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和19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相似，八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迎来“新东北作家群”。“新东北作家群”，概指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一批近年来出现的东北青年作家，他们构成了当代文坛这几年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

从出场方式来看，这一批“新东北作家群”早已溢出单一的纯文学场域，他们打通了纯文学与市场的边界，在文学与社会两个层面同时获得了不俗的影响力。在具体创作中，“新东北作家群”分享相似的时空装置，回应的普遍主题是“下岗”，创作风格上多口语化的短句，依赖对话与描写，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等独特的叙述策略和间离而又统一的文化立场，通过“子一代”的视角挖掘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使得他们有效地超越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这些共同赋予了“新东北作家群”以新颖之貌。

展望未来，“新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写作不仅会受到学术体制、纯文学、技术现代性社会等多重维度的宰制；而且更大的困境在于如何处理“阶级”与“地方”这两个范畴的往复辩证。可以预想的是，“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势必将挪动技术现代性社会中“东北想象”的位置和文学场中“东北文学”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鲁迅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一、“新东北作家群”的出场

“新东北作家群”出场的标志性事件，是双雪涛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在《收获》杂志2015年第2期上的发表。在此之前，1972年出生的抚顺作家赵松在2009年通过独立出版的方式出版《抚顺故事集》[1]，1978年出生的哈尔滨作家贾行家以“阿莱夫”为名在2011年8月注册网易微博并开设“他们”专栏，以每篇163字为限的篇幅记录“他们，困苦地活着”[2]，这两位作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冷峻的片段式人物素描，也一定程度的预示了“新东北作家群”的美学风格。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则提供了这一美学风格的成熟典范，《收获》作为文学场域的核心刊物，宣告“新东北作家群”正式在文学界登场。“新东北作家群”中几位代表性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先后获得《收获》的承认。继2015年发表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后，《收获》2018年发表班宇《逍遥游》，2019年发表郑执《蒙地卡罗食人记》，其中班宇的《逍遥游》获得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第一名，在双雪涛之后再次经由《收获》成名。

“新东北作家群”的几位作家，首先分享着其他青年作家类似的文坛成名方式，经由“名刊-名校-文学奖”这一系列文化体制获得文化资本。代表性的如双雪涛2015年在《收获》成名后，在同年9月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3]，并在2018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双雪涛非常受到文学奖的青睐，按照时间顺序，先后获得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2017年《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青年力量奖、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奖、2018年智族《GQ》年度作家奖、第十届辽宁文学奖特别奖等一系列奖项。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和以往青年作家相比，这一批“新东北作家群”不同的出场方式：他们更多的受到市场化媒体的支持。双雪涛文学之路较为特别之处，是从获得台湾的文学奖开始，上文提到，他在2011年初获得台湾《中国时报》主办的“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2年获得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不过对于大陆作家而言，这种从台湾的文学奖开始的文学之路，从王小波到张怡微，也并不鲜见。然而到了比双雪涛年轻三岁的班宇这里，他首先选择的是网络，班宇以“坦克手贝吉塔”为ID，在2014年2月与“豆瓣阅读”签订专栏计划，当年2月12日发表第一篇《野烤玉米》，之后双周更新一篇专栏，合计十篇，结集为《铁西疯食录》；2015年2月班宇在“豆瓣阅读”上初次发表小说，发表《铁西冠军》系列（含《铁西冠军》《车马炮》《我曾看见满天星斗》三个短篇）；在2016年10月发表《打你总在下雨天：工人村蓝调故事集》，含《古董》《鸳鸯》《云泥》《超度》四个短篇，《打你总在下雨天：工人村蓝调故事集》获得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喜剧故事组首奖作品，这四个短篇，加上《车马炮》一篇（经作者修改并更名为《破五》），五篇小说以《工人村》为名，收录在班宇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冬泳》中。此外班宇小说在普通读者层面上的传播，有赖明星易烊千玺2019年2月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了《冬泳》。

