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间：2019年12月14日

地点：山东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

主题：“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

主持人：李宗刚

参会人员：王洪禹、李一鸣、姬德君、黄发有、魏建、张学军、李掖平、李军、王万森、张元珂、付如初、张均、崔庆蕾、许晨、杨守森、房福贤、李宗刚、郭洪志、陈文东、孙书文、张丽军、尚启元、丛新强、赵月斌、陈夫龙、顾广梅、王寰鹏、孙桂荣、翟文铖、刘新锁、张永峰、孙福新、王新民、吴永强、邢霞、张杰、朱德蒙、赵峰、张艳庭、石立燕、刘文玉、孙涛等

王洪禹（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这里我代表山东师范大学向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莅临出席活动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郭澄清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是爱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是继赵树理，孙犁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中国短篇小说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积极投身文艺创作，以笔为旗，创作了《大刀记》为代表的多部长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其创作成就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在郭澄清的带动影响下，一大批青年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郭澄清是代表时代、反映时代的作家，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观察、审视、思考当时社会，力求从总体上塑造时代人物，展现社会风貌，用大手笔艺术的描绘时代，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的血肉联系，也体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责任的勇敢担当，今天我们召开这次学术盛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希望通过这次研讨，能够进一步推进郭澄清创作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郭澄清研究的成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李一鸣（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今天在座的许多是我的老师，有很多老朋友，非常高兴回到母校参加这次研讨会。郭澄清先生是中国文坛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学名家。在郭澄清先生诞辰90年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之际，他的代表作，即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之作《大刀记》，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郭澄清先生是一位极具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中国文学奉献的一生，他的创作始终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紧密相连，他的创作始终与时代同步化，始终与祖国的命运同步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郭澄清的创作道路和文学精神，就是深入生活沃土、扎根人民中的典型代表，从而郭澄清先生才创作出了一系列既有生活厚度又有历史深度的杰出文学作品，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性的作家。当然，我们也深切感觉到在某种程度上，郭澄清先生作品的价值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阐释，郭澄清先生的历史地位还需要进一步弘扬，文学史对他的研究和评价还需要更加充分到位，也正是如此，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具有价值。

姬德君（山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各位专家，朋友。今天是我省著名作家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在郭澄清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召开这次会议是最好的机遇。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参加这次会议的老作家代表，文艺界前辈以及郭澄清先生的家属表示诚挚的问候。郭澄清是成就辉煌的杰出作家，短篇小说《黑掌柜》收入新文学大系以及大学许多教材，并收入新中国70年文学文丛短篇小说卷。长篇小说《大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典藏丛书，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高成就。今天，我们研究这位杰出的作家，意义可谓深远而宏大。

从1910到2010年，中国社会度过了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共同经历了革命风雨的洗礼，中国作家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重大历史进程的见证人，作为一位作家，郭澄清同志视写作如同生命。1929年生于宁津的郭澄清曾经参加过济南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本可留在济南，他却主动申请回到老家，从事了基层工作，上世纪50年代，郭澄清先生凭借短篇小说《公社书记》《黑掌柜》《社迷续传》等赢得了优秀短篇小说家的称号。1958年创作的歌词《北京的太阳暖心房》发表后，被谱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级电台播放，1965年11月，郭澄清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表彰。如果继续之前的这种创作道路，他应该更早地获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可是有着独立思想和艺术追求的郭澄清先生却转向革命历史题材创作。1975年，《大刀记》作为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一部献礼长篇小说首次出版，后被改编成电影、评书、话剧、连环画等，一时火遍大江南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酿就文学，文学也反映时代意识和人情风貌，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创作是特定年代的精神产品，从生活场景、人物形象到思想艺术，他的小说为逝去的时光留下了具有化石价值的范本。在郭澄清的作品中，随时可以感到扑面而来的乡村气息，语言上的功力已有论述，作品中可以说处处能见出生活的智慧与幽默，郭澄清先生在年富力强时创作了《大刀记》《社迷》《黑掌柜》等名篇佳作，而且在他身患重病后并没有躺在病床上呻吟，在病痛中消磨时间，而是以惊人的毅力、气魄和精神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地继续写作，先后创作出版了《决斗》《龙潭记》，他所做的这些，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生活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源泉，为他提供了精神的感召和无穷的力量。

郭洪志（郭澄清之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刚刚姬书记提到了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生活为郭澄清提供了创作的源泉，这里我想讲一个我父亲当年的故事。那是1971年左右，我的父亲郭澄清先生参加了《奇龚白虎团》剧中改编工作，因为领导满意，被提升重用，任命为山东省文艺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老省文联党组书记燕遇明，副组长是包干夫，鲁特，郭澄清），郭澄清先生还兼任山东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山东省创作办公室主任。山东省委在省委一宿舍分配给郭澄清先生一个小二层楼的整个二层四室，周围环境安静树阴成林，太好了。可是，父亲坚决退了这个小楼住房，拿上户口本，回到了老家宁津县时集镇郭杲村，住进土屋，煤油灯下，蚊虫叮咬，写他的《大刀记》，一写就是整整5个年头。为此，我的母亲人民教师刘宝莲，一千个不理解，我们弟兄四个，大都不到成年人，还有工作，完全可转来济南进省城。40年后的今天，当我在明亮的书房读《大刀记》时，《大刀记》里鲜活的农民语言，个性特质的鲜活农民人物，不都仍在我的家乡宁津县农村走动着，欢笑着。假如40年前，父亲不退去山东省委第一宿舍住房，坐在小楼上，天天看到周围的一切景象，写出的《大刀记》会是怎么样的生活气息？40年后的今天，作为儿子的我才真正认识了父亲。近些年来，我阅读学习郭澄清先生的作品，并着手整理家父郭澄清先生的手稿，深刻感受到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意义。一部优秀的作品鲜活的人物在哪里？生动的语言在哪里？合理并曲折的故事在哪里？人性的丑与美在哪里？就在我们生活工作的身边！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就一定得深入到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生活中去，只有在那里，作家们才能够获得强大精神的感召和无穷无尽的创作力量。

