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六年后回到瑞典的哥特兰岛，文学中心的那栋房子今非昔比。当初那一双一见钟情的作家早已离开了，还记得他们的存在点亮了整栋房子的六月：他们在大树下拥吻，在房子后面的森林里晨跑，在厨房里一起做晚餐，在海边紧紧相拥眺望永不熄灭的夕阳，在教堂的废墟中毫无目的地彻夜漫步。在六月的白夜里，他们闪闪发光。

尽管那只是一个幻觉。

来自英国的男作家有一张和科林·菲尔斯很相似的脸。挪威的女诗人身材纤小，暗金色的齐耳短发像缎子一样。一年以后，这位挪威姑娘生了个漂亮的男孩，脸书上和她共结连理的男士是个陌生人。

今夏的这栋房子里黯淡无光，陈设一点没变，只是这里来来往往都是孤独的人。这才是所有文学中心真正的样子吧。

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一边做饭一边吃，站在电磁炉餐台边直接吃完了事，省得坐下来矫情地摆弄刀叉酒杯，还得多洗好几个盘子。我正吃着，有个金发碧眼的男青年端坐在餐桌上，面前什么食物都没有，只有一份报纸，他也不看报纸，满脸兴致盎然地观察我咀嚼的全过程。

他叫埃里克，是芬兰作家。应该非常年轻吧，浅金色的头发照耀着厨房背阴的那一半。厨房很大，住在房子里的作家们随时都可以用。然而埃里克坐在那个位置已经很多天了，每天晚餐时间自己不吃饭，光看别人吃饭，乐在其中的样子。

“你这么看着我吃饭，我不太舒服。”我没好气地说。

“噢，对不起。”他假装把头埋进报纸里，过一小会儿又偷偷挑起眉毛来看。

我严肃地指出：“我理解看着别人吃饭是一件有趣的事，比如说我们养宠物，就喜欢看着它们在盆子里吃吃吃。但是请注意，我不是你养的小猫或是小狗。”

他叹息：“我就这么点小小的爱好！”接着他又试图跟我聊天，他是这厨房里的“聊天男神”，连同母语在内总共会十一种语言，成天缠着人用不同的语言交谈。途径此地的各国作家都可以证明，他的任何一种语言都讲得神乎其神，发音和用词无可挑剔，听力也是一流。然而没人喜欢跟他说话，来这里的作家大多数偏爱一个人静静。

我也是。

我抗议道：“你们芬兰人不是很内向的吗？”芬兰公交站上，每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少于两米。电梯里只要有一个人进去了，另一个人肯定自觉地选择爬楼梯。

埃里克哈哈大笑：“我是个变异。”

瑞典女作家古妮拉就特别不喜欢搭理他。古妮拉五十几岁了，一直单身，有极为自律的生活节奏，勤勉严肃寡言。不过她倒是挺愿意跟我说话的，这让我即便对此有点心烦，也不得不接受这份荣幸。

这天晚上，古妮拉肿着一双眼睛，像是哭过了似的。她把我拉到摆满罗勒和百里香盆栽的窗口，背对着窗外海平面上的教堂剪影，压低声音告诉我今天清晨的倒霉事。

古妮拉有个千年不变的习惯，清晨五点半起床，六点吃早餐，六点半去海边游泳，在波罗的海这个时刻冰镇一般的水里欣赏晨光熹微。今天当她走上通往海水深处的栈桥，还没脱下外套，就看到栈桥尽头站着个男人。男人朝她走过来，毫不避讳地脱掉浴袍，里面一丝不挂。

“太恶心了，这么美好的早晨变成了一个噩梦。”古妮拉捂住脸。

“他肯定是个疯子。”我把她揽在怀里使劲抱了抱，她的肩膀硬得不像个女人。

“我再也不会早上去游泳了。”她哽咽了。

“他不会每天在那里的。”

“谁知道呢？总之我不能再去游泳了，但是——如果我早上不去游泳，我的一天该怎么开始呢？我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想起有一位国内的女性朋友，深夜回家，坐电梯上楼，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她看到几个农民工坐在楼道里喝啤酒打扑克，她立刻按了关门键，乘着电梯下楼，在京城霓虹不灭的街道上走了整整一个通宵，直到天亮才返回自己的住所，吃下安眠药，躺倒昏睡到夜幕再次降临，醒来后裹着被子坐在大床的一角，觉得身心俱疲。

我对古妮拉说：“明天早上六点半，我在厨房等你，陪你一起去游泳。”

话说出口，我就挺后悔的。她是百灵鸟生物钟，我是猫头鹰，六点半对我而言还是睡眠上半场。再说我从没试过一早就参加社交——让另一个人类大清早扰乱我的心神，接下来的一整天我该怎么过？

“明天六点半，我也一起去。”埃里克又偷听到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六点半的哥特兰岛，厨房周围的大海与森林深处有几千只鸟儿在不同的方位歌唱，那声音有如夏天午后的蝉鸣振聋发聩。日出的时间早就过了，晨光与黑暗的战斗却并不顺利，看上去好像是幽暗的天边裂开了一条口子似的。我喝了一小杯古妮拉煮的咖啡，觉得大脑清醒的部分也像是在混沌中裂开了一条口子。

埃里克的情形并不比我好多少。他裹着个睡袋似的厚大衣，四肢缩在里面，还强作活力四射，蹦蹦跳跳的。我则套在长羽绒服里，幻想自己仍身在被子里，只有灵魂在梦里顶风步行，参加这一场怪异的清晨聚会。

