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村庄有点深。从江西修水县城出发，大约有50公里的路程。两旁傲然挺立的白杨，一到春天便满山翠绿。

回坑是修水县新湾乡的一个村名。有点土气，是根据地形取名的。四面是连绵的山，村庄落在山的脚下。一条并不宽阔的水泥路，从村里通向村外。

近年来，随着“江南第一作家村”的扬名，“回坑”这个山旮旯里的名字，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一

回坑只是个瑟缩的角落。一个被包裹着的山脚，位于赣北幕阜山的低处。抬眼望去，嵯峨峭拔，四周群峰拱涌，森林资源繁茂，是人和自然共处的净地。

一个村庄其实就是一部历史，也是家族开枝散叶之地。我们在村庄里寻找，一些记忆随之浮现出来。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湖北车姓迁入回坑，在山坑处平整土地，修建房屋。借着山形开垦农田，以农业生产为主，牛屎、猪粪作肥料。土地盛产小麦、棉花、烟草、辣椒、花生等农作物。村民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直处于劣势。

一个落后的村庄有它的命数。比如人，也是随着命数而发生变化的。人的一生就像是一棵树，有它的成长规律和茂盛期。村庄一直是静静的，除了自然的响声，没有半点躁动。坐在村庄里的老人，不时用浑浊的眼神看着天空，她的眼睛有些老了，仅凭视力能见多远？她的实力是依靠脑海的想象无限扩张的。很多时候，就这么望着，像是看到了天堂里的宫殿，那里也有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惬意无比，有着丰富的想象空间。

村里人勤劳，没有浪费的土地，就连岩缝里也种上了玉米。一到秋天，到处是一片金黄。地鼠是村子里的不速之客，它们从夜间来，又会消失在夜里。地鼠的嗅觉十分灵敏，只要闻到人的气息，就会逃之夭夭。但我也见过地鼠被老鹰叼走的情形。老鹰的速度极快，扑向地面时，地鼠已吓得腿脚发麻，动弹不得。

村子慢慢有了变化。有一天，有孩子奇怪地问：“妈妈，山外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孩子的话把妈妈问蒙了，怎么描述呢？谁也不能准确说出山外世界的样子。其实，村民的心里怪痒痒的，开始想着朝山外走。通向山外的路很远，每走一次，回来都累得像条狗。但是喘足了气，平静下来时，山外的故事就像流水，缓缓地在村庄里流淌。

有人动了搬迁的念头。这显然是个宏图大志。搬家是何等之难，离开一个养活自己的村庄，说起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再说，一个村庄一旦搬迁，血脉就难以继承。而且真正搬起来，不仅缓慢，还得花费大气力。有很多村民，把这当成了梦话。

村子的人越来越多，由于角色地位的转变，千百年来其他姓氏与车姓处于对立状态。对于回坑的车姓而言，他们自诩为主人。但在政治上，车姓没有占优势。阚姓虽然人少，却是政治的核心。时长月久，一些纠纷矛盾，渐渐有了着落。后来大家明白，无论哪个姓氏强大，改革开放后最紧迫的任务都是村民共同富裕。再者就是提升回坑的知名度，知名度是一个地方的名片。也是让一个村庄不再黑暗的希望之光。

修水历史悠久，商封艾侯国，春秋为艾邑。先后属吴、楚、越管辖。汉建艾县，隋代并入建昌县，唐代为武宁县，唐德宗贞元年间，析武宁县西八乡建分宁县，唐宋两代因之，均为县等上望的泱泱大县。元代升为宁州，清嘉庆六年（1801年）改名义宁州。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为义宁县，1914年更名为修水县，因境内修河得名。全县有87万人口，版图面积4504平方公里。修水是秋收起义的发源地，第一枪在这里打响，也是第一面军旗制作并率先升起的地方。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人文历史深厚，被誉为江南的香格里拉，是南方的重点林业县。修水有几个知名的村庄。比如黄庭坚的出生地双井，陈寅恪的故居竹塅，中国传统村落泊竹，经济发达的黄溪。双井和竹塅是依靠名人影响而知名的，泊竹是自然秀美的村落，黄溪则完全是当地村民奋斗的结果。

一个村庄要发展，需要千方百计想方法。回坑村在这方面举步维艰。比如，村里想做规划，村委会的人跑了几趟县里，别说争取资金难，就连请个设计院都难。村里总是想用最少的钱，办最妥帖的事。烫手的芋头谁也不想吃。没有规划，如何发展？这让村委一班人伤透了脑筋。只好先把这事撂在一旁，日后再等待机会。

一个这样的旮旯，要想引得凤凰来，几乎是白日做梦。但往往现实是从梦想开始的，有了想象，梦想就不太遥远。

也许是机缘，冥冥中，我与回坑有了缘分。2015年，我的好朋友熊银春，从大桥镇调往新湾乡担任党委委员，两年后提拔为新湾乡乡长。她也是名文学青年，对文学有特别的情感。她刚从学校毕业时，购买过我的两本书，向我提出过一些文学的问题。一来二去，我和熊银春便熟识了，并且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年轻必有热情，许多梦想等着生根发芽。我们想是不是可以建个作家村，这可是个远大的设想。我提出这个想法后，她爽快地答应了下来。那一年，我们都在鼓捣着建作家村的事宜。慢慢地敲出了回坑村落的一些故事，那些故事熠熠生辉。

回坑的地理位置特别，与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极其相似。一些旧式的建筑也很独具风采，比如绣花楼、廊桥、龙王阁、古泉井等。除了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外，建筑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魅力，“我经常会来这里，如果在这儿建个作家村，将来作家村便也是历史了。”调入新湾乡工作后，熊银春便爱上了这个地方。历史是这么保存下来的，她也希望新的“历史”照样可以诞生，而且能成为回坑珍贵的文化产物。

村庄本身是有文化的，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些文化归纳起来形成气候，让回坑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这成了熊银春午夜深思的问题。

