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精神科，多重的病人我都治过，自认为算是见多识广，可是我却被一个病人家属给吓住了。那是一位母亲。

初次见面时，我记得她迟到了，这让我不太高兴，因为这可是她三年来第一次见儿子，再说也正是她千方百计才争取到这个机会的。我只好担起身上的两百多斤肉，走下楼梯去迎她。在病房楼门口，我发现一个女人正面朝院墙，躲在树荫下哭。“孟姐！”我试着喊她名字。她没有动，但我判断她就是我病人的母亲。

我站到她身后问，“您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还不进来？”过了一会儿，孟姐转身。即便早有准备，我还是不由自主地退后半步。树荫下，孟姐的长鬓贴住面颊，可她的脸和下巴依旧可见许多道白色刀口，其他部位被衬衫和长袖遮盖，我却还是能想到它们布满她全身的样子。孟姐被看得不安，她错开身，从我旁边走向病房楼。我杵在地上，才意识到这三年里她的伤口一点也没有变浅。

我把孟姐领上二楼的休息区，那上面笼罩着球形玻璃顶，四周走廊环绕。我见孟姐仰头张望，立即指给她方向，并且告诉她别着急，等病人服过早晨的药，我就带她去见大雷——她的儿子。想到自己即将目睹母子重逢的情景，我不免有些激动。可是孟姐反而显得沉郁，尤其在她那张搓衣板一般的瘪脸上，桃核形状的单眼皮还被畏怯神色占据。孟姐说：“我是来见你的。”我听到了，却没有说话，因为感觉有点被耍了。孟姐说：“你别见怪，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其实在路上我已经鼓足了勇气。”她低下头，喉咙使劲在往下咽，手也跟着攥成拳头，在那儿发颤。她又说：“我告诉自己，你已经给自己三年时间去恢复了，这三年里大雷每天都在遭罪。”孟姐又抬头看我，那表情好像是我逼她来这里见儿子的。“可是刚刚在病房楼外，我发现我还是没准备好见到他，见到他那张脸。”

这个我多少还能理解，换成是谁，被亲儿子砍了一百来刀，还要来见他，都是一件艰难的事。坦率地说，我对治疗精神病人熟门熟路，可确实不怎么通晓普通人的想法。我问孟姐：“您想让我说什么？”孟姐说：“我想听你讲讲他的近况，比如他吃得好吗，每天可以洗澡吗，平常是否还有幻觉？”我如实回答，医院伙食比他以前住的地方强多了，病房里随时能放热水，还有男护士给他洗澡。只要他需要，这里抽烟是不限量的。孟姐又问：“他能和你正常交流吗？”我说：“会聊几句。”我本想让母子俩直接交谈的，这对他们都好。“聊什么？”她又问下去。“我问他，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住进来吗？”“他怎么说？”孟姐盯着我。“杀妈。他告诉我。”

从孟姐口中，我得知她和大雷父亲同在清华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两人早年被调到甘肃教书，发誓永远留在那里。之后校领导觉得他可恶，大雷父亲被列为肃反对象，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犯了“可恶罪”。这下他真的永远留在那里了。大雷出生时父亲挨批，学生把他的大字报贴满院墙，每天必来抄家。只要大雷父亲刚一动身，他的学生就围拢过来，暗中把他挤倒在地，打得浑身血印，神志不清。后面有学生负责丢绳子，孟姐还被抓住头发，压在地上，逼到墙角捆打。从此大雷父亲变得极为孤僻，甚至是自私，对母子俩也不再过问。有次批斗回家，他突然要掐死大雷，孟姐跳下楼去喊人，被救下来时大雷四肢抽搐。

平反以后，父亲没有和大雷在一张桌子前吃过饭。大雷考上人大新闻系，父母离异，他进入新华社做记者，父亲去世。家里没有摆过逝者的照片，大雷就凭着儿时记忆，用钢笔画出父亲的肖像放在书桌上。后来孟姐看到儿子要么是对那副肖像讲上几句话，要么就是低头沉思。再后来她收拾屋子时扔掉一张，大雷就重画一张，而且越画笔触越细。

对于被儿子砍伤这件事，不管孟姐怎么回忆，那天傍晚都是红色的。也就是说，这抹红色每天都蒙在她眼前。当时大雷正在书桌前埋头苦写，孟姐到家换鞋时，脖子开始发热，她解开衣领擦汗，却感觉到汗液在顺小臂流淌。她意识到自己正在流血时，大雷已经要砍第二刀了。孟姐回头去找儿子，却见到他手里握有切菜尖刀。他说听到父亲告诉他，现在必须处决三千万人，只有把你妈砍死才能避免。孟姐夺门而逃，一双光脚却被自己的血滑倒，接着她像是甲壳虫一样，四肢飞快地在楼道爬行。爬到楼梯口时，孟姐再次回头确认，在猩红色视线里，却见到一张恍恍惚惚的脸，正朝她不停挥臂，刀也砍在腿肚子上。

孟姐像是一条沉底的鱼，大头朝下，坠下楼梯，她希望借此能把自己摔醒。可在坚硬台阶上，她的血却比她跑得更快，大雷仍然形影不离地在背上砍了一刀又一刀。当孟姐终于爬出楼门口，儿子也骑到她身上。她用双臂护住脸，刀却像暴雨一样落下。孟姐看到自己的血也溅到了儿子脸上。

后来是小区保安用墩布打走了大雷，孟姐在地上全身绷紧，且布满红色。路灯下，她张大双手，僵在身前，像是一块烧焦的木炭，令周围人不敢靠近。

事后大雷被公安局的精神病院收治，关在怀柔郊外一座荒山下，而且这辈子都不能出去。在那里他和许多犯过人命的病友，一起过着牲口般的日子。所有人准点喂食、准点吃药、准点抽烟，没人管他们是否洗澡，或者送进去的饭是不是臭了。孟姐知道儿子在那地方就剩下等死了，三年里她一边治伤，一边找清华的领导、新华社的领导，死活要把儿子转到我们院。事实上，关在那地方的大雷已被药物俘虏，幻听和精神分裂症越来越重，并且三年里连一次澡都没洗过。

