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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在英国剑桥家中溘然长逝，走完了他90岁的一生。这位犹太裔知识分子生在法国，学在美国，著作被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最后长眠于英国。他是漂泊在大陆上的旅人，同时也是思想的漫游者，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犹太人的归宿不在某地，而在时间里，在他高度发达的作为个人语境的历史意识中。六千年的自我意识就是他们的家园。”

斯坦纳1929年出生于巴黎，父母都是奥地利犹太人，父亲曾是奥地利中央银行的法务人员，他早早地嗅出“闪亮耀目、自由开放的维也纳文化底下，对犹太人有系统的、教条式的仇恨即将爆发”，于是在1924年举家从维也纳迁居巴黎。这敏锐的嗅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次拯救了这个家庭：1940年，在德国纳粹攻入巴黎的前夜，斯坦纳一家乘船离欧赴美。

与他的许多犹太同胞相比，斯坦纳无疑拥有幸运而丰硕的人生：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和日内瓦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著有《语言与沉默》《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马丁·海德格尔》等多种重要的学术著作，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安诺·多米尼：三个故事》《证据与三寓言》《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堡之途》《海洋深处》《下午五点》和散文集《未尽的激情》等，其中，《证据与三寓言》曾获“麦克米伦小说奖”，《未尽的激情》获“温盖特非虚构奖”；他还是许多期刊和报纸的定期撰稿人，他为《纽约客》撰文30多年，贡献了超过200篇评论。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生涯中，斯坦纳获得过法国政府的荣誉骑士勋章、比利时应用科学研究院理事会授予的阿尔伯特国王勋章、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传播与人文奖，并先后被东英吉利大学、鲁汶大学、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布里斯托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列日大学、阿尔斯特大学、杜伦大学、萨拉曼卡大学、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博洛尼亚大学、里斯本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同时他还是美国文理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名誉院士。

但平静优渥的生活无法驱散深植于斯坦纳心中的犹太人乡愁，他始终以“幸存者”自居。从事实来看，由于父亲的远见，童年的斯坦纳躲过了纳粹屠杀；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对犹太人的灭种式屠杀使这一种群的智慧与情感也几乎被毁灭殆尽，斯坦纳认为：“现在幸存下来的主要犹太群体没有一个保存或重新获得这种智慧品质。”因此作为“幸存者”，他自觉有责任继承中欧人文主义学者的衣钵，用文字将犹太人的珍贵遗产记录在自己的作品中。

这种“幸存者”的忧悸持续影响着他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研究。作为学者，斯坦纳有着令人艳羡的语言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给养，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我的阅读大致平均地落在法文、英文、德文上。我的成长经历完全是三种语言并重，而背景也总是充满多重语言。我美丽动人的妈妈通常以某种语言开头，以另一种语言结尾。”许多年后，他终于意识到，犹太人对语言的敏感是一种沉重的天赋，这与他们失去家园后的陌生感和暂居感密不可分：“欧洲犹太人学习语言很快，他们必须快速学习语言，因为他们经常流浪，但是，我们也许永远难以获得一种终极的‘家园感’，那种一个人与他的母语之间无意识的古老的亲密感。”