如果一座村庄没有井，这个村庄就会荒芜掉，干涸的命运像抑郁症患者黑色的梦，迅速覆盖村庄。古泉井就像是个有灵魂的躯体，井的脸庞像面镜子，水清水净，照天光云影，也照世俗百态。井那么深邃，那么富足，站在村庄厚厚的怀抱中，引领着村庄深处那一脉清泉。

我在村子里行走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孩子和老人，他们用奇怪的神情看着我，孩子见着陌生人就躲得远远的。

来之前，我就想着绣花楼的浪漫，当地作家樊健军写过一篇《浪漫到一栋楼的高度》，把绣花楼里的“现实”描绘得栩栩如生。但是，无论怎么写。村里的人都不懂得浪漫，反而更愿意接近“现实”，总会在现实中想象着未来的日子。来过村里的人，他们仰望历史时，目光里有着羡慕，也有着挑剔。在他们看来，风景是画意，越极致越好。

我站在高处，观察着回坑的地貌。右侧伴着回坑村山角流过的溪流，源头来自修水县境内的布甲乡画湾村。这是一处风光秀美、景色怡人的村庄。村庄到处生长着金银花、白花茶、杜鹃花，香气弥漫。山上遍布着板栗树，成熟的板栗从树上掉下来，从暗红色的栗皮上滚过，捡起来用嘴去嗑，是人世间难得的果仁。每天清晨，都有一群老鼠从不同方位潜入林莽，捡拾，嘴里沾着泥土，笑逐颜开。相传，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大家黄庭坚在画湾村传道授业，留下了“蛤蟆不叫念书台，黄雀不跳画湾地”的美丽传说。溪流从回坑村静静地流过，并打上了“文艺”的标签。溪流的水喂养着村民，常年清澈见底。

20世纪80年代初期，“溪流”途经的溪口区出现了一批文学青年。以溪口区中老师为首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发起并成立了溪流诗社。溪流诗社有过它的辉煌，1980年溪流诗社成立后，编印《溪流》在当地发行。每期报纸出版后，邮寄至中国作协、江西省文联等机构。1981年中国作协副主席艾青为此题写“溪流”，现在出版的“溪流”沿用着艾青的题字。溪流诗社浩浩汤汤地汇入了修河，高峰时期社员达1500多人，遍及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侨。1997年，溪流诗社编印了首部《溪流诗词选》，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为诗词选题写书名。在布满尘土的旧书堆里，数着过往的日子，读着诸多离愁的诗词，感受年复一年散落于世间光阴阡陌的伟大。

一条河流的野心，仿佛是从天上来。在回坑作家村，便能听见水擦洗卵石，哗哗哗地响着，像鸟儿鸣叫。尽管看不见河流动态，但感觉离村子特别的近。可能在很早的时候，这里便是与祖先共同饮水的地方。其实，在这柔情似水的江南。在文人的骨子与血脉里，还有一种彪悍的、刚强的、充满血性的天性。在溪流诗社成长起来的诗人，生命的触角和渊源可以从一个小村庄向历史深处延伸得很远很长。他们的作品遍布全国各级刊物。有些还获得了《诗刊》《绿风》《星星》等重要诗歌刊物的奖励。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思绪和感慨。

那段时间，我隔三岔五往新湾跑，好像是魂魄丢在那里。一个地方，去多了，就连脚下的泥沙都感到亲切。有很多人和我说，新湾这地方太小，回坑就更小了，建设作家村难见成效。我倒是不觉得新湾偏僻回坑小，反而认识到这是个大世界。在漫长的时间里，也许这里会是更久远的记忆。人是很小的东西，像是在寂寞的时候，无端制造出喧哗来。每个村庄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看我们如何去发掘。

忘记具体时间，大约是秋天的半下午，我和时任新湾乡党委书记杨国和坐在古樟树下的石凳上，聊着未来作家村的一些事宜。杨国和在新湾呆了八年，一心想着干点事情。他说，也许作家村真的能够让外界知道这里。提出作家村思路的时候，还没有官员愿意去干这种事情。杨国和的顽强，的确让我十分敬佩。他在做着一件看似扬名的事，实际上没有半点好处。可他还是想，乡村文化振兴，也许作家村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件事情是会对村庄有利的，只要有利的事情就得去干。说到这儿的时候，他有些激动，也早已是眼含热泪。这让我想起了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们还在继续细说着，老树就像是个记录者，把我们聊着的点滴都记录了下来。是的，我和杨国和书记、熊银春乡长都不是回坑人，但对回坑这块土地有了另外的情怀和热爱。也就是因为这份热爱，一名文艺女青年的梦想，慢慢地变得成熟。而我呢？也随着她的梦想修行。

2016年5月初，我以九江市作协理事的身份向九江市作家协会提出申请，建议在修水县新湾乡回坑村建设作家村。我专门到九江市文联、九江市作协向领导汇报，介绍在回坑村建设作家村的意义。其实，在修水打造作家村的想法早在2000年左右就有萌发，这也是修水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愿望。北京大学教授、青年作家班主任孟翔勇到过修水多次，计划在修水县程坊库区建设一个作家村，用做作家的创作和休闲避暑之地。这个想法得到了修水县文联及一些作者的大力支持。但程坊库区是修水县城居民用水的源头，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政府否决。最关键的问题是，建设方想在作家村上盈利。比如建设别墅，让作家来此购房。这种方式，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作家来村创作，不从事任何谋利经营。我是坚决反对文学组织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学是单纯于乡野的春草，它与任何物质的东西都不相连。

时过半月，九江市作家协会召开常务理事会，全票通过了我的申请，并与新湾乡人民政府签订了九江市作家协会、新湾乡人民政府共建回坑作家村的合作协议。文学创作由九江市作家协会组织开展，作家村的硬件建设和经费开支归新湾乡人民政府和回坑村委会。我作为回坑作家村的牵头人，被推选为第一副村长。为了便于工作，后来九江市作协任命我为九江市作协副秘书长，负责回坑作家村的对外联络和组织创作等事务。村长由新湾乡人民政府乡长熊银春担任，并明确往后都以乡长兼任村长的职责，目的还是解决村里的正常经费和协调等一系列问题。当时，预算的经费是每年五万元。五万元用在其他方面可能是杯水车薪，但用在文学事业上并不少。事实上，每年开展活动时，作家村也没有向政府索要经费，由政府具体承担外来作家的接待。