当我在本院接收病人，见到的是一个斜颈、吐舌，青光眼，且不能静坐的怪物，而且比孟姐还显老。大雷那时头顶正中秃了一道子，那是常年用脑袋顶墙造成的。他一双肿眼泡像是被缝上了，而且歪歪扭扭的脸上五官错落，看久了你会有晕车的感觉。很多前辈告诉过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眼神和常人不同，我也留意到，大雷不交流时目光总是怔怔发直，甚至带有一点恶毒和阴冷。回答问题时他除了不停地说“烟烟”再不多讲一个字，那点文化人气质早就没了。更离谱的是他身上不仅全是发亮的黑斑，而且脏得已经长鳞了，洗澡时得拿砂纸使劲挫。

关于自己“杀妈”这件事，大雷都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这些年任何人都能绘声绘色地把那晚的全过程讲述一遍，而且越讲越兴奋。哪怕是入院多年的患者，也要对大雷另眼相待，仿佛他已不是病人，连人都不是。其实那晚的大雷已经丧失了自我意识，他被脑子里的声音控制，那声音以预示的口吻对他发出越加具体的命令——“拿刀砍死你妈”，像是一个主宰者。对抗这个声音的办法只有吃药，所以很多顶级精神科专家认为，“精分”患者就应该维持药效。可既然要大雷恢复正常，我又得控制他的药量，这样才能每天进行交谈，我才能做针对性的心理治疗。随着大雷出现幻听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又能重新看书、写诗和作画了。他和我谈起王国维、傅雷和老舍，谈起梁漱溟和冯友兰，却闭口不提自己的父母。

他说病房里有酒。我说不可能，我不会让我的病人碰酒的。他说他们趁着午休的时候，出去买酒，放进矿泉水瓶里带进来。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连裤子都不会提，可随时记住要把瓶盖盖好。再看看他们喝酒的姿势，像抽大烟一样，用手掌托着。这些病人的通感比正常人还要灵敏，他们能听见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在医学科技发展到那个地步之前，你也不知道谁才是对的。想想看，如果他们是对的，而我却在想方设法治好他，真是够讽刺的。可是当我把话引向孟姐，引向他的家庭。大雷说：“大夫，我知道杀妈是不对的。”

如今孟姐也不再介意穿些短袖衣裳，暴露小臂、肌腱和脖子的刀口。她和大雷也可以聊聊天，还会带来零食和烟，那是大雷最开心的时刻。我也为此感到满意，看到那么大的创伤在母子俩身上愈合，这可是绝无仅有的成果。有次探视结束，我送孟姐下楼，提醒她大雷的状况已经可以出院，她终于能把儿子接回家了。但是孟姐一边往外走，一边摇头，那样子好像要甩掉我。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有朝一日接儿子回家，才把他转到我们医院吗？我下了多大功夫，给他做全国最专业的治疗，才令他变回了人样。”孟姐说：“这我知道，所以把他放在你这才更踏实，我这年纪承受不住惊吓了，再说他的自理状况我也没法照顾。”

眼见孟姐走到楼外，我像要抓住煮熟的鸭子一样，有些气急败坏。我说：“该出院的病人，家属有义务接走，医院不是服务机构，更不能管他一辈子。”孟姐在楼门前的阴影下停住，身上伤口随之被勾出清晰轮廓。她转身看着我说：“再容我些时间好吗？我怎么会一辈子把他放在这。”喘息中，空气里可闻到一股焦味，令鼻子里像是火燎一样。我知道孟姐已失去重新开始生活的可能，不管她是否接回儿子。然而照看病人越久，我的得失心也就越重。我说：“你应该清楚，自打决定把他从山里接出来，你迟早要面对这一天。”孟姐后退一步，把自己暴晒在楼外，她说：“那你能否向我证明，他已经可以适应社会生活，并且不会再伤害身边的人了。”我说：“这我哪儿证明得了？”

孟姐走后，我如同一个被强制退货的售后人员，不仅感到意外和沮丧，甚至还怨恨起她。就连下午出门诊接待病人，我都有些心不在焉。可是我要为自己说两句话，大雷是我最有望出院的病人，我没想到孟姐会拒绝接走自己的儿子，而且还让我给她做什么证明，这是对我专业能力的质疑。

我们医院之所以远近闻名，主要就在于医生的业务水平高。由于院区占了回迁房的地，开发商为了补偿拆迁户，许诺为本地村民安排工作。所以医院里的大夫、护士和护工其实就是附近的村民，很多还是沾亲带故。而科主任，也是我的导师，他之前是这片儿的协警，主抓赌博和嫖娼。如今他在病房管精神病人，总觉得有些跌份儿，油水也没有了。我是本院唯一有执照的大夫，可是我写的病例他从来不审，他说我给病人开的药量太少，而且缺乏临床经验。于是我被排了很多夜班，晚上我会听见水房里彻夜在哗哗作响，后来才知道这儿的护士用病人给自己家洗窗帘和被罩，他们可以乖乖地洗到天亮。还有大夫命令病人互扇耳光，美其名曰学习自我管理，这样他们好去打牌，或者干点儿别的放松一下。如此一来我能管的人只有大雷了，我盼着他能早日出院，导师和同行也能对我高看一眼。

不过我的导师是个斜眼儿，每次我都要跟着他一起发药。因为他两只眼睛可以分开，所以有时候你以为他在看病人，其实他在看你。有时候他明明面冲着你讲话，其实是在给病人治病。我替他给病人发药，他们排队走到我们面前，吃下去还要把手摊开给导师看，或者把嘴掰开用手电筒照，或者原地蹦高。如果谁身上有药掉出来，那他可就惨了，不仅没有烟抽，还要加大药量。有时即便遇到正常服药的病人，导师也会罚他。我说导师您眼神儿真好，我怎么就看不出问题来？导师说，其实我也看不出谁没吃药，甚至病人是否需要调药也不重要。我这样做是让他们知道，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后来我陪导师上厕所，把辞职信交给他，当时他的手正在忙活，没有空接。也可能是眼睛看不见。我只好把信塞进他白大褂兜里，告诉他我不干了。导师虽然眼睛不好，耳朵还是清醒的，他问你怎么干不了？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我说不是干不了，是不干了。导师把脸扭向我，其实他是在瞄准前面，这样才能尿对地方。可是有张脸对着我，我就尿不出来了，只好憋着。憋着憋着，干脆解释起来，我治过的病人没一个能康复回家的，除了这身子肉，我什么也没得到，再和这帮病人耗下去我这辈子就完了。康复回家？导师一边抖着下面一边咧嘴乐，尿全滴到鞋上。他说即便是那些出院的“精分”，也要终身服药。我从来不对病人说，你已经康复了，你可以停药了。

