话，学校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扣发了当季教学津贴；艺术系戏影专业的某老师因为被学生反映总是在课堂上“像放映员一样”放电影不讲课，学校给了她一个警告处分，扣发了当月的教学津贴。但还没有哪个老师被停过课呢。

学校还因此开展了一系列师德师风建设主题活动，什么“我们到底要怎样培养学生”，什么“论大学课堂上教师的道德修养”。每个老师都被要求发言和写一千字以上的心得体会。老师们叫苦连天，直抱怨因为周邶风，他们遭池鱼之殃了。

一时间，周邶风成了众矢之的。

周邶风不知道，她其实是撞枪口了。学校第二年就要参加全国高校教学评估。校领导忧心忡忡，因为教学环节可是他们学校的软肋。这些年，老师们都一心一意写论文去了，申报课题去了，没有哪个老师重视上课。所以学校正卯足了劲抓一个反面典型，好杀鸡儆猴呢。于是周邶风适逢其时，成了那一只被杀的“鸡”。

猴们果然被吓得战战兢兢，再也不敢在上课时乱来。学校因此在第二年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成绩斐然，排名进了前五十。前五十虽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名次，但对他们这样的三流学校而言，已经有改写历史的意义了——学校在上一轮，上上一轮，上上上一轮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排名可都是六十多呢，从来没有突破过五十的。校长龙颜大悦，在学校海棠阁摆了庆功宴，大宴那些在这次评估中做出杰出贡献的老师和教务工作者。那些被宴请的老师们，一个个拊髀击缶歌呜呜。而那些没被宴请的老师，就有些失落了。校长为了普天同庆雨露均沾，又以“节能奖”的名义给每位老师发放了一千块奖金——甚至学生们也有份，在评估结果出来的当个周末，后勤部门给每个学生发了肉丸子票，学生凭此票可打一份免费的大肉丸。学生们也拊掌击缶歌呜呜。于是全校都沉浸在一片洞房花烛般的喜庆气氛中。

一年后周邶风才重新回到课堂。但一个“把《英美文学》课上成《家政》课”的老师，不可能有资格上研究生课了，也不可能有资格上专业核心课和必修课了。

她只能和那些年轻老师一样，上上公共选修课，或二类通识课。这种课一般都被排在下午七八节，或晚上，或周末。都是老师们痛心疾首避之惟恐不及的时间。

但周邶风愿意在这个时间段上课。这个时间段一般没有督导来听课。周邶风后来，很怕督导了。

周邶风遛狗，也是桂苑和木槿苑一景。

苑里养狗的人家不多。高校的老师们，对养狗，多少是抱了些看法的。总认为那是有闲阶级用来打发时间的，无聊得很，腐朽得很。和以前的公子哥儿养鸡斗鸡养蛐蛐斗蛐蛐性质一样。一个教授，特别是一个女教授，牵只狗出来散步，那成什么样子呢？不成样子的。教授嘛，散步就应该带本书，一边走，一边看，看着看着，一个不小心，还会撞到树上，像中文系的庄瑾瑜教授那样，那才是女教授的正经样子。再说，养狗可不是养花养草那么简单，只需要浇点水就了事。狗的要求可是很多的，不仅要吃要喝，还要洗澡，还要散步，还要恋爱，恋爱失败了还要吠个不停。像中文系陈季子家的多福那样。多福是只公狗，它追求苏不渔家的母狗，没追求上，结果不分白天黑夜的，吠了一个多月。把桂苑的教授们吵得没法读书写文章了。大家意见很大，但意见都憋在肚子里，没有谁把意见说出口。只有隔壁生物系的姬教授脾气不好，有一次冲到陈季子家门口对了多福嚷嚷，你再吠，你再吠，再吠就把你实验了——所谓“实验了”，就是说要把它弄到生物系实验室去给学生做实验。陈师母气得要命，扬言要告姬教授恐吓。陈师母说她家的多福可不是一般的狗，而是智商很高的贵宾犬，所以姬某“实验了”之类的残酷的话，多福肯定能听懂的，心理也肯定受到了伤害。

这话大家听了，也就一笑了之。没有谁真的相信，她家的多福能听懂“实验了”这种话。

不过，桂苑的那几只狗，确实不是一般的狗。杜副校长家的拉布拉多，哲学系主任老米家的西施犬，中文系苏不渔家的蝴蝶犬，牵出来遛时，都不用主人吹嘘，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历不凡。狗和人一样，来历不同，走路的风度气概就不同。就好比学校里那些出身北大清华的教授，和出身二三流大学的教授，走上讲台的姿势，都不一样。也不是说出身北大清华的教授就个个气宇轩昂，鼻孔朝天，像历史系的杨不孚教授，走上讲台的时候，也低头佝腰，弱柳扶风，一说话，也是细声细气，但仍然气场强大，是那种内功深厚的有底气的强大。

而周邶风的狗没有桂苑那几只狗出身高贵，是土狗。

“也亏她做得出来，捡只土狗穿上花衣裳当宠物养。”汤牡丽说。

周邶风也告诉过我，Gatsby是她捡到的，就在小区后面的废墟上，当时它孑然一身，神情彷徨。她一时恻隐，就收养了。

土狗本来也没什么不好，如果放在陶渊明那样的环境里，“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或者放在唐诗里，“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那样就自然而然，有诗意美！人和物，都讲究个适得其所。适了，就相得益彰，就“人面桃花相映红”，不适呢，就乖谬，就古怪。《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之所以成了丑角，成了林黛玉“携蝗大嚼图”里的母蝗虫，说到底，不是刘姥姥丑，而是她不该进大观园。