魏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刚才很多上了岁数的学者都谈到过当年的《大刀记》家喻户晓，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大刀记》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出现的很难得一部作品，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在文学获取艰难的时候，文学反而变得珍贵，人们会更珍惜所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并一直记忆至今，这个现象到了现在仍旧值得我们去思考。我本人研究现代文学，但是也会关注一些当代的创作，经过比较会发现，郭澄清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无论和现代文学相比还是当代文学相比，都是相当一个时段中国文学非常优秀的作品。这一次入选了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再一次证明了他可以进入经典的行列，也足以说明郭澄清的小说是有跨越时间的生命力。

郭澄清小说的生命力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更多来自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考察文学史不难发现，在这么久的历史长河中，齐鲁大地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如此的辉煌在近一百年却显得不那么明显，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现代文学风光不再。原因很多，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对本土文化的厚植，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叛逆或者躲避，郭澄清等优秀的作家却不是这样，他们向着自己的本土文化不断确认，因而大大提高了创作的文化艺术水准。郭澄清坚守社会与本土文化传统有很多表现。其一，道义立场的坚持。郭澄清先生不在乎开风气之先，也不追求新的创作技巧，他追求的是道义、信义、温情和百姓的苦难，他乐于有所为，也敢于有所不为。例如他的短篇小说大写农村的先进人物，却从不给先进者和落后者贴上阶级的标签，他与时俱进的歌颂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捍卫那些道德素质，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坚守着那些固有的，并且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东西。他追求的不是淘汰旧道德，重建新道德，而是在古典人文主义和西方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个人的行为规范和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素质和应有的情感联系。其二，一贯的民本思想。郭澄清始终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要救中国首先要救农民，他坚持生活在农民身边，呼唤对底层社会的仁爱，他写鲁北农民的苦，但不止于写这一块地域，而是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容纳并思考整个中国农民的苦难，他写鲁北农民的心声，也不是虚幻的时代颂歌，而是对一个古老民族生存现状的不满足，高扬理想主义旗帜，追寻人类精神健康的发展方向。第三，对革命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更深刻。在郭澄清那里，没有对革命的误读，没有以革命名义的被利用，革命就是推翻富人压迫穷人的旧世界，创造穷人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在《大刀记》中，革命是进步的，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充满了正义与神圣，也因此，革命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革命精神获得了充分的解读。

张学军（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今年是郭澄清先生90周年诞辰，我们在这里召开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无疑是对郭澄清先生最好的纪念，也会对郭澄清小说经典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郭澄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植根于民族文学沃土的常青树，有着常读常新的艺术魅力。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短篇小说热情地描写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气象、新人物，具有欢乐明朗的新格调，受到了广泛的赞誉，1975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刀记》，描绘出从宣统年间到抗日战争胜利近40年的历史风云，展现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农民抗日武装打击日寇侵略者的斗争，鲜明的人物，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传统的艺术形式，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当时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讲《大刀记》的时候，人们争相收听的盛况仍然犹在眼前。《大刀记》入选为新中国成立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这是历史和广大读者对郭澄清小说的认可和肯定，充分说明了郭澄清的小说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我们应该对郭澄清的小说进行充分的研讨，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研讨会一定会收获丰硕的成果。

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文学界同仁，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郭澄清的小说创作并进一步探析和厘定郭澄清的创作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之于当下文学写作路向的确定以及未来文学空间多重可能性的探讨都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和意义。其价值之一在于，郭澄清的名字已经成为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小说一方面秉承着来自于人民，书写人民的时代要求和时代情怀，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不忘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探求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和文学书写之间的艺术化合，这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文坛上，有这么前瞻性的艺术眼光和胸襟的作家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太多见的。所以当我们说郭澄清的创作既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定光影，又必然地映现着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足的时候，其实他的经验和不足都已经被中国当下文学的写作和未来我们怎么回过头去把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现在用一根发展的链条串联在一起并力求捋出一个带规律性的轨迹是非常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郭澄清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个价值和意义在于当他用来自于人民的本色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坛贡献了一曲曲新时代英雄赞歌的时候，他没有迷恋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崇拜或讴歌，而是在努力发现在时代车轮向前滚动的潮流中人性在自觉不自觉地被裹带着往前走的历程当中所有的艰难和坎坷，所以他在《社迷》《黑掌柜》中总是或多或少地会触及当时很多作家看到了不敢写，写出来不敢保留下来的小毛病、小疙瘩。这些小毛病、小疙瘩在今天看起来也许会对我们这些有先锋意识的写作者们认为还是太过表象，但是，在当时一片欢歌，一片顶礼膜拜的颂赞的写作中，他的这种拉开距离实事求是的写作姿态是特别令人敬重的。他的价值和意义的第三点就是郭澄清是一个把为人和为文，为文和做事结合得比较自然而浑然一体的作家。很多作家可能写的和想的，想的和说的，说的和做的之间不是特别的妥帖，时有撕裂与隔阂之感，正如有评论家所写的那样，郭澄清写农民，不是居高临下的，也不是一味的讴歌，他本身就是农民的代表，他就像臧克家一样，同样是以泥土的书写来塑造泥土中的自己和时代中的农民群像的，这就使得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仅仅有着那个时代的投影，更有着他个人生活经验的新鲜的血肉，所以他的文笔才能够活起来，他的乡情书写、哲理表达、问题探究才能够带有一种非常清新，又非常有个人标识的特色。在这三个层面上我们用这种研讨的方式来纪念郭澄清先生诞辰90周年并以此来厘定一个作家在时代的节点和位置上究竟怎样把自己和社会，自己和民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的确是有很多启发的。相信这次研讨会众位方家的高见会不仅仅对郭澄清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有一个精心的界定，也会对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回过头去梳理思辨那段特殊文学史书写的成败得失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借鉴。

王万森（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作三句发言。第一，《黑掌柜》是郭澄清的短篇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部小说可以很好地把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联系起来。如文学和人民的联系、党领导的文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学，从这几个方面都可以把郭澄清先生的作品放到文学史上大讲特讲。第二，郭澄清先生的作品具有典型意义，不是一般的代表性，而是典型性。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很惭愧，在读书上浅尝辄止，尽管也参与编写了很多文学史，但里面有很多作品没有好好读，吴义勤老师为郭澄清短篇小说写了序，还指出了《黑掌柜》、《社迷传》等小说，点评非常到位，大家可以拿来读一读。第三，感谢郭洪志先生，郭洪志先生是一位名医，但是他并不满足，跨学科来到了文学，在文学鉴赏上可圈可点。在这个会上，他是一个联系人，是一个中心，能够做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三句话说完了，谢谢大家。