我想起辞职信上写的话，告诉导师当初之所以干精神科，是因为我对人的内心有兴趣。这些走投无路的家伙信任我能帮助他们，我也靠他们来完善自己。如今我只能像在饲养场喂鸡一样治病，眼瞅他们越吃越傻，也不和我说话。就连被体罚也没有反应，那我到底是在治人，还是在害人？

你想让他们反应什么？病人的嘴是用来吃药，不是用来说话的。导师继续抖着，尿居然抖到了唇边，他的脸有点不好看了。小子，你是给我当大夫，还是给病人当妈来了？导师抖完之后把手伸进兜里，拿出我的辞职信，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既然你这么不想在本院发药，我正好有个农疗基地的项目缺人手。你没有家庭负担，不如把这活接了。导师把那张沾了尿的辞职信还给我，我看到上面写有地址。“房子已经租好，期限是一年，我等你的报告。你可以挑个病人住进去，不过他必须符合出院标准，家属也要签字同意。另外你出了医院就和这里无关，一切后果由你个人承担责任。”

“可我已经写了辞职信。”我一边说着，一边把信放回自己兜里。

“辞职？这么大有赚头的项目，你不会的。”导师面向小便池，这时他是在看我。“就算我接受辞职，可你不干精神科大夫，又能干什么？精神病人都是现实社会的失败者，他们就是因为不堪重负才来找你。如果你也是失败者，那就和他们一样，乖乖地回来，我会给你留好位置。”

我立即和孟姐见了个面，在一家面馆里。我叫了两碗猪排面，这是我认为最好吃的食物。她以为我又为接大雷回家的事，显得有些拘谨，面端上来也不吃。接着我见她脖子上挂着银质的释迦摩尼佛头，问她什么时候信佛了？她下意识地用衣领遮掩，淡淡地说是现求的，为大雷回家做做准备。我才意识到她要时间是做什么，于是也不想再令她煎熬。我告诉她，大雷办完出院手续可以先不回家，而是作为实验对象，跟我去一个康复基地。你每周照旧能看他两次，周三和周日。孟姐用手按住脖子上的佛头，像在还愿。他能跟你走真是太好了。她这个反应令我食欲全无，要让我说，现在令大雷不能回家的人反而是她自己。孟姐，恕我直言，一个人如果有家不能回，住在哪里都是监狱。孟姐说，可我每到晚上一想起他的脸，想起他和我住同一个地方，我就会彻夜失眠，大把大把掉头发。我没再言语，写下地址后告诉她，欢迎你去那里看大雷做实验。

至于另外两个对象，其中一个是位少爷。他个子挺高，长一张瓦刀脸，留披肩发，一副永睡不醒的模样，面孔褶皱得像烂菜叶子。少爷16岁考下托福，后来拿到绿卡，父亲是全美顶级汽车设计师，GM公司技术总监，七十多岁老头领导一批美国科学家。由于母亲的遗传，少爷大学期间发作迫害妄想症，总听见FBI的声音要抓捕自己。父亲说你那声音都是假的，并要求他在美国的精神科医院住院，否则就断掉生活费，甚至是父子关系。可是少爷情愿流浪，他放弃名牌大学的学业，每月拿着父亲交的四百美元失业金，开一辆破雪佛兰流浪。少爷平时住在车里，饿了就去超市买一美元一堆的烂水果放后备箱，从东海岸逃到西海岸。就这样流浪十年后，终于他说FBI已经给我定位，就要拿仪器控制我了，爸求你让我回国吧。老人想到祖国已经强大，而且还有强制治疗，立即把他押回北京，救护车把人从机场直接拉回精神病院。在我的病房，少爷整天都在讲述自己周游的经历，讲述FBI怎么监视他。他的见识比我这个大夫还要多，而且精通多国语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你也不知道他讲的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

另一位实验对象是个老大哥。他脸是扁平的，两眼间距过远，嘴巴还有点地包天。尽管身板结实，性格却很懦弱。如果走在街上被电动车碰到，他反而会先给对方鞠躬。老大哥一直在他的世界里自得其乐，虽然很少说话，不过内心丰富。他总会无缘无故地很愉悦地笑，对于这种表现，我知道肯定是有症状了。可是如果我问他笑什么，他就回答别问了，不能说。老大哥没有工作，家人也不管他，但是在幻听里，他有一个贤惠的老婆，两人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这令我又担心又羡慕。我担心的是哪天他突然正常了，不得不从这场梦里醒来。

三个病人都有幻听，家人也都同意他们去农疗基地。我挑选这三位做实验，是出于对他们出院后的生活不放心，同时多少有些朋友的情分，当然最重要是他们都多次问过我，什么时候才能停药。我的目的是教会他们控制药量、独立生活，一年后回家别再被赶出来。我告诉他们，既然出了医院，你们不是病人，我也不是大夫。这一年里你们要跟着我改造思想，见识社会，我只把你们当正常人看。我讲完后，他们没有反应，我只好笑着点头，他们也学我，笑着点头，算是答应。

农疗基地坐落在郊外，西边是别墅区，叫阿根廷庄园，住有国际友人，草坪可延绵到主干道边。东边则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回迁房，粗陋、崭新，却也姿态耸立。我们的院子被很多宅基地夹在中间。这里虽然残旧、污黑，贵在一应俱全，牛棚、猪圈、茅坑，红色大门，中央还有一口枯井。房主是个朴实的庄稼人，黑。他看我们四人，像在动物园里看到了狮子狗。他说这附近住着都是使馆人员，还有很多国际学校和回迁户，总之非富即贵，你们要维护好稳定的环境，别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我这才知道他把我们当成坏人，我回头看看他们仨，感觉面相确实不好，而且四个男人住在一起，也不是寻常情况。我回答他，我们是来忆苦思甜、接受教育的，轻易不出大门。房主嘬起牙花子笑，又说宅基地起租期都是十年，你一年一租，我嫌麻烦。我明白他嫌钱少，于是用起对付病人的招数，发烟但不搭茬。房主舔了舔烟，耷着眼皮，又提醒我，这院子还没有煤转电，入冬时要烧火炕。我说四个男人挤在一张火炕上？房主说，不愿意挤滚蛋。考虑到带着三个病人换地方不太方便，而且这又是导师那个孙子安排的，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由于房屋很矮，我们进去只能跪着或者躺着，所以把一切安顿妥当后，大伙在院子里，紧闭红色大门，坐地上开起内部会议。我说为了便于你们更好融入社会，房租和伙食费，需要大伙均摊（其实房租导师已经垫付，可我总要有个专项基金吧）。他们没人反对，因为家里为了不让他们回去，花多少钱都愿意。