周邶风的狗也如此，它在桂苑，就如刘姥姥在大观园般搞笑。

尤其是周邶风还给它穿上了颜色鲜艳的褂子。

一只土狗，拴根狗链子带个金色项圈，穿件宝蓝色或翠绿色的绸缎小褂子，怎么看，都显得怪里怪气的，它甚至不像狗了，像什么呢？不知道，反正不像狗。

美术系的马远老师因此画了一幅画，叫《女人与狗》，挂在艺术学院的展览厅里，许多老师都去看了，觉得马远画得真是惟妙惟肖，既画出了形，又画出了神。

但马远不承认他是“因此”。他说这幅画，和身边的人没有一丁点儿关系，和身边的狗也没有一丁点儿关系，他画的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女人和狗，他喜欢契诃夫的小说，特别是《带小狗的女人》。所以这幅画，是向十九世纪的契诃夫致敬呢，所以它不是“因此”而是“因彼”呢。

这话没人信。桂苑的教授们饱读诗书，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大都读过的——就算之前没读过，在这之后也仔细读了。小说里的女人，金发，个子不高，戴一顶圆形软帽；小说里的狗，也是娇小玲珑的白毛狮子狗。

而马远画里的女人，黑发，个子又高又瘦，没戴帽子，披一块孔雀绿披肩；画里的狗，个子也又高又瘦，不是白毛狮子狗，而是黄黑色的。最关键的是，那狗也穿一件孔雀绿的马夹。

还有，那女人背后的树，也不是桦树——十九世纪俄国文学里的树，一般都是高大笔直的桦树呢，可马远画里的树，树干不直，树冠又低又圆，看着更像桂树，或者木槿。

所以，马远的《女人和狗》，绝对不是“因彼”，而是“因此”。

对这些学院索隐派，马远嗤之以鼻，“这不是学术，而是艺术，艺术你们懂不懂？”

桂苑的教授们也嗤之以鼻。他们自然懂艺术的，也懂“艺术源于生活”的理论，而马远这幅画的“生活”，毋庸置疑，就是周邶风和她的狗——不信，不信就来桂苑看看！

或者到木槿苑的商业街来看也可以，反正周邶风和她的狗，不是在桂苑转悠，就是在木槿苑的商业街转悠。

那些住在其他小区的老师，本着究本溯源的学术习惯，果真过来看看了，看完之后，又去艺术学院的展览厅看马远的画。有一丝不苟治学严谨的教授，看完画之后，再按图索骥去看周邶风和她的狗，如此反复对照看上若干遍，才算完。

周邶风和她的狗，就这样成为桂苑和木槿苑的风景了。

“Gatsby，Gatsby。”

只要狗稍微走远点，周邶风就会一惊一乍地叫。

我不明白她有什么好惊乍的，连我都知道，Gatsby不过走到某棵桂树后去小便了，小便之后又蹲在另一棵桂树后趴着发呆去了。

这是Gatsby的习惯，它总是在一棵树下小便，到另一棵树下发呆。

那冷静的样子，别说还真有点王维诗里“人闲桂花落”的意思，不，应该是“狗闲桂花落”的意思呢。

“它老蹲在桂树后干什么呢？”

“在闻桂花香呢，你没见它鼻子一翕一翕的？”

“狗也闻得到桂花香？”我惊讶——风花雪月不是人才会的么？狗也会？

“别家的狗我不知道，Gatsby是闻得到的。别说桂花这样浓郁的香，就是柚子花樟树花香，它都能闻得到呢。”

“你怎么知道它闻得到？”

“它告诉我的呀。”

“它告诉你？它怎么告诉你呢？”——难不成那只狗，会讲人类的语言？

或者周邶风除了英语，还会狗语？

我的神情里，肯定流露出了类似讥讽之意。不知为什么，自从听说了周邶风的一些事情后，我对周邶风，就变得有点不客气起来。

“生物之间的交流，不一定非要用语言吧？”周邶风讪讪地说。

那倒是。但再怎么，也不至于能说出“我闻得到桂花香”这种话吧。太夸张了！比陈季子夫人说她的多福能听懂“实验了”还夸张呢。

“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Gatsby，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天哪！之前她也对我说过的，“不知为什么，第一次看到你，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我当时还以为她是“满堂兮美人，独与余兮目成”呢！

原来不独与余，与狗也是这样呢！

后来汤牡丽告诉我，周邶风和许多新来的人，都“一见如故”过呢。

这也是周邶风总来木槿苑的原因。

桂苑的人是没什么变化的，教授是那些老教授，保姆也是那些老保姆，大家知根知底。不会发生把保姆错认为师母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把师母错认为保姆的事情。这事在其它小区，偶尔还是会发生的。比如材料系的马骊老师，在住进木槿苑的第一天，就把对门住的俞师母和她家的保姆弄反了，俞师母朴素，而她家的保姆反倒时髦得很。“谁能想到一个戴眼镜系Burberry格子丝巾的女人是保姆呢？”马骊老师觉得冤枉，俞师母打那以后一直对她不冷不热。那个保姆倒是特别热情，每次在楼道上遇见她就“马老师马老师”地追着叫，不叫应是决不罢休的，还主动帮她倒过几次垃圾，要报答她知遇之恩似的。这事闹得木槿苑尽人皆知，影响很大，Burberry格子丝巾一时也成为木槿苑的风尚。木槿苑的保姆们，不约而同都去万寿宫花二十块买条Burberry系脖子上了。