和双雪涛与班宇相比，贾行家与郑执的出场方式更为多样。贾行家在网易微博上的专栏渐受关注后，在2017年3月“一席”发表演讲《纸工厂》。“一席”创办于2012年8月，是近年来深受关注的中文互联网知识传播平台。在贾行家之后，“一席”在2017年4月邀请双雪涛演讲《冬天的骨头》，2019年1月邀请郑执演讲《面与乐园》。郑执则借助《鲤》发起的“匿名作家计划”成名。在传统的文学场域中，很难找到恰当的概念来描述“匿名作家计划”。这一计划的发起方《鲤》形似杂志，实则是以文学为主的“主题书”，由张悦然主编，周嘉宁担任文字总监，创办于2008年，基本上每年出版两本，自2018年开始出品方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公司的品牌“理想国”（“理想国”也是双雪涛、班宇作品背后的出版方）。在创刊十周年之际，《鲤》于2018年4月出版《鲤·匿名作家》，宣布发起“匿名作家计划”。在宣言中直接提到这是一次“蒙面唱将”式短篇小说竞赛。《蒙面唱将》系江苏卫视一款火爆的音乐真人秀综艺节目，由歌手蒙面比赛。“匿名作家计划”以综艺节目的方式组织文学竞赛，最终郑执《仙症》获得冠军。综艺节目的方式确实有助于“匿名作家计划”的广泛传播，也并没有损坏文学的品质，笔者阅读《仙症》深受触动，这篇小说堪为近年来华语短篇小说的杰作。

同时借助纯文学场域与市场的力量，是这一批“新东北作家群”的出场特征。笔者在上述梳理中还没有提到影视的力量，目前双雪涛、郑执等人作品改编的电影即将上映，可以想象借助电影市场又将掀起一波热浪。与这批“新东北作家群”相比较，也有一批“80后”作家在纯文学场域中成长，一路就读于名校，任职名校名刊或各大作协，但缺乏市场的推动；另一批更早地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面向市场的“80后”作家，比如郭敬明也曾经试图借助纯文学的力量，在《收获》《人民文学》上先后发表作品，但并不成功。真正打通纯文学与市场边界的，在文学与社会两个层面上同时获得影响力的，是这一批年青的东北作家。尤有意味的是，不仅在文学场域“新东北作家群”展现出跨界性，在美学向度上同样如此：从李陀到王德威，不同美学立场的批评大家都著文肯定这一批作家的文学探索。

从东北出发，在上海成名，和19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相似，八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迎来“新东北作家群”。从双雪涛到班宇，一浪接续一浪，构成当代文坛这几年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包括电影、音乐在内的全方位的文艺复兴。中国当代电影自王兵《铁西区》（2003）以来，近年来表现泛东北的以“下岗”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基本上囊括了近年来海内外各类电影奖项，如张猛《钢的琴》（2011，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刁亦男《白日焰火》（2014，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等）、 张大磊《八月》（2016，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等）。在电视剧领域赵本山团队的《刘老根》（2002-2003）、《马大帅》（2004-2006）、《乡村爱情故事》（2006至今）等作品有长久的影响力与收视率；中国当代音乐也不遑多让，董宝石《野狼DISCO》以一场不断反讽、不断自我瓦解的“蹦迪”表现东北的失落与不甘，在2019年唱遍大江南北。而这一浪潮之间的不同文类亦彼此影响，双雪涛谈到过《平原上的摩西》受到《白日焰火》的影响[4]，而董宝石坦诚他的音乐受到班宇小说启发[5]。有意味的是，作为说唱歌手的董宝石体现出明确的文学史意识，他将这一浪潮称为“东北文艺复兴”[6]。