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有“始动性缺乏”的表现，社交能力衰退的同时，人也跟着变得行为懒散、情感淡漠。如果我不督促他们，这些实验对象能像木乃伊一样躺上一天。为此我要制定系统的治疗计划。既然是农疗，项目里免不了要有翻地种菜、修缮房屋、洗衣做饭和晚汇报，此外必须由我带队才能出门。大雷闷头不语，听见说话才看我一眼，老大哥依旧和老婆聊天，只有少爷举手反对。他说既然你让我们以正常人状态生活，可是照你的安排，这和在医院有什么分别。我说你闭嘴。少爷说凭什么要我闭嘴，既然我交钱了，在美国我就是纳税人，是有投票权的公民。除非你说服我，否则我要去过真正自由的生活。我说你去吧，出去就让FBI把你抓起来。然后他就老实了。

精神病人最怕无事可做，为了他们好，只要出门我就要找根绳子捆在每个人身上，另一头系到自己腰间，这样走上街就不怕他们逃跑了。不过由于我们想去的方向不一致，几根绳子缠成死结是常有的事，有时彼此甚至会撞得鼻青脸肿。终于我们学会了肩并着肩，用小碎步走路，我在中间，他们像是我的仆从围在四周。后来我们在路上撞见一中年妇女遛狗也是这个阵型。至于减药之后的效果如何，我不好评判，总之有一次出去吃饭，结账时谁也没有掏钱的意思。此外他们还成功地把ATM机里吐出的假币花了出去。这些我都写在了报告上，证明我的治疗找对了路子。

不接触社会时，大雷喜欢读书，写读书笔记，他还不知从哪捡来废报纸，用黑色粉笔在上面写字。每张报纸还只写一个字，贴得满院墙都是，像在打补丁。而少爷每天都要问我，FBI是否会找到这里。我告诉他，这是中国首都，他们没有引渡条约，只要你不出去，没人能带走你。要让我说，这三人里只有老大哥还算正常，无论别人怎么折腾，他好像被一个桶，或者被孙悟空画的圈给罩住了。只会和自己老婆说话。不过问题是，我们也要承认他老婆是存在的。比如吃饭时也要给她留个位子，添一双碗筷。白天这倒是没有问题，可到了夜晚，四个男人挤在一张火炕上，他那老婆再贤惠你也不想看见。

当然最令我担心的还是睡着以后，大雷会不会砍我，毕竟他有实战经验，半夜动手我是没有生还机会的。可既然要以常人相待，我就不能把菜刀收起来。为此我选择睡在火炕外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刻就能爬到院子里去。有一次大雷想要尿尿，我只好也从火炕爬下来，再跟着他爬到屋门口。这时我们看到银色月光洒向院子，一时忘记站起来。

大雷说，爬在地上的感觉真舒服。

我说，深有同感。

大雷问我，妈妈说，我是不是正常人，你说了算？

我说，岂敢岂敢。

他说，那就是你不让我回家了？

我没敢回答。

他又问，到底什么才算是正常人？

老实讲，我跟他们在一起久了，对这个问题也没多大把握。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想回家的话，让干吗干吗就对了。

周末，孟姐坐长途车来看儿子，见她走进红色大门，我也跟着兴奋，因为这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外人，她将看到大雷的实验成果。进门后孟姐先对着满院的报纸和大字驻足观看，脸上带出不悦的微笑。随后我把她请到牛棚旁，喊大雷端面。那天他穿一件灰色中山装，头发往上梳起，胡子也刮干净，显得胖了不少。我告诉孟姐，这可是大雷亲手做的猪排面，尝尝比起上次那家如何。看着不再穿病号服的儿子，恢复成昔日的模样，孟姐有点犯怵，小口咬着面。我们四人在她身旁把面吸溜进嘴里，还拉得很长，像是长了白胡子。大雷说，妈妈你别害怕，我已经变正常了。我读了很多历史和哲学的书，还有诗歌，还把它们写到墙上。孟姐低头，一边嚼着，一边听着。大雷说，有天我看到一本书里写着父亲的材料，那上面有你的名字，还有我的名字。孟姐捂住嘴，气管猛烈咳嗽，她赶忙把面条咬断。适时地，院里刮起风，筷子掉到地上，她说我该走了。

这里不错，乌托邦嘛。走出院子，孟姐对我说。大雷这病是父亲遗传，加上儿时受过刺激，说到底还是我们的错。

我说，孟姐心别太重，等他在这里改造好了，很快就能重新做人。

改造好了？他整天读那种书能改造好吗？孟姐问我。

我说，他想读什么都可以，这说明自我意识正在恢复。

孟姐又问，那他有没有坚持吃药？

我说，在控制。大雷癫癫痴痴的状态，就是拿药当吃饭以后，上瘾了。让他终身忍受精神类药品的副作用，会像掉进地狱般残酷。

孟姐还问，你看出大字报上写着什么吗？

我说，看出来了，写着“我想回家”。

孟姐说，他父亲生前也说过同样的话，是我没同意。

我没说什么。

孟姐还问，他再有幻听怎么办？

我告诉她，如果再出现要他杀你的声音，他会提前告诉你。

孟姐从包里又掏出一年的钱，交给我。

她说，什么时候他不看书了，再吃上一年的药，我接他回家。

我看了看手里的钱，问她，那他来农疗基地为的什么？你到底是想要他恢复正常，还是想在家里守着一个活死人？

孟姐说，我宁可要一个活死人。

为了能让大雷早日回家，我只好听从孟姐的要求，加大药量，并且禁止他看书。我也不断提醒自己，他们是实验对象，而我要完成导师的项目。为此我还要教会他们烤面包，带领他们向西餐进军。可是他们仨不知道真病还是装病，好像认定需要农疗的人是我，这一疗程下来越干越懒，我倒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连附近农户都投来敬佩眼神。这里最爱偷奸耍滑的人就是少爷，老大哥悄悄告诉我，过惯了资本主义生活的他，总趁我不注意，溜出院子看电影、买黄盘和洋烟洋酒回来，还不懂得分享。某天少爷又不干活，蹲在地上冲着红色大门发愣。