我永远忘记不了，2016年5月28日。这是回坑村值得纪念的日子，村部的门楼上高挂着红红的灯笼特别喜庆。定名为“九江市作家协会回坑作家村”的牌子挂在了村部的门口。九江市文联副调研员、九江市作家协会主席蔡勋，新湾乡党委书记杨国和共同为“九江市作家协会回坑作家村”揭牌。意味着江南地区第一个作家村正式揭牌成立，并被媒体称为“江南第一作家村”。中国文联艺术网，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从此，江南的地理版图上有了一个叫“回坑作家村”的村落。有孩子奔到村部的山丘上来看，眼神里隐藏着莫大的慰藉。

“来到回坑让我感到亲切，廊桥像是在梦里见过，绣花楼也让人产生奇想。”中国作协会员、浏阳市文联副主席彭晓玲说。彭晓玲是来回坑作家村最多的作家，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在回坑作家村，她先后创作出了《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谭嗣同》等重要作品。“回坑的确是个值得多来的地方，因为这里不仅有黄庭坚、陈寅恪，文风鼎盛，人杰地灵。”著名诗人、中国诗歌流派网总编韩庆成说。为什么一个山旮旯的角落会令人感到安心适意呢？大概因为，放置在我们身体内情感的那些容器，恰好就行，无须太大。

修水这块土地，是有仙气的。越朝深处走，你就会觉得历史越深。在村庄的每个角落都流传着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只是现在没有人能讲得出来。

作家村成立后，与全国各地的作家有了密切联系，北京、湖南、湖北、广西等地的作家纷至沓来。他们就像是闻到花香赶来的蜜蜂。有作家村邀请的名家，也有在网络上申报的村民，还有专程寻找而来的。江西上饶乡土作家方和喜来村创作四个余月，发表小说十万余字。

在作家们的眼里，回坑是个平淡无奇的地方。在这里创作不仅可以体验农家生活，种田种地，甚至还可以在这里落户。回坑村委将村口的山包规划为“作家林”，每位来村的作家栽种一棵红豆杉，并以作家本人名字命名，让灵魂更加地饱满，更加地完善。

二

我开始喜欢文学的时候，完全对世界没有认识，更不知道文学是什么样子。文学就像是好看的电影，和弟弟妹妹守着幕布，看一个陌生的世界。在以前那个年代，外部世界对幼小的我来说是无用的。我被身边极其贫乏的事物包围着，我关心的是基本生活的问题。

对远方有了渴望或者想象，这是我思想发生改变的开始。放学回来的黄昏，我习惯拿着父亲丢在柜台上的报纸来看。我学会看报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那时的农村极其缺乏知识，但孩子们非常厌倦上学。我对书本不感兴趣的时候，我以为报纸是可以打发时间的。报纸上总会有些写得很美的文字，一些很美的句子，我喜欢抄写或者干脆剪下来，贴在一个废弃的本子里。每次翻开那些文字的时候，发现内心里便有个属于自己的角落，自己便是那个角落里生活的成员，在那个地方特别安宁，没有任何人前来打扰，那是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会喜欢文学呢？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总之喜欢就是喜欢了，没有那么多理由的。就好像你喜欢一个人，一双眼睛就能牢牢记住，甚至过多少年都忘记不了。我写作后，便想有块属于自己的文学土地。就像有个自己喜欢的人一样，于是便开始寻找，找到个安宁的地方便满心喜欢，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爱人。就像小时候那样，身心立刻飙升至完美无缺的幸福状态，尽管对幸福解释不清，但那种幸福的确是村庄给的，不可忽视。最关键的是，它可以立在你的心间。

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个朦胧的黄昏。太阳耀眼地挂在灰色的天空里，温暖着一片片白色的屋顶和一座座蜿蜒的山头。我在武宁读书，返回修水，经过溪口镇时，没有了回上庄（当时的乡名）的车。我便想到了在溪口镇中学教书的赵小虎老师，在上庄中学时，赵小虎老师教过我的英语。由于教育教学出色，赵老师很快就调至溪口镇中学。我见到他时，他已是溪口镇中学的名师，获得过“九江市骨干教师”称号。他住在溪口镇中学左侧的一栋低矮的石屋的二楼，我推开他的宿舍门时，他正埋头在忙着批改作业，见我来了，又惊又喜，放下手头的活，硬是拉着我一起到溪口老街买母鸡。回去宰杀后，用高压锅煮了半锅。闻着香气，我的胃咕噜着。夜晚，风从窗户吹进屋内，老母鸡的香气也在屋内回味着。我和赵老师聊着未来，说着希望，一个话题说到深夜，然后进入梦乡。在那段时光里，赵老师就是我的人生导师。至今，他对我说过的话，时常回旋在我脑子里：文学就是个梦想，光一定会从黑暗中穿行而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赵老师就像磁石吸来的铁片儿、钉子、螺丝帽和小别针，带着江湖的义气，像铁焊那种牢不可破。每次我出版的书，第一个必定会送给他，他读后定会给我写点文字，或是批评，或是表扬。一滴水融入星辉，一个魂飘逸彩虹，一个站姿恒久天地，一个飞翔划破天宇。我就这样，死死地做着文学梦。

我毕业后，回到了修水工作。在日积月累的生活中，我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修水的确是块肥沃的土地，有着文学生长的土壤。到处都是文气。七八岁的孩子会背很多古诗词，作家们经常聚在一起，探讨着文学，有着各种题材的驾驭能力。而且这支队伍就像是超市的货架，从货架的一层一直到五层，呼啦啦地横贯整排，如啦啦队锣鼓喧天夹道两旁。站在它们面前，像是站在童年梦境的入口。