我们三个人一言不发沿着一段兴建于16世纪的古城墙往前走，走出残破的城门，经过一座曾用作麻风病院的废弃教堂，穿过漫长的森林步道，追随着海面的光芒，直到又沿着海边走了半个小时，古妮拉终于止步在一处僻静的海滩前。我和埃里克都松了一口气，看着她走上栈桥，脱掉外衣，露出一身惨白的赘肉，高高兴兴地跳进了海水里，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其他危险人物的出现。

打开手机，天气软件显示，此刻是九摄氏度，海水温度估计还不足五度，这就是北欧的八月。不争气的苹果手机害怕低温，被海风吹着就忽然死机了，我裹紧羽绒服，把手机也捂到口袋里，就听埃里克说：“我给你拍张照吧？”

“为什么？不要。”我警惕地瞪着他。

他讪讪的：“……难得一大早到这里，留个念，大家不都喜欢这样吗？”

“那我给你拍……”我尴尬地掏手机，手机还没焐热，不知道复活了没。

“不要。”他倒退几步。

瞬间我们就不再相互说话了，知晓彼此是同类之后，说话已经没有必要。

如果要在人群中划一道线，线那边是“大家”，线这边就是不爱拍照的人，我们这些人自觉有如陌生人途经这个世界，最好是不留下一丝痕迹，仿佛我们从未来过。但愿我们从未来过。

古妮拉从大海里重新爬上栈桥的时候，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客套一句：“哎呀，你们怎么不游泳呀？”这是她可爱的地方。她看上去神清气爽，脸蛋红扑扑的，一边穿衣服，一边嚅嗫着跟我们解释。按照她的习惯，晨泳之后，她要坐在海滩上做半小时的冥想，在此期间，她希望是一个人，周围没有人干扰。

这么快就卸磨杀驴了。

埃里克如蒙大赦，欢快地答道：“好哇，那我回去补觉了，回见哈。”他居然没问我要不要一起走回去。

对于我这个拒绝障碍症患者而言，最轻松的莫过于和他们相处，完全不用我来说“不”。我顿时周身轻快，说声“再见”，就脚步如飞地离开这个让我神经紧张的临时社交场所，去往另一处更为人迹罕至的海滩，享受一个人难得的海边晨光。

此时阳光渐盛，海水的颜色却变得更加深暗，有如黑夜里的蓝宝石一般光泽难测，这是北欧大海特有的颜色。我的眼睛沉浸于这样的色泽中，耳中听着波澜安详的节奏，几乎要在漫步中入定了。

这是小城辖区内最开阔的一处海域，几乎是地图上的边界。大海在我这一个人类面前展露了超过二百七十度的视野，我的四周被海鸟环绕，它们此刻都很寂静，每一只鸟各自站在一块海水中央单独的礁石上，互相不说话，歪着脑袋在冥想。有几只成年海鸥翅膀非常狭长，它们背对着我，在脖颈上方合拢翅膀，白色长外套，橘红色的袜子，看上去活生生像几个身材瘦削的人类站在海边埋头沉思。

我站在这一片奇境中，蹑手蹑脚走上栈桥，向着大海深处走去，蓝宝石在我脚下安静如斯，璀璨发光。

栈桥的起点是金黄色的沙滩与玫瑰红绿相间的植被，直通入海，长度大约有一百米左右，二人并行的宽度，全程凌空于海面上，尽头是一条板凳与一架入水的游泳梯，连接着无穷无尽的深色海域。

正当我走出八十米左右的时候，海水仿佛瞬间苏醒了，仿佛它看见我的到来，蓦然起身张开双臂拥我入怀，前后仅几秒钟的时间，巨浪从海天交界的远方从容地推涌而来，化作无边无际的惊涛骇浪，与整个世界一同放声呼喊，大自然久久沸腾不息。我忍不住也张开双臂，长长地呼应了一声，忍不住大笑起来。

忽然很想告诉谁此刻的心情，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觉得没有人会懂。

于是一个人笑着自己，欢喜地走向栈桥的更远处。一排海浪迎面而来，给我来了个淋浴，用袖子擦头发流下的海水，坐在板凳上，望着合抱着我的这片海，辽阔如斯，优美而性情。海风里，衣服很快就干透了。

夜里我一个人在卧室里打坐的时候，正好能望见底楼厨房的一间窗户，将近十点，古妮拉刚开始着手烹饪她这一天的正餐，备菜，切块切丝，在砧板与盘子里分成一堆堆，有条不紊。

她走得和钟一样准。我懂得，这种严格的习惯往往更有效率地替代了一个生活伴侣。在生命的河流中漂浮，总需要有一个锚，以免我们被不可控制的情绪冲走，生活伴侣可以是这个锚，自律的生活程序也是一样的，且变数更小。我们不会有别的干扰和敌人，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自己。

用毕晚餐，古妮拉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仔细读过之后，在上面写了两个字，随后将这张纸端正地贴到冰箱门上，用磁铁小心地固定好了。

一个钟头之后，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点尼古丁，裹上羽绒外衣，我下楼穿过走道去厨房。我的口含烟草存在冰箱里。

冰箱门上贴着的那张纸上写着——

桑拿派对，周五。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女性。九点半到十一点，男性。请填写您的出席信息：您的姓名，肯定来、可能来或者肯定不来。自己带上点冰啤酒啥的别忘了。