张元珂（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临沂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我想从“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角度谈谈郭澄清身份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意义和文学史价值。

我们知道，在“十七年”时期，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培训“工农兵业余作者”，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文学问题。郭澄清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950年代，其对文学的理解与实践并不复杂——在回答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问题上，其文学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即作为党的干部和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自觉地为工农兵写作，并这种写作看作是党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以“工农兵业余作者”身份从事基层党务工作、群众工作或开展一系列文学活动，也就是一件相当严肃和被指认为带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事件，因而，把写作与党的事业紧密关联，并时时以后者关照、检验前者，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作为“工农兵作者”代表，郭澄清的生活、学习、工作、生活须臾不离农村、农民、农业，并自始至终对其天然地保持着亲和力。扎根农村，自觉到农村体验生活，成为其工作与写作之常态。

同时，身兼基层党委干部、工农兵业余作者、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新型文艺战士等众多身份或形象于一体，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定践行者，其文学理念与实践自然首先偏于聚焦“功用之学”的营构，自然也是其本心所指和文心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界对工农兵一体化文学理念、规范的全方位贯彻，对郭澄清、高玉宝、李准等“工兵并业余作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以及由此而全面推广开的“三结合”创作方法，也是最富激进的“当代性”实践。郭澄清及其文学创作可看成这次“当代性”实践的绝对“正果”之一。这不仅表现为郭澄清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中所建构的新型的叙事关系以及内置于其中的“当代人”的主体意识，更表现为其在毛思想感召下所激起的依循主流意识，同时又超越“十七年”的艺术实践——即在主题呈示、形象塑造或意蕴传达方面趋于美的或美学的（非直接的政治图解或喊口号）文本实践——又一次让学界回视并重评郭澄清及其“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提供了新可能。

付如初（文学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特别感谢郭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聆听各位的高见，更深入地了解《大刀记》这部作品以及郭澄清这位著名的作家。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社出版过一套中短篇小说典藏，收录了郭澄清先生的《黑掌柜》。这一次的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是一个国家行为，由中宣部牵头，我社承办，十家出版社参与，70部中我社有56部，这一套书不仅有历史的标准，政治的标准，更有文学的标准。《大刀记》入选这套丛书，充分说明它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也是能够被经典化的。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的创作和出版都面临着特别多的考验甚至是磨难，这种情形不止在《大刀记》中出现，也不止在中国出现，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越是了解《大刀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出版的历史，了解一批出版社的前辈对好作品的面世、好作家的成长所承受的压力所进行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我越是为自己身在这个传统深厚的出版机构感到自豪和责任重大。让反映现实，记录时代的好作品顺利问世，不断传承，是我们社的传统和使命。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好作家好作品汇聚到我们这里，有了作家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才会得到一代一代的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才有意义价值。我认为评价《大刀记》应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文学的维度，一个是时代的维度。对于文学的维度，比如作为长篇小说在结构布局，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特点，它对传统文学创作技法的继承发扬，扎根生活的细节和语言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同时，作为时代的维度，涉及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涉及什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当代文学出版和研究中永恒的话题。我的理解是现实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创作方法，它是创作原则，写实并不是现实主义的本质，剥离意识形态的表象反映生活的本质才是现实主义的本质。对《大刀记》而言，历史意见已经被当时的读者给出了，那么多读者还记得它，那么多成功的艺术改编，都是这部书的历史意见，而在时代意见方面，除了作为70年70部长篇小说中的一种，在座的各位专家和学者还会基于今天的文学现实、创作生态给出更多，而能够同时汇聚这两个方面的意见，已经足以证明一部作品的生命力了。

许晨（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各位尊敬的老师、专家，大家下午好。我谈一下感受。第一点想说的是，我是一位作家，可能身份上和在座的各位不同，我可以说是郭澄清老师的学生、弟子，也是粉丝。1975年，郭澄清先生的《大刀记》一出，轰动了全国，郭澄清先生回到了德州，住在招待所，我有幸见到了他，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还是工农兵学员，就去见他。当时他非常忙，我就坐了一小会，但是就这一小会，郭澄清先生告诉我要多读书，多看书，多深入生活。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为了郭澄清先生不入室的弟子，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第二点，郭老师的人品和文品俱佳，他不仅仅自己写作做得好，还带动了一大批青年作家，不仅在宁津县影响了一大批，在山东更是带动了一大批作家，一度成为了一个创作现象。郭先生是一个模范，他高尚的情操，为人的态度都值得我们学习。第三，郭澄清先生在当代文坛上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作家，无论是深入生活，反映生活，反映现实当代，都可以说于当时一批大作家是可以相媲美的，柳青在皇甫村扎根创作，文学史上多有提及，实际上郭澄清先生同样是早早地就扎根了宁津县，他三让住房，回到农村老家，点着煤油灯，抽着劣质的旱烟在写作。尤其是在反映农村作品上，的确是有独到之处。应该说，郭澄清在文坛的地位应该和柳青等人不相上下，然而，在当代文学史书写上，郭澄清却远远的逊色，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是值得评论家深思的。第四，学习郭澄清先生，到底应该学习什么，我想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个口号，郭澄清先生在当年就已经实践了，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再就是精益求精，潜心创作。尽管郭先生的作品有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益求精，仍旧是在文学的领域的追求而不是图解当时的政治政策，这一点，需要我们继续学习和效仿。最后一点，身残志坚，矢志不渝。郭澄清在晚年，在身体瘫痪的情况下依然在坚持写作，不断去追求文学理想，是我们后辈晚辈永远学习的对象。