二、“新东北作家群”的主题与风格

在这一批以“80后”作家为主的“新东北作家群”涌现之前，东北籍的作家在当代文坛也屡领风骚，拥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如迟子建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齐邦媛以《巨流河》享誉海内外文坛。但作家之为“群”，在于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 “东北作家群” 以“抗战”为背景, 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

这也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这一次“新东北作家群”的主体是辽宁作家群，或者进一步说是沈阳作家群。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的“下岗”，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我们经常望文生义地理解地方文学，过于简单地将文学地方化。在文学的意义上，“东北”不是“地方”概念，“上海”或“陕西”等省市也不是地方概念。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

这是一个迟到的故事：19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这决定着“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大量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比如双雪涛的《大师》《无赖》《光明堂》《飞行家》、班宇的《逍遥游》《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以及郑执的《仙症》。诚如贾行家所言：“我一直很偏执地记录这些人，甚至到了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的时候。”[7]

以往的文学理论，更多地从技巧层面上的“内部/外部”来讨论视角，忽视在文化层面上“内部”与“外部”的辨析。在共同体内部看来，从子一代的视角出发，长久笼罩在东北工人头上的想象，比如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福利社会的状态讲述为粗野、懒惰、依赖性强、吃大锅饭，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常识”，而只是“东北想象”之一种——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想象自1990年代国企改制以来一直居于主流，乃至于被东北人内化为自我指认。而在双雪涛与班宇等作家笔下，作为下岗工人的父亲一代，其潦倒落魄的表象下面，有不可让度的尊严。代表性的作品如双雪涛的《大师》，父亲三十五岁下了岗，老婆离家出走，每天沉溺于下象棋与喝白酒。在这种境况下十年前的棋友来访：十年前父亲还是拖拉机厂仓库管理员，现在是终日烂醉脖子上挂着家门地址的下岗工人；十年前棋友是仓库隔壁监狱里的瘸子犯人，现在是没了两条腿的云游和尚。这一局棋倾注了两个人半生的沧桑，在“我”眼中，那一刻父亲重新可以依靠：

父亲也抬头，看着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那个肩膀我已经很久没有依靠过了，我说：爸，下吧。父亲说：如果你妈在这儿，你说你妈会怎么说？我说：妈会让你下。父亲笑了，回头看着和尚说：来吧，我再下一盘棋。[8]

小说结尾父亲展现出英雄般的高贵，将本来能赢的这局棋让给了和尚，并且按照落子前的约定，让“我”叫和尚一声“爸”。“父子”关系由此溢出了血缘，转化为子一代的“我”——小说的叙述人——对于下岗一代的重新确认。同样的转折也出现在班宇《盘锦豹子》的结尾，多年隐忍的父亲被逼到拔刀而起，威风凛凛如一头豹子，“而那一刻，他也已看不清父亲的模样”[9]。一代人的辛酸，凝聚为父亲最后的呐喊：

孙旭庭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10]

可能难以想象，关于1990年代上千万人的东北下岗潮，时至今日也找不到一部沉重的社会学、历史学的作品予以记录，相关的史料寥寥。双雪涛、班宇他们的写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他们的小说，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标准人”，是市场的人格投影，理性、冷漠而精于计算；在“新东北作家群”的笔下，则游荡着太多的“畸人”，他们充满理想却不合时宜，被视为疯子或废人。双雪涛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记录着安德烈这样的中学同学如何拒绝向一个时代投降，直到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冷枪》中的“我”冒着退学的风险也要在宿舍楼里打一架，因无法忍受有人在电脑游戏中作弊，“用狙击枪射杀着看不见他的年轻人”[11]。王德威曾经谈到，“这些人物浮游于社会底层, 从任何的角度说, 他们是畸零人、失败者、犯罪者、重症病人, 或根本就是无赖。然而双雪涛对他们别有一种亲近之感。”[12]有意味的是，这是王德威三十年后再论“畸人”。[13]如果说1980年代的“畸人”，是瓦解高大全红光亮的美学语法；那么当下的“畸人”，是突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