这是住在木槿苑的好。

木槿苑流动性大，总有老师调走，也总有老师调来。新调来的老师，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了解其他人的情况——这“相当长”的时间要多长呢？不一定，有的要一个来月，有的就要长达数月，视新来的老师性格而定。性格开放的，一个月就差不多了——不过至少也要一个月。一个知识分子，要和另一个知识分子熟络起来，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可能是一饮一啄的事情。而相对封闭的人，比如我这样的，就需要更长时间了。

也就是说，周邶风和那些新来的老师，一般可以做一个月至半年的朋友。

差不多每个新来的女老师，一开始，都听过周邶风的“不知为什么，第一次看到你，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多少还是会被感动的吧？在矜持的学院里，听到如此不矜持的表白，于是半推半就成朋友了。

问题出在后来。

周邶风的先生——那个食品工程学院的院长，不怎么回家的。

也不知怎么传出来的。周邶风自己从来没说过，“他这个人，你不知道有多Clingy。”

Clingy？我一时听不懂。

“缠人。”

她说的是以前，那已经是二十年前了，他们刚分到学校来的时候，她住八栋，他住六栋。两栋一前一后，他有事没事就来找她。

来了也没有什么话说，只是沉闷地坐在桌子边看书，或者沉闷地站在走廊做饭。那时候大家都把走廊当厨房的。他做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食物，什么南瓜花炒百合，什么枸杞炖泥鳅，还带来了计量器，百合多少克，枸杞又多少克，一样一样记录，在一个本本上。她觉得好笑，他这是在做菜呢？还是在做实验呢？

她一开始不怎么愿意和他好的，他比她小，小两岁呢，虽然看不出来。他老相，又稳重，一起出去，不认识的人，都以为他比她大呢。

而且，他也不解风情。同宿舍的女老师生病了，她中文系的男朋友送来了花，还有花间诗，“花心定有何人捻，晕晕如娇靥”。她生病了呢，他让人捎来了一小包药丸——他当时在实验室，实在离不开——以及写了“黄连素，一日三次，一次两丸”的小纸条。

小纸条还是从记录本子上撕下来的，皱且参差不齐，“丸”字上，还有黄不拉叽的斑点，想必是实验时不小心弄上的。是咖喱粉？还是生姜粉？她用舌尖舔了舔，好像都不是。到底是什么呢？她琢磨好半天，也没琢磨出来。他后来告诉她，是茴香粉。

那时有不少条件很好的男人追她的。某某某，还有某某某，当年都追过她。但她最后还是和他好了。

因为他没人要。八栋的女老师都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她们。他这个人，别看蔫头耷脑的，却是个志存高远的人。

这是她的毛病。对没人要的东西，不知为什么，就是放不下。

别人放不下的，是好东西，她呢，放不下的总是些没人要的。

瘸了一只腿的麻雀，丑了吧叽的女同学，絮絮叨叨的隔壁老婆子。

她姐姐说她身上有一种“趋暗性”。本来，人类和飞蛾一样，趋光是本能，追求灿烂和光明的生命，然后借这灿烂和光明照亮自己。而她相反，是夜行动物，总是趋暗。仿佛黑暗才能给她力量似的。

她是子时出生的，子时出生的人，是不是都有趋暗的天性？

一开始周邶风来我家还是会先打个电话的。

“虞，在家吗？”

“在。”

“我给你拿几只清水大闸蟹过来。”

“不要，你们留着自己吃。”

可周邶风不由分说，还是拿过来了，不是几只，而是整整一纸箱。二十几只青背白肚的大闸蟹，用细麻绳五花大绑了，整整齐齐排列在箱子里。美人阵一样。

我先生见了，开心得不得了，他喜欢吃螃蟹。

顾姨把螃蟹清蒸了，配好了红红绿绿的蘸料，又烫了一壶米酒。《红楼梦》里不是写了吗？“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螃蟹性寒，吃时需配姜和菊花酒。

菊花酒家里没有，只能用米酒将就了。

那也够了，先生在吃上，颇有小富即安的知足。

况且有螃蟹，无论如何也不止“小富”的程度。

“一起吃，一起吃。”

先生主动发出邀请，他平时对女性的态度是有点端谨的。这一回，估计是看那一纸箱螃蟹的面子了。

周邶风本来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顾姨拿来了小酒盅，先生帮自己斟了，又帮周邶风斟。顾姨是不喝的，不知是不会，还是觉得不合适。她这个人，有些老派讲究的。我是不喝酒的，不喜欢。

先生的酒壶已经到周邶风杯口了，但她用两根手指突然捂住了盅口，说，“我不会喝酒。”

“这是米酒，才十几度，不算酒的。喝一盅？”先生劝。

“我不会喝的。”

“就一盅？”

我蹙眉。

先生于是悻悻作罢。

他知道我的意思。

关于劝酒，我们以前有过争论的。我认为劝酒是不文明的表现。先生说，怎么不文明？怎么不文明？李白的《将进酒》文明不？可“将进酒”不就是“再来一杯吧”的意思？“将进酒，杯莫停”，不就是“再来一杯再来一杯”的意思？还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不止劝人喝酒，还劝月亮喝酒，不文明？不文明？

我说不过他，我从来都说不过他的。他定了个规矩，就是我们争论问题时，我不能用文学的知识，他不能用物理学的知识，否则就胜之不武。

可我物理学的知识几乎是零呢。怎么可能用物理学的例子和他理论？

而他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古典文学方面的书。

这叫“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得意洋洋地说。

于是我这个“夷”，就很有自知之明地从不和他展开理论，遇到“不敢苟同”的时候，就蹙眉，或白眼。

好在我一蹙眉或白眼，他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并且一般也会按我的意思行事。

这是我们夫妇的模式。

但周邶风看不过。

“要不，我喝半盅？”