杨守森（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澄清是我中学时代就已熟知、景仰的一位山东作家，曾为他那部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过同名电影的长篇小说《大刀记》，以及描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一系列短篇作品所吸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虽不无那个特定时代的某些局限，但无论是在语言的文学性、风格的个性化，还是人物刻画、叙事技巧等方面，都显示了作者出众的艺术才华。更应予以肯定的是：郭澄清能够凭依自己对农村生活与乡间人物的熟稔，把握现实，透视历史，体悟人生，触摸人性，从而体现出切近真正现实主义的创作视角。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他的《黑掌柜》《马家店》《茶坊嫂》《篱墙两边》等短篇之作，以及长篇小说《大刀记》，不仅标志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可以说，郭澄清在把握现实，透射历史，体悟人生，触摸人性等方面，体现出了切近真正现实主义的创作视角，使作品中充盈着赞美纯真善良的人性，向往相互关爱的人间温情，歌颂勤劳正直的人格等超越时代的精神意绪，以及反对特权、向往民主平等之类的现代意识。此外，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叙事结构，尤其是在语言的文学性方面，也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房福贤（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一，《大刀记》将抗日战争和阶级斗争这一段历史合在一起，尤其是从历史的广度上和深度上去展现这段历史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刀记》所反映的那段历史进程包含着很复杂的东西，不是简单化的，我们现在看那个年代的很多革命抗战小说，其实是将这段历史简单化了，通过这些作品很难真正地还原那一段历史，但是《大刀记》却将这个战争的复杂性展示了出来，尤其是将农民是怎样自发起来革命的这个过程写得很细致。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自发的过程，抗日战争一起来就是高度组织性的，高度自觉的，那肯定是不符合历史的。所以说从这一点上，《大刀记》可以说是真实还原了历史，它不是一下子就高昂起抗战的热情，而是在饱受压抑之下一点点被引导、被启发出来的，从这一点来说，《大刀记》写得很真实，它的确是为中国抗战文学提供了新鲜的东西。第二，《大刀记》中呈现出来的启蒙主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们都知道五四启蒙运动，但是五四启蒙现在看起来更多还是一种精英的启蒙，外在的启蒙，从启蒙的发展来说，势必还应该有一种内在的启蒙存在。农民并不是总是需要“被启蒙”的，他们本身就能够萌生自我的启蒙意识，尤其是在特殊的战争时代中，那种内在的革命需要的驱动，这一点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农民并不仅仅是被启蒙者，在革命的潮流下，他必然有一种内在的觉醒的过程，梁永生的觉醒，我觉得就可以从自我内在启蒙的角度来考察，可能会有更大的意义。第三，《大刀记》的艺术追求与风格明显和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风格相一致，我们一直在强调民族风格、民族传统，这个风格传统是怎样被继承下来的，可以发现当时的很多革命历史小说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这些作品的风格现在看来更多还是带有来自民间的那种审美元素，比如喜剧的元素，大团圆的元素等等，这些元素在《大刀记》中其实都有体现，这些元素的使用让文学变得亲切，变得生动，变得接地气。我们可以从民间文学继承的角度来重新阐述《大刀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角度。

黄发有（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时刻，我们召开了“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大家共聚一堂，既是重新回顾郭澄清先生的创作经历、重温那些经典的作品，也是重新学习先生孜孜不倦、勤恳耕耘的创作精神与创作情怀，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郭澄清先生一生创作甚丰，据相关统计，郭先生著有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5部，此外，还有大量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速写、评论、短论等共计400余万字的作品。20世纪50-60年代是郭澄清先生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众多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短篇小说蜚声文坛。20世纪70年代，郭澄清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大刀记》，这部小说的出版几经曲折，但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被相继改编成了影视剧、广播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影响很大。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冀鲁交界地区的斗争生活为背景，写了当地的人民群众在抗日英雄梁永生的带领下并肩作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故事。这部小说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立体饱满，尤其是大刀队队长梁永生这一革命英雄，集江湖侠义、民间道义、革命正义等多种气质于一身，塑造地非常成功，可谓是家喻户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刀记》的出版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可贵的精神粮食，成为了一代人抹不掉的文学记忆。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大刀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今年，《大刀记》又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可谓实至名归。

李军（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次听说郭澄清先生的名字是听小说连播《大刀记》，当时我十几岁，听《大刀记》可以说是如痴如醉，每天放学后都盼着那个时间到来，大家一起围在收音机前听《大刀记》的联播。通过小说连播，知道了这些抗战中精彩的故事和这些平民的英雄，同时也知道了郭澄清先生。后来成为了文学工作者，对郭澄清先生的了解逐渐多了起来，阅读了郭澄清先生一些其他的作品。主要谈三点体会：一，郭澄清先生是文学鲁军的杰出代表，郭澄清先生一生挚爱文学事业，他是一位德艺双馨，文才兼备的文坛大家，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应当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为繁荣发展山东的文学事业乃至繁荣发展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二，郭澄清先生是一位农民作家，他是从齐鲁大地成长起来的，是从人民中走出来的作家，他的很多朋友是农民，是一个个普通的老百姓。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对象，他的笔所聚焦的对象，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郭澄清先生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典型代表，植根于齐鲁大地，是真正的农民作家。第三，郭澄清先生的作品始终在传播正能量。他具有强烈的责任使命担当，他毕生都在作品当中礼赞传统美德，礼赞时代精神，他的作品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关注时代的发展，他的作品始终是歌颂光明，始终是温暖人心，让集体的道路深入人心，让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他的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值得大家敬仰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郭澄清先生的创作历程和创作成就，最终目的是通过纪念郭澄清先生为我们当下的创作提供启发和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永远纪念郭澄清先生，永远怀念他，永远向他致敬，永远向他学习。