对于父兄辈的失败者，双雪涛、班宇这一代并不是停止于感伤，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为这群历史的牺牲品追索正义，比如双雪涛《北方化为乌有》或班宇《枪墓》、郑执《生吞》。在《北方化为乌有》中，除夕之夜，一个“一直用短句子”、“第一人称儿童视角”的东北青年小说家，被醉酒的女出版人纠缠在家里喝酒，并且被嘲讽着“除了童年你什么也不会写”。出版人提到小说家正在写的小说里的一桩凶案，提到一篇自由来稿中也写了一模一样的故事。小说的“虚构”层面渐次瓦解，小说家展示出一块带血的衣领，告之出版人自己正是小说中被杀死的车间主任的儿子，并且和出版人通过电话约到了这个作者深夜来会。虚构的文学转为历史的见证，曾经的车间主任之子，当年车间主任恋人的妹妹，两个“子一代”的叙述视角彼此补充，在对话中还原东北往事：当保卫工厂的车间主任被腐败分子雇凶杀害后，“姐姐”多年来不止不休地追凶，最终将凶手杀死，并且将逐一地对当年的腐败分子完成复仇。《北方化为乌有》带有元小说性，展现着从“虚构”出发的叙述最终如何走向“现实”。这样的小说沟通了叙述与正义的关系，完成对于自身的救赎：小说重新成为一种有道德承担的文类，而不是纯粹的叙述游戏。

“新东北作家群”这种依赖于“子一代”视角的叙述，同样可以被归为“青春文学”；或者更进一步说，随着这批下岗工人后代的青春叙述浮出历史，新世纪以来统治青年写作多年的“青春文学”的叙述程式到此终结。“青春”和“文学”这两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关键概念长久地被“青春文学”所宰制，这种“青春文学”从1990年代以来占有性个人主义出发，侧重内心倾诉，充满自恋地处理题材与语言，标榜一种去历史化、去道德化的职业写作，以所谓“叙述”的可能性来掩饰内心的空洞与文学的贫乏。

“新东北作家群”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突围，首先是语言的突围[14]。具体地说，和以往“青春文学”常见的长句与陌生化比喻相比，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小说多用短句，充满着大量东北日常口语。句子的“长”与“短”的差异，落实在以往的青春文学作家多用自由间接引语，而“新东北作家群”作家大量使用直接引语。这里显然有两种文学观的差异：自由间接引语一定程度上让出叙述人的权威，从人物的视点引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引语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班宇的《双河》，小说第二节第一段，“我”与关系暧昧的刘菲在菜市场相遇，这短短一段有二十六个“说”，通过“我说”与“刘菲说”，层层揭示出“我”与刘菲的互相试探。