我问他，你又想跑到哪儿去？

他说不跑了，没钱。接着他反问我，为什么大雷非要回家？即便那个家只有他和他妈俩人，也已经容不下他了。

我说，被接回家是每个病人的心愿。

少爷没有绷住，咧嘴笑了，却没往下说。这帮病人很贼，知道我是大夫，讲话习惯隐瞒最关键的部分。

他把嘴岔子收起来。又说，在外面我没有语言的界限，没有钱的界限，我可以不停地走，不停说话。可是一看见你，我就想起自己是个病人，待在这里我只有不停地劳改、被监视、被告发，根本没有真正的交流，我感觉整个人都枯竭了。他还问，到底是我们需要治病，还是你更需要治病？

我听后非常震惊，一个精神病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证明我的农疗实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导师说不定还会为我申请个基金或者奖项呢。

我再问他，你就不想早点回家吗？

他摇头说，我回家只为一件事，我爸有一千万美金，加上别墅，将来都给我。

我一听聊到这里，四下看看，凑更近了。

他说，你就盼着我爸早点死，将来你做我监护人吧，咱俩去美国继承遗产，住在别墅里享受人生，还烤什么面包？

我也蹲下来，捅了捅他。说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他说，我听见我爸告诉我的。

我又问，你爸不是在美国吗？你也没手机啊。

他说，你别管了，总之我将来会有很多钱。他发脑电波告诉我了。

孟姐在电话里说，周末想接大雷回家住，前提是由我陪同。我就此请示导师，好歹从前我是科里的主治医，如今却有越混越差的嫌疑，还上门服务了。导师说，干吗不去？我被哈佛邀请参加学术交流，这个农疗实验全中国也没有，弄不好你就成先驱了，弄好了我给你办到哈佛来进修。挂上电话后，我身体抑制不住地发抖，喂了自己两片镇静药后，才克制住情绪。弄不好我就成先驱了？弄好了我去哈佛进修？那到底让不让我弄好？这话就像导师分开的两只眼睛，另外哈佛请导师去交流，难道哈佛眼睛也分开了？这时我暗自后悔，忘问导师到底是哪个哈佛了。因为听他的口气跟说哈尔滨没什么区别。但是管他呢，连少爷都能给自己弄点盼头，我为什么就不能想想自己去哈佛，想想我被全球医疗专家和媒体关注，甚至想想即将解决的个人问题，还包括光宗耀祖。我走到院子，在东西厢房来回测量，盘算着如何搭建新房、增加床位，等到这里住进更多病人，我就能光明正大地挂牌收费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只好背上一书包药，带领大雷回家，把少爷和老大哥锁在家里。还好我们只需要系一条绳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像是拔河一样走在路上。尽管方向和步伐一致，却总隔着一段距离。阳光透过棉絮状的云片，照得大地时晦时明，大雷则按照我的口令，向左或者向右。对于回家这件事，他并没有特别高兴，脸上反而显出阴沉。因为吃的药量有点大，他这两天无法排便，此外还出现翻白眼和角弓反张等副作用，令躯干和四肢只能扭转性运动，走起路还真有点儿活死人的意思。

孟姐把我们指向一个全新的小区，到达时她正在楼下等候。可是大雷已经认不出她了，他甚至还背对楼门，抱住一棵树就是不肯进去。

我问大雷，你不是一直盼着回家吗？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不进去？

大雷说，这里不是我的家，我没住过这里。

孟姐说，这是新华社分的新房，大雷同学都当上社领导了，以他的年资也足够分一套下来。她对着我解释，显然并不指望儿子能听得懂。

这时就需要我拿出专业技能了，我掏出一颗烟，点燃后放在大雷眼前。我问他，想抽吗？他直勾勾地盯着烟，说想抽。我像举着骨头，把狗逗进笼子里一样，一边后退一边领大雷进屋。想见妈妈吗？我又问。他说想见妈妈。可是哪怕他从孟姐身前擦肩而过，也没有看她一眼。

孟姐的家里飘着油漆与实木味道，甜香扑鼻。可是从家具的码放和整洁程度上，却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甚至连每个物件的位置，都被精心设定好，形成完美而别扭的角度。我们直接走到餐厅，孟姐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还有红酒。我先要给大雷喂药，坐好后，看着盘中工工整整的菜，轮到我不敢轻举妄动。孟姐穿了一身灰色运动套装，看着年轻不少，可能是灯光作用，那些刀口变得若隐若现。

这回尝尝我的手艺，可能早就生疏了，孟姐说，平日一个人的菜没法做。

接着孟姐给大雷夹菜，她终于不用拿看病人的眼神去观察他了，她是在看儿子。我很想把这一刻拍下来，让导师见到我的实验成果，还想拿到哈佛展示给全世界专家去分析。

我说，孟姐您家真大，一个人确实住不过来，现在好了，大雷回来了。

大雷没有反应，他呈现出服药后典型的肌肉僵硬、面部呆板的困倦状态。

您不知道吧，大雷会烤面包了，将来您让他给您做一次，外焦里酥，很有法式餐厅的意思。连我也意识到，自己像在推销被退货的产品，可我就是停不下来。

等下次吧，孟姐说，声音极轻，也极为肯定。

我挤了挤眼，连忙解释，孟姐你别介意，大雷刚才没认出您，那是加大药量的正常反应。等你们相处久了，我敢保证，他的眼里只有你。

没认出来好，孟姐说，他一辈子认不出我都可以，下次再有幻听让他砍我，就不会冲我来了。

暖色灯光下，她脸上生出威严，看了看我，示意喝酒。我们碰了一杯。

把你当作自家兄弟才这么讲，孟姐说，这些年我总能听到有人说，一百来刀都没被砍死，她命真大。

我下意识地低头，因为自己心里也曾有过这个想法。

孟姐对我笑笑。你不知道，大雷一从山里转进你们医院，我这心愿就算达成了。本来我回家准备自杀来着，不想活了。

我抬起头。此刻大雷正在吃孟姐夹到碗里的饭，他好像被一个桶，或者孙悟空画的圈给罩住了，丝毫意识不到我们在谈论他。

孟姐抿了一口酒，用微微发颤的手捂着嘴，吸了吸鼻子。

我对着镜子想割破自己的动脉，竟然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我的全身都是刀疤。后来我想明白，我就是命大，我不能死。