张均（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今天研究《大刀记》到底应该从哪个地方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刀记》不是按照西方现实主义的方法，在大方向上还是向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方式，先把人物的善恶分得很清楚，然后再讲故事。显然，《大刀记》的特点并不在那种揭示人性的复杂上。对照起来看，为什么到了今天《大刀记》仍旧受到欢迎，他肯定有一种内在的魅力，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内在的魅力揭示出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挖掘：第一，故事结构方面。《大刀记》三卷实际上讲了一个英雄的成长，这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这个故事其实是由几个核心的故事组成的，如血染龙潭，大战黄家镇，血战水泊洼等等，就像《水浒传》一样，所以说从《大刀记》叙事层面看，用的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而是一个古典传统的方法，是一种“斗智斗勇”，这是传统小说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大刀记》我们读起来最津津有味的地方。这部小说将西方小说中成长式的斗争和旧小说的斗智斗勇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奇特的魅力。我们看一下《青春之歌》《创业史》《暴风骤雨》这些小说，基本上用的是“斗争”来讲，但是却没有“斗智斗勇”，因此就很难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他们的故事中缺少传统故事的内核。第二，《大刀记》有一种来自于民间的乡土的文化，用郭澄清先生自己的话说叫“庄户味”，比如小说中嘲笑那些丑态百出的坏人，这些完全是一种农村文化，和五四文化史迥然不同的。《大刀记》可以说比较系统的展示了这种乡村文化。第三，《大刀记》里面写到了武术，在武术的背后实际上有一套关于家族的观念和系统。《大刀记》比较完整的投影出一个江湖世界，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揭示的。从这三个方面讲，《大刀记》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中国故事，有中国的作风，中国的元素，所以它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喜爱，它的根基在这个地方。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郭澄清，他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必须要追问的问题。现在我们对郭澄清的理解仍然有很多局限，其价值还有很多被忽略的方面。其价值的第一个方面，是郭澄清对中国短篇小说的独特呈现。可以说，郭澄清直接继承了延安文学描绘社会主义新人的传统，同时又有了不一样的东西，他小说中呈现的生活充满了真实又严谨的细节，甚至比柳青、赵树理写得还要细致，真正地将生活的那种丰富性、细节性呈现出来。《黑掌柜》里面的那个掌柜，盐抓一把就知道几斤几两，布一扯就知道几米几尺，他知道哪个社员挎着篮子来买什么菜，能够记住全体社员的需求，这种对生活的描写我认为是中国当代其他作家所达不到的。第二个价值，是郭澄清小说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他的语言是口语化的，来自于民间的，这一点和赵树理很相似，但是相比之下可以发现两者也有不同，那就是郭澄清的语言更接地气，更有“庄户味”，是更加纯粹的农民的语言，是真正的农民才会有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是当时很多作家做不到的，但是郭澄清先生做到了。第三个价值，是他承继了延安文学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描写，集中力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黑掌柜》里面的站长，他对公社事无巨细的事情都心知肚明，把村里五年的生产计划、生产产量，农民需求都记在了心里，作者把这个人物写得如此生动，又如此真实，丝毫不让人觉得虚假，这背后呈现的是作者本人的真诚，是作者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抒怀的崇高思想境界，而我认为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也是被当代作家所忽视的，被郭澄清先生很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郭澄清的作品有它的局限，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要经受来自于时代与他人的种种压力。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哪个作家没有局限，甚至可以说，任何作家，任何人都会有局限。郭澄清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即使在压力下，他依然没有忘记对艺术的思考与追求，在诸多身不由己中仍旧能够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呵护、去呈现一种带着艺术品质的书写，这恰恰是郭澄清这一代作家带给我们今天作家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值得我们好好地思考与继承。

陈夫龙（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先从我的研究方向谈起，我的研究领域是现代中国文学与侠文化。一般研究侠文化，主要研究武侠小说中的侠文化，我主要研究现代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及其纯文学作品与侠文化的关系，或者说探讨非武侠文学中的侠文化及侠文化精神。我们知道武侠小说和武侠文化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等多方面原因，总是处于被压抑状态，但却以变体的方式委曲求全于一些革命历史小说当中。

郭澄清先生的《大刀记》就是这些革命历史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诞生于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烙上了不可避免的时代印记。我与郭洪志先生交流时，认为《大刀记》第一部写得非常精彩，第二部不是郭澄清先生不想写得精彩，而是外在原因及压力，使他不得不选择那样一种书写方式。《大刀记》第二部的思想教育作用符合当时主旋律和意识形态，但它的艺术性却被遮蔽了不少。从侠文化的角度来看，若将莫言与郭澄清相比，如果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充满了从高粱地里生发出来的火辣辣的野性草莽气的话，那么，我们从郭澄清的《大刀记》里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从庄稼地里超拔出来的热辣辣的侠义正气。它充盈着传统文化底蕴，体现了现代文学精神，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生态、社会发展和人性的人文忧思。这是我对《大刀记》的整体阅读感受。

《大刀记》是我下一步继续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它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点。因为《大刀记》，因为宗刚老师编的《郭澄清研究资料》，我知道了郭洪志先生及其夫人梁临平女士。郭洪志先生的职业或志业是医生，但却因父亲郭澄清先生，而对文学领域、文学研究、当下文坛有了很多关注，且倾注满腔热情，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样他们父子之间虽然职业不同，但精神上却存在一定的契合点。我认为，不管是医身还是医心，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人怎样活得更好，怎样活得有人情味，怎样活得自由自在。医者仁心，悬壶济世；侠者正义，扶危济困。这大概就是他们父子之间精神上的息息相通。

张永峰（德州学院文学院教授）：在《大刀记》的接受史上，它从最初的脍炙人口到新世纪再度受到青睐，中间沉寂了三十年，这三十年几乎是研究的空白。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言而喻，是新的文学观念使然，是新时期逐步占有支配地位、日渐僵化的纯文学观念使然。因此，要恰当地评价郭澄清的历史地位，首先要反思狭隘的纯文学观念，要突破纯文学观念的遮蔽，完整地认识和理解郭澄清的创作，而不是从既定的“去政治”的纯文学观念出发，剔除郭澄清文学中的历史规定性和主导方面，从剩余物或下脚料里寻求价值。与此密切相关，要恰当地评价郭澄清的历史地位，就要深刻认识郭澄清文学与其时代之间的真实关系，或者说要深刻认识郭澄清文学与当时社会主义难题性之间的关系。