侧重自由间接引语的作家，一般来说反对语言与现实的同一性，拆解文学对于现实的“摹仿”，并在此基础上凸显“个人”的“内心”的独异性。如同奥尔巴赫对于伍尔夫小说的分析：“作为客观事物讲述者的作家几乎完全隐去，几乎所讲的一切都像是小说人物意识的映像”。[15]这是祛魅的个体时代的艺术，在二十世纪兴起自有其历史根源。“新东北作家群”的青年作家们，要想超越这一现代主义的写作程式，必须接过一百年前那对于现实主义仿佛“致命一击”的问题：人物之外的叙述人，是否可信？现代主义小说由此凭借叙述的间离，貌似从叙述人这里把人物还给人物。十多年前底层文学兴起时也遭遇到这一诘问：谁可以为底层“代言”？底层文学一方也沿着对方的逻辑走向新工人文学，似乎也寄希望于底层自身的发声。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深刻回应了这一文学史难题。其关键之处，在于“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是共同体内部的写作。“子一代”视角是一个既在“外部”又在“内部”的视角：因其在“外部”，在多年之后回溯，可以总体性地、历史性地回顾共同体的命运，超越个人视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内部“，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使得“代言”的道德难题迎刃而解，他们天然地有“代言”的合法性，父辈的命运最终落在子一代身上。仿佛历史的胎记，在双雪涛、班宇的多篇小说中，1990年代9000元的中学学费不断出现，能够体会到这笔残酷的学费如何成为作者当年的梦魇——学费使得子一代最切身地体验何谓“下岗”，双雪涛小说的韩文版直接被译者定题为《九千班的孩子们》。这种间离而同一的文化立场，导致小说的叙述视角充满创造性。也似乎只能在这一文学的位置上，“新东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口语化的短句，依赖对话与描写，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几乎不使用心理描写，强烈的故事性，这大致是“新东北作家群”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对班宇《逍遥游》的分析中，李陀指出班宇等人的小说在复兴现实主义，并且强调了“写作”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创造性[16]。现实主义的复兴，有必要清洗被污名化的定见，“夺回”一些被现代主义所框定的概念。比如寓言化的写作，班宇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作家：在一个废墟般的世界里，班宇将碎片转化为概念，将概念转化为寓言。无论是《空中道路》或是《冬泳》《夜莺湖》，小说最终寓言化的翻转，往往是不连续的两个历史时间叠搭在一起，历史的非连续性，使得小说里的“现实”笼罩着一层恍惚的非现实感。毕竟，在本雅明看来，“寓言”是关乎救赎的表达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班宇的成名作《逍遥游》中：身患尿毒症的“我”什么都在失去，并最终认清了自己的虚弱一一对应的象征世界在解体，人物等待在绝对的空无之中。小说无穷无尽的反讽像波浪一般涌动拍击，组织起无穷无尽的高度写实的细节与语言，一切建基在反讽的虚空之中，而这虚空又包含着等待。《逍遥游》超越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成为反悲剧的悲剧。

总之，“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同时，基于对类型小说叙述的挪用，乃至于小说所外在的故事性和道德感，这种召唤可以穿越文学场，抵达到所有的读者。文学与现实，技法与道德，艺术与市场，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

三、“新东北作家群”的未来

如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复现：一群和文坛素无瓜葛的东北青年，以他们的写作震动文坛。对于逐渐边缘化的当代文学，这群青年作家再一次提醒我们，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去的“专业”，而是从来都和生活血肉相连。但是当他们站立在文坛的中央，未来何去何从？八十年前的传奇，最终并没有圆满的收场。

在“新东北作家群”中，班宇对未来有一个戏谑而不乏深刻的展望：

2035年，80后东北作家群体将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学者教授层出不穷，成绩斐然。与此同时，沈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都，东北振兴，从文学开始。

2065年，文学将进入智能定制模式，足不出户，即可下一单文学作品，以供阅读。可对语言、流派、字数、地域、姓名、故事模型等多种项目进行勾选和填写。宣传口号或为：××外卖，写啥都快。生命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博尔赫斯于同年复活，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天堂不是图书馆的摸样，地狱才是，感谢你们将我拯救出来。次月，他觉得仍处地狱，不曾脱离。

2095年，文学的全部概念均被瓦解，已不存在，无人提起。只有一少部分人进行秘密结社，坚持从事写作这种古老活动，被视为正统社会的异端，生存空间极其狭隘。他们试图与写作机器对抗，但屡屡挫败。同年某地下室，东北作家群体遭逢博尔赫斯，并将其击倒在地。原因不明。[17]

班宇这段“展望”触及到了宰制“新东北作家群”的多重维度：学术体制、纯文学、技术现代性社会。他们的写作首先被学术体制化，之后面临着演进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化文学的压制，最终被“写作机器”及其对应的非人化的技术现代性社会所取消。而这一切的结局——或者说开始——是作为象征的博尔赫斯，在一个文学黑客帝国般的世界里，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新东北作家群”遭遇博尔赫斯并将其击倒，不知道他们在百年后能否逆转未来？