孟姐点开手机，放到我的饭碗旁边。

她问，看过那条新闻吗？有个“精分”患者怀疑老婆出轨，妈妈察觉到异常，把儿媳妇提前劝回娘家躲几天，晚上却被儿子把整个肚子砍烂。

我说我没看过。大雷现在特别听话，并且手无缚鸡之力。连续吃药令他两手发抖，别说拿刀了，就连筷子都使不好。你不会是怀疑我们农疗基地的专业性吧。

孟姐给自己倒上满满一杯红酒。恰恰相反，上次在你们基地里见到大雷，我当即决定把他永远留在那院子里。我可以被别人杀死，但不能是他，那样他会比现在更痛苦。而且没有我，你指望他能活多久？

我盯着快要溢出的酒，杯上映出我们三人的脸，灰暗、变形，融成一片。

我说孟姐，我一直相信母爱才是儿子抵挡一切的药，也是他最后的治疗方案。

她早已到了要人照顾的年纪，然而这个陌生的儿子却需要她去照顾他一辈子。这是她死里逃生后求来的结果。可我只能使上这一招，还有什么能压得住一个当妈的？

孟姐一口气把那杯红酒灌进嘴里，酒水从她嘴角处流出来，流到下巴和脖子上。我随之看到那一道道深壑般的疤痕，像是熔岩在涌动。

我还是把大雷给带回来了，并且在路上扔掉了那包药。那天算是不辞而别，我可不想还没有病人出院呢，又逼疯一个。回来后我比从前现实多了，除了烤面包吃，我不再要求他们吃药、劳动和外出。至于那个哈佛，我怀疑导师是怕我撂挑子，或者纯粹就是拿我开涮。倒是总溜出去的少爷建议，我们可以打开红色院门，把面包卖到外面。我觉得这办法既能回笼资金，还能让病人看到自己的成果被社会接受，算是最好的康复项目。可我们的面包总是烤糊，粗糙得像是一块海绵抹布，再说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没想到少爷联系了别墅区国际学校，校方听说我们是精神病面包师，答应派专车来接我们进校，让孩子们现场认购。

一听要卖面包给外国人，我又振作起来，求他们抓紧烤制面包。由于掌握不好烤箱温度，院子里升起墨汁色的浓烟。看见的知道这是烤面包，看不见的会以为是在烧砖或者烧秸秆。反正都一个味。这时的大雷，自我意识有了些复苏，让他在丧失目标之后，盲目且主动地干活，别说是精神病人，换成普通人也难接受。何况如果连家都回不去，接触社会就是痴人说梦。这期间我多次发信息给孟姐，但没有一次能得到回复。有一次她终于打来电话，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半个月无法来看大雷。至于上次的不辞而别，我们谁也没有提起。

去国际学校前一天，大雷的面包忘记加核桃和葡萄干了。

我告诉他，孟姐有事情要忙，暂时不能看你了。

哦，妈妈不能看我了。大雷说，我知道杀妈妈不对，但当时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说，我会继续联系孟姐。你住山里时她都没放弃过，哪有现在不管的道理？

大雷把面包扔到地上。他说，我了解妈妈，她不想让你回家，问多少次也不能回。再说，家人不要我们是正常的，在病房里谁不是这样呢。我只想能见到她。

少爷和老大哥虽没抬头，可我知道他们听着呢。

我说，只管做好你的面包，我保证你可以见到她。

我弯身去捡那块本来烤得不错的面包，可惜那上面沾满泥土，没法吃了。

国际学校派车来的那天，我再次穿上精神科的白大褂，却是用它来扮演厨师。我们这次出门不用系绳子了，而是和面包一起被关进押运车，车窗很小，上有铁丝。少爷非常恐惧，不管我如何解释，都认定是FBI来抓自己。他躲到车厢角落，像是要被拉上刑场。老大哥的老婆饿了，他想拿个面包垫肚子，却被大雷叫住。大雷紧抱面包筐，他说这是我给妈妈做的。我说面包还有的是，你别给我挤坏了。接着车身开始不断转弯，我们无法控制身体，四个人被迫撞到一起。少爷说，FBI开车就是这么猛！我说咱不是一直想和社会接轨吗？现在机会来了，而且还是国际社会，咱们要表现得像个正常人。老大哥问，哪个正常人整天想要和社会接轨？我看着他说，再废话我就把你老婆赶下车。这时我感觉到车忽然减速，还听见外国司机讲话。我问少爷，他们是不是要搞个欢迎仪式？少爷告诉我，他们在说，尽快把这几个白痴打发回去。我说，你这肯定是幻听。

车开进国际学校，经过安检、除菌和测体温等程序后，我们低着头、排成纵队，被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大肚子保安，带进教学楼大堂。保安的绿眼睛紧盯着我，对我不停地讲着什么，我使劲笑，却没听懂。少爷说，他让我们只能在圈定的区域卖面包，不许走出范围。我对着保安一顿点头，他友好且用力地拍了我的左肩。

很快从楼梯上走下来很多金发碧眼的孩子，小家伙们自觉地排好队，冲我们一个劲儿眨眼睛。少爷被很多小孩团团围住，一时忘记害怕，却显得措手不及。他一再用英语问每个人要多少面包，生怕自己搞错了。大雷负责打包装，老大哥收钱。那些小孩个个生得洁白无瑕，脸上散发漂亮光晕，接过面包那一刻，还懂得郑重道谢，声音悦耳，笑容令人心头震动。不过我注意到，他们毫不忌惮地打量着我们的脸。不用少爷翻译我也能懂，这是想在我们身上看出精神病人到底哪儿不正常。我还瞥见，绿眼睛保安正双手背后，握有警棍，他如临大敌的脸上，肌肉也硬邦邦的。这时连我都忘记什么举动才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了。一切在热烈又冷漠的气氛中，进行得井然有序。

眼见面包要卖完了，我一直提着的心才算落下。保安用手势催我们出去。这时我却发现，大雷眼中射出白光，他抓着最后一个面包，抱进怀里不肯撒手。那个棕发女孩，一脸错愕，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大哥说，你快给人家，小姑娘钱都交了。我这才想起，忘了给大雷留一个面包送孟姐。保安把女孩挡住，用绿眼睛询问我们，他到底怎么回事。我把手伸向面包，另一只手把他肩膀向后推，大雷转身背对众人。少爷说，快让老大哥把钱退给人家吧。我说千万别，这是国际贸易，你不懂。我改用胳膊搂住大雷脖子，告诉他，孟姐不会来吃你的面包了。你卖面包也不是为了别人，是为自己。像是接收到密码一样，大雷缓缓松开了手，他眼里的那片光亮也随之熄灭。我把已经皱巴的面包递给保安。他一脸严肃地看了看我，接到手里。