她把捂住杯口的手指拿开，对先生嫣然一笑说。

先生没想到，一时看看我，然后忙不迭帮周邶风倒上了。

她后来告诉我，她这是帮我，男人其实不喜欢看女人的眉高眼低，看久了，就会出问题的。也不喜欢一个人喝酒。喝酒不比看书，看书是一个人好，但喝酒一个人就太寂寞了。所以她打算象征性地喝一点，是不煞风景的意思，也是帮我的意思。

可她的“象征性喝一点”，最后把大半壶的黄酒都喝了。

“要不，再来半盅？”

“要不，再来半盅？”

每一次她都试探似问。

先生已经面若桃花了。他酒量其实不怎么样的，虽然每回一有好菜，他总叫嚷着“喝两盅喝两盅”——也就两盅，两盅之后，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就会“氓之蚩蚩”地言笑。

“周老师好酒量。”

“哪里，我不会喝酒的。”

“明明会喝得很。”

“真的，我不怎么会喝酒的。”

“是么？”

“今天心情好，喝起兴了。”

那天周邶风心情确实好，一壶黄酒底朝天之后，她还问，“要不，再烫一壶？”

“没有了。”我说。

当然还有，还有两瓶呢，就放在书房桌子下面，是去年中秋节时先生从老家带回来的浔阳封缸酒。

先生看我一眼，也不作声。这种时候他和我还是挺默契的。

是吗？周邶风转着杯子，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下次吧，下次再一起喝。”

先生最后说。

本来是客套话，但周邶风隔天真来了。

“虞，让你husband下来一趟好吗？”她在单元门口摁门铃说。

“什么事？”

“下来拿点东西。”

是酒，一大坛绍兴花雕。

“别人送的，搁家里有些日子了，我们也不喝。”

其时傍晚，我和先生正准备吃晚饭呢。

只有两个半菜，一个排骨炖山药，一个素炒苦苣，外加一小碟腌萝卜皮。先生有轻微脂肪肝，所以我家餐桌上，一向素且清淡，量也偏少。

“吃了吗？”

“没呢。”

“一起吃点？”

“——也行。”

周邶风好像颇勉强地坐下了。

“加个菜？”

先生看了我建议。他本来对我饭桌上的极简主义就有意见，现在有客人，趁机提要求了。

我看看桌上那点东西，确实太少了。但我坐着不动。一天做一次晚饭就够了，还要我做两次不成？

“冰箱里有一罐橄榄菜，就吃那个怎么样？”

“那个，应该是下水泡饭的吧？还是炒个什么吧。”

“炒什么？”

“肉片木耳之类的，不行吗？”

“木耳要提前半小时泡上，不是说炒就可以炒的。”

“那炒个西红柿鸡蛋？”

我又蹙上眉了。这个人，真是的，连推诿也不懂。

先生这下懂了，于是赶紧起身去拿橄榄菜。

“要不尝尝我手艺？”

一边的周邶风开腔了。

“那怎么行？”

我瞄一眼周邶风的裙子，又是一件靛蓝袈裟似的长裙，这样的裙子站在布达拉宫前双手合十更合适吧？站在舞台上咿咿哦哦更合适吧？和厨房怎么搭？

但周邶风不客气，兀自从门后拿了围裙一系。那天是周日，前一天我刚去了菜市场，所以冰箱里其实囤了不少菜呢。她打开冰箱的刹那，我微微地脸红了。可周邶风若无其事。她麻利得很，不一会儿，一道泡椒藕丁，一道芙蓉鱼就上桌了。

周邶风把它叫做芙蓉鱼，其实就是西红柿烧白鱼块。

西红柿在我家，是和鸡蛋搭配的，从来没有和鱼在一起过。

先生吃一口，脸上刹那呈现出一种惊艳般的表情。

至于吗？不就西红柿白鱼？难不成周邶风把它叫做芙蓉鱼，就真吃出了芙蓉花？

我以为他的“惊艳”，是男人的人情世故呢，或者说怜香惜玉。

毕竟让客人下厨房，怎么说，也是失礼的，所以在菜端上桌后，他有必要“惊艳”一下，也是教养，也是对我的迂回批评。

婚姻生活多年之后，他最热衷的，就是迂回批评我。

虽然他说那不是批评，而是教育。

但当我也挟一口放进嘴后，才知道他的表情不过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而已。

西红柿自然还是西红柿，白鱼自然还是白鱼，但加在一起，西红柿又不是西红柿了，白鱼又不是白鱼了。

就如金圣叹说“盐菜与黄豆共吃，大有胡桃滋味”般。

那种好，怎么说呢，是一种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原来不单人，物与物之间也讲究对路的。对了，就水乳交融，就鸾凤和鸣；不对，就貌合神离，就劳燕分飞。

“周老师，你怎么会把西红柿和白鱼一起烧呢？”先生惊奇地问。

“你们别忘了，我husband是搞食品研究的。”

“食品研究嘛，就是把各种乱七八糟的食材都搁一起做试验。”

“西红柿烧白鱼算是最普通的，还有西红柿烧泥鳅呢，西红柿烧蛤蜊呢，西红柿烧茄子呢——西红柿烧茄子已经被他们学院工厂做成了罐头产品，取名‘姹紫嫣红’，远销到了东南亚呢，不仅东南亚，还远销到了南美呢！不过在南美的名字是叫‘Rojo y Negro’de China，是西班牙语，‘来自中国的红与黑’的意思。好笑不好笑？罐头而已，也不是小说，叫什么‘红与黑’？还‘来自中国的红与黑’？”