技术现代性社会最终将毁灭文学，而将文学知识化的文学批评与将文学技术化的纯文学写作，构成了技术现代性社会的文学建制。由此反推，“新东北作家群”写作的未来，在于能否抵抗技术现代性社会及其文学建制。“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作为当代文学的岔路口，使得两条道路得以显豁：一条道路是“文学是数学”，就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最终被史密斯感染，“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将最终变得技术化，文学最终和当代世界金融化、符号化、虚拟化的逻辑契合，脱实向虚，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叙述游戏，直至被取消；一条道路是“文学是人学”，“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从东北开始，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势必将挪动两个文化政治坐标：技术现代性社会中“东北想象”的位置、文学场中“东北文学”的位置。有以下诸种的主流“东北想象”彼此交叠：基于市场经济视点，“东北”被视为官僚化的计划经济残留；基于现代化逻辑的视点，“东北”被视为贫困的欠发达地区；基于都市文明视点，“东北”被视为愚昧的乡村；基于现代理性社会的视点，“东北”被视为粗野的奇观。总之，“东北”被视为以理性、技术、效率为内核的现代性文明的“外部”，这种现代性想象在当下处于绝对的霸权地位。

基于这种霸权想象对于“东北文学”的限定，一方面“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受到文坛欢迎，东北文学的冷峻残酷，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填充以往小资化写作的贫乏虚无；另一方面，“东北文学”被理解为一种地方文学风格，“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被无意识地暗示要走出“东北”，变成“成熟”的职业作家。

“新东北作家群”承受压力的地方正在于此。落实到写作上来，成名后的双雪涛、班宇等开始表露出求新求变的倾向。班宇在2018年第5期的《作家》上发表《山脉》，小说共分五节，炫技般的先后使用文学评论、讣告、日记、小说、创作谈五种文类，彼此互相指涉，构成叙述的迷网。其中第四节即小说段落是我们熟悉的班宇小说, 塑造了一个善良、懦弱、爱读书的、最终在持续的侮辱中失踪了的工人。然而这样一个故事陷落在前前后后的叙述网络里，共情被悬置，意义指向变得陌生化。班宇在此对于自身“写作”（小说中“小说家班宇”出场）刻意暴露、中断、戏仿，试图在寻求一种新的写作方法，以此向批评者展示自己的“技术”？同时，班宇在《唤醒疲惫之梦》这篇文论中反思“小人物”书写：

对于“小人物”的书写，在今日而言，与其说是惯性，不如看作是一个传统而安稳的起点，一种陈腐、仓促但却可以身体力行的抵抗手段，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从这里开始，贡献或者呕吐出自己的经验，并将其作为批判与抗议的工具。与此同时，所有的叙述又都很难不沦入上述的想象境况——写作者不再与自身的固见作斗争，也没有经过破裂与自我组建，只是站在高台上展示出来，成为大大方方的输家，扯开一面旗帜，落寞与溃败在此迎风招展。在这样的困境里，书写的突围变得难以实现。[18]

笔者以为，班宇《逍遥游》等小说已经为“写小人物”创制了一种新的叙述，但这种文学实践还缺乏足够的讨论，班宇自己也似乎有些犹疑。和班宇的反思相比，双雪涛走得更远，他已经开始逐步去东北化， 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2018年11月23日）中，双雪涛谈到：

说到《平原上的摩西》和《北方化为乌有》，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问题，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机巧，尤其是《北方化为乌有》。这个题目虽然比较容易被人记住，但我稍微有点武断。我可以辩解说“北方”是见闻，或者我永远不承认“北方”是沈阳，但这明显带有一点狡辩的意味。根据小说叙述的设计，在一个集中的环境、准确的时间——除夕夜，人物往我视域上靠拢，写得比较集中。现在看这个小说写得还是紧了一点。出发点其实是叙述的乐趣，而不是追求历史真相，但写着写着就自动把你带到那个东西里面去了，去寻找当时真实发生了什么。[19]