斯坦纳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由席云舒引进到国内，是李欧梵、刘象愚主编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之一，那时候国内学界对这位在欧美享有盛名的批评家还很陌生。事实上，早在1975年，李欧梵就在台大外文系的《中外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评论《语言与沉默》的文章，此文又被用作《语言与沉默》中文版的代译序。李欧梵称斯坦纳为“‘人文’批评家”，这表现在他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及其所诞生的社会背景的强烈关注，并认为斯坦纳的中欧式人道主义思想形态与他的犹太血液息息相关。的确，从斯坦纳的文字中传递出来的信息看，犹太民族的“幸存者”这一身份对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选择起到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起，斯坦纳对于纳粹大屠杀与西方文化之关系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这种兴趣甚至是排他的，以至于他难以理解和接受同时代的写作者在关于文化理论的著作中绕开大屠杀这一重要事件。他曾将矛头对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他说：“屠杀欧洲犹太人反映了基督教的本质及它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存在问题，艾略特怎么能在发生了大屠杀后详细描述基督教并呼吁建立基督教的秩序?”在斯坦纳看来，大屠杀的发生宣告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失败：“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优美文化与残暴屠杀同存共生令人不寒而栗，斯坦纳正是通过这样的残酷真相，率先揭示出阿诺德时代“文化能带给社会甜美与光明”的美好愿景在20世纪已经破灭，西方人文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斯坦纳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文学和翻译理论。《语言与沉默》的中文译者李小均在其研究斯坦纳的专著《来自废墟的信使》中，以20世纪70年代为一个大概的分界，将斯坦纳的理论贡献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理论主要针对语言文学，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和在西方翻译理论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别塔之后》，在后一著作中，斯坦纳主张“理解即是解码，翻译即是交流”，阐释翻译学理论由此发端；斯坦纳还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四步骤”理论，即“信赖、侵入、吸收、补偿”，这被视为译者主体性的突出体现。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斯坦纳又先后出版了著作《海德格尔》和《安提戈涅》，前者成为斯坦纳被介绍到中国的敲门砖。80年代存在主义思潮在中国风靡一时，于是这部介绍海德格尔主要作品和思想发展的论著大受欢迎，但在当时，中国读者主要关注的是海德格尔，却很少有人关注斯坦纳。

然而作为一个卓有建树的文学理论家，斯坦纳对“理论”却有着高度的警惕甚至排斥。这种警惕的来源，要追溯到他自童年起对无法穷尽的独特性和种种差异变化的迷恋。斯坦纳在著作中多次表达自己对“理论”这一提法的不信任，他认为人文学科是无法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的学科，对人文学科的反映是出于直觉和个人的选择与品味，因此人文学科的理论是具有欺骗性的，是“失了耐心的直觉”。他犀利地指出，“理论”在人文领域的盛行不过是为了抵抗人文学科在科学面前的式微：“我认为当前的理论在文学、历史、社会学等论述的胜利，其实是自我欺骗，无非是因为科学占上风，人文学科为了背水一战而发展出来的。”类似的警惕也体现在他对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态度上，在发表于1963年的《人文素养》一文中，斯坦纳尖刻地发问：“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并指出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斯坦纳所批判的是当时存在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主次关系倒置的现象，他对读者们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前先阅读书评，以二手信息取代个人判断的行为痛心疾首，因此呼吁停止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凌驾，结束批评家对作家的僭越。但如果这篇文章仅止步于此，斯坦纳也便与他所批评的二流批评家半斤八两了，可贵的是在文章的末尾，斯坦纳进一步提出了他心目中文学批评的任务，并以此表达了自己对匡正创造与批评之秩序的希冀：“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以精确、敬畏和快乐为榜样。相比于创造行为，这是次要的任务。但它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

斯坦纳是一位勤勉的创作者，直到去世前的几年还在坚持写作。在他漫长的创作生命中，受到了很多赞美，也承受了不少诋毁。斯坦纳充满道德追问的写作风格使他的追随者将他送上“中欧人文主义传道者”的神坛，却也遭到反对者的诟病，称他“最喜欢的方式是质问，这往往意味着他提出的问题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会知道答案……”斯坦纳的理论到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他的作品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文化和良知的再思考，可能仍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交给后世来评判。但我们不该忽略的，是他以历史的教训叩问时代的勇敢与热忱。除此之外，他还难得地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于自己所处的群体不吝批评和反思，他对理论家和批评家作用的反省鞭辟入里，在对纳粹大屠杀的剖析中也没有因为伤痛而绕过纳粹主义理念是在模仿犹太人“上帝选民”观念的残忍事实。民族的仇恨没有让他耽溺于怨恨，而是终身都在为反对民族主义、建立世界视野而呼号。

斯坦纳回忆录的中文译名是“审视后的生命”，如今生命虽然已消逝，但他留下了审视的眼睛、隽永的文字和伟大的思想。这位被摧毁的犹太世界的“幸存者”，留下了远远超过“为失落的犹太品格作传”的灿烂遗产，完成了他的光荣使命。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