当时社会主义的难题性包括两个方面：一、在中国这种历经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当时远未完成现代化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难题；二、人们对这种难题的自觉程度。就前者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冷战”格局之内的国家安全还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需要强化国家机器，而不是像社会主义所预期的那样逐步消灭国家机器，都会带来官僚制、科层制与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矛盾。就后者来说，这种矛盾（难题）当时并未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意识。而《大刀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经历挫折的“文革”末期重新叙述和诠释中国革命史，是对当时社会主义难题性的一种自觉回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小说中，梁永生与大刀队成员及人民群众三者之间亲人般的关系代表着郭澄清对“新中国主体内部关系”的思索，小说对这种关系的描写是对官僚制和科层制的超越。十七年时期郭澄清创作的现实题材中短篇小说也有类似情况。《黑掌柜》中主人公作为供销社的“掌柜”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业务非常熟练；二、突破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和顾客是亲人和朋友。前者意味着现代科层分工所要求的业务素质，后者则是对科层分工的改造和超越。《社迷》和《社迷传》则是从社员自觉超出科层与岗位分工的角度，表现社会主义工作伦理对官僚制、科层制的超越，表达对“新中国主体内部关系”的思考。

尚启元（《人民作家郭澄清》纪录片导演，青年作家、编剧）：郭澄清先生的文学作品中，更多地把笔墨放在了鲁北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尤其是自己的家乡宁津。例如《黑掌柜》《公社书记》《社迷续传》《篱笆两边》等作品。这些短篇小说塑造了几十个栩栩如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些人物都扎根在历史和现实的沃土之中，并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郭澄清先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还是长篇小说《大刀记》。《大刀记》全卷气势磅礴，波澜壮阔，故事发生在鲁北平原广阔的背景上，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中国人反抗外敌侵略、争取自身解放的感人画卷。作者在写战争的同时，将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也穿插进来，使得整部作品张弛相宜，错落有致。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叙说几十年的生活故事，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作家按照怎样的秩序去安排？这不仅体现着作家体察生活的视野与深度，也考验着作家的审美敏感与组织能力，让人感觉到《大刀记》的字里行间跳跃着民间的生命活力。

《人民作家郭澄清》是我担任导演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纪录片剧组分别在济南、德州等多地取景，专程去了郭澄清先生的家乡郭皋村，陆续采访了30余位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前后历时三个月时间拍摄制作完成。这部纪录片聚焦中国文坛名家郭澄清先生的身影，从积极的角度去解读郭澄清先生在中国文坛上取得的突出贡献，揭示中国文坛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从而梳理出以郭澄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人间的故事，旨在溯源问脉，固本图新。坦白说，今天纪念郭澄清先生的文字很多，大家的交流也很多，但是迄今可能还没有专门的影像将这么多文字、这么多交流、这么多影像记录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从这个角度讲，这部纪录片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一空白。近期，《人民作家郭澄清》也在中央广播电视台媒体平台、齐鲁网、山东广播电视台媒体平台、德州电视台、宁津电视台、腾讯网等电视、网络媒体先后播放，引起了强烈了反响。所以，作为导演，将这件事做下来后我感觉的确是非常有意义，也有价值。山东是文学大省，有那么多知名的作家、学者，他们的言语、身影、事迹，其实都可以用这种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出来、保留下来，这些都将是今后非常宝贵的资料。从这一点来说，《人民作家郭澄清》只是一个开始，它的拍摄和成功展示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值得我继续坚持下去，继续探索下去。

丛新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郭澄清先生特别了解农民、农村和农业，以《铁蛋哥》为例，其中，怎么耕地、扶犁、施肥、种庄稼，都是细节操作！可以与赵树理相比拟，真正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农民的时候，也有梁斌《红旗谱》的“成长小说”的写法。在其大量的短篇小说创作中，除了政治性话语之外，作家还意识到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力的提高必须要有技术的革新来支撑，因为主观积极性不等于客观效率。在作家笔下，政治和经济两不误，意识形态和科学生产相结合。《万灵丹》中，秋香进行科学实验，人工授粉实现大丰收；《麦苗返青》中，“破案”工作反映出劳动积极性，进而考虑如何提高劳动效率；《红旗飘飘》中的生产竞赛；《借兵》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麦梢黄了》中的爷爷研制小麦脱粒机；《女将》的“风力水车”以及“大闹技术革命”等等。几乎每一次革新，都会伴随反对意见，作家也擅长通过一些善意的小误区来设置一个悬念。最终的结局一般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是有了这样的“理性精神”和“经济意识”，才有了《黑掌柜》这样的优秀之作。其中就充满了分析和思辨，关于王秋分的意见截然相反，谁是谁非一时难辨。于是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就突破了当时代政治标准的限制，“黑掌柜”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掌柜，一方面合理调剂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用心准备生活资料。事无巨细，一切以群众为中心。不仅具备掌柜水平，更具有掌柜精神。郭澄清的小说中，恰恰如此有意识地存在着那种“科学性”“经济性”“实践性”，才有效地制衡了时代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话语的规定性，才显示出超越时代的意义。

赵月斌（山东省作协一级作家）：一部作品被称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生动的情节元素，有了这些，我们说它是真正好的作品。郭澄清先生的创作也是如此，当今天我们重新来阅读《大刀记》，阅读郭澄清先生的中短篇小说，其实更吸引我们的也是这些人物形象，这些情节元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郭澄清先生是一位有着非常鲜明的文本意识的作家，他非常讲究怎么去讲这个故事，作者基本上就是一个说书人的状态，他更像是一个讲述者而非一个书写者，这种讲述的姿态非常明显，他用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能够让你用耳朵去听。作为一个说书人，他要考虑怎么去吸引读者，怎么去呈现人物和故事，让人能够听明白，让人能够印象深刻，所以郭澄清先生是一个很好的说书人，他用最直白的语言讲出了吸引人的故事，这些语言几乎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在土气里面实际还带着一种雅气，并且短句非常多，四字词语特别多，这样的句子读起来特别的动听，所以我觉得这部书的确是特别值得去听的一部书。

顾广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澄清及其文学创作为何可以成为“郭澄清现象”，包括魏老师发言时所说的“《大刀记》现象”，我与庆蕾主编私下聊的时候，我们碰撞出这样一个观点：郭澄清的创作中有一种遗憾，也留下了文学史书写的遗憾。文学史有粗暴简单的一面，为了归纳方便或是为了某种文学史理念或者按照观念层面进行统一编排，有些作家作品可能就会掉入文学史的罅缝中。郭澄清和他的《大刀记》恐怕就面临着这种较尴尬的现象。我觉得恰恰是有郭澄清老师这样了不起的作家存在，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可能冲破文学史的这种狭制，冲破铁板一块的叙述，汲取那些可以去重新书写的文学力量。