通知下方的署名毋庸置疑又是埃里克，他这么爱热闹，他写的书真的能读吗？

我在那张纸上找到了古妮拉的签名，她写的是“可能来”。

事实上，所有人写的都是“可能来”。

唯独一个人写着“肯定不来”，签名是安娜斯塔西娅。

安娜斯塔西娅来自俄国，记者，纪实文学作家，年轻得像一杯烈酒。她总是一个人桑拿。房子的地下室有阔气的洗衣间和桑拿房，有几个夜里我拾级而下去取烘干的衣裳，要是看见安娜斯塔西娅的红衬衫挂在晾衣房里，就知道她又在桑拿房里了。

那个桑拿房需要预先开一个小时才能达到理想温度，从节能角度而言，一个人桑拿显然是对地球有害的，不过谁喜欢和另一个人裸裎相对呢？尤其还得在内间的桑拿房和外间的冷水淋浴之间不停地走来走去，到底是围着毛巾还是不围着呢？各种尴尬。尤其明明是异性恋者，偏偏要面对裸体的同性。

我尝试过一个人桑拿，然而，我不行。这令我莫名地佩服安娜斯塔西娅。

谁都不会想到，在这里独自桑拿，其所需的心理承受能力大过一个人做任何事。

北欧的桑拿温度实在太高，根本调不低，把门一关就跟进烤箱没太大差别，往木炭上浇水比往煮沸的油锅里倒冰块的反应还大，一两分钟后我就觉得皮肤都脆了，肌肉里还没能感到暖意，等肌肉都能闻到烤肉香了，骨头里还是冰凉的。

这种环境比一个人烧炭自杀恐怖多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死得多惨。比如说，发现毛巾忘记在冷水淋浴间，那你就等着被活生生烤熟吧。那扇木门太烫了，手上不裹着毛巾根本触碰不了，推门有如去摸铁板烧，感觉立刻会被烫得骨肉分离，这门怎么推得开？

最糟糕的是，谁也不会把衣服带进桑拿房里是吧？谁也不会事先准备好要去死在桑拿房里。同理，近年来我一直想改掉裸睡的习惯，就是担心死后被陌生人发现的尴尬。不过也许烤熟之后也就没有这份尴尬了，毕竟没有人笑话过烤鸭是裸体的，人们懂得欣赏它们的皮色与口感。

据说安娜斯塔西娅每天一个人做一次桑拿，她没有因此患上幽闭恐怖症，恰恰相反，她爱上了独自享用整个密闭无人的桑拿房，这已经成为她旅居此地的最大乐趣。记得有一次波兰的两名作家即将回国，亲手做了苹果派，买了卡尔瓦多斯酒。大家坐在厨房里喝着喝着，安娜就不见踪影了，足足过了两个多小时她才再次出现，脸蛋红扑扑的，敢情是嫌大家凑在一起喝酒浪费时间，瞅了空一个人到地下室烤桑拿去了。

所以说安娜是不可能参加什么桑拿派对的，她只会暗自嗟叹有人占了桑拿房。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住在文学中心的作家若要以婚姻状况分类，总有一部分单身的，一部分有家庭的，和现实生活中的状况一样，只不过鄙视链的排列顺序不同。

来这里的人，单身的决计不肯结婚，若是你要祝福他早结良缘，堪比最恶毒的诅咒，大忌。偶尔大家一起吃饭，共享几瓶莎当妮或黑皮诺，酒瓶里最后一滴酒是决计没有人喝，也没有人胆敢往另一个人的酒杯里斟。

“谁会是幸运的那个人呐？谁喝了那酒瓶的最后一滴酒，谁就会是下一个新郎或新娘……”听过这首歌谣没？太可怕了，虽说我们都不迷信，但是这种倒霉的事情一定要避免。

至于那些有家庭的作家呢，其余人等对他们嗤之以鼻，在家里待着好好的，为什么偏要特地申请到这与世隔绝的小岛上来？孤身住在单人间里，一住就几个月，也不通勤赚钱养家，也不带孩子，也不分担远方的家务，连电话都不怎么打回家。哼哼。

这些人要是胆敢在这栋房子里谈论幸福的家庭，晒丈夫、晒妻子、晒孩子、晒房子，肯定会招来“呵呵呵”的回应，遇到安娜那样的，还会利落地甩下一句：“我妈不让我跟傻子多说话。”所以这些人最好是省下了世俗生活中的谎话，直接承认家庭是个错误，申请来这里绝对是为了逃避家庭，逃避生活，图个清静，在不受家人鄙视和干扰的环境中重拾自我，偷偷写几百页所谓著作。

有的人还会夸张地补上一句：“只有躲在这栋房子里写作的时候，我才重新觉得我做回了真正的自己，可惜这时间太局促了，一年一个月，十二年才凑满我一年的日子。我这一生中养家糊口带孩子伺候老婆，满足各种社会标准与周围人的愿望，剔除这些要命的所谓现实生活，就只给我自己剩了这么点时间码字，还必须躲得远远的，免遭他们闲言碎语冷嘲热讽。”

够真诚，大多数人都满脸谅解地望着他，指出问题的核心：“活该！”

有家庭的作家按年龄和辈分的区别，我们叫他们作“祖父祖母”、“大妈大叔”。没有家庭的，无论年龄如何，都不称“大妈”，因为在词汇之海的概念中，没有自甘孤独的“大妈”，只有贪图热闹没有别人活不下去的“大妈”。