“这名字是他们学院食品文学所的一个女老师取的。虞，你知道吗？他们学院还有个食品文学所呢，专门给各种新开发的食品取名字，取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写一些花里胡哨的美食散文，发在‘食色’上——‘食色’是他们微信公众号。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上面会有他们产品介绍和菜谱，还有各种食物知识。”

“不过，也就那些菜谱和食物知识可以看一下，至于那些美食散文，就可以免读了。写得实在不怎么样，太矫情了！不过吃个南瓜粥，文章题目却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不过到他们食品基地去挖紫薯——他们学院在西郊那边还有几十亩地呢，种些有机瓜果蔬菜。文章题目却是‘采菊东篱下’，紫薯是菊么？完全两回事嘛。一个那么俗，一个那么雅。那个女的，哦，就是他们文学所的那个女老师，也是你们中文系毕业的，某个说不上名字的大专学校的中文系，最拿手这个了，明明俗，却装雅。偏偏他们院里的那些男领导，包括我husband，对她作兴得不得了。说还是文艺厉害呀！可以让事物起化学作用，把柴米油盐，变成风花雪月；把经济基础，变成上层建筑。”

“去年人家就凭那些花里胡哨的食品名字，还有那些花里胡哨的美食软文，竟然评上了副教授。本来她写的那些东西，算什么？既不是C刊上发的，也不是核心期刊上发的，就在他们自己公众号上发发的破玩意儿，怎么可以用来评副教授呢？但他们院里为了她，专门给学校打了个报告，说她对学院产品的市场开拓，学院的应用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是特殊人才。”

“特殊人才呢！”

“所以呀，虞，还是人家厉害，晓得另辟蹊径。本来她那种文学水平，如果在你们中文系，那不是小巫见大巫？但在食品学院，却稀罕成鲁迅笔下那棵用红头绳系着的大白菜了。”

“而虞你这个北大中文系的大巫，却还在上着选修课呢。”

我蒙了，怎么说着说着，突然从芙蓉鱼转到我这儿来了呢？

这也太风马牛了吧！

难怪她的学生，会受不了。

我等着先生开口说“我有点疲倦”。这是他的口头禅，动不动就说的。他明天早上还有课呢，每回有课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早早休息的。他这个人，虽然是男人，却娇气得很，一向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很重。做点事——哪怕是芝麻点儿的事情，他都要好好将息。更何况“兹事体大”的上课，那之前绝对要养精蓄锐，之后绝对要闭目养神。包括房事，也是禁止的。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规矩，还主动过呢，但他不为所动地说“我有点疲倦”。

可周邶风的话，川流不息，先生压根插不上嘴。

他时不时瞄一眼我，想必希望我打断周邶风。

我偏不。是他留的客，为什么这时候要我来做恶人呢？

“再来半盅？”

“再来半盅？”

中间周邶风也会略微停顿，可没等先生开口，她就把空了的酒杯往他面前一倾，他只得又给她满上了。

这一回，一壶花雕，她喝了四分之三。

“我其实不会喝酒。”

临走时她还是这么说。

有一回，我从青苑书店出来的时候，看到周邶风在隔壁的良品铺子，好像在买巴旦果杏仁之类的东西。

我没上前招呼，我刚买了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打算下午看呢。

比起周邶风，我还是更愿意和石黑一雄消磨一个下午。

不过，也就看了几页，刚看到景子自杀佐知子出现，门铃就响了。

如果不是顾姨去开门，我会假装不在家的，我猜是周邶风呢。在木槿苑，除了查水电煤气表的，也就周邶风会不请自来。

果然。

“看书呢。”她一边坐在玄关处的条凳上换棉拖鞋，一边探头问。

我“嗯”一声，没起身，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阳台沙发上。

也不算很怠慢。毕竟我们已经如此熟络，虽不至可以“踞厕见之”，但也不是郑重到“不冠不见”。

当然，我也是成心的，指望她有点眼色，早点走，让我可以继续看手上的书。佐知子这个女人一出场就让人欲罢不能，一个住在破败屋子里却用精致茶器喝茶的女人，下文会如何呢？我急切地想知道。

“给你拿了些巴旦果。”

“你不是消化不太好吗？这东西富含膳食纤维，对消化极好的。”

“它有天然的‘植物化学成分’，可以防癌呢。”

“还美容。”

我过意不去。自打认识以来，已经吃了不少周邶风送的东西了。

“反正是别人送的，也吃不了。”

别人送的？

怎么会？

我明明看到她在“良品铺子”买的呀！

汤牡丽说，这是周邶风的风格，每回在和别人“一见如故”之后，就喜欢送人东西。

女人一般手紧，但周邶风大方，比男人还大方。

你夸不得她身上的东西，一夸，她马上就要送你。

这倒是真的，有一回，我夸她胸前的一块玉玦好看，牙黄色和田玉，配上朱红色丝绳，天青色玉扣，古旧得像《红楼梦》里的人佩戴的物件。

她当时就把那玉玦从脖子上摘了下来，说，“送你呗。”

我目瞪口呆。这女人疯了么？又不是几只螃蟹，或一坛酒，送了就送了，收了就收了。这可是玉玦！谁会送别人玉玦呢？也就《红楼梦》里的宝玉，一欢喜，把一个玉玦扇坠送给了琪官。