在双雪涛2019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猎人》中，东北的场景与故事基本上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作家、编辑、出版人、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明星、经纪人、记者等人物。唯一的东北故事是《杨广义》这一篇，作为“神刀杨广义”，这个1990年代的工人依赖传说中的刀法，逃逸在传奇之中。理解《猎人》和双雪涛的变化，代表性的作品是《武术家》，从“九一八”之后的奉天写到“文革”期间的北京，国仇家恨，最终不过是日本武士邪术作怪，人形鬼身，最后居然化为江青。小说结尾，主人公借助一句咒语“春雨细蒙蒙 我身近幻影”，将江青——或者说日本武士的“影人”——化为一缕飞烟。

小说貌似荒诞不经，实则作者有深意存焉，贯穿《武术家》始终的，是对于“身”与“影”也即“实”与“空”的辩证讨论，小说也是在这一哲思下，刻意以“轻”写“重”。但通读下来，实在难言成功。这篇小说以过于轻易的叙述解构二十世纪的诸种“大叙事”，小说只是借助词语的魔法来完成“复仇”，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叙述的乐趣”旨趣所在。假设以这种叙述策略重写《平原上的摩西》，将1990年代的工人一代讲述为不过是中了日本武士的邪术，困在九千元学费前的少年们是看不清“我身近幻影”，不知道能否说服曾经的作者？

双雪涛的文学世界中一直有一条奇幻书写的暗线。他写过一篇致敬王小波的《我的师承》[20]，王小波无疑是叙述的大师，但学习王小波很容易流于表面。王小波的叙述天马行空，奇趣横生，但叙述深处有不可化约的沉痛，由创伤、记忆讨论到革命、技术现代性，始终聚焦在二十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议题与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交错。把握不住王小波叙述背后的思想性，很容易流于叙述的游戏，最终叙述指向的是一种虚无的逃避。有论者将王小波小说视为“犬儒主义哲学”[21]，固然有些简单化地理解了王小波小说，但也点中了王小波流行开来的时代氛围。

双雪涛的小说结尾常常以“湖”“河”“大海”或“天空”结束，有论者指出双雪涛以“水”结尾，是对历史性的失序之后坠落的恐惧，“水”是作者恐惧感的物质赋形[22]。这种看法有其道理。笔者就此补充的是，无论是陷落在水中还是消失在空中，是将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想象性地解决，如双雪涛在《天吾手记》（台湾版，2019年出版）序言中所言, 观察生活和书写生活可能是逃离生活的最好办法。双雪涛东北书写中的“传奇感”，就此很容易滑向奇幻。出生于1983年的双雪涛与郭敬明等“80后”作家尽管前后出道差了十多年，但他们是同龄人，郭敬明的《幻城》《爵迹》以及网络文学中的玄幻文学，长久地居于青春文学消费市场的主流。规训郭敬明以及网络玄幻作家的文学生产机制，对于双雪涛而言，同样构成了赛壬的歌声。而双雪涛对于奇幻故事并不陌生，无论是长篇处女作《翅鬼》还是最早被改编为电影的短篇小说《刺杀小说家》，他的奇幻书写虽然远远不如东北书写，但一直绵延不断，在《猎人》中重新翻为主流。

双雪涛的奇幻写作也不乏出色作品，《猎人》中最出色的一篇是《火星》，一对中学恋人多年以后相见，一个穷小子和女明星的俗套，被极为精彩地翻转，语言节制准确，布局谋篇老练，叙述上极为成熟。然而这篇小说骨子里是鬼怪加情义的都市传奇，小说象征性地发生在“上海-山区”，面对着寻求刺激与慰藉的中产阶级受众。因双雪涛目前所在的文学场的位置，一个定居在北京的职业作家，一个面向都市受众的电影编剧，“都市传奇”有可能取代“东北往事”成为他主要的文学方向。