这栋房子今年的八月里，有四位“祖父祖母”、“大叔大妈”，他们偶尔也会炫耀一下内心的孤独，比如说，有些午后，在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喝咖啡、吃超市里买回来的廉价蛋糕时，一位祖父年龄的男作家汉斯曾经有过惊人之语。他来自德国，是个产量不高的小说家，很多年前还颇有点名气。

汉斯望着空荡荡的灶台，幽幽地说：“真希望妈妈在这里啊。”

“……”古妮拉、安娜斯塔西娅、埃里克和我当时的表情是这样的。

其余人等居然颇多应和者。比如来自丹麦的“祖母”立刻点头称是：“这么多年照顾家里人，年纪大了，都忘记被人照顾的感觉了，难得在这里偷个清闲……是的，现在就缺一个妈妈在灶台边忙着，多希望有人照顾啊。”

他们年纪太大了，恐怕已经忘记，有妈妈照顾是挺好的，但是相应的，必须陪着妈妈聊天的时间不会比自己给自己烤一个蛋糕更短。

周五晚上七点半，桑拿派对时间。

埃里克早已提早一个小时启动了桑拿房，此刻地下室里热气腾腾，坐在厨房里都能听到气流和电源的脉动。不过那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写下“可能来”的意思，自然就是婉拒咯，肯定不会来又不好意思明确说“不”才这么写的，安娜是唯一足够诚实的人。

神奇的是，埃里克期待的派对居然开起来了，就在桑拿房的天花板之上——厨房里。

为了避开去桑拿派对的尴尬，绝大多数人都提前来厨房做晚餐，打算早早用餐完毕，躲进各自的房间，蛰伏到桑拿结束的时间，结果就彼此遇上了。难得这么多人凑巧聚在一起，择日不如撞日，便打开几瓶存在壁橱里的酒，在餐后一同喝起酒来。

连安娜斯塔西娅也在这里，不能晚上一个人去桑拿房消磨时光，她坐在厨房里握着一盏酒，怅然若失。

丹麦“祖母”从壁橱里找出一本旧趴趴的拍纸本，摸出半截铅笔，醉醺醺地挨个儿问每一个人：“哎，说说，你最亲密的人是谁？我给你记下来。”

埃里克举手：“我最亲密的人，是我的前女友。”

哎哟，没想到埃里克还是个情圣。

“别误会，我说的前女友，就是泛指前一个女友呐。”埃里克拿起各种酒瓶给每个人斟酒，一副希望大家都洗耳恭听的姿态。他这么需要别人的关注，真是让人瞧不起。

埃里克自认是一个特别害怕孤独的人，他觉得自己是“卵生”的，而且至今没有被“孵化”。他活在一个与生俱来的厚厚的蛋壳之中，从里面无法击破。

他掌握十一种语言的驱动力全然来自于此。他想要一种更深入的交流，在自己小小的国度中找不到这样的人，还有这个星球上数不清的人类。出于对灵魂沟通的执著，他还要越过英语这一堵所谓国际语言虚伪的墙，用他人的母语去交流。

学到第十一种语言之后，他觉得语言原来是多么虚弱无力的媒介啊。所有的误解都因语言而起，所有的心领神会只来自于沉默。这种沉默究竟是怎样的呢？他只在小说和宗教典籍中读到过。

埃里克是个容易讨女孩子欢心的家伙，有一度，他发觉性爱是孤独绝好的止痛药，跟用阿司匹林对付偏头疼似的，至少每四小时一片是管用的，药效过了可以继续服用，有点伤身体就是了。当然性爱不是药房里的标准片剂，有无感的，有无聊的，也有绝妙的。遇到后者，埃里克就会有一种错觉，仿佛他与生俱来的壳有一瞬间消失了。

当他的手掌触摸那具让他感受非凡的躯体，肌肤背后的温度在微妙地变化，微小的血管轻轻跳动，“我和这个人类之间距离为零了”，他被这种强大的幻觉淹没了片刻，就像是潜入浴缸温热的水底躲藏上一两分钟的时间，然后他又得回到正常的呼吸中，水面上的世界边界生硬。

过了些年之后他厌倦了这种循环，一切都是徒劳无益，他开始进入漫长的禁欲期，省下更多的时间博览群书以及埋头码字。

没有前赴后继的新女友之后，伴随有一些日渐严重的戒断反应，比如说，以往，他并不介意一个人大摇大摆去餐厅享用美食，后来他便无法去一些环境优雅的餐厅，他看不得其他餐桌上情侣耳语微笑，受不了那些不慎飘入他耳中的无聊言语，他觉得侍者看他的眼神带着同情。不想做饭的时候，他落得只能去肯德基和麦当劳解决肚子的问题。后来他连这些快餐店也不想去了，孩子们成群结队的身影让他觉得想哭。

自己做饭总有气馁的时候，一个人煮给一个人吃，过于精致的话总觉得有点伤感，草草了事则违反了饮食审美。最后他的饮食审美还是向无谓的伤感妥协了。他只买组合好的冷冻原料，他一天烹饪整整两天的食物，这使得他的食物摄取降低到一种维持生存的行为，若是使用东方式的调侃，这简直有点“修仙”的意思了。

“多么奇怪，我居然还为了失去异性关系而减肥成功了哎。”埃里克自嘲地说，“虽然我知道我要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他要的那个东西是否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不知道，至少他深知不会有人来拯救他。正如他曾迷恋的异性关系，是一种普世的幻觉，总有人错觉这种关系可以治愈一切水土不服，事实上不过是一点与灵魂毫无关系的荷尔蒙。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朋友、同事、家人还是异性，所谓建立亲密关系乃至灵魂对话，都是一桩让人绝望的尝试。