我们可继承的郭澄清的文学遗产有哪些？首先，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今天的作家和研究者如何去写生活，观察生活，了解生活。郭澄清紧紧抓住“穷人”这个关键词，他写的“穷人”的情感、情感伦理，穷人与穷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互帮。在《大刀记》的第一部里，全书第388页只出现了一个政治词语“阶级属性”，这可能是后来加上的。实际上我觉得小说的全部叙述都基于生活本然，换言之，是来自生活本然的一种叙述，他对于穷人的理解不一定是先有了阶级论之后才去理解穷人的，而恰恰相反是来自自己从生活里面、从本然里面得到的理解，这就是一个作家可以从生活中得到的高于生活的那一点。至于人物命运的走向以及人物精神力量的来源，后来都被强加上了某些政治符号，这导致郭澄清的痛苦。在第一部里，他没有将生硬艰涩的政治理念或者观念去硬贴在人物身上，他的理念非常朴素，比如在作品至少出现过五次以上“穷人不怕死，但死要死的值得”，如此朴素的一句话成了主人公梁永生朴素的精神性追求。这个穷人识字不多，所以他说不出那种高大上的政治性话语。作家是贴着人物在写。

还有一点，我觉得这部作品能留得住，而且能被我们反复言说，是因为它还是贴着生活写的，写出了穷人的伦理情感，所以是一部“有情”的小说，郭澄清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作家。有时读文学作品，可能一点都不动情，读下来就像是跟着作家那种高妙的理念或者解剖艺术的手法在走。《大刀记》最打动我的就是它饱满真挚的伦理情感，被来自生活本然中最朴素的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情感迷住。他写得确实很迷人很自然。我觉得这是值得今天的作家去学习和继承的。

另外，郭澄清在近代传统里面去寻找写作的营养，同时他又在现代小说领域里面去拓展写作的边界。虽然《大刀记》没有章回体小说的“皮”，但我觉得有章回体小说的“魂”，比如它有大量的巧合和意外，运用偶然律来结构创作，这是中国古典叙事传统的瑰丽财富。再有他运用“意象法”来建构全篇，对“大刀”意象掌控自如，既不过分在“刀”上面追求传奇性，同时也不去渲染暴力血腥。我们看不到主人公动刀的暴力血腥，看到的只是正义。这就是郭澄清了不起的地方，“刀”在他的手中运用得十分巧妙。

刘新锁（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众所周知，郭澄清先生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巨著《大刀记》，体量宏大、气魄雄伟，具有明显的史诗性气质。但更让我着迷的还是他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有一种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魅力。在我看来，郭澄清的短篇小说有这样两个特质。

首先，是在“人民伦理的一体化整合与全面覆盖”的时代，他的短篇小说呈现出了别样的风致与面貌，显示出郭澄清在刚硬的政治规范及其对文学的强大约束力下，进行多元探索的勇气与能力。比如《黑掌柜》作，尽管小说突出的是黑掌柜王秋分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集体着想等优秀品质，这应该属于符合历史与时代整体要求的“同声合唱”，但小说更有艺术魅力的是对黑掌柜作为一名分销店负责人，他一身过硬本领的形象描述。比如他对每一个顾客家庭状况和货物需求情况的烂熟于心、他与人见过一面便把对方的姓名、相貌、身份等牢记在心的本领、他只靠眼睛和手感便能准确称量货物……总之，黑掌柜是行业内真正的行家里手，他对自己从事工作的熟稔甚至是敬重属于职业伦理的范畴，而小说对黑掌柜恪守职业伦理的叙述与他对集体、对人民的无私之爱形成了有机统一。此外《马家店》《茶坊嫂》等小说塑造的类似人物，以及《篱墙两边》对美好爱情暗度陈仓式的写作，都呈现出了1960年代文学叙事伦理的多重面貌与多样可能性。

其次，是郭澄清短篇小说中那些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如同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如“孟琢磨”“方方老汉”（《憋拉气》）“社迷”等各类乡村人物形象，那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方言土语、具有强烈喜剧色彩的事件与场景，共同构成了蔡翔所说的“地方性知识”，这些对1960年代刚性的文化和文学语境既是一种冲击，同时也发挥了缓冲、调适的文化功能，在今天依然能够让读者产生亲切、向往的感受和新鲜、美好的精神体验。当然，这与1961年前后政治与文学政策的主动调整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源自郭澄清先生对鲁北乡村生活的熟悉，以及对乡村、对农民无比强烈深厚的挚爱。

当然，郭澄清先生短篇小说的成就还有很多方面，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啰嗦，谢谢大家。

翟文铖（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带有时代文化的深刻烙印。《黑掌柜》《蹩拉气》《男婚女嫁》《高七》等倡导的是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孟琢磨》《万灵丹》表明了对科学种田的欣赏；《八小将》传达社会主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愿景；《社迷》《续社迷传》等表达的打破私有制生产集体化的向往；《嘟嘟奶奶》反映人人争当劳动模范的干劲；《虎哥》《借兵》是那个时代人战天斗地干劲和人定胜天的豪情；《公社书记》传达了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价值观，《铁蛋哥》《春儿》扎根农村的理想；另外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如《老人》《三访某大娘》《小哥俩》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歌颂了军民的鱼水情。可以说，在郭澄清的短篇小说中，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各个角度辐射了出来。当然，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共相，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也都在通过各自的作品颂扬和倡导这样的道德品质。不同寻常的是，郭澄清先生的作品在传达了如此之多的时代理念的时候，却没有沦为时代传声筒，那奥秘恐怕就潜藏于卓越的艺术创造性。