两人之间总得有点私情什么的，才好授受玉玦吧？

我当然不敢受，虽然没受，依然被周邶风所打动。

怎么说，也应该算十分贵重的“托物言志”吧？

可汤牡丽嗤笑了说，新来的人，谁没受过周邶风诸如此类的“托物言志”呢？

最初都会被打动的，然后渐行渐近，然后比翼双飞。

包括和她husband的恋爱都是这模式。和别人倒着来。中国式男女关系一般是男的授，女的受。但她送他衣物，送他手表，送他各种食材。日本刺参那么贵，她一送就是十几斤。那时他还是个讲师呢，手上没有任何项目经费。要做实验，食材都得自己买。所以经济方面十分拮据的。怎么受得住她这种好法？问她要什么？她说，只要你。

她是真的“只要你”，如胶似漆地要，密不透风地要。

他呢，应该是怀着“小生无以为报”的心情吧？就如胶似漆地给，密不透风地给。

一开始确实是这样的。

包括和她的儿子。

周邶风的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长得蔚然深秀玉树临风，还在清华读书。

——好在她生了这么个儿子，汤牡丽说。

母子关系是后来才出问题的，一开始也是密不透风的关系。

路上都是搂着的，周邶风喜欢这样。她和她老公还住在八栋的时候，两人下个楼梯也要紧紧搂着，那一颠一颠的样子，像两只交尾着的昆虫。

恶心。

八栋的女老师说。

但周邶风怎么也嫌不够似的。

大半夜她会跑到儿子的床上，抱着儿子的背睡，说冷——那时儿子都一米七多了。

周邶风怕冷，尤其夜里，哪怕是大夏天的夜，她也说冷。

儿子给她买了热水袋，但用不了一两次，就坏了，或者不见了。

有一天儿子终于把她推到了地上。

周邶风倒没有多伤心，她好像有所准备似的，反正事情到了最后总会这样的。

不过，即使这样，儿子也还是护着她的。

一边憎厌着，一边又护着。

院长如果在该回家还没有回家的时候，儿子就打电话，也不说话，金口玉牙般不开口，只用气声，“嗯”或“哼”，院长一听到这个，就说“马上，马上”。同事们在背后把院长叫“马上”呢。

“马上”在办公室吗？

“马上”来了吗？

院长知道后也不介意。只要和儿子相关，哪怕是负相关，他也甘之如饴。

要不是这样，周邶风院长夫人的位置怕是岌岌——觊觎者可不计其数呢，包括那个给西红柿烧茄子取名“姹紫嫣红”的女人。那女人单身了好几年呢。

也是奇怪，这个男人打事业风生水起之后，形容都大不一样，简直有脱胎换骨之变化。

若仔细看，也能看出几分他儿子那种蔚然深秀的成色。

仿佛因为儿子，他的优秀本质才得以被逆推被发现。

可在周邶风那儿，他却是“没人要的”，周邶风从不讳言这个。逢人就说他当初如何如何落魄，如何如何拮据。学校里的人，包括学院里看门的大爷，包括教学楼打扫厕所的保洁阿姨，都知道院长的黑历史。

但儿子洗白了他。

所以，不论他在别处如何威风凛凛，可在儿子面前，他一直是看脸色行事的。

这世上，也就儿子，他是秋毫不犯的。

儿子是周邶风的免死金牌呢。

周邶风和我的来往，差不多维持了一年多。

说老实话，我早就受够了她的“再来半盅？”“再来半盅”。

但先生不知是被周邶风那“反正是别人送的”一坛又一坛的好酒笼络了，还是被周邶风在我家厨房做的美艳无比的食物笼络了，比我对周邶风更耐心。

我没法耐心，对一个喜欢在我家厨房烹庖的女人。

我倒不是对厨房有强烈的主权意识，甚至经常生出反厨房的情绪，但看一个别的女人娴熟地使用自己厨房，还是觉得别扭。

“要不尝尝我手艺？”这句话，已经成了周邶风的口头禅了。

而先生照例是要“惊艳”的。

周邶风照例激动得满面绯红。

“这算什么？下次我给你做某某菜。”每次被先生惊艳后，周邶风都会这么来一句，下钓饵似的。

而周邶风的“下次”，往往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

她还自带了“某某菜”的食材，以及“某某菜”所需的稀罕作料，比如肉桂，比如罗勒和鼠尾草。这种东西我家厨房是不可能有的。事实上，要不是周邶风，我连这些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先生说，他这才发现他以前的食馔质量有多差，差到说“茹毛饮血”也不过分。

我也承认我的庖厨手艺和周邶风比起来有不小的差距。谁不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也想的。所以，不止先生，其实我也十分贪恋周邶风厨房里的好。

我甚至带点中年女性的打算和刻薄心理看待这事——就当请顾姨了，顾姨一小时还要三十块呢。

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周邶风呢？

后来我反省过——在周邶风死后——自己和周邶风断交的原因。

如果不是她喝得醉醺醺后留宿我家，我们的交往会不会再藕断丝连一段时间？

有几次，在她自己主动“再来半盅”“再来半盅”之后，醉了。

醉了的周邶风无论如何也弄不醒，只能在我家书房的沙发上过夜了。

书房是先生的领土，一次两次还好，三次四次呢，他就不高兴了。

“她怎么这样？”

“她怎么这样？”

之后，他对她也不怎么待见了。

我和汤牡丽说过周邶风喝醉的事，汤牡丽说，她那是佯醉！别说半壶酒，就是一壶，也喝不醉她。她老说“我不会喝”“我不会喝”，以为别人不知道她是酒鬼呢。你下次去看看她家的衣帽间，里面藏的全是酒。

佯醉？为什么？

不想回家呗。

为什么不想回家？

谁知道。反正以前她在我家沙发上也睡过的。有一回，我老公半夜起来小解，差点儿被她吓死，她披头散发地站在客厅里。后来我老公就交待我不要惹她了。

她也吓过我的。我夜里起来到厨房喝水，她突然从背后趋身过来，轻声叫，虞——

那真是惊悚！

“你帮我看看这儿。”