“我是一个陌生人哎，我偶尔经过了这个世界……”有一首爱沙尼亚的歌谣好像是这么唱的。

丹麦“祖母”将铅笔转了个圈，铅笔停下来的时候，笔尖恰好指向安娜斯塔西娅。

安娜大大方方地答道：“噢，那个最亲密的人嘛，是我丈夫。”

她看上去不像有丈夫的样子。

“我们已经分居了。”安娜从容地面对众人脸上怀疑的神情。

分居的原因颇为高大上。“我们的政治观点不同。”她耸耸肩。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状态通常如下：恋爱中的年轻人考虑分手是因为月经期间男友回复“自己多喝热水”，结婚前是因为买房的时候房本上只写一方的名字，婚后则肯定不是因为“坐在宝马上哭”，而是因为没有宝马。

安娜斯塔西娅不喜欢普京的政策，她丈夫也不喜欢。

安娜认为，不喜欢就得写点什么。她为瑞典媒体写本国民生现状，为本国媒体写俄罗斯流亡作家在瑞典的生活现状。拿破仑认为，如果当初他拥有《真理报》，那么全世界都不会知道有滑铁卢这回事儿。安娜的丈夫则认为，写点什么又不能改变世界，反而会惹来麻烦，不如保持沉默，生活在《真理报》的太平盛世中，脑袋足够机灵，日子又过得足够小的话，没准也能活得安逸长久。

安娜与丈夫青梅竹马，相处已有很多年。她爱这个男人，况且他们彼此懂得，他们在智力与见解上是可以对话的。这实在是异性关系中罕见的范例了，所谓灵魂伴侣的陈词滥调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安娜想过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他，比如说，她向丈夫建议过，至少他们可以一起离开这个国家，她可以在另一片土地上写些无关紧要的报道。

她的丈夫表示，他不相信这个星球上有理想国，任何一片土地都会有自己的问题，也许更糟。在这个国家，他们至少还有自己的房子、二手车、熟悉的人脉和母语。

安娜相信她丈夫的智商，她知道他的想法也许更聪明，她总是更笨拙一些，刚猛有余，幼稚偏激，经常撞得头破血流，还得由他去警察局收拾残局，将她保出来，一次又一次。然而她必须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不能由她亲手在脚下建造，她也需要去相信，要是让她放弃了心里的这一点火热，她就熄灭了，不再闪闪发光，在这个世界上死去了。

这个男人曾经是最靠近她灵魂的那个人。但是两个人的相互吸引注定两个人是不可能相同的。对于在漫长的时间中一起走下去这回事来说，哪怕最庞大的不同也可能是无害的，哪怕最细小的不同也可能是致命的。

这个全世界可能最懂得她与迁就她的男人，可以与她最亲密的人，她不得不离开他，这样她才能作为自己活下去。一个人活下去。选择并不难，难的是不可以再回头看。

俄罗斯冬天室外有多冷？据说在大街上步行最好不要掏出手机来看，气温太低，苹果手机当场死机，三星据说可以坚持五分钟，华为可以坚持十五分钟。这并不妨碍我依然在用我的苹果手机，因为我并不生活在俄罗斯。

瑞典的冬天有多冷？据说北部地区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冰箱呢？

因为可以把食物放在零下十八度的冷冻室里保温啊。

还可以打开零上二度的冷藏室来取暖用啊。

如果人与人心中孤独的感受可以比较，这应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吧。

总有比想像中更寒冷的地方。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雪景。

“我是一个陌生人哎，我偶尔经过了这个世界……”是谁刚才在做饭的时候哼过来着。

丹麦“祖母”又打算接着问更多的人，我们都知道她是装醉，嬉笑着躲开，有的撺掇她自己先回答。她笑而不语，握着铅笔静待记录。因为德国祖父年龄的汉斯欠了欠身，正在等大家静下来。

汉斯子孙满堂，先后有三任妻子，有一位还在任。我们都觉得，他所谓亲密的人无非两种可能，一种俗套，诸如孙子孙女，或者妻子。一种也不见得有新意，也许还算有趣，比如说，这位老祖父多年来还私藏着一个妙人儿。

“如果当得起‘亲密’这个词，这么多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妈妈。”汉斯认真地说，“尽管她跟我一点都不亲密，从来都不，我十二岁那年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而且在此前的一些年里，她都很少回家。”

汉斯念出他母亲的名字，苏菲。这个名字的发音听上去有些生疏了，他说得缓慢而笨拙。

“每当我坐在厨房里，看着空无一人的灶台，我总是想，真希望妈妈在这里啊。”

苏菲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大多数人并不知情，这让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处境还算安全。苏菲的丈夫——也就是汉斯的父亲自然是知道的，他尽力隐瞒，并且筹划带着苏菲与汉斯早日离开德国，举家迁往瑞士。因为苏菲的父母亲早已移居到了那里。

苏菲在交响乐团就职，曾经是首席小提琴手，她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有广泛的社交圈，有不少狂热的音乐崇拜者，还长期参加好几个慈善基金会的活动。那段日子，丈夫劝告她低调，尽量少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与人交往尤其要慎重，切不可与犹太人接触，以免引起当局的联想与怀疑。