我们再次排成纵队，跟在司机身后走出教学楼，押运车的后门早已打开。这时我看到之前卖给孩子的面包，已经全部堆在垃圾区，落成山字形。我看到保安正向那边走，把手里那个皱巴巴的面包也扔进去。我越走越慢，落到队伍最后。

当保安的绿眼睛再次和我对上，我不由自主地偏离队伍，迈腿走向垃圾区。保安迎面向我喊着什么，我并没有停下，接着司机也追上我，和保安一起阻拦。因为我比他们还胖，两人推起来有些吃力。我说，你们把那个面包还给我，钱我不要了。他们可能没听懂我的话，也可能听懂了，却更坚决地把我往外推。我用力指向垃圾区，指向被大雷抓皱的面包，却被越推越远。

在全校的孩子和我三个病人面前，我们像是摔跤手一样扭抱成肉轱辘，动作甚至有些暧昧。终于我听懂他们喊出了“Get out! Asshole！”，我则回以“我操你大爷的！”

后来记不清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把面包还给了我，并用力地指向车门，请我上车。车门关上后，透过铁窗，我看到孩子们仍在望着我们。我把面包扔进大雷怀里，他并不看我，只是两眼失神，面肌微微痉挛。这次车厢里显得很空，我们分坐在四个把角，什么话也没有说。车身再次拐弯时，那个面包滑落到我脚边。

回去之后，见不到孟姐的大雷，间歇性幻听加剧。不仅青光眼加剧，脚也一直在抖，并且不论我拿多少烟诱导，他都不和我讲话。可我能观察到，每次面对幻听，大雷都在尽全力抵抗。有时他会说，你不要跟我讲话了，我不听你的！或者，你他妈给我滚开！我就不自杀，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只好带大雷坐车，回本院开药。我们身穿风衣，头戴礼帽，一前一后走进医院大门。仿佛衣锦还乡。

在院区的空场，很多病友在晒太阳，像是被吃掉的棋子般散落。大雷跟着我，在病房楼门口，驻足观看。我点了根烟，对他说，你现在是正常人，是自由人了，恢复自我意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们却不可以。我深吸一口烟，又满足地呼出去，也给他点一根，问他，你在想什么？说说。冷，大雷把烟从嘴上拿开。我紧紧眉头，没听明白，于是转头看他。冷？我问。冷，大雷指着自己，我大衣里什么也没穿。我把烟狠狠踩灭，转身进科。

由于导师去哈佛进修去，我不愿逗留太久，农疗基地的事，科里大夫们都知道了。在我改造病人思想、带领病人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却还在医院体罚病人，用病人替自己洗衣做饭。真见了面，彼此不免有些尴尬。想到得罪他们，指不定哪天绩效奖金和补助就被分了，我只应付几句后，带大雷赶紧出来。

在病区里有很多空床，轻病人把床一挂，自己带着药回家了。我们走着走着，身后忽然有女病人，光着身子，在楼道裸奔，引来众人围观。很多大夫还专门跑到这层观察。女病人在环形走廊，迎面跑来时，我看出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还拿过影后，我甚至还是她的粉丝。望着她跑远的背影，我对大雷说，看你现在有多正常，我们回去吧。

但是大雷并没有动。他说，大夫，我不走了，我想留在这里吃药。那个声音像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但是吃完药就没有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见了。

身边几个大夫，听到大雷的话，连影后都不看了，目光对准我们。

我说，你不想做面包给你妈妈吃了？不想回家了？

他说，我放弃了，我们这种人配不上美好的东西。你让我留在医院，她兴许还能来看看我。和你回到院子，无论我看起来多像一个常人，她都不会把我带走。

那些大夫看向我，我一时没有讲出话来。

此刻女影后已经在跑第二轮了，她再次从我们面前擦身而过时，大雷也把风衣脱下，把礼帽摘下，他很快追了上去。

两个人一起光脚跑了起来，步伐有力，甚至有些默契。地面被震出响动。

尽管他们身上，满是针眼和不明的伤口。

我看到大雷跑得无比畅快、自在，姿态也比我编的早操，好看多了。

大雷离开之后，我决定把烤好的面包摆到院门口卖，可是村民像是知道了什么，附近一下子少了很多人。然而我们的红色铁门总会被喷上白色的“滚”字，或者是大叉子。想要清洗这些字非常费劲，我和少爷、老大哥必须一早就起床，紧贴铁门，仰着头、垫着脚，把那些字一个笔画一个笔画地擦掉。有的笔画还需要我踩个凳子，我可以闻见那上面刺鼻的油漆味道，有时候闻着闻着，还会被熏出眼泪来。可是只要我们一回院里，很快又有更大更多的标语喷上去。至于面包，我以为村民们会像在国际学校那样蜂拥而至，毕竟这是经过国际考验的面包。实际上我们连半个也没卖出去，倒是引来一队穿灰制服戴大檐帽的人，他们把面包拿在手里，却盯着我们看。少爷说，这些人眼珠恨不能顶到脑门上，且个个像冰面一样冷酷发光，肯定是FBI。接着他们问我，你的面包为什么这么脏？见我没有回答，面包一个个被抛到天上，然后像是止住的喷泉一样，在半空定了片刻，又纷纷坠下，砸到我们身上。我们弯身把面包一一捡起，我告诉少爷，他们不是FBI。

很快，不知从哪开来一辆像装甲车似的越野车，堵住红色院门。我看到是房主和车主们走到我面前。

房主说，你这人太坏了，让精神病人住俺的院子。

我说，不是想故意骗你，你当初也没问啊。

房主说，呸！这院子俺不租了，晦气。为这一年的钱，俺在村里都没法立足了，以后这里就更租不出去了。

我说，我有合同。

这时候几个跑车车主，围了过来，推搡起我。其中一位车主身穿紧身背心，黑色但被肚子撑得近乎透明，肢体上还佩戴多条金链，并纹有皮皮虾一样的图案。他说，就你有合同？我还有购房合同呢。这一带的别墅区从价格到配套，全部跟国际接轨。不能让你他妈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赔钱！我有点儿蒙，因为按照人家这个逻辑，也确实不无道理。我又想起孙子导师说过，出了事由我一人承担。双方正在僵持，少爷忽然朝前挪步，走向那辆美国进口的福特越野车。那辆车很高大，停在院门处不动都会令人感到憋气。在所有人面前，少爷把脑袋紧挨车头，像在嗅着什么，随后他又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绕着车身走了一圈，停在巨大的排气孔后面。我记起少爷父亲在美国是一名汽车设计师，却并不懂他这是在干什么，我想在场的人同样也不会懂。