为什么修水出文人、出作家呢？对于修水人来说，不算是个秘密。修水自古文章奥府，人杰地灵。翻开《江西历代作家作品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北宋的黄大临、黄庭坚，南宋的徐俯，元代的黄子行，近代的陈三立、徐奉世、陈衡恪、汪梅末等人分立条目。新编《辞海》“陈”字条内，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祖孙三代四人分立其中。

陈寅恪家族贤杰满门，或以文章著，或以功名显，或以德孝昭，其登峰造极的家族荣耀让人叹为观止。陈寅恪家族以其夺目的辉煌，为人类文化长廊竖起了一座璀璨巍峨的丰碑，为星汉灿烂的中国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一代封疆大吏。陈寅恪家族的崛起，陈宝箴是一个关键人物，在清末光怪陆离的官场上，陈宝箴的宦海生涯堪称奇特。他领导的“湖南新政”，在湖南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湖南新政既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又维护了士绅阶层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也给普通民众以诸多的实惠，因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拥护与称赞。

陈寅恪的父亲为近代诗坛泰斗，是清末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他襄助父亲擘画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袖手神州”，以诗文自娱。他的诗奇诡雄浑，卓然大家，开一代诗风，为后人所景仰。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是现代画坛巨擘。陈衡恪的画熔诗词、书法、篆刻于一炉，四美相得益彰，为一时画坛之冠，然而天妒其才，年仅48岁便英年早逝。齐白石以他特有的睿智和勤奋，尽情地挥洒着璀璨的人生，为星汉灿烂的中国文化增添了动人的篇章。

陈寅恪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史学大师。一生曾六次留学，时间长达二十余年，他求学的足迹遍及欧美诸国，36岁学成归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执教，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道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陈寅恪家族世代书香，贤杰满门。祖传的一袭墨香，依然亘古而强劲地传承着，这个文化型大家族所创造的辉煌，委实让世人惊叹不已，留给世人无尽的思索。

陈寅恪故居竹塅村，离北宋著名诗人、江西诗派鼻祖、大书法家黄庭坚故里双井不足30公里。黄庭坚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的“江西诗派”始祖，在北宋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同光体”诗派领袖，他们中还有陈衍、沈增植、郑孝胥等，这批同治、光绪以来的诗人“不专宗盛唐”，而是效法“江西诗派”。陈三立更是直承黄庭坚的遗风，在800年后遥相辉映，两者相得益彰，成为诗坛佳话。

黄庭坚在《道院记》一文中，对故乡鼎盛的文风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有泰伯、虞仲、季子之风，故处士有岩石之雍容，有屈原、宋玉、枚皋之笔，故文章有江山之秀……

苏轼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名冠天下。他一生以黄庭坚为知己，并不辞千里，只身来到修水双井村拜访黄庭坚，苏轼对黄庭坚的孝行和文学才华更是钦佩之至，他亲笔写就《举黄庭坚以自代状》的奏折，向皇上举荐黄庭坚。苏轼在奏折中这样写道：“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

修水这地方，数百发展缓慢，但祥和而安宁。修水的南山崖、旌阳山、凤凰山都是修水的名山。这里留下了太多文人的墨迹。修河两岸的濂山书院、凤巘书院、鳌峰书院等也是修水知名的学府。

我经常会站在南山崖下的修河畔，静默着修河水，看着渔船穿梭着往来，仿佛看见了黄庭坚。此时的濂山书院内，诗人们围坐在月光下，借着夜空里的光，在吟诗作对。

文脉灌溉着修水，一个偏僻的江南小城，就这样文人辈出。改革开放以来，修水县文峰涌动。至今，已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0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40余人。有一大批作家在全国重点刊物抛头露脸，比如回坑作家村荣誉村民丁伯刚在《收获》《当代》《钟山》《上海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刊物发表了长篇小说《我敢靠谁》、中篇小说《天杀》《天问》等二十余部。出版有中篇小说集《有人将归》、散文集《内心的命令》、长篇小说《斜岭路三号》。荣誉村民詹谷丰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长城》《散文》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百余万字。荣誉村民樊健军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小说界》《天涯》等杂志发表过大量小说，还获得了《小说选刊》等单位合办的汪曾祺小说奖。荣誉村民詹文格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北京文学》《作品》《北方文学》《创作评谭》等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荣誉村民大枪在《诗刊》《绿风》《诗潮》《诗林》等专业诗歌刊物发表了大量的诗歌。

文学就像是贯穿修水县城的修河，源源不断，缓缓地静水深流。这在全国来说，可算得上是个奇迹。修水的作者，不甘于此，也不想就此止步，但后浪推前浪，一些年轻的作者就如雨后春笋，花开在修河的岸边，争相绽放，美丽妖娆。

像年轻的“90后”女作家刘璐璐、韩杏花、朱芳等，都在市县级刊物发表了作品。溪流文学社副秘书长朱芳是个走夜路放声歌唱的人，阅读她的文字时，像是在绿叶上看到了光亮。我把这种光亮理解为生命，有着较强的稳定性和生长力。修水历史以来，没有出现过女性文学大家。朱芳的文字让我想到了李清照，也许她就是那盏明灯，在河流的深处，与月亮在一起，当月亮照见大地时，她便照亮了星空。

当然，修水的创作队伍非常庞大，文中所点到的只是部分代表。活跃在全国文坛的，修水至少有十余人，这其中不包括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的作者30余人。未来修水文学，还会有新的奇迹。修水民间文学是不可忽视的，民间文学的活跃，是推动修水文坛的主骨，像山谷诗社早已成为全国十大民间诗社，溪流文学社已成为培养青年文学的主要力量，九岭诗社、古艾诗社、三人行诗社、凤巘诗社等一直是民间文学的生力军。每年会举办“谷雨诗会”“廊桥诗会”。诗会活动持续了30余年，每次都会高朋满座。这也是江西乃至全国少见的乡村文学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小镇上的将军》一举成名的江西文坛领袖、著名作家陈世旭曾经赞叹修水称，江西省的文学半壁江山在九江，九江的文学半壁江山在修水。这一说法暗藏着某种玄机，可以说修水文学是江西的代表。总之，正是因为这种文脉的延续，修水弥漫着浓郁的文学气质。