亮晃晃的灯光下，她突然把衣裳撸了上去。半个身子，就那么一览无遗地裸裎在我面前。

她个子比我高，又站得十分近，右胸上突出的暗红东西，快要碰到我的鼻子了。

我窘得不行。打成年以来，我还只在电影和美术馆里看过别的女人的胸呢。

那些胸尖，都美艳动人，一如枝头含苞待放的玫瑰。而鼻子前的这东西，却像是放了好几天的荔枝，暗黑，皱褶，干巴。

《画皮》一样惊悚。

“是不是出了疹子？”她问。

疹子倒是没出，但她右胸近腋下的地方，有些红肿，被抓挠了似的。

“你家里有没有药膏？”

“好像有一瓶青草药膏，但不知放哪儿了。”

“会不会在书房抽屉里？”她提醒。

或许。我家的各种药，一般都放书房抽屉。先生是个喜欢吃药的人，鼻塞了要吃药，咳嗽了要吃药，胃胀了要吃药。他也喜欢买药，人家去巴黎会给老婆买个LV包或香奈尔香水什么的，他买回一种叫Dulcolax的便秘药，因为我有便秘的毛病。那瓶青草药膏也是某次他到泰国开会时买的。这些药，我习惯放书房，方便他拿。

但这大半夜的，我懒得去书房。

“早上给你找吧。”我打着哈欠说。

“现在不就是早上？”

我看一眼墙上的夜光石英钟，才四点多呢！

“虞，你还睡得着么？要不——我们到书房喝杯茶？反正马上就天亮了。”

“或者就在厨房喝。我发现，从你家厨房的窗户，可以看日出呢！”

看日出？她疯了么？就算我家这一栋在苑最东边，就算东边是光秃秃的停车场，也不可能看见日出呢！

我明白过来了，所谓找药膏看日出，都是借口。原来她睡不着，想让我陪她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光。

说不定她早醒了，或者压根没睡，一直侧耳听着我们房间里的声音。所以我一出来，她就跟着从书房出来了。然后就用各种借口拖延我。

我至今还记得她声音里的藕断丝连。

那藕断丝连，在半夜，有一种孤苦无依般的软弱。

也就是因为那孤苦无依的软弱，吓到了我——怕被她一直纠缠下去，没完没了。

于是我心硬起来。

我本来不是一个心硬的女人，但不知为什么，在周邶风这儿，我就能心硬得斩钉截铁。

后来想，如果当时我愿意站在厨房陪她聊聊，像真正的闺蜜那样，事情会不会好一点儿？

许是因为我流露出了疏远的迹象。后来的那段时间，她来得愈稠密了。仿佛来日不多似的。

我的课表她是知道的，只要我没课，她就来按门铃了。

因为这个，我需要戴耳机看书或做家务，不然，就算我不开门，依然会被扰得心烦意乱。周邶风按门铃很有特点，短促，犹豫，半按不按的，好像按门铃的人没有把握他要找的是不是这家人家，按一下，然后等上几秒，又按一下，又等上几秒，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执拗。

直按到有人开门。

有时我会故意外出。天气好的时候，骑一辆小黄车去艾溪湖湿地公园走一走，或坐一坐，看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挺好，至少比和周邶风在一起好。但入冬后，就不能在外面待了，冷。后来我发现了一家叫“侘”的书吧，就在我们木槿苑北面不远，走路大约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偶尔我就去那儿待着了。

但“侘”好是好，就是不能白待，一杯拿铁二十块，一杯苹果汁十八块，还只管用两三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之后，那个长着鲢鱼眼睛的店员就会过来关切地问，“还需要什么吗？”

没办法，只能走，或者再“需要”一杯拿铁一块三明治什么的。

这时候我就怪周邶风，就因为她，我才“流亡”至此的。

可这样的流亡时光没多久也结束了。有一天，我在“侘”碰到了周邶风。

“你在这儿呀！”

她说她正好从“侘”路过，进来看看，没想到，竟然看到了我。

她诡谲的笑容里，满是揭穿了我阴谋的得意。

我怀疑周邶风跟踪了我。

这激怒了我，难不成我要一直被闺蜜么？

在所有人的眼里，我是周邶风的闺蜜。但我只是被闺蜜了而已。被闺蜜！

周邶风最后一次来我家，是挑了顾姨在我家干活的日子来的。

她带了“别人送的”鳗鱼过来。

“你不是爱吃鳗鱼饭么？”

这也是我恼羞成怒的原因之一，她一直用这种小恩小惠的方式对我。

还有我先生。

好像我们是贪图小利的人。

所以我才让汤牡丽过来呢。

那天是周二，我知道周邶风会过来的。

也是临时起的意。汤牡丽正好打电话过来，她问我有没有《驼庵传诗录》，她正写一篇关于顾随先生的论文，想查证点儿东西。几天前她听我提到过这本书。我本来周二开会时带给她就可以的，她也是这个意思，反正也不急。但我请她到家里来拿，她当时听了还愣了一下。我们虽然是一个教研组的，也虽然时不时会聊几句，但还只是同事关系呢，还没到过彼此家里呢。

所以汤牡丽乍一听我这建议，就意外了，不过意外归意外，还是答应过来了。

于是周邶风那天一说完“你不是喜欢吃鳗鱼吗？”这句话，转脸就看到了汤牡丽，汤牡丽坐在阳台的藤椅上，一边喝着茶，一边翻着《驼庵传诗录》。

周邶风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就那么首如飞蓬地站在半明半暗的玄关处——她到底还是经不过小白师傅的劝说，做了烟花烫了——她鼻翼两边，还有眼袋下方，在孔雀绿披肩的映衬下，呈现出一种蛇蜕般干枯的灰白，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纷纷脱落似的。