有一回，乐团公事的缘故，苏菲接受邀请去一家儿童基金会参观。这家基金会有一群热心的编外志愿者，他们都是年轻的工程师，业余时间的爱好是给孩子们研发最新的益智玩具，还经常带着新发明去孤儿院，陪孩子们做游戏。

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中不乏苏菲的崇拜者，他们恳求苏菲去孤儿院做一场义演。其中最热心的是一个叫做伊莱的年轻人，从名字便能看出，他是一名犹太人。

只是一场义演而已，苏菲这么对丈夫说，她还带着汉斯一同前往，孤儿院里都是与汉斯几乎同龄的孩子们。那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下午，汉斯至今还记得阳光闪耀在教堂的尖顶与母亲的琴弓上，孩子们的脸上满满的笑容，各种形状奇怪的模型飞机在天空中滑翔和坠落。

伊莱的热情超出了苏菲的想像，他开始给苏菲送花，将系着邮票的玫瑰插在苏菲家的信箱里。他送来会说话的塑料娃娃，显然是按照他自己的模样制作的，五官画得颇为拙劣，对着苏菲滔滔不绝地讲着王子与公主的故事。他送来的八音盒里旋转播放的都是苏菲的照片，是他从报纸和杂志上搜集的彩页。

“他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呢。”苏菲的丈夫说。

“他只是孩子气，年轻，不懂事。”苏菲叹气，这样的人她也见过不少，徒增烦恼。

“可不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知道这么做给你增加了多少危险吗？他会连累你丢了性命。”苏菲的丈夫决定提前逃亡的计划，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苏菲全家秘密搬家的一周前，伊莱又来找苏菲，他请求苏菲为他录一首儿歌。

“儿歌？”苏菲有点恼怒，她是个古典音乐的首席提琴手，她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唱歌，而且还是唱一首童谣。

伊莱说，他想做个娃娃给孩子们，这娃娃会做成她的模样，还会唱歌，孩子们一定会喜欢，因为孩子们和他一样喜欢她。苏菲觉得他看上去傻到家了，真不敢相信这家伙居然是个工程师。

数日之后，就是历史上的“水晶之夜”。一夜之间，数百间犹太教堂与数千家犹太商店被暴力毁坏，数万名犹太男子被送往集中营。苏菲听到消息，伊莱失踪了，不仅是伊莱，儿童基金会的一大半青年志愿者都失踪了。

苏菲幸免于难，翌日一家三口就抵达了瑞士乡间。

如果苏菲就此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她的人生可能是世间人都认同的圆满，夫妇恩爱，子孙满堂，和孤独不会有一毛钱关系。然而苏菲无法忘记那一个名叫伊莱的年轻人。她压根不喜欢他，甚至有点讨厌他，那几乎等同于一个骚扰者。正因如此，她见到过他种种令人生厌的表现，他曾经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说不见就不见了，这会儿可能正在集中营里做苦力，或者已经被杀死了也说不定。

苏菲想要找到他，她拜托了仍然生活在德国的朋友，给他们频繁地写信、打电话，请他们到处打探，她甚至想要自己回到德国去看看。

“这太危险了。你跟他不应该有任何关系的你不记得了吗？只要你放弃找他，就没有人会怀疑你是个犹太人。”丈夫的劝告依然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就扔下他们不管了吗？”苏菲问。

苏菲也无法忘记在孤儿院义演时见过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真的一大半都失踪了吗？她记得他们有些人的脸，更多人面目模糊。还有她以前认识的许多犹太朋友，熟识的，或者仅是一面之缘，苏菲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已经全部身在集中营。听说在那个地狱里，每天都有人死去，他们遭受虐待和屠杀。

不论是她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有感情的，还是毫无交集的，当苏菲听闻了这一切，那些人的痛苦与恐惧，她感同身受，并且为之悲伤不能自持。

直到那个时刻，苏菲第一次感受到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她和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所有人类，乃至所有陌生人都有深深的关联，她无法控制自己关心他们，为他们难过，想要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这件事情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和她一样的人类，他们不是家禽家畜，他们不应该遭到这样的对待。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认识。

苏菲终于决定要回到德国去寻找他们，帮助剩余的人逃出来。她与几家慈善机构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临走的时候，丈夫给了她一张冷脸：“我不理解，如果那些人是你的父母亲眷，我可以理解，可是我不理解你去为这些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冒生命危险。我和汉斯难道不是你最重要的家人吗？你忍心就这么离开我们吗，为了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人？”

苏菲说，她难以想像，如果她只关心自己过上平安富足的日子，只关心周边最亲密的几个人，闭上眼睛不去理会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不去听距离自己并不遥远的那些陌生人的哭泣，这样的她，如何可以由衷地感受快乐。

可能人与人都是不同的，她恰好属于另一种，她感受到的安全、尊严、温暖与得不到这些的陌生人是相连的，与她息息相关的世界很大，远比一般人的世界大，而她明白她的力量很小，这几乎是个绝望的命题，然而她别无选择，她无法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唯有听从内心的指引。

这是汉斯三十岁以后，他的父亲才告诉他的。在此之前，他印象中的母亲极为模糊，因为他对她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

当他还是个孩子，他记得最幸福的日子，莫过于很难得的，母亲回家，有时候间隔几星期，有时候隔得很久，有足足好几个月，他都害怕她不会再回来了。母亲经过长途旅行，一身疲惫地回来。每次回来她总是变换了模样，穿着迥然不同的装束，有时看上去像个艳俗的阔太太，有时候像个村妇。她剪掉了长发，经常更换头发的颜色。他总是认得她。