阳光或近或远地闪烁着，我漫无目的地走在村庄里，走在寂静的山野间。脚下隐约着无比神秘的痕迹，恍恍惚惚，在遥远朦胧的过道上沉浮。听说廊桥和绣花楼同为一名叫车音和的人建造的，但是在回坑村我没有找到车音和的后代，也无从证明这段被岁月掩埋的历史。只有家谱上简单记载了桥的事情。每逢涨水季节，两岸村民无法通行，车音和是当地的首富，出于善心修建了此桥。村庄随着岁月的变迁大变了模样，当年的廊桥下水流湍急，如今成了一条无水的枯沟。很久没有人修过这条水沟了，廊桥也有些破旧，桥身留着几个大窟窿，桥面的木板已经腐朽，就连顶梁也差点塌下来。如果再过两年，恐怕整座桥都拖不住了。

新湾乡党委书记杨国和说，地方小资金少，关键的问题是桥和绣花楼都没有列入保护，乡村两级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一条干涸的河，在等待一场雨的到来。现在作家村来了，他想做个全面的调整。这些文物性质的桥梁和房屋，还是得想法子保护下来。

2017年3月11日，九江市作家协会、新湾乡人民政府联合组织开展的首届“幸福新湾”廊桥诗会，邀请了来自北京、湖南、湖北及修水县各地诗友60人到新湾乡回坑作家村进行采风创作。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刘能英参加了此次活动，这也是国刊编辑首次来回坑参加诗会。也是《诗刊》编辑首次到修水，对修水的诗人来说，的确是遇上了一场文化盛宴。前来参加诗会的有一名叫陈剑华的诗人，他是九江市委机关干部，站在廊桥上，陈剑华陷入了沉思。一座这么好的桥，如不加紧抢修，也许就永远消失在历史中。他便成了推动新湾乡文物保护的首个志愿者，当场电话联系九江市文物保护局，要求市局开展保护回坑作家村的相关文物。

杨国和在新湾乡政府呆的时间较长，这里的乡情，于他来说是了如指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思考新湾乡的出路。想过很多，可他从来没有想过文学。不过，在这之前他牵头主办过文学笔会，当地的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写过很多赞扬的文章，那时，他只是把这当作是个宣传的方式，没有想过文学能够促进一个地方的繁荣。

秋雨来得不慌不忙，先是一阵风把村子吹扫一遍，再就是小雨夹着小风。慢慢地，褐黄的山野颜色变得沉着，树林凝重，天空没有乌云，灰亮如薄纱，气温下降得厉害。山里的人都很友善，一些老人基本没有读过什么书，说到文学内心还是向往的，他们把文学理解为知识，认为能够写点文章的人就是大才，就能够改造乡村的文化。乡村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得想出新的法子来，这种法子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是靠一点一滴的劳动积攒出来的。

2017年，乡党委政府出台了回坑作家村的总体规划，这个规划也是村里多年的心血结晶。结合新湾乡的红色传统、佛教文化、古色古香、生态资源的旅游特质，迈开乡村旅游步伐，大力加强旅游资源摸底和整体包装。以回坑作家村为中心点，筑巢引凤，科学规划回坑作家村旅游项目，从而提升回坑作家村对外的整体形象。

我开始耐心地、用功地把山旮旯里的作家村打理得干干净净。天气渐凉，再过一个多月，知了的欢唱就停止了，村民们开始抽柴刀上山砍柴，准备着火塘的温暖来临迎接将至的秋冬。或者，留在村里发展也是个好门路，我热情洋溢地向作家们介绍着村里的商品，比如板栗、蜂蜜等等，这些不仅是吸引创作的原材料，还是生活的重要成分。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在回坑，一场又一场的漫长时光，会在夜晚变得格外的清凉。在村民的院落里喝茶，天上的星星特别地亮。坚硬的萝卜干、黄豆一起泡进茶水，泡软以后，喝掉茶水，用指头伸进碗里慢慢舀啊舀啊，一口口吃掉。日子如此的安静。木屋门外，森林在视平线下方，天空占据了世界的三分之二，它的黑色光滑而坚硬。

10月，天空灰亮，远处一片墨黑色的云压在山峦上，风吹着山地上高耸的树林，叶子吹得像欢快的麻雀，小路上散落着早落的秋叶，村庄的上空传来清脆的鸟叫声和小孩的哭闹声。作家们来到这里，在村民家中食宿，缓慢地在村里穿行，在廊桥上看月亮，你便看到了月宫里的爱情。

村民们很是热情，他们除了和你聊着过去的传说，还会说着现在点滴，一年年的平安，还有生命的福音。

三

自从作家村在村子里挂牌后，村里的孩子便在村外四处吹嘘“我是作家村的”。可是村民依然整体蓬头垢面地扛着锄头朝山上跑，纷纷表示难以置信。来村里挂牌的不少，基本是挂个牌搞个仪式就走人，往后再也没有人来。村民见惯了这种挂牌，对于“作家村”的牌子，他们并没有荣誉感，反而觉得很没面子。作家村的牌子挂在村部的门口，他们以为这是村里的临时性面子工程，从门前经过时连头都不抬一下。

后来，终于有人相信了。作家村不是块牌子，而是新建于回坑的精神坐标。外面的作家陆续来到村里采风，甚至有年轻时爱好文学的村民，也拿起了笔写起了打油诗。很多人争着为作家村服务，主动报名当导游。但是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因为作家村本身没有经费。

慢慢地，村子里的一张张憨厚、寻常而黑色的脸被写进了我的记忆。当我缓步走在村子里的时候，随便伸条腿跨进哪家的门，都是热情的，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当然，这些话题里生长着文学。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山旮旯里的村庄，故事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像绿意，生机勃勃。