当他把车门拉开，一条腿要伸进去时，那些车主走过去把他拽了出来，像抖落床单一样，把他甩到菜地上，拖起来打。在人堆里，我只能看见少爷的一条胳膊伸了出来。老大哥忘记了自己的老婆，他拿面包使劲砸那些车主，却被人把双臂架起来，撅起屁股，跪在地上。黄昏下，院子里满是沙土，惨叫和骂声混作一团。我看着少爷的胳膊笔直地伸向越野车，看着老大哥的头被人踹了好几脚，却像石头一样坚硬，死活不肯低下。而我早被吓得动弹不得，全身发木，我希望天赶紧黑下来，这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房主斜着眼睛看我，又啐了一口吐沫。

次日，少爷和老大哥起得比我还早，他们耐心地坐在屋门口，像是等待指令。我却不再走出院子，也不再卖面包或者清洗大门。我告诉他们我要修葺屋顶，他们负责把弄乱的院子打扫干净。他们没有理我，我只好自己搬来梯子往房顶上爬，那上面的瓦片很多已经起翘和错位，我像壁虎一样，小心地摊平身体，找到掀起来的瓦片，用黏合剂将它们一一黏合。这时我听到动静，还有脚步声，回头发现梯子居然没了。我扭头向下探，看见是少爷和老大哥把梯子搬走了。他们俩一起打开院门，一起走出去。我远远地望见院门口，老大哥向左走，少爷向右走，他们头也不回地去往各自的路，我没有叫住他们。

屋顶下面是没人收拾的菜地、搭了一半的新病房，还有七零八散的面包。显得凌乱而空荡。我意识到我只能往下跳，问题是以何种姿势。后来那个姿势虽然不太好看，却还算安全，落地的时候，我只断了一条腿。

当晚民警同志告诉我，少爷在机场高速路上顶风狂奔，和汽车赛跑。很多司机还看到他忽然停下来，朝西方跪下，任凭汽车擦着自己身体开过去。少爷像什么也看不见一样，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并且一直没站起来。

我告诉民警同志，那是幻听命令他这样做的。

民警说，你为什么不看着他？这种病人放出来会对社会造成危险！

我说，即便是精神病人，言行也有他自己的逻辑，只是我们不懂罢了。

民警又说，这个病人一直在讲英文，我们特意找了翻译，他说他要回美国。

他没有提FBI吗？我有些奇怪，这可是少爷最害怕的人，他就是为了躲FBI才回国的。

什么FBI？民警反问我，他有绿卡，我们正在联系他的家人接他回去。

他的家人，我说，他的家人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因为他再也不用怕FBI了。

夜里，我接到越洋电话，一个陌生声音告诉我，少爷的父亲去世了。家人想把他接回美国出席葬礼，并且讨论继承遗产的问题。我这才把少爷近来的一切举止联系起来，我说他很快就可以回去了。对方说，可惜他错过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我说，老人和儿子，应该已经见过面了，用他们之间的方式。

至于老大哥，我听说他自己买火车票回老家，又跟当地人发生过一些冲突，被打得脑袋缝了十多针，锁骨骨折，整个人都都变了形。于是他整天睡在煤棚里，因为出现了大量症状，也没有医院肯收留他。即便是这样，他也绝不回来。

某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在空病房里，四周忽明忽暗起来。一睁眼，窗外明澈刺目，再一睁眼，整间病房又灰暗无边。如同昼夜在瞬间交替。我迈出一步，发现亮的时候，眼前其实是令人窒息的惊涛飓浪。而暗下来后，却是遮天蔽日的灰色淤泥席卷而来。我把窗子关上，淤泥就往屋里渗，我往屋外跑，可是想到整个院区是个闭环，根本逃无可逃。我只能站在病房里，眼看淤泥吞噬自己。

某天我去药店买安眠药，在那遇到了孟姐。和最初一样，我喊她名字，她站在收费窗口前，背对着我不动。

还是在门口，我追上去，见她手里拿的全是抗精神病药副作用的药。

进出的人很多，孟姐只好和我站到一边。她把药拿到身前，不再遮掩。

她说，我把大雷送进另一家医院了，每周过去看他。

我对着那些药，轻点着头。我问，他还有症状么？

她说，自杀过一次，摸电门，电门没开，算是有惊无险。

孟姐说这些时，脸上并无过多表情。

她说，现在他除了不再开口讲话，其他一切都很好。不得不承认，我们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他待在病房，我过去看他。

我说，可惜你吃不到大雷烤的面包了。

孟姐忽然举起手里的药盒。她说，这是我要吃的药。她用力把药盒捏得变形。

为了能抢回院子，村民们使出各种绝招。尽管这里只剩下我一人，却并不能影响他们敲锣打鼓、放炮放狗。这样做似乎不单为了把病人吓跑，也能冲掉晦气。这令我想起欧洲教会时期，精神病人被看作恶魔附体的异己分子。他们的脑袋被扎进水缸里淹、被绑在椅子上烧，或者抱着圣经从崖上跳下去。可是现代精神医学走到今天，这里还是靠世俗的行为标准判定病人是否变态。然而看看这些村民，有人能说清到底谁是变态，谁是正常人吗？

我坐在院子中央，听到院门被撞击的声音越来越重，并且伴有石块飞了进来，落到菜地和雨搭上。一个石块砸中了我的头，血立刻布满我的眼前。我知道这次来的人比以往都多，于是把白大褂提前穿好，证明自己是一名医生。可是血不断地流到衣服上，很快我就不像个医生了。我的耳边也出现了错乱的声音，眼前一片模糊。

片刻宁静后，撞门声变成了敲门声。我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打开院门。看到是导师站在面前，接着乌央乌央的村民把我们围住。导师的眼睛这次没有分开，他对着我说，我不认识这个病人，带他去医院。于是村民们把我捆到了木板上，像是钉进棺材里一样，又把我抬起来。太阳光下，我在摇晃不定中，被高高举起，塞进救护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