母亲换掉衣裳，默不作声，无论看上去如何憔悴，她总是先来到厨房里为他做饭。看着母亲走动在灶台前，曾经是汉斯最幸福的时刻。汉斯偷偷望着她，然而他不跟她说话，他很生气，她又离开了这么久，她不够在意他。

汉斯还记得，当他用沉默的武器伤害她的时候，母亲寂寥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在黑夜降临的时候，她经常一个人轻轻唱歌，唱的都是一些旋律简单的歌谣。这让他觉得非常陌生，母亲以前是从不唱歌的，她是个古典音乐的提琴手，她说自己唱歌不专业，她也不喜欢不够丰富的音乐，总是笑话市面上可以被传唱的歌曲是“耳朵里无聊的虫子”，她甚至连摇篮曲都没有为他唱过。

他曾经以为这是母亲对伊莱依然存有内疚之心，毕竟他最后的要求是请她为孩子们录制一首童谣，之后这个人便消失在人世间，连一块骸骨都没能找到。

他也怀疑过母亲的变化是因为她有了其他亲密的朋友，也许她在照看另一些孩子，她愿意唱给他们听。他满怀嫉妒。

这个歌谣听上去满怀忧伤，怎么听都不像是可以娱乐孩子们的。

“我是一个陌生人哎，我偶尔经过了这个世界……”

直到很多年以后，他终于领悟到，这应该是母亲在为集中营的生活做准备吧。在监狱里，没有了乐器，没有了乐团的其他人，能以音乐慰藉孤单的，恐怕就只有这一些旋律简单的歌谣。这是最适合监狱的音乐啊。

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没有能够找到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没能找到她的哪怕一块骸骨。

父亲有很多年没有提起母亲，就好像他的妻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也假装他从没有一个母亲。他们刻意回避着这个话题，假装还在生她的气。直到父亲临终前，他跟汉斯说了很多母亲的故事，很多几乎是琐碎的细节，很多父亲并不理解的细节与絮语。

汉斯并不仅仅从事写作，他教书，更多的人生光阴中，他从事着监狱志愿者的工作，在监狱里教授音乐，辅导囚犯制作自己的音乐。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毫无理由地爱着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凑巧他也是。

“你们知道监狱音乐是什么样的吗？”汉斯说，“非常简单的旋律，单一的乐器，甚至只是一些敲击的节奏，连旋律都没有。这是狭小空间里，手中空无一物，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的音乐。”

可能是得到母亲的遗传，汉斯也是一名音乐家，不怎么成功，没有他身为作家这么出名，只是年轻的时候出过几张唱片。

也是在监狱做义工的时候，汉斯才渐渐回忆起母亲唱过的那些歌谣，意识到当时母亲的心情，一个随时可能被捕、被送进集中营的女人，可能就是明天，就是当她再次离开这座瑞士乡间的房子，提着旅行箱踏入德国边境的那一刻。每一次在厨房里为自己的孩子下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时钟滴答作响，最后的时间正在流逝。

她知道自己的命运无法改写，这是她身为她自己的宿命，然而她也是凡人，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她想过要苟且偷生，放弃她对这个世界的信念吗？她想过留在卑微的生活里，与家人厮守，任凭那些陌生人在世上哭泣与死去，她只是专注于烤箱里一次次即将松脆的小饼干，直至变成一个耄耋妇人吗？每次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她曾一个人偷偷哭泣过吗？

当她在学着唱那些陌生的歌谣时，她在想些什么？这不是一些足够高级的音乐，不符合她作为首席提琴手的审美，然而这将会是她仅有的财富，当她被捉住手臂，塞进卡车，送往集中营，凭借着小小的财富，她仍然可以暂时保有她与这个世界相连的灵魂，忍受各种折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准备好了。

汉斯如常人一般结婚生子，这并没有太大用处。可以想像，任凭怎样的家人都很难理解，他们的丈夫与父亲花费绝大部分的时间去监狱陪伴一些囚犯，花费比陪伴家人多得多的时间去与一些危险的陌生人用音乐交流。

坐在人群环绕的沙发上，感觉自己格格不入，这样的一位祖父，应该比一个单身汉更加觉得孤寂吧。

在家人欢快的吵嚷声中，汉斯总是望着厨房的灶台，他看到消失的母亲在灶台边上寂寥地走来走去，面对她沉默的儿子，她独自哼着那个孩子听不懂的歌谣，一支又一支。这是一种怎样的亲密啊，隔着跨越不了的时间，汉斯终究意识到，自己和母亲是同样的人，这种了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亲近，却注定是无法对话的。

因为即便懂得，也没有人希望与陌生人分享家人的关注吧。

“唉唉，没想到您老人家还是一个音乐家呐。”有人插科打诨，似乎要打破此刻沉重得要压死人的气氛。

“可不是，要不要给你们开个私人音乐会呐？”汉斯乐呵呵地开始点他那一盏烟斗，手指不太听使唤，点了几次都没点着。

“您老会什么乐器吗？”

“吉他够不够啊？别的都忘得差不多啦。”

“那就下周五晚上怎么样？安排在阁楼上好不好，还是我来召集？”

“没问题，可是这栋房子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像监狱的地方了，你知道我擅长监狱音乐，就怕折辱了这里的主人。”

“我倒是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座监狱，所以这音乐只要不带进棺材里，在哪里演奏都是最合适的。”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试图把空气中凝固的东西驱散。然而我们依然听到仿佛有人在远处歌唱：“我是一个陌生人哎，我偶尔经过了这个世界……”