来村里采风的作家，主动申请为作家村的村民。他们不仅想着今后可以再来，更多的是想与回坑作家村有“血脉”的联系。江苏女作家魏丽饶和上饶女作家王俊都是一个人来作家村的。这些从外表看来平常的女子，却不畏路途的艰辛和孤独。魏丽饶说：“作家村是她永远惦念的地方。”魏丽饶在作家林栽种了自己的树木，她希望自己今后与这棵树共同成长。王俊是位出色的散文家，她说，遇不上知己，也不想说话。在回坑，与大地做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她仿佛看见了黄庭坚、陈寅恪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文人。

也许是对文学的仰慕。2016年8月27日，《清明》的主编舟扬帆、编辑木叶专程从合肥来到作家村，他们来到作家村后，与村民同吃同住。并为回坑创作出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让这座沉寂的山村有了名声。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我终于要做一件像模像样的作家才能做的事，我要在回坑作家村和村民一起生活劳动，观察并记录他们的生活点滴。于是村民们都记住了我这个驻村的第一副村长，到处散播消息，并进一步宣扬我的不同凡响。我和村民基本是打成一片，我对村民说：“我要把你们的事情，全都写出来！”

黄昏的时候，我们在院落里，萤火虫在头顶上飞舞着，和星星一起眨着眼睛。村民们又开始低声交头接耳：“我们哪有什么可写的。”在或灰或暗的背景下，一切的一切都得服从你的感受，你想它什么样子，它就会是什么样子。村民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些心灵的纯粹，需要作家来表达。

2017年5月9日，《九江日报》发表了我写回坑作家村的首篇作品《回坑旅舍》。回坑的旅舍不仅有色彩，还有味道。泥土、草木、雨水一起掺杂在人与动物的气息里。草儿从石缝里钻出来，舍前舍后到处是一片绿色，羊咩咩地叫着，鸟雀绕着屋檐飞，孩子们告诉妈妈，“春天来了”。天气一天暖过一天，旅舍寸土都有了诗意。这是我在文中的描述，我发现回坑越来越神奇。

幸运的是，让我未曾意料的是，回坑作家村这个名字，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一瞬间，村委会有了建设作家楼的念头。那天下午，回坑村党支部书记阚东平雄心勃勃地找到我，说上面有个项目可以解决十万元，村里再筹资30万元，打算把作家楼兴建起来。“能筹到这么多吗？”“先干吧！”我知道村里有欠钱干事的习惯，可我还是不同意。希望先请示上级部门，这可是个新鲜事物，如果上面不同意，还得先停下来。阚东平找到了时任新湾乡党委书记匡辉，匡辉皱着眉头想了很久，又找来了乡长张勇，回坑作家村是乡长兼村长。成立之初，就拟定村长由乡长兼任的决定。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作家村，解决各方面的经费问题。很多地方是换一任领导，下任基本不干前任的事。两人当场表示，作家楼不仅要建设，而且缺口资金由党委政府来解决。

2017年4月8日，回坑作家楼破土动工。小楼坐北朝南，白墙黛瓦，二层混凝土结构的楼房，不算气派，但也绝不是一般的住房，与文人雅士相得益彰。

回坑作家村成为全国唯一有独立办公楼，以作家楼命名的办公楼。图书展览、图书阅览一应俱全。村民们在休闲之余，可以在作家楼内读报看书。在世俗生活的评价体系里，这也许是个成功的例子。

阚东平站在村子里的古樟树下，想着未来的日子。不知道是一株老树在寻找村庄，还是村庄在寻找一株老树。老树必须器宇轩昂，气质高贵，树干坚挺如铁，树叶莽莽苍苍。它挽住清风，衔住夕阳，挂住月亮，揽住飞鸟。白天树上有很多松鼠，它们把轻盈的身子倒附在树干上，就像粘在树皮上似的，可是一旦动起来，就会瞬间闪去，隐入树冠深处。人在老树的影子里行走，像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老树一年四季会伸出颜色不断变换的手：绿色的手，褐色的手，金色的手，依季节的不同而定，轻轻抚摸着村人的脊背，抚摸他们的忧伤，抚摸他们的痛苦。这是村里最大的古树，可能是村里的祖先种下的。在历史的深处，它挡住了毒辣的阳光，也挡住了风雨，已经成为村庄的象征。树下的一株株小草，不停地在生长繁衍。阚东平用手摸着古树，像是握住了老人苍老的手。“必须得以作家村为契机，不断发展回坑村的旅游业，让村民们走上致富路。”

刚刚挂牌时，村里就做了大量的充分准备。毕竟回坑偏僻，一是没有地理优势，二是村里经济落后。想干点事情还是相当困难，可村委一班人并没有畏惧困难。思前想后，决定把这个担子接应下来。当初，熊银春把这个想法摆上政府议事日程的时候，就专门在村委会召开了讨论会，听取村干部的想法。她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村里不愿意干，就算这个点子再好，那也只得放弃。不过，让她欣慰的是时任新湾乡党委书记的杨国和非常支持。杨国和说，也许作家村会是让回坑连通外界的出路。有了书记的支持，对于熊银春来说，全身上下都是劲。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村干部明确表态同意建设回坑作家村。并且表示全力支持，以村为主体单位建设文化名村。肩扛农具的农人，背贴着门框驻足侧耳倾听，脸上的皱纹像水波一样扩展。

当然，关于作家的引进、文学活动的开展等等，这些琐事就全落在我身上。这个压力不小。我想到了很多种方式，就像是支彩色的笔，挤压不出颜料来。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太小，小得连底色都涂不出来。熊银春说，你这么爱文学，一定能为回坑村带来光明的。我这才重新认识到，一个人应该坚守自己的梦想。写作的路上，我付出了很多的辛劳，我得把自己像洗相片一样，慢慢地洗出来。搞个册子，有相框，有评语。

那些日子，我的颈部血脉不通，又酸又沉，全身披挂着沉重的负担，内心也十分忧虑。我以为成立个作家村，没有那么负责，实质上不是那么简单，一些人的阻力，让作家村处于艰难的境地。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负担，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进入荒野的寒冷空气中，根本顾不得那么多。什么脖子扭不动啊，胳膊抬不动啊，酸沉无力啊，根本没那么回事。在那个时候，就算是穿一件衣服也不觉得冷。