“汤老师也在呀。”

她有些窘迫地招呼。

汤牡丽抬头，矜持地笑笑，没说话，又接着看手上的《驼庵传诗录》了。

那天周邶风放下鳗鱼就走了。

从此再也没来过我家。

之后我们还遇到过几次，在桂苑的青砖小径，或在学校某个地方，每次我都和汤牡丽在一起。

那段时间我和汤牡丽走得十分密切，都是我主动的。

这很恶毒，我也知道的。但我那时就是鬼迷心窍般想斩草除根。我不要周邶风对我还抱有念想。

周邶风是死后好几天才被发现的。

隔壁胥教授家的猫，那几天总往周邶风家阳台跳。他们两家阳台的隔墙封得不是很高，猫纵身一跳，就能过去。胥教授以为周邶风又在用鳗鱼引诱她的猫了。她的猫嘴很刁的，一般的鱼对它完全没有诱惑力。不过隔墙那边浮过来的味儿好像不是烤鳗鱼的甜腻肥香，而是有点儿怪怪的。是什么味儿呢，她也说不上来，有点儿腥，又有点儿酸腐。难道周邶风在拿坏了的鳗鱼喂她的猫么？胥教授有点儿狐疑。但也就有点儿狐疑而已，她不想过去求证。那样的话，就正中周邶风的下怀了。周邶风之所以引诱她的猫，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呢，而“山水”就是她。她开始不知道。每回她家的猫一过那边，就不回来，不知为什么。她家的猫本来很学院派的，不爱串门，平时除了躺在沙发前的棉垫上看宫崎骏的动漫，就是躺在阳台上眯了眼打盹。她去敲周邶风家的门，怕她的猫打扰到人家。后来发现不对，她一过去，不但抱不回猫，连自己也脱不了身了。周邶风有办法留住她。“胥老师，有一个哲学问题我搞不懂，想请教请教你”——胥教授是搞哲学的，有和别人谈论哲学的爱好。所以周邶风这么一说，胥教授就不走了，开始和周邶风谈哲学。可哲学这东西，深奥得很，哪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没关系，周邶风准备了茶和烟——胥教授在家抽烟不怎么自由的，自从某次体检时查出了她的肺有毛病之后，她先生就开始管她了。可在周邶风这儿，烟随便抽，万宝路，kent，都是细长的女士烟。她是老烟枪，抽这种烟其实不过瘾。“别人送的。”周邶风说。胥教授也就不挑嘴了，聊胜于无吧。能一边抽烟，一边谈哲学，一边还有人认真听，已经不错了，差不多算是人生中美好的时光。所以有段时间，胥教授动不动就去周邶风家过“美好的时光”。后来才发现周邶风压根没有认真听，她对哲学的兴趣是假装的，之所以请教她一个又一个哲学问题，之所以准备好“别人送的”烟，不过是让她抽不了身，让她一直坐在她家的沙发上。她那么多哲学的妙语，对周邶风而言，不过是给世界增添一点儿声色而已。和留声机意义一样，和房间里的花草植物意义一样。反应过来的胥教授就愤怒且轻蔑了。她看不起不自立的人，一个精神不自立的人，说到底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

周邶风就是一个家庭妇女，胥教授对她先生说。

于是，她和周邶风那段基于“哲学”的交往，结束了。

后来猫再去周邶风那边，她无论如何也不过去抱了。

到了它该回来的时候，她就放宫崎骏的《龙猫》，把声音调大。它一听到这个，就从阳台那儿跳回来了。

但这一次十分奇怪，她已经把声音调到最高了，也不见它回来。

而且从阳台那边漂浮过来的味道愈来愈不对了。

她觉得蹊跷，让先生过去看看。

先生去敲门，没人应。

怎么回事？

胥教授于是给保安打电话了。

这才发现周邶风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她的狗，Gatsby，很诡异地死在另一个房间——那是周邶风老公平时使用的房间。

其状惨不忍睹。保安推开周邶风那间房门时，最先看见的是一只紫黑色的耳朵。

耳朵上，还戴了绿松石耳钉。

她侧身蜷曲着，看上去比Gatsby大不了多少。

法医验了尸，是食物中毒。

周邶风和狗的胃里，都有一种叫角鳞灰的鹅膏菌。

是一种极毒菌，只需小小的几朵，就能毒死一个人一只狗。

可周邶风怎么会乱吃蘑菇呢？

一个大学老师，也不是没有常识的妇孺。

“如果她老公在家就好了，他是食品专业的，肯定能认出毒蘑菇。”有老师说。

“说不定就因为他老公是食品专业的呢。”也有老师说。

这话听起来似有所指，大家不作声了。

毕竟是无稽之谈。周邶风死的时候，她老公还在日本札幌呢。他们食品工程学院打算和札幌协和食品株式会社合作，他过去考察已经半个月了。

周邶风的追悼会我没有参加，汤牡丽倒是问过我，要不要买束花过去，但我冷冷地拒绝了。

我再也没理过汤牡丽。

也没有去过“侘”。

我知道这没有任何意义。

阿袁，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江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被多种刊物转载，入选多种年度精选，作品先后获上海文学奖、中华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小说连续四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小说集有《郑袖的梨园》《米红》《梨园记》《绫罗》《子在川上》《苏黎红小姐》，长篇小说著有《鱼肠剑》《上邪》《师母》《打金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