窗外的树在风中汹涌作响，如同海浪拍打着房子古旧的墙壁。这真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歌谣吗？爱沙尼亚究竟在哪里，似乎就是邻国，一点都不远。

忽然间，我们想起了所有熟悉与陌生的国度，想起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陌生人。我们为什么身在此地，这个理由我们心知肚明，只是并不愿意有人真的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审视，这未免显得过于矫情了。

我们靠敲击键盘消磨一生的光阴，我们是可恶的家人，不负责任的情人，行事乖张的朋友，这么看待我们就好了，不要注视我的眼睛，免得让我掉眼泪。我想忘记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因为当这广阔世界的任何一根琴弦被拨动时，都会让我神经脆弱。我想忘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在意胜过其他任何职业，我想忘记我们对所有陌生人的关心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想像。这可真要命。

厨房过道里的黑板上写着，今晚会有一名新作家入住，奥特，来自爱沙尼亚。

喝到半夜里，也并没有听到外面有旅行箱拖过鹅卵石路的声响。

等了足足三天，我依然没有见到这位爱沙尼亚作家。

“他已经到了，我见到他了。”古妮拉没好气地说。原来奥特打呼，彻夜未眠的古妮拉翌日清晨敲开了他的房门，严肃抗议。这以后的两个夜晚，她再也没听到奥特的呼噜声。

“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没声音了就好。”古妮拉一副不感兴趣的表情。

那天我在厨房隔壁的图书馆连续码字十一个小时，凌晨一点从图书馆走出来，经过厨房的走道，一个庞大的黑影让我吓得差点把电脑给扔出去。这是一位胖乎乎的先生，至少有两百公斤的样子，长着一张胆怯的面孔。我就这么见到了奥特的真身。

“别害怕，我帮你开灯。”我以为他半夜肚子饿，摸到厨房里，找不到电灯开关。

“不用，我挺好的。”他害羞地道歉，嘟哝半天没说出下一句话来。我看见他手里抱着条毯子。

他睡在厨房。事实上，他正打算将被子铺盖搬到地下室的桑拿房里，那里可以躺下，比他临时放在厨房里的那张简易躺椅舒服多了。关上桑拿房的大木门，怎么打呼都没人能听见了，只要没有人在外面打开桑拿加热开关，那里的气温还是很凉爽宜人的。

“那么白天呢？为什么我们白天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白天啊，我一般坐在森林中央的那个木头椅子上码字，几十种小鸟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有的还特别喜欢停在我的肩上呐。”奥特告诉我，他在爱沙尼亚有一栋小木屋，就在森林中央，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属于森林。

离开哥特兰岛的航班是早上六点，我订了一辆出租车，五点来房子门口接我。

几乎所有人都问过我哪一天离开，具体是几点走，这只是一种礼貌，我懂的，大部分人都不会记得来送行这回事的，他们总是被码字的热情折磨得神不守舍。然而我还是特意选了这个在欧洲人看来早得离谱的时间，为的是可以干干净净地走，不要有人特意来送行，站在门口拥抱寒暄半天，没准还会掉眼泪。

我不喜欢道别。道别了如果再见，承担道别的伤感就毫无必要。道别了如果不再相见，就更无所谓在意道别的虚礼，反正老死不相往来了嘛。

不喜欢道别也是有代价的，比如说，没有人帮着提箱子。我身体孱弱，唯有一个强项，三十公斤的行李，我一个人提上提下五六楼是没问题的，省下了社交的尴尬，特别值得。

早上四点，我起床刷牙，手机响了一声，我差点把牙膏咽下去。

点开看，居然是奥特。他短信我：“你是今天早上走吗？”

走廊里漆黑一片，窗外冷雨连绵。只有奥特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等我。他帮我提箱子，摇摇晃晃提下楼，想了想，又提到大门外。箱子差点骨碌碌滑走，他一只手按着，伸出另一只手拥抱我，我就像被埋在一座大山的山坳里。随后他笨拙地在身上的大口袋里摸索，摸出一本小小的书，他的书，郑重地递给我。

都是作家之间的虚礼。好尴尬。

我发现其实奥特是外向型的，别看他经常说不出话来，他属于寡言的外向型人格。比如说，每次他在脸书上发照片，都会同步再给我发一遍短消息。

不久之后，天寒地冻，他回到了爱沙尼亚森林中央的小屋里，准备了充足的食物，点起壁炉的熊熊烈火，还搬回来一盆百里香、一盆罗勒，打算在那里蛰伏整个冬季。

我看了照片之后问：“你不会打算慢慢吃掉你的室友们吧？”我指的是那两盆香草，通常人们总是在厨房里养着几盆这样的香草，烹饪的时候摘下几片叶子，放进煎盘、烤箱或者色拉里。然而在这样的小屋里养着两盆香草，感觉就不太一样，这仿佛相依为命，要是随意砍断它们的手脚，放进餐盘里吃掉，未免太残忍了。

“当然不会啦！我保证我另外准备了调料。”旋即他又拍了一张照片发来，是他的大脸盘和举起的一大口袋风干的各种香草。

原来和我想的一样，他真的是将这两盆香草当作室友看待的。孤独的人都是温存的，所以只配跟植物作伴。我默默给他脸书上的新照片点了个赞。

在哥特兰岛遇到的这么多朋友中，我只给他点过赞。虚礼，真是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