郭澄清先生的小说通过揭示人物的时代精神、勘察被拓展了的社会角色责任边界、挖掘劳动者的生产智慧的等方式，独自构建了一个时代先进人物画廊；他善于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简笔勾勒带有时代精神光芒的独特行为，描摹充满动态与个性的语言，刻画出了这些人物鲜活的性格；他善于运用第一人称人物视角，不仅以“景有人见”的方法写出情节，而且还写出视角人物的感觉、体验与情感，从而赋予作品某种隐形的抒情色彩；在情节结构方面，他既擅长戏剧性叙事，又能创造性地运用散文化章法，或聚焦于特定的场景，或截取几个横断面，或以松散的物理时间联结几个典型事件，或以专题的形式萃取一些生活片段。正是凭借着高超的叙事技巧，郭澄清的短篇小说才能挣脱时代的局限，至今闪耀着艺术光辉。

孙涛（文学博士，《百家评论》编辑）：刚才各位老师讲了很多，我一直在做记录，感到真的是获益匪浅，每位老师从不同的角度去阐发解读作品，非常严谨、细致，因为我本人现在也是工作多年后重新回到学校读博士，当年也是在山师文学院读的本科，对山师感情很深，觉得这次会议让我有一种回到大学的感觉，能够再一次感受到了山师的那种学风，确实是不虚此行。

坦白说，之前在阅读很多建国初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时，我经常会感觉到隔膜，因为未曾经历过，未曾切身感受过那个时代的氛围，因而好像有很多东西看不清晰，所以也一直没有产生太大的阅读兴趣。但是这次阅读《大刀记》却令我改变了以往的认知，它的故事性及人与人之间的强大人伦感情性，使我不知不觉读了下去，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感受到了深刻的心灵震颤。当我走出文本，走在阳光明亮的繁华大街，更时刻感到时代的巨变和物是人非。中华民族文化的人伦价值观和为人之道，在《大刀记》叙事中时时闪现，令人印象深刻。感念郭澄清老师，他几乎是用全部的生命热情来进行创作，在那样简陋的小屋中，用那样简单的工具写稿，改稿，最终留给了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这种精神真的令人敬佩，崇仰。所以，郭澄清先生及其创作既是带我走进了那段特殊的历史年代，同时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位优秀作家对文学的虔诚之心，郭澄清先生就像一盏明灯，为后来人的文学道路指明了方向。

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认真听取了各位专家们的发言，感觉这次研讨会非常成功，作为最后一位发言人，我想做一些总结性的工作，对此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一个粗浅的综述。我认为，本次学术会议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本次研讨会不仅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学术任务，而且展现出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疆域，开始向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挺进，甚至开始萌生出西方文化和文学的鲜嫩幼芽，显示了打上深深的传统文化和文学烙印的郭澄清，在其内在的文学精神世界融汇着鲜明的现代性特征。针对郭澄清作品的生命力来自哪里这个问题，魏建认为来自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其自觉地向本土文化寻求创作之“根”的结果。郭澄清长期以来坚守道义立场，秉承一贯的“民本”思想。与魏建学术阐释路径呈现出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批“70后”学者的学术阐释。

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澄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远比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张均的阐释，他将《大刀记》的结构与《水浒传》等传统小说的结构进行比较，显示了郭澄清研究已经开始向中国古典文学延伸。刘洪强通过对《大刀记》所隐含的古典小说因子的简述，则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那就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开始走出既有的学术研究领地，带着丰厚的古典文学素养，探讨中国当代小说与古典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显然，这种探讨丰富了郭澄清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拿郭澄清的《大刀记》与中国古典小说比附，而是要注意厘清郭澄清所接受的红色文化、西方文化等诸多因素如何改变了郭澄清所接受的古典文学的影响。

二是本次研讨会注重从民间文化、政治文化等多维度来解读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许多与会学者从民间来探讨郭澄清文学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其中以王寰鹏、陈夫龙、丛新强、张丽军等具有代表性。王寰鹏的研究注重从民间、底层等维度提升到民族的灾难和抗争的高度加以阐释。陈夫龙从侠文化的视阈重新解读《大刀记》这部战争小说，由此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民间文化的资源。

郭澄清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其阐释不再像过去的政治阐释那样空泛与乏力，而是从具体的政治语境出发，重新还原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这方面除了张学军、杨守森、李掖平等学者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又有新的阐释之外，还涌现出了一批青年学者。如张元珂对郭澄清文学创作的政治解读，他把郭澄清的文学创作纳入业余作者这一特殊政治语境中，摆脱了既有的政治阐释窠臼，显示出政治阐释的新维度、新空间。

三是本次研讨会对郭澄清的文本解读有了新的拓展，深化了既有的郭澄清研究，促使郭澄清文学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和发展。文学世界是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世界，任何学者对郭澄清的文学世界的阐释都属于独特的“这一个”，代表性的学者有崔庆蕾、翟文诚、刘新锁、王志华、赵佃强、张永峰等。崔庆蕾对郭澄清的短篇小说和《大刀记》的阐释，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色：一个是新的理论视阈，这使他对郭澄清的小说拓展出了新的文化意蕴；二是新的生产现场，这使他对郭澄清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把握。

四是本次研讨会对郭澄清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探索其进入文学史的可能性及其路径。在这方面作出探讨并具有新意的是房福贤、张均、顾广梅、孙桂荣等学者。付如初则从责任编辑的角度呈现了人民出版社的文学代际坚守，凸显文学维度和时代维度之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标准，这为文学史书写回到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性。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房福贤结合其20年前的抗日战争小说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思与拓展，从自我的文学研究出发，探讨了郭澄清为什么会被文学史疏远的历史缘由，认为郭澄清的文学世界尽管不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更替，但关于其文学世界的研究却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更替。顾广梅从既有的研究成果出发，重新审视郭澄清的文学遗产，作出了独到的阐释。

另外，还需提及的有尧山壁、张峻、王新民、张逢春、李子、申身、韩颖琦、金星、王志华、赵峰、赵牧等诸位老师，尽管他们中有些因事未能来参加此次会议，但是都在百忙中撰写并提交了相关的论文，共同收录在《”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郭澄清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还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客观公正评价，经过一代代学者十几年的努力，郭澄清的文学世界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郭澄清研究已经回归学术研究本体。诸多学者在对郭澄清文学成就进行阐释后，并没有漠视其时代所带来的历史局限性，这恰是本次研讨会秉承实事求是的批评标准的具体体现。

（本文刊载于《百家评论》202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