笔者在2017年化用文学史经典概念，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呼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但这一提法屡遭善意的讥讽。随着班宇、郑执等一批作家的崛起，笔者当年的预判没有落空。但这里笔者不是为预见实现而自鸣得意，相反，当时的忧虑在今天可能更为迫近。双雪涛当下的写作，处于一种历史性的分裂之中，就像《火星》中的主人公一样：不断地自我暗示，“必须承认自己，自己，自，己，是仅有的东西”[23]；同时和这种奋斗口号般的暗示永远纠缠在一起的，是不断浮现的远方和青春岁月的回忆。

在一个集体的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更大的困境，是怎么处理“阶级”与“地方”这两个范畴的往复辩证，这两个概念长久以来既互相成全又互相遮蔽。一批书写“下岗”的作家被窄化为“地方”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包括笔者提出的“新东北作家群”等等既是一种便捷的命名，也是一种必须有所警醒的“限定”。如何从“寻根文学”以来的文学范式中挣脱出来，解构“地方”这个范畴的束缚，书写超越地方的总体现实以及对应的情感结构？没有这一文学范式的转移，无法实现普遍化的“共情”，无法打破地方与地方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坚冰。必须点题，“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注释：

[1] 《抚顺故事集》2009年的最初版本并不完整，和该书正式出版的最后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相比，2009版没有“地方”（10篇）部分，“人物”篇缺《姥爷》《马丁之痛》。据赵松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他是在2006年期间为应黑蓝文学网的网刊之约写专栏，每月一篇，写出《抚顺故事集》最初的13篇。

[2] 该书后以《潦草》为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在2018年出版。

[3] 同一届作家班同学是张楚、崔曼莉、南飞雁、杨薇薇、孙频、侯磊、郑小驴。

[4] 双雪涛、三色堇: 《写小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庸俗》, 《北京青年报》, 2016年9月22日文化版。

[5] 参见《董宝石对话班宇：野狼disco不是终点，我要用老舅构建东北神奇宇宙》，GQ Talk，2019年10月9日。

[6] 同上。

[7] 参见贾行家《纸工厂》演讲。

[8] 双雪涛：《大师》，《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9] 班宇：《盘锦豹子》，《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45页。

[10] 班宇：《盘锦豹子》，《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44页。

[11] 双雪涛：《冷枪》，《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12] 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13] 王德威：《畸人行——当代大陆小说的众生“怪”相》。选自《众声喧哗——30到80年代的中国小说》，209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88年第1版 。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讨论过王德威这一看法的文学史意义。

[14] 李陀以班宇小说为例谈到这一现象：“约有二三十年了，小说的写作流行一种文体：无论叙事、描写，还是对话，往往都或隐或显地带一种翻译腔，文绉绉的，雅兮兮的，似乎一定要和日常口语拉开距离，似乎这个距离对‘文学语言’是必须的，不然就不够文学。班宇大胆地断然拒绝了这种书面语言，他把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融入了叙事和对话，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改革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李陀：《沉重的逍遥游——细读〈逍遥游〉中的“穷二代”形象并及复兴现实主义》，参见“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微信公众号-“新东北作家群”特辑。

[15] 埃里希.奥尔巴赫 ：《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 吴麟绶、 周建新、高艳婷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96页。

[16] 同上。

[17] 班宇：《未来文学预言》，参见《鲤·时间胶囊》，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7页。

[18] 班宇：《唤醒疲惫之梦》，出自《“当下文学中的‘小人物’书写”三人谈》，《福建文学》，2019年第7期。

[19] 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 第2期。

[20]双雪涛：《我的师承》，《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21]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三联书店，2009年，第259页。

[22] 喻超：《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记忆与创伤叙述——关于双雪涛的文学创作》，未刊。

[23] 双雪涛：《猎人》，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