2016年9月3日，《浔阳晚报》以《江南第一作家村》为题整版报道了作家村所取得的成果。9月18日，九江市委机关报《九江日报》推出了《大山深处的文化守望——走进修水回坑作家村》的专题报道。回坑作家村悄悄地写进了历史的记忆，一个山旮旯里的山村悄悄地被文学的灯火点亮。

回坑村有了变化。不仅是粉墙黛瓦，到处耳目一新，就连村里的土特产也成了抢手货，以前感觉前途灰暗的村民，在家门口摆地摊，做着各种批发的买卖。

就在作家村为当地的文化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上面的一纸调令下来，在新湾乡工作了八年之久的党委书记杨国和调离新湾到县水保局担任党委书记，乡长熊银春调至县城附近的庙岭乡担任乡长。这个消息，对于杨国和、熊银春来说都是个意外。组织上并没有征求意见，按照正常调动程序，一般是书记调走，乡长留下来。要么是乡长调走，书记留下来。这种书记、乡长同时离开的例子并不多。几日后，村里接到通知。支部书记阚东平调离回坑，到乡里负责扶贫工作。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对于阚东平来说，总算是见到了阳光。可是，他们都离开了，作家村还会继续发展吗？这不仅让村民们担忧，也让我着实有些担心。大家认为，作家村真的是要名存实亡了。

四

文化不仅需要推手，更需要奉献精神。那些日子里，我没有中断过作家村的活动，更没有中断为作家们服务。即便那时，有很多人对我保留着一定的成见。从一开始的支持，到后来的反对，最终跳出来控制作家村的影响。在少数人看来，作家村的影响就是我个人的影响，认为这是我扩大影响的方式。他们并不知，作家的影响是依靠作品。我为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反思，思考自己是否从作家村中捞取了利益。或者说，多少占到了些便宜。思来想去，我连根烂木头都没有拿回家。

我成了最孤独的人，心中藏着不能说出来的疼痛。我时常会在暗处，面对着自己发问。难过的时候，也会黯然泪下。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从村子南头又走到北头，那一圈就像是一年的光景，我所遇到的人，我所喜欢的景致，都踩在脚下。如果不走快点，必定会踩在谁的头上。我慢慢地把光景移到廊桥上，移到了绣花楼的阁楼上。所有高处的地方都吊着我的梦，但它的身子非常非常小，你要不是特别留意，必定会看不出来。

前来作家村采风的作家，就像是溪流里的水源源不断。我从容坦然地做着这种事情，凭借着内心的信念、理想、诗意，对自然的达观以及人类彼此的关爱与扶持，岂能辜负每一次可以看到的日月星辰？

2017年4月16日，著名评论家、小说家、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恪来到作家村。刘恪是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的首届研究生班学员，莫言、王安忆、刘震云等都是这个班的学员。从20世纪80年代起，20年来刘恪一直受到著名评论家关注，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代表、新巴洛克写作典型、先锋小说的集大成者。著有长篇小说《城与市》《蓝色雨季》《梦与诗》《寡妇船》，小说集《墙上鱼耳朵》《红帆船》《梦中情人》，理论专著《欲望玫瑰》《词语诗学·空声》《词语诗学·复眼》《耳镜》《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等六百万字。作品入选多种名刊各种选本，获中国宝石奖、广西文学奖 、山花文学奖、芳草小说一等奖、全国图书华东区二等奖等多个文学奖项。

2015年11月6日，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在山东济南举办全国青年小说培训班，刘恪、付秀莹、杨沐是我们的导师。我和陈琼枝、叶浅韵分在刘恪的小说组。其实，在三个学员中，刘恪最看好我。那时我已在全国的报刊发表了两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陈琼枝和叶浅韵还刚刚起步。陈琼枝当时是《中国国土资源报》的记者、《大地文学》的编辑，实际上主要是从事《大地文学》的编辑工作。不久后，她的短篇小说《大蛇》发表在2018年5期的《青年文学》上。叶浅韵通过这次学习发生了很大变化，接下来在《中华文学选刊》选发了她的小说和散文，尤其是散文《生生之门》在《十月》2018年5期发表后，还获得了十月文学奖。因此推荐到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届高研班学习，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届高研班的学习。刘恪对我的写作一直充满期望，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专程和鲁院学员刘萌萌一起前去他在北京五环之外的居所看望。那时，刘恪依然还在表扬我的写作。实质上，我已对文学有了新的认知。他说：“你回去后准备着，我打算到你的作家村小住几天。”我把他的话又重新在脑海里编码，认为是对文学的态度，或者说是另外的一种坚持。权作他对我的鼓励，或者说我对作家村的倾注。

2017年4月15日，我得知刘恪回湖南岳阳度假。决定前去岳阳拜见刘恪，一个人驾车抵达岳阳刘恪家，并诚意邀请他到修水做客。没想到刘恪兴致高昂，当即就答应随同我来修水。第二天，刘恪坐上了我的车。从岳阳到修水，总共是四个小时的车程。这也是刘恪毕生中第一次到修水，凭着他的学识和见闻，修水这块土地的历史，他早已知晓很多，只有少量的生活习性和语言不通。

刘恪来到修水时心情极好，尤其是对回坑作家村的发展好奇。在此之前，广东的东莞市樟木头镇已经打出了中国作家第一村的牌子，而且村长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江南第一作家村和中国作家第一村的区别在于我们更接近泥土，他们是城市里的。”我笑着介绍说。“我喜欢泥土里的。”刘恪严肃地说。“但我们的条件远不如他们，作家也没有他们知名。”“泥土更适宜生长万物，也许以后会丰富多彩。”修水本来就是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一个角落，还没有通铁路，近年来虽然高速公路已从境内穿过，但交通依然是制约地方发展的要素。到南昌、长沙、武汉都至少得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再加上修水县版图面积较大，全县有4504平方公里，从县城到各乡镇都有一定的车程。应该说，是个工业落后的地方。但是修水县森林资源丰富，是南方的重点林业县。刘恪喜欢修水的山水，他说，这里建作家村是最适宜的，水土和气候都适合作家居住，最关键的是这里有着千年文脉，一直荡漾在修河的静水里深流。

春夏交替的季节里，村庄到处弥漫着瓜果的清香。路边的青菜地微微凸起一块块小土包，是年代久远的坟墓。村子里的农民，有坟前不立碑的风俗，死后随便埋在自家门前的菜地里，仅过了两三代，就弄不清埋的是哪位祖先了。这些郁郁葱葱的无名坟墓，仿佛在下面裹藏的不是冰冷的棺木，而是蜷伏着一个温柔呼吸着的熟睡婴儿。扒开泥土，他就揉揉眼睛，翻个身又继续呼呼睡去，香甜而温暖。

大学教授来了山旮旯的作家村，还要在这里举办文学讲堂，顿时引起了村民的好奇，也引起了修水文学爱好者的躁动。刘恪是回坑村第一位外来的教授，他的声名早已被这个闭塞村子里的农民诗人所知晓。刘恪早期发表在《十月》的《红帆船》《寡妇船》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回坑村农民诗人阚民喜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阚民喜几乎读完了刘恪所有的著作。的确是这样的，在那个缺乏知识的年代，还没有时尚这个词出现的时候，读小说便是一种日常习惯。大多数的故事、生活情趣，都是在书中寻找出来的。

在半坡处，阚民喜的院子收拾得干净利索。刘恪是他重要的客人，把家里的蜂蜜拿出来，泡了杯蜜糖水，又泡了碗菊花茶。

溪流文学社名誉副社长周战线在80年代末读过刘恪先生的《红帆船》，对刘恪钦佩至极。1989年长江楚风系列中篇小说：《红帆船》《山鬼》《砂金》《寡妇船》出版。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关注，中篇小说《红帆船》引起轰动。次年6月2日，《十月》杂志社和鲁迅文学院共同组织京津两地评论家召开“刘恪作品讨论会”。十月，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楚风小说《寡妇船》并获华东地区图书奖。凭借楚风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创作激情如涌泉而发，作品一发不可收。受刘恪的影响，周战线笔耕不辍。如今，能够在作家村见到自己崇拜的文学大神，像个饥饿的“文青”深情地握住了刘恪的手。

刘恪在修水期间，宁州镇政府专程请刘恪到陈氏故居参观，并且热情地接待了刘恪。陈家大屋在宁州镇政府的管辖区内，因此在对待文化方面有另类目光。

数日后，新到任的新湾乡党委书记匡辉专程找到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够继续支持作家村的建设，并希望我尽快出台相关方案，加速推动作家村的发展。我思前想后，决定将修水县溪流文学社办公地搬至回坑作家村，这样可以增添作家村的文气。我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副社长赵小虎、徐天安、熊先牡、何明生、冷春晓，秘书长温婧的支持。在不久后，修水县水保局局长、诗人陈荣霞，东港乡卫生院院长、诗人刘仁旺也加入了溪流文学社的队伍中，为文学社输送了新鲜血液。在那之后，修水县溪流文学社的影响力和创作实力应该说，又翻开了新的篇章。一大批社员的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散文》等著名文学期刊发表。与此同时，我们筹备了全国名家采风活动。

2017年6月8日，回坑作家村在新湾乡党委书记匡辉的大力支持下，“回坑作家村”正式立碑。一个十余米高的巨石上雕刻着“回坑作家村”五个大字，挺立在回坑村的路口，成为回坑村的地理标识，也成了全村人的骄傲。中国书法家协会党支部书记吴震启专门为石碑题字，《诗刊》编辑刘能英创作了“新湾坐山谷，修水映桃花。鸡犬嬉相逐，主人闲在家”的诗词，并刻在石碑的底部。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立碑只是仪式，要把文学真正种进回坑的土地，还要不断地施肥，在秋天里收获丰硕的果实。

回坑是一个行政村，现有人口2286人，面积22.4平方公里。但是真正留在村里的人不过三分之一。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城市盖有新房，并且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有了作家村，村民觉得有面子了，挣到了钱，愿意主动搬回来。慢慢地，村里的新房越来越多。过完年，又把门锁上，背着行囊离开了村子。没有人的地方就没有生机，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小孩和老人。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到了老年，正在失去生命力和活力。

夫妻分离，孩子和父母分离，是现在乡村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个别女人在外面生活久了，找个条件稍微好点的跑了。有些本分的，依然还会回来。有些是夫妻俩在一个城市打工，白天各干各的活，晚上还可以回到一处。有的一年，甚至两年都见不着面。这种夫妻生活，从本质上说是缺乏情感的。人的情感需要长期的联系，保持着温度才会更加牢靠。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是一个长久的问题。可无论如何，村庄还得发展。之前，村支部书记阚东平曾打算在两年内对村庄进行全面的改造，包括路面白改黑、修建公厕、停车场等公共设施。计划出来了，拿笔一算，他就皱紧了眉头，两千余万元！这个数字不要说对一个村，就算是对整个新湾乡来说，也是天文数字。就在他犯难的时候，2017年8月8日，江西省住建厅公布了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单，回坑作家村榜上有名。“这也是作家村带来的效益。”但离所需的两千万，差着远哩。他又想着申报另外一个项目——中国传统村落。“如果项目批下来，村庄将会大变样。”阚东平说。

高荣贵以前是村委会主任，比阚东平小四岁，阚东平上调后他接替了村支部书记。高荣贵性格稍稍内向，是个干实事的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才有出路。”高荣贵说。他要做的就是把作家村建设得更好，让外出的人员都回来，不再过着漂泊的生活。只有这样村庄才有活力，家庭才会和睦相处。村子里的名气大了，除了作家外，陆续会有游客来村里，他们来不光是看风景的，也有来朝圣的，走的时候会带走村里的土特产。

村庄里慢慢热起来的时候，陆续有青年回到村里种起了蔬菜水果，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山外。现在路过村庄，你会看到村庄的田野里长满了菊花。菊花已成为村里的一门致富产业。

的确是这样的。世界上的大树，旁边斜出的部分看似不重要，实